正文
『國際觀察』
[大國戰略
]劉濤：中國崛起策係列 (轉載)
中國崛起策九：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
本文簡介：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不應該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幹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出當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係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中，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將在本文中嚐試著提出一些新思維並提出中國的大戰略。
I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戰略應當“去意識形態化”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當為當前的國家利益服務，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識形態不應幹擾和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和長遠戰略的設定。
這一點上美國人堪稱是典範，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國內興起了對如何處置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討論，許多美國人希望永久削弱這兩個富有軍國主義傳統、侵略成性的國家，美國士兵也質疑如何在德國分辨“誰是納粹以及誰不是納粹”。總之在一個國家戰勝另外一個國家之際，戰勝國通常的想法是徹底削弱對方，讓對方的經濟產出能力和國民的精神意誌受到毀滅性地打擊而無恢複能力。鑒於美國與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戰爭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鬥爭，如果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嚴厲懲罰德國和日本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後來曆史的發展讓人瞠目結舌，美國擊敗兩個國家後立即對兩個國家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美國不僅實施馬歇爾計劃向兩個戰敗國大量輸血，而且還通過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係規定了美元不可以對馬克和日元貶值，相反德日兩國卻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對美國的出口。之後爆發的韓戰更是為德日兩國送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兩國利用戰爭所需要大量軍需品之際，擴大了生產線和生產能力，這把兩國送上了經濟大國的道路。
美國這種在哪裏擊敗某國就立即在那裏進行建設的思路是極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這需要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克服其固有的報複心和複仇意識，冷靜下來從長遠的觀點來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手中的兩個戰敗國成為美國在世界大棋盤上兩個絕佳的棋子，美國重建德日兩國並扶植兩國對美國而言發揮了重要的曆史性作用: （1）美國擔心，德國日本的戰敗和被削弱會導致亞歐兩大洲失去均勢，法國和中國會成為亞歐兩大洲的新強權。美國的全球戰略裏不希望有任何一國成為該地區的霸權國家，因此極力反對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強德日的經濟實力來製約法國和中國的獨大。（2）重新讓德日兩國經濟強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要用德國來製約共產蘇聯的擴張，並利用日本來製約紅色中國。德日兩國因為成為反共的前沿陣地國家而立即由戰前的敵國轉變成戰後的同盟國。（3）德日經濟的發展為美國的產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場，之後德日兩國經濟上追趕美國，也為美國的產業升級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機。（4）德日兩國的經濟奇跡起了一個“櫥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緊鄰西德的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在西德的經濟奇跡下黯然失色，許多東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嚴重損害了東部陣營的穩定性，西德在後來的蘇聯和東歐陣營的解體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經濟奇跡也間接刺激了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讓中國告別了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體製向西方靠攏。（5）富裕的德日兩國成為美國重要的財政來源，美國在進行戰爭、財政匱乏時，德日兩國總是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援助。
總之，美國沒有從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進行簡單的民族複仇主義，而是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戰略下進行了對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謀取了最大的國家利益。
另外一個很好的在外交和國家戰略中采取實用主義立場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政府。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先是和蘇聯領導下的東部陣營結盟， 1972年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的會晤事實上標誌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結盟。當時我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舉國上下都處在狂熱的意識形態革命中，任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和“西方”的東西都被徹底禁止，更談不上與西方世界發生任何聯係了。就在這樣一個泛意識形態化的時期，就在中國和美國事實上還處於越南戰爭交戰狀態中，毛主席通過他的大戰略創造了中國外交戰線和國家總體戰略的全新局麵。當時無論是左派國家和左派力量，還是右派國家和右派力量，都沒有能預見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兩個互為敵手長達20多年的國家能夠戲劇性地改善雙邊關係。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讓世人耳目一新，雙方事實上結成了針對蘇聯的準結盟關係。中國迅速擺脫了孤立的外交局麵，和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和西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走向世界的大戲從那以後就徐徐拉開了序幕，一直到鄧小平上台推動改革開放的國策。可以說，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富有遠見，沒有讓當時國內的意識形態狂潮來幹涉我國的外交戰線，是中國能迅速轉向采取新興國家大戰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國和日本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是倍受當時的政治觀察家和評論家關注的一件大事。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兩個互相為仇敵的國家，居然能夠實現和解走向和平結盟的新局麵，這確實是中日兩國具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壯舉。特別是考慮到二戰才僅僅結束30多年，許多痛苦的曆史記憶依然清晰，那個時代的中國領導人能夠超越曆史，開創新局，真的是高瞻遠矚，富有遠見。當時西方媒體對中日締約的報道多是用“難以置信”來描述，有的媒體甚至用“黃黃結盟”（黃種人和黃種人的結盟）來報道。通過中美和中日的準結盟關係世界政治版圖和戰略版圖被重新劃定，各大列強之間重新洗牌，國際政治的全新局麵誕生了：中國被包圍的困局被徹底打破，在全球處於戰略攻勢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而處於被包圍的戰略局麵，美國和中國加上西歐和日本對蘇聯事實上構成了強大的戰略包圍事態，蘇聯感受到了空前的戰略和地緣危機，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麵。美國由於經曆韓戰的平局和越戰的慘敗處於戰略守勢，通過與中國的準結盟關係得到一定緩和和恢複，重新處於有利的國際戰略局麵。這從當時蘇聯國內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證，蘇聯的媒體塔斯社強烈批評和攻擊中日締約是針對蘇聯而來、是不可饒恕的反蘇陰謀，蘇聯官方的報紙更是連篇累牘地攻擊中國，並刊登了大量的漫畫來諷刺中日結盟，認為兩大黃種人民族配合美帝來瘋狂反蘇。按照毛主席的觀點，敵人反對的正是我們要讚成的。敵人害怕的正是我們要作的。蘇聯當時歇斯底裏地攻擊正反映了蘇聯強烈的不安和恐懼，中日改善關係戳到了蘇聯帝國的痛處。
話又說回來，如果當時毛堅持“共產主義永遠不和資本主義打交道”的教條主義的路線的話，鄧如果堅持“日本侵略過中國，中日永遠是世仇”的民族主義觀點的話，中國是不可能打開外交戰線的新局麵，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戰略大格局的，也許中國今天還處於四麵為敵、被全麵戰略包圍的局麵，那我們也就談不上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和經曆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新局麵了。曆史的經驗和中外的範例告訴我們，要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一定要把國家大戰略的建構、外交方略的製定和意識形態脫鉤。我們不能讓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來幹擾國家戰略，否則其結局是國家長遠利益被損害。我們的一切方針和政策應當從國家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中國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拒絕少數極端主義思想的綁架，其目的在於維護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具體說來，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強”，美國越來越退化成“軍事產業複合體”的局麵下，中國不應當排除跟任何一個國家結盟（除了美國以外），不應該預設任何立場和先決條件。國家利益，隻有國家利益才是我們最大的政治。特別是中日關係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中日兩國既然在1978年，在那個離二戰結束不遠的年代能夠締結和約，共釋前嫌，開創中日關係的新局麵，就沒有任何理由在二戰結束後近60年的時間依然被過去的曆史所綁架。我們如果總是沉浸在過去的曆史和痛苦的回憶中的話，那我們就不能擁有更美好的明天。當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日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日本政府，特別是小泉個人的性格和行為特征，要負主要的責任。當日本領導人一次一次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時，就一次一次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挑動了中日兩國最敏感的神經。更為複雜的是，美國一步步把日本綁上美日同盟的戰車，日本國內日益右傾化讓中日改善關係越發困難。的確，有許多因素我們無法完全主導，我們無法直接把日本從美日同盟的戰線拉回來，但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作為讓日美同盟更加穩固還是更加鬆動？我們的行為和行動是有利於爭取廣大的日本民眾還是在把越來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陣線？我們是否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以爭取日本人民？我們是否能夠把民間反日的口號改為“反對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對日本極右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是否給予了日本國內許多左翼進步人士、因反對右翼勢力而遭受生命威脅的進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華團體以足夠的道義上的支持？我們是否意識到了我國民間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標語事實上損害了中日兩國人民的觀感，並間接支持了日本的極右翼勢力？我們是否意識到狹隘的民族主義讓包括左翼在內的日本進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國威脅論”？
中日關係隻是中國建立大戰略的重要一環，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轉換思維，讓我國的外交和國家戰略回到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實際上朋友和敵人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是不斷變化的。中共的曆史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曆史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變成敵人，敵人也有可能變成朋友。這裏就是一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問題。如果中共不能正確判斷不同曆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國成立後曆屆中國政府不能根據不同時代的需要進行科學的判斷 “什麽是主要矛盾”，那麽中國就不能擺脫同時被兩個超級大國包圍和敵視的困局，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麵。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於毛澤東主席的戰略判斷：蘇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蘇聯也是那個時候中國最大的戰略威脅。蘇聯在漫長的中蘇邊界上陳兵百萬，並揚言隨時會進攻中國，還狂妄的宣稱蘇軍的坦克集團軍可以在三天之內通過平坦的東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蘇聯領導人也多次揚言要對中國實用大當量的原子彈攻擊。中國政府完全把蘇聯的這種軍事威脅和戰略威脅看成是真實而又巨大的威脅。當主要矛盾一旦確立，其它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國就可以和宿敵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聯盟。同樣，當時美國的戰略判斷也認為蘇聯的共產帝國主義擴張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矛盾，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而同樣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因為脫離了蘇聯和東歐的體係並與蘇聯徹底交惡而成為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這也是基於美國人對全球戰略局勢的基本判斷。當主要敵人確立了，次要敵人就不再那麽麵目可憎、而變得溫情脈脈了。
美國除了對全球的戰略局麵會進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斷，還會對每一個區域進行全麵綜合的戰略判斷。比如在歐洲美國要利用英國和東歐來牽製德法，以達到歐洲大陸的戰略均衡。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美國扶植阿根廷來牽製巴西，因為巴西麵積廣大、人口眾多，極易發展成為拉丁美洲大陸的領袖，美國的算盤是扶植次強來牽製本區域最強大的國家。在亞洲美國知道中日一定會是亞洲的主導國家，因而日本過於強大時，要壓住日本的風頭，並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國，讓中國不能過於衰弱。比如1980年中國剛改革開放時，日本的經濟風頭正健，一度有要趕超美國的氣勢，美國給予了中國很多幫助，並通過廣場協議和強迫日元升值來狠狠打擊日本。當中國強大了，日本相對衰弱時，美國則要扶植日本，穩固美日同盟，並極力拉攏亞洲第三強國印度，來防止中國在亞洲大陸取得主導型的強權地位。
我非常欣賞劉亞洲將軍在其“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大戰略”一文中提出的論點：美國對付中國最重要的牌不是台灣牌，而是日本牌。筆者認為，如果中美兩國是牌局的兩方的話，台灣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大王。美國可以根據中國發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來，當美國打日本牌時，就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判斷發生重要變化，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戰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進行一定的鬆綁。對日本進行鬆綁的程度與中國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國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勢不可擋，美國就會越快加固美日軍事同盟，並進一步為日本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開綠燈。但不管美國如何給日本鬆綁，美國都不會讓日本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政治軍事大國，因為美國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獨立的日本不排除會反噬美國，讓美國嚐到自作自受的苦頭。但是美國打出日本牌向中國發出了極為危險的信號，因為這畢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和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的聯盟，這必將對中國在戰略事態上構成極大的威脅，並在某種程度上鼓勵極端的台獨分子，讓已經處於下坡路的台獨運動得到刺激，死灰複燃。前一段時間我國曾經試圖說服美國關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曆史的問題，因為對二戰曆史觀的挑戰按道理不僅是對中國的挑戰，也是對美國的挑戰，但美方拒絕幹預中日兩國曆史爭端的問題。這再次反映了美國的立場：那就是一旦拉攏日本遏製中國的主戰略一確定，日本領導人參派靖國神社的問題就屬於次要矛盾，美國人當然不願意插手。
我想，美國人對亞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徹，知道亞洲民族驕傲自大並以自我為中心，每個民族都想壓倒別的民族成為本區域的霸主。亞洲各國複雜的曆史、文化、種族和民族國家矛盾成為美國最好的切入點。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國來調停亞洲國家的曆史衝突，美國最大的戰略利益在於亞洲國家（中日韓朝）因為曆史而繼續衝突下去，最好這種衝突延續到22世紀都不結束，這樣美國將永遠“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讓亞洲國家永遠不得自立，還得依賴外來的保護神山姆大叔來調停和仲裁，也得依賴美國來為大家劃定的非軍事區來維持恐怖平衡。如果是這樣，亞洲人的獨立將永遠是個美夢。同時，美國人在全球每個大洲都會找出相應的鷸蚌，歐洲的、拉美的、中東的鷸蚌都是美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資產。
美國利用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現行的世界戰略格局，如美元霸權、世界銀行和IWF、軍事霸權、各大洲的戰略均勢和結盟關係榨取了無限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這樣的體製也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隻是，判斷出世界主要戰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強國甘於臣服在這種體製下嗎？如果我們中國懷有自己的曆史使命，認為中國應當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強國，並致力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多級格局的話，我們就應當積極的進行結盟，和其他二級強國的結盟(俄、法、德、日、印)。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被削弱的不應該是上述二級強國的任何一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國家的勢力應當被削弱的話，那就是美國。因此中國最重要的對手不是我們東邊的鄰居，也不是我們北邊的鄰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個國家，那個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獨霸的國家。
III 一個新概念：“議題式結盟”
談到這裏，筆者必須申明一下我在這裏不是要提倡一種反美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樣有害、不理智的，我們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和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經濟上早已緊密相連，分別成為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要全麵反美，不購買美國的產品的話，那損害的不僅是美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中國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國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生產線已經遷到中國，多少中國的產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國，在全球化化時代，國家與國家的利益早就交織在一起，我們甚至無法說清楚一件寫著Made in China的產品是否完全是中國的產品。另外，西方許多國家的民眾雖然厭惡小布什，但依然對美國有很強的依賴和很深的感情，畢竟美國把歐洲國家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也抵抗了蘇聯帝國對歐洲大陸的擴張和吞並，維護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東歐國家把美國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這些筆者都表示理解。
筆者要傳揚的一種信息是：我們反對的不是美國，更不是美國的製度和價值觀念（美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當然是一種進步的模式），我們反對的是美國在許多領域裏獨霸世界的圖謀。正如民主製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論一樣：我們並不是不放心某一個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個再好的人都可能壟斷權利而形成個人獨裁，造成很大的損害。我們要有一種機製防止權利的壟斷和獨裁，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製衡。同樣我們也不是要針對某一國進行牽製，我們反對的是任何一國因為權利過大而形成壟斷，進而為所欲為，而國際機製和國際法失去了任何牽製和平衡的能力。這樣，再“好”的國家都會權利膨脹而走向反麵。筆者當然認為，美國在曆史上是一個很正麵積極的國家，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今天美國對國際權利的壟斷，對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壟斷已經讓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國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國一國的軍費就超過了全球其他190個國家軍費的總和，美國正在積極謀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製權，這再次印證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沒有製約的權利就會導致腐化墮落，美國人也是人，不是神，他們也有人類普遍的缺點，他們也需要製約和監督。
回到這一節的基本話題，我們該如何結盟。當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特征讓傳統的結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戰。世界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早已互相依賴，國際貿易也讓大家互相依賴，結成命運共同體。我們很難結成過去那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戰和二戰中列強的各種結盟關係，冷戰時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結盟關係。這些國家，一旦結成盟國，就是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全麵夥伴，一方盟國的存在致力於消滅和鏟除另外一方，雙方誓不兩立，沒有任何妥協餘地可言。 就今天的國際條件而言，這樣的結盟關係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殘留的冷戰尾巴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韓軍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歐同盟也已經很難說是全天候的同盟關係。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早就讓北約組織失去了共同的敵人而無所適從了，美歐和美日內部的經濟和貿易矛盾卻如火如荼，經常發生的美歐貿易戰就是明證。
因此今天我們中國和其他國家結成這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即使結成了這樣的同盟，也會給全世界帶來新冷戰和世界大戰的陰影，讓人聯想起二戰前協約國和軸心國的對立和二戰後美蘇的對立，這勢必不符合當前全世界和平和發展的總體趨勢，而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很大的損害，給中國的國家形象帶來極大的負麵作用，坐實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揚的“中國威脅論”的指責。如果中俄結成過去類似華約的全麵結盟關係，那麽中俄勢必會冒著被整個西方世界孤立和敵對的危險，這樣中俄將失去西方國家的投資、技術、貿易和市場，從而讓兩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大大地阻礙，這是兩國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麵。而且現在兩國都把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係看成是遠遠重要於雙方之間的一種關係，因此這樣的中俄結盟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樣，假設中國和日本全麵結盟，這到的確可以改變世界經濟版圖，把兩個有巨大生產力的黃種人的民族聯係起來，但是這將坐實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裏所宣揚的那樣，儒教文化國家結成聯盟對抗西方文明，從而為全世界帶來巨大的不安和陰影，這也必將損害兩國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結成全麵的排他性聯盟，這也是在印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俄羅斯雖然也是基督文明國家，但所信奉的卻是基督教的旁支 — 東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國家一般把俄羅斯看成是“非我族類”。因此這樣一個排他性的結盟也會被理解為儒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從而帶有強烈的文明衝突和宗教衝突的特征。這也顯然不符合時代潮流。
因此筆者要提出一個新概念，那就是議題式結盟。當今世界各國的結盟不再是單純的理念結盟（比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間的結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等），也不再是傳統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軍事結盟（協約國－軸心國），而是一種複雜的結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是多層次和立體的，依照不同的題目和問題各國可以進行多樣的排列組合，結成不同的聯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筆者稱之為議題式結盟關係。比如按照經濟議題各國可以組成聯盟關係，但這樣的聯盟不是以消滅另外一個聯盟為目的，而主要是維護本聯盟內部的經濟利益（比如歐盟，東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按照政治議題各國也可以組成聯盟關係（比如致力於非洲統一議題的非洲統一組織）；按照能源議題各產油國結成的聯盟關係（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根據地緣政治和反恐結成的聯盟關係（比如上海合作組織）；致力於跨地區經濟溝通的聯盟（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兩個在某些領域裏對抗的國家可能在另外一個議題裏卻是結盟的國家，比如中美兩國既有地緣政治的衝突、包圍和反包圍，又有經濟的合作和結盟。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美國和中國在不同的經濟議題上的合作將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中國會放棄在中亞和伊朗的地緣政治的爭奪，相反，雙方在這個議題上的鬥爭會更加激烈。這兩種相反、看似矛盾的發展會長期同時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全麵的敵人，也沒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將視議題而訂，這要求我們與其他國家的結盟關係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
IV 中國的結盟方向和策略
筆者將在這裏從中國的地緣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國未來15到20年的大戰略。從這兩個角度來講，當前我們麵臨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國對我們在地緣政治上的擠壓讓我們麵臨的生存性危機（如伊朗和中亞問題）和美國對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壟斷形成獨霸的局麵。筆者提出的具體戰略思考是：
（1）強俄
美國成為獨一的世界超級大國和蘇聯解體是後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戰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戰略格局和地緣形式。俄羅斯的曆史性衰弱讓俄國經曆了空前的地緣大災難，歐亞大棋盤的戰略邊界被重新劃定，俄羅斯喪失了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國也從蘇聯解體中部分獲利，中國通過與俄羅斯締結邊界和平條約讓中國北方遭到嚴重威脅的戰略局麵得以改變，中國也能夠進入中亞諸國謀取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標誌中國成為中亞地區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羅斯的衰弱也讓全球均衡的戰略格局被打破，美國得以肆無忌憚地對亞洲大陸上黑洞區域和巴爾幹地區進行插手，美國人已經借反恐的名義無聲無息進入了阿富汗和中亞，讓中國的戰略出口 －大西部受到嚴重的地緣政治威脅，如同芒刺在背。美國在歐洲通過北約東擴讓北約的邊界一直抵達波羅的海三小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俄羅斯經曆了地緣大災難後又經曆了北約咄咄逼人的戰略包圍。歐美甚至策動烏克蘭進行顏色革命，讓這個俄羅斯文化和精神的發源地遠離俄羅斯。俄羅斯什麽都可以失去，卻不能失去烏克蘭，失去了烏克蘭的俄國很難說自己仍然是一個歐洲國家，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精神殘廢的國家。歐美甚至要對俄羅斯同文同種的白俄羅斯下手，徹底剝奪俄羅斯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殘缺的一點點尊嚴。
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應該深刻意識到：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內的某些分析從民族主義和民族複仇主義立場出發, 認為俄羅斯是曆史上奪去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俄羅斯的蠶食鯨吞讓中國失去了西伯利亞和中亞大部分領土，並策劃了外蒙古獨立。對中國來說，俄羅斯是僅次於日本的加害國，因此中國應當落井下石，乘機削弱俄羅斯，中國可以大量收複失土。也有人從簡單的“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待中俄關係，認為中俄兩國互相接界，中國的“得”就是俄羅斯的“失”，中國的“失”就是俄羅斯的“得”。因此中俄兩國隻有利益衝突，而沒有合作的可能。中國應當連接遠方的歐洲來削弱近處的俄羅斯，可以獲取最大的地緣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國，新時代的遠交近攻仿佛躍然而出。
這兩種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確和錯誤估計了當前形勢的。如本文開頭所講，曆史不應該被忘記，但也不應該幹擾我們今天的大戰略。當主要矛盾一經確定（美國獨霸歐亞大棋盤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俄曆史問題），我們決不能讓過去的問題來幹擾我們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齒寒的道理吧，虞國國君貪圖小利讓晉國借道攻打虢國，結果兩個國家一起滅亡。中國和俄國今天當然不會被滅亡，但是卻會被削弱、顛覆、分裂和分解。當俄羅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國家而徹底失去世界大國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話，美國也許會先分給中國一些甜頭，然後就會把所有的矛頭對準中國，進行肢解中國的戰略計劃。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灣極獨分子討論的把中國分成七個國家，讓中國成為再也沒有“侵略”能力的國家的討論吧，這絕不是空穴來風的討論。我們真的應該居安思危，常備不懈呀! 完全用地緣政治的“得”和“失”和遠交近攻來看待中俄關係也是刻舟求劍，用過去的邏輯來分析今天的問題。美國的軍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過去簡單的地緣政治，把歐亞大陸許多遠離美國邊界的國家變成自己國家勢力的延伸，把許多戰略要地變成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個時候的主要衝突早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相鄰國家的衝突，因為美國能自己劃定邊界，把美軍投射到和中俄相鄰的地區，任意挪動美國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時候，再簡單地談遠交近攻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世易時移，今天的國家安全觀念已經被徹底改變，規則也被徹底修改了。
中國聯歐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歐盟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超國家體，成為真正獨立於美國的世界一級，現階段來看是很難說的。歐盟內部複雜的矛盾和美國的介入更讓歐盟統一蒙上濃厚的陰影（見中國崛起策八）。美國勢必會盡一切力量發展歐盟內部的均勢，讓歐洲國家互相牽製，阻撓獨立的歐洲防務。即使歐洲整合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很難說歐盟是否會選擇與中國結盟。由於歐洲國家與中國在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歐洲人對中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感興趣，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讓歐洲人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二擇一的選擇，歐洲普遍的民意一定會選擇美國，而不是中國。歐洲人的普遍觀點基本是這樣：美國雖然不夠好，但卻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超級大國，勝過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歐在文化、宗教、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接近和親近遠遠大過他們之間的分歧。想想看歐盟對華軍售解禁在美國強勢幹預下被擱淺的政治現實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歐盟成為世界獨立的一級後有可能會與美國攜手構築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權地位，如果是那樣，人類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寫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歐應該多加強各個領域的戰略對話，但是我們必須有清醒的頭腦，跟歐盟締結全麵的盟友關係至少在20年內是不可能的，聯歐製美，聯歐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戰略，也不值得我們花力氣去白作功，跟歐盟的關係還是更多的以經濟關係和科技合作為主。當然筆者不排除20年後或是50年後歐盟與中國是否會發展出那樣的結盟關係，因為世界上什麽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不過那樣的討論對今天的中國國家利益來說沒有什麽現實意義，也不值得在這裏多著墨。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和俄國在多項議題上需要發展結盟關係，這是今天曆史的需要。中俄兩國結盟不是因為中國人喜歡俄國人，或是俄國人特別喜歡中國人，雙方結盟是因為雙方的利益。俄羅斯戰略上被擠壓已經達到它能承受的頂點，中國也深深感受到從東西兩個方向的戰略壓迫。中俄結盟是不得已，但是雙方在許多議題上一旦結盟，就發現中俄兩國的結盟是優勢互補、雙方獲利的戰略結盟。中國是世界經濟強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缺陷是軍事實力不夠強，在許多地區政治影響力不夠大。俄國是世界軍事大國，具有超強的軍事震懾和打擊能力，由於前蘇聯的政治影響強大，俄羅斯在世界許多重要地區依然發揮著政治大國的作用。俄羅斯的缺陷是經濟實力虛弱、貧窮，跟世界其他大國不成正比。有錢沒槍的中國和有槍沒錢的俄國一旦結合起來，就能在許多議題上有效地遏製美國的獨霸局麵，讓中俄兩國同時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說來中俄必須在以下問題上緊密結盟： a.針對美日軍事同盟，中俄同時感到巨大的戰略威脅，於是中俄在此議題上結成針對美日軍事同盟的中俄軍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於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戰略均衡格局。b.中亞五國和伊朗問題是中俄的生死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線，中俄的戰略聯合不僅為雙方注入了強心劑，也可以嚇阻美國吞並伊朗的陰謀，讓美國的軍事侵略野心難以得逞。c.中俄還應當在中東建立針對中東衝突特別是“巴以衝突”和“阿以衝突”議題的同盟。中俄共同發出的強音會讓兩國同時成為中東地區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級棋手美國獨霸的局麵。在中東議題上中俄如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是單打獨鬥進入該區域都有可能讓雙方共同邊緣化，造成沒有多大發言權或是發了言也沒人聽的局麵。d.中國和俄羅斯應當在南亞印巴問題上結成南亞議題同盟。印度是新興強國，巴基斯坦是地緣上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美國同時在拉攏印巴兩方，想要兩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國，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過去跟蘇聯關係特別好，是俄國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卻跟俄國的關係一般。中俄應該利用各自的優勢各拉住一個，中國讓巴基斯坦，俄國讓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雙方共同努力發揮雙方的優勢，讓印巴兩國達成曆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話，中國就能打開中印關係的死結，開創全新的局麵。鑒於印度是不結盟國家的領袖，因此拉攏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雙方應當力阻美國把印度拉過去，給中俄組成新的地緣災難。 就當前的局勢來說，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也將損害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不僅不應該落井下石，反而應當通過經濟貿易和金援加強俄國的實力。一個經濟過於疲弱的俄國可能會失去世界棋手的資格，讓中國陷入完全的地緣困局和戰略包圍，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國家的整體戰略就失敗了，我們在歐亞大棋盤上的回旋餘地就被大大縮小，可能棋到中盤就會棄子認輸。今天的基本戰略格局是：弱俄就等於弱中，強俄就等於強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沒有內鬥空間，隻有強強結合，謀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內應當是平等的雙領導的關係，不存在著誰壓倒誰的問題。中俄的結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導地位、領導另外一方的局麵，中國也不要因為經濟的強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領導俄羅斯。俄國是世界大國，有大國基本的尊嚴，歐盟和北約的過快東擴羞辱了俄羅斯，剝奪了俄羅斯的大國尊嚴，這是導致俄羅斯轉向中國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挑撥離間，中俄同盟越穩固，西方世界就會越重視雙方，雙方就能越好地捍衛雙邊利益。
（2）強法
中俄在許多區域議題上結成“議題式同盟”是保障兩國戰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範圍內中俄如果要促進世界多級格局的形成、結束一超獨霸的局麵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光依靠兩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兩國都不是西方國家，容易讓他國有“東方對抗西方”的聯想。
在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議題上，中俄兩國當然也互相離不開，但雙方必須尋找到一個有實力的、有獨立意識的、有獨特文化和影響力的、不滿足國際政治和經濟現狀的西方國家。符合這個條件的隻有法蘭西共和國。意大利有雄心沒實力，英國有實力沒雄心，德國有實力有雄心卻沒膽量。隻有法國人既有雄心，又有實力，還有膽量敢於在國際一切場合向美國的霸權嗆聲。德國在施羅德時代也差點把德國帶上了世界獨立的一級，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中差點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戰同盟，這是美國最恐懼的聯盟，美國盡了一切力量拆毀了這個同盟。隨著右派的默克爾政府上台，德國重回美國的懷抱，再次建立了對美國的依附關係，而施羅德敢於向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嗆聲的舉動是二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絕響。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經灰飛煙滅，不再是歐洲政壇的一個話題。這裏反映了德國人深深的困境，盡管德國人已經被認為是歐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國已經對二戰中納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國也取得了完整的國權並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德國任何對世界獨立一級和地緣政治的追求都會在本國內被反對黨視為是不能容忍的，德國周邊的國家也會立即關注而再度引發對過去曆史的痛苦回憶。因此對比日本被“硬限製”（美軍軍事占領），德國事實上是被“軟限製” 了（道義上的約束），對過去納粹德國侵略曆史的記憶讓歐洲許多小國對德國懷有永遠的懷疑和偏見。哪怕是德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也會被美國人抹黑成“德國新納粹複活了”。因此德國完全成為世界獨立一級的前景並不樂觀。相比較而言，法國人有獨立的傳統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員，是天然的多級世界的支持者。法國從戴高樂時代發揮的獨立精神和勇氣塑造了今天法國人的民族性格。法國在今天歐洲聯盟陷入困境的時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為歐洲人的獨立 －法國人最大的夢想看起來是那麽近，實際上卻是那麽遙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讓驕傲的高盧雄雞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給予巴黎的支持將提高法國國際地位，讓法國從歐洲的法國發展成為世界的法國，讓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強法）。法國雖然經濟不如中國（按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卻遠遠好過俄國；法國雖然軍事不如俄國，卻要好過中國。法國還在世界許多地區（西非、北非、中東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區）發揮著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國的作用。法國還屬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加上璀璨的法蘭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傳統，法國在世界上的獨特作用是無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和貿易新次序的結盟將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有錢的中國，有槍的俄國和有強大軟實力的法國，再加上三國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將開辟國際政治全新局麵。
（3）強韓
剛才筆者已經提到了針對美日的軍事同盟這個議題中俄也建立了相應的中俄軍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實力略弱於對方。因此我們的策略是應當盡力鬆動美日同盟，盡快實現我國領導人和日本新領導人的會晤。因為元首的互訪將大大有利於中國展示新時代中國和平發展的新形象，有利於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國觀感。中國應當大力加強同日本人民的溝通，向日本民眾展示中國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在美日軍事同盟這各議題上我們不僅僅是被動的旁觀者，我們應當主動出擊爭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關係問題上我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能夠阻止美日同盟變成全麵的針對中國的盟國關係，我國在戰略上應當考慮強韓，也就是讓韓國更加強大，同時促進朝鮮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讓朝鮮的經濟實力能夠得到恢複。當前，在韓半島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韓國社會的急劇左轉，韓國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緒擴散，韓國與美韓軍事同盟越走越遠，要求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和中美進行等距交往的呼聲越來越強。二是兩韓的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強，幾乎失去理智，這種超強的民族主義首先針對日本和美國，其次也針對中國。中韓在高句麗曆史、端午節節慶的爭端上產生的爭議讓人看到高麗民族主義強悍的一麵，韓國人在修改古代曆史上的隨意性已經達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當然，韓國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日本人和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50年殘暴的殖民統治的。我國應當妥善應對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應當讓一個具有中等實力的韓國成為戰略上抵製日本的重要一環，正如同東亞千年的曆史一樣。
鑒於強韓這個題目相當複雜，幾乎可以開辟專文來討論，筆者在這裏就不多加討論了。筆者希望提出一些戰略思考供大家參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能夠對本文的觀點加以補充和批評。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應該不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幹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係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間，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中國崛起策十： 從德國的曆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
I. 德國近現代曆史中的智慧
讀到德國近代曆史的時候，感覺到德國的曆史對於今天的中國有特別的借鑒意義。德國在其鐵血宰相俾斯麥執政期間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之後經曆了幾起幾落，也經曆了國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淪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誌民族在經曆了百年的崛起和毀滅的大循環後，變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參透國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謀求國家最大利益的哲學了。
德國在1871年的統一本身就是一個外交和國家戰略的雙重奇跡，值得我們今天認認真真去研究和探討。當時德國領土上雖然生活著古老的日爾曼民族，但卻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因為大大小小的城邦國家散布在德意誌的疆界內，沒有一個統一國家的概念，德國人的船隻航行在公海上沒有自己的國旗，也沒有一個政府可以有效地保護他們。德意誌領土也常常是歐洲列強的遊戲場，法國、丹麥和西班牙可以隨意地在德國領土上發動戰爭，四分五裂的德國成為歐洲主要大國角逐的棋盤。當時有兩個德意誌民族國家，一個是奧匈帝國，一個是普魯士，有實力統一德國。
我們學習世界曆史的時候對俾斯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稱為鐵血宰相，俾斯麥用戰爭和武力統一德國的曆史在中國大家也是耳熟能詳。鮮為人知的是，俾斯麥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和謀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開闊和思想之深遠，可以說是德國曆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普魯士統一德國是通過三場戰爭來完成的，剝離掉戰爭及其瑣碎複雜的細節後，我們可以立即發現這三場戰爭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特別值得今天的我們去解讀。這三場戰爭中普魯士的對手分別是丹麥、奧匈帝國和法國，這三個國家是當時歐洲大陸上的強國，也是德國邁向統一路上的三頭攔路虎。在每一場戰爭中，普魯士的對手或潛在的敵人都分別為中立國甚至是普魯士的同盟國。在一場戰爭結束後的下場戰爭中與普魯士曾經交戰的敵國卻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普魯士的鐵杆同盟國。不僅如此，當時歐洲其他列強如英國和俄國都沒有強力幹涉普魯士的統一過程，這就更加令人驚奇了。我們知道，歐洲國家在民族國家競爭的曆史時期，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是非常錯綜複雜和微妙的。盡管當時帝國列強在全世界爭奪殖民地打得熱火朝天，許多國家已經積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對方，但是各國在阻撓德國統一的問題上意見倒是一致的。畢竟主要大國都不願意看到在中部歐洲崛起一個新興的大國和強國，有誰願意看到憑空誕生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呢？所以為什麽當時各國沒有幹涉德國統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裏我們再次可以看到有遠見的政治家對世界曆史的影響力。俾斯麥在一旦確定了普魯士的國家總目標是肩負起把德意誌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的曆史使命的時候，他就表現出了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俾斯麥善用謀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機敏巧妙運用一切外交手段，體現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於審時度勢，能準確把握稍縱即逝的戰略機會，卻從來不貪功冒進，深刻參透了過猶不及的道理。俾斯麥在每場戰爭前都作了紮實細致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犧牲部分利益來穩住有可能讓德國統一進程逆轉的歐洲主要大國英國、俄國和法國，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現出媚英和媚俄的舉動，對英國降低了關稅，對俄國鎮壓波蘭革命沒有加以幹涉，同俄國簽訂了友好條約。對於法國昏聵的拿破侖三世，俾斯麥則看透了他好大喜功、優柔寡斷和鼠目寸光的特點，向他承諾普魯士不幹涉法國兼並比利時、盧森堡和德國西部的魯爾區等。俾斯麥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場戰爭中最大限度地爭取其他大國的中立立場和不幹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敵國，讓敵國在歐洲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場德國對奧匈帝國的戰爭中，普魯士向當時的國際社會宣揚的信息是普魯士隻想捍衛自己的疆界、無意攻進奧匈帝國境內，更沒有展示出要統一德國全境的企圖，普魯士的煙幕彈讓毫無防備的拿破侖三世深信這是一場慘烈的持久戰，他甚至把寶押到奧匈帝國身上，認為奧匈帝國能贏，因此法國就樂得看逍遙了，傻嗬嗬地觀看兩虎相鬥。當普魯士做好一切環節的準備後，戰爭一打開普軍就勢如破竹，迅速攻進奧境內，接連取得軍事大捷。就在普魯士的軍隊離維也納僅有6公裏的時候，俾斯麥卻表現出一個軍事家的宏偉視野和高度的戰略節製，當時普魯士的將軍和國王威廉都已經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摩拳擦掌地準備下令普軍一舉蕩平維也納，並乘勝追擊力求滅亡整個奧匈帝國的時候，俾斯麥卻力排眾議要求和奧匈帝國簽訂和約，要求奧方放棄北德的荷爾斯泰因和放棄幹涉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進程，在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後普軍撤出了奧匈帝國。俾斯麥的自我節製的舉動具有深遠的戰略含義：俾斯麥深知普軍戰線拉得太長，軍心因為過於興奮而鬆懈，大勝的背後蘊藏著大敗的可能；俾斯麥也非常清楚奧匈帝國是個大國，普軍滅掉這個曆史悠久的大帝國短期內條件不成熟，反而會貪心不足蛇吞象，普軍占這麽大的地盤不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會“撐死”；普軍繼續進攻奧匈帝國必然會賦予其他歐洲大國以普魯士好戰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內獲得這麽大的地盤讓歐洲列強極為恐慌，歐洲列強定會聯合起來幹預普魯士的進攻，這樣的結果不僅是奧匈帝國的地盤拿不到，連剛剛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東流，德國統一大業徹底泡湯；俾斯麥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魯士的曆史使命，因而懂得見好就收，他知道奧匈帝國無統一德意誌民族的意願，也清楚德國統一大業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斷幹脆地將奧地利排除在德國統一進程之外；俾斯麥的戰略節製帶來巨大的“後發收益”，奧匈帝國在普法戰爭－這場德國統一最關鍵的戰爭上站在了普魯士的一邊，而不是與法國夾擊普魯士，這是普魯士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麥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轉變成奧地利善意的回報，得到了最大的戰略收獲。
在第三場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再次表現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穩住了俄國，並通過大量的外交工作讓英國確信是拿破侖三世在挑戰英國在歐洲的國家利益，拿破侖三世對英國人表現出的輕蔑態度讓英國最終決心保持中立。最後普魯士在色當取得大捷，俘虜了十萬法兵和剛愎自用的拿破侖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爾賽宣布成立德意誌君主國，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國奇跡般地統一了，這是當時所有歐洲國家都無法預見到的重要曆史事件。然而，這時候被民族主義衝昏頭腦的德國陸軍已經無法節製了，德國要求法國賠款50億法郎，陸軍將軍不顧俾斯麥的堅決反對割占了法國領土阿爾薩斯和洛林，為德國製造了一個永遠的敵人－法國。在德國舉國狂歡慶祝、民族主義如脫韁野馬不可控製的時候隻有俾斯麥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甚至憂心忡忡地告誡國人：德國危險了！他認為，德國地處歐洲大陸中部的心髒地區，其地緣形式暗藏著極大的危機，因為其東部麵臨強俄，南部是奧匈帝國，西部已經有了一個強大的敵人－法國，隔海相望就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敵國。法國隻有東部邊界可能遭到攻擊，而俄國隻有西部邊界可能遭到攻擊，而德國卻可能三條戰線遭到攻擊。法國是遲早要複仇的，如果德國處理不善，就可能麵臨同時三麵作戰的危險和被合圍的境地，德意誌民族就會麵臨亡國的可怕局麵。俾斯麥認為，德國應當善於守成，好好消化統一進程中取得的大片國土，迅速發展德國的工業化和技術水平，德國如果走向全麵擴張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的話，那必然會把德意誌民族置於可怕的險境而無法挽回，那將把所有的功績和成就化為灰燼。
然而，勝利者的自大和自得決定了他們是難以聽進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麥晚年鬱鬱不得誌，和德皇意見不合，最後黯然離開政壇，而曆史真的就像俾斯麥所預言的那樣發展下去了。俾斯麥的地區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爭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麥圓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蠻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麥的戰略節製和和平發展的國策被野心勃勃的軍事擴張政策所取代。德國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陽光的地盤下爭取屬於自己的地盤了，德意誌變得越來越有擴張性了，開始覺得上天不公、給德意誌的生存空間太少了。當德國咄咄逼人地與俄國競逐巴爾幹的時候，當德國在巴格達逼退了英國的勢力的時候，當德國在北非摩洛哥威脅法國的時候，俾斯麥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斷喪。驕傲自大的德國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四麵樹敵，地緣包圍的陰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國先是和世仇法國簽訂和約，因為英國覺得英德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接著英國又和俄國簽訂和約，再加上法俄和約，俾斯麥的預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被三麵夾擊（東俄，西英法美，南意大利），德國戰敗被列強肢解。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利用泛德意誌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全麵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最後又兩麵被夾擊（東蘇俄，西英法美），曆史在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隻是二戰失敗後德國更慘，國土被美英法蘇軍事戰領，國土被人為地分裂成兩個國家，國權也慘遭剝奪。軍事擴張的德國完全放棄了外交和國家戰略的製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終嚐到苦果。
筆者在德國留學其間，認識了一位德國老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特別感興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時候，他總會講述很多過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給筆者看了四幅德國不同時期的地圖，第一幅是一張特別陳舊、發黃的德國地圖，時間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麥才統一德國時候的地圖，那時候德國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納粹德國時期繪製的地圖，那時候德國的疆域象吹了氣的氣球一樣，大大膨脹起來，1940年的納粹已經吞並了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德國”版圖大得驚人。如果地圖再晚繪製一年， “德國”地圖大概要延伸到蘇聯莫斯科了（1941年納粹製定巴巴羅沙計劃進攻蘇聯）。第三幅是1945年德國的地圖，德國戰敗，版圖大大縮小，納粹的軍事占領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來，當時德國的版圖變成德國曆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圖就更小了，德國在俾斯麥以後擴張了那麽久終於一無所獲，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四幅是德國1990年重新統一後的地圖，德國戰後走和平發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舉世羨慕的經濟奇跡，最後東德主動要求和聯邦德國合並。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輪回，德國的疆界又幾乎恢複如初。老人笑著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可以從普魯士以來的德國曆史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老人的話總是充滿智慧：德國全力去爭的時候，最後卻什麽也沒爭到；德國不去(靠軍事暴力)爭的時候，國家版圖卻得以複原。這樣看來，爭卻是沒爭，沒爭卻是在爭，這難道不是德國的教訓和德國的智慧嗎？這難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國崛起時代的國人深思嗎？
II. 中國的俾斯麥
縱觀俾斯麥的一生，我們發現了他身上充滿矛盾之處。他出生於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卻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改良運動，並推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會保險製度；他自己宣稱是君主製的信徒，卻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實施君主製度的德國諸侯；他處處顯示了德意誌至上情結，卻又小心謹慎，為歐洲許多國家的和平斡旋。在那麽多的矛盾背後，俾斯麥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實用主義者，他對內發展德國的經濟，進行社會改良，以平息尖銳的階級矛盾，為德國創造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他對外卻收斂鋒芒，大玩平衡外交術，以歐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國來複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和俄國、意大利和英國的關係，其根本目的也是為德國建立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讓德國能夠搭上當時歐洲工業化的快車。
對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我們立即就能發現中國的改革之父鄧小平和俾斯麥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鄧公受命於危難之中，卻能高瞻遠矚，力挽狂瀾，促進了中國的複興和崛起。他是共產主義者，卻很早就發現了計劃經濟的問題，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勇於拋棄意識形態，把中國帶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之路；他善於把握世界總體趨勢，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世界發展的軌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外交上和國家戰略上鄧公的國家實用主義路線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響著我國國家戰略的總方向，鄧後的中國領導人依然蕭規曹隨，緊遵鄧公為我們留下的28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我想，中國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體現在這28個字內，鄧的善於守拙和俾斯麥的善於守成是多麽驚人地相似；鄧韜光養晦的策略同俾斯麥的戰略節製是多麽的接近；鄧的“決不當頭”和俾斯麥的不爭霸世界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鄧留給我們的指導方針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應當牢記：無論外邊世界怎麽打得天翻地覆，我們中國要老老實實，關起門來，一心一意謀取建設發展。鄧和俾斯麥都是實用主義的愛國主義者，都深刻參透一個道理：一個國家要謙卑，絕不可因為國力的上升而揚揚自得，到處用武力去張顯自己的實力。一個國家決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國力和濫用國力，到處進行擴張，而是要善於保存、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國力，以一步一步壯大自己。一個新興強國崛起的時候，要從地區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強國的道路，而絕不能走全球爭霸、四處出擊的道路，更不能主動向世界霸主發起挑戰。直到今天，韜光養晦和善於守拙依然有著極其強烈的現實意義，它有助於我們繞開許多彎路，讓中國崛起的曆史進程能夠順利完成。
話又說回來，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國力之強大，如果中國要吸引世界觀眾的注意，不會太難。看看伊朗的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吧，他們總是能夠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國媒體的報道。如果中國也象他們那樣，製造一兩個事變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輿論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廣泛的報道，中國也一定能夠天天成為西方世界的話題，但那樣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甚至把中國推向與世界為敵的險境。這樣看來，張顯國力很容易，善於守拙卻不易；四處擴張很容易，善於守成卻很難；處處顯露、愛表現很容易，韜光養晦卻不易。一個人要有很大的自製力才能克服驕傲自大的情緒、才能學會謙卑謹慎；一個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大國的領導人，要有超人的克製力和自製力才能作到不張顯和透支自己國家的國力。這一點上俾斯麥和鄧小平都堪稱最傑出的政治家。俾斯麥在普軍離維也納僅離六公裏的地方能夠撤軍，就表現出遠遠超過一般人的節製力和戰略智慧，在這個階段，讓普軍乘勝追擊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繼續往下攻是很難的。而鄧作為一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國的領導人，卻能內斂、謙卑、冷靜和低調，紮紮實實穩紮穩打，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謀取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切從“推進中國現代化大業”的角度出發，在國際場合不說過激的話，不作過激的事，為中國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質基礎。
III. 再談中國的結盟
俾斯麥生活在一個普魯士崛起和強大的時代，普魯士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方麵大大縮短了同最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在許多方麵普魯士甚至超過了英國。普魯士也塑造了德意誌民族整體的精神特征，比如說普魯士嚴謹、認真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讓當時普魯士的產品有了優質廉價的美譽，頗像今天德國產品在世界上廣受歡迎的景象。普魯士的紀律和軍事強大更是讓當時的世界主要大國心懷戒懼。盡管普魯士如此強大，但是俾斯麥還是謹慎小心，生怕普魯士和統一後的德國陷入被圍困的局麵。俾斯麥統一德國最具有借鑒意義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戰爭隻能有一個敵人，己方則要爭取有數個同盟國和中立國，千萬不能陷入同兩方和三方同時作戰的境地。在俾斯麥看來，每次打擊敵人都要適可而止，在不能徹底消滅對手的情況下，戰後對敵人要從輕處理，讓敵人感到普魯士“文明”的威力，讓世界感到普魯士不是一個尚武野蠻的侵略者，也可為自己留下回旋餘地。這種不逼死對方、給對手活命空間的雙贏作法給普魯士帶來極大的好處，因為給對方一條退路就是給自己一條退路，俾斯麥在這一點上很有點我們東方哲學的味道。俾斯麥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結盟哲學終於讓戰爭史上的奇跡出現了，一個才和普魯士殊死搏鬥的奧匈帝國很快卻在另外一場戰爭中成為普魯士的同盟國，幫助普魯士完成了德國統一大業。
以當時普魯士軍事訓練的完備和國力的雄壯俾斯麥尚卻能如此精明謹慎，絕不同時樹幾個敵人，而是善用外交關係巧妙地來為德國統一大業服務，我們今天崛起的中國更當要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同中國周邊的國家搞好關係。我們已經知道，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遏製中國，防止中國成為挑戰美國獨超地位的國家，那我們就不能再主動去塑造新敵人。如果考慮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變成準軍事同盟，這對我國的戰略上構成了無比巨大的壓力，我們更應當廣交朋友，廣結善緣。按照部分國內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中國周邊國家沒有一個是可以結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韓國人是高麗棒子，俄羅斯人是罪大惡極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紅頭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負義的惡棍，菲律賓和印尼都反過華，如果按照這種簡單的邏輯和線形思維的話，那我們必然會以所有的周邊國家為敵。如果再考慮到俄國曆史上侵占中國那麽多領土，日本人侵華的暴行，韓國人的桀驁不遜，那我們隻能把他們看作是敵人。先不說如此簡化地看待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合適正確，光是這樣對外極端排斥的心態就容易讓中國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麵。俾斯麥先後交好俄國、英國和意大利，在普法戰爭前還交好法國，這些國家在曆史上都曾經入侵過日爾曼民族固有的領土， 1618－1648年德國曆史上的30年戰爭是一場外國列強介入的宗教戰爭，讓德國失去了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觀點來看也可以算作是駭人聽聞了。如果俾斯麥隻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複仇主義者的話，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歐洲大國都是普魯士的世仇，都是普魯士軍事征伐的對象。如果普魯士當時愚蠢地以天下為敵的話，那天下也一定會以普魯士為敵，那普魯士就絕對統一不了德國，也許今天德國領土上還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小國家。
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錯誤在於根本沒有認清當今世界的總體形勢讓狹隘的民族複仇主義已無可能。更為荒謬的是，按照他們那套思維觀念一定會置中國於外交孤立和戰略險境，極大地惡化中國崛起的周邊和平環境，會讓親者痛，仇者快，美國的戰略學者一定會樂見這樣的局麵出現。
按照今天中國的國際環境，如果我們不能實現中日重新邁向友好關係的話，（這當然也不能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善意），那麽一個麵臨美日同盟的中國－就必然要考慮結盟俄國，修好印度和聯結韓國，我們手裏並沒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俄國人、韓國人和印度人，也不管這些民族是否看得慣我們中國人，不管曆史上我們和他們有何過節，我們都應當積極與這些國家修好，這是我們國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國未來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關鍵。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而聚，因無利益而散，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把民族主義和民族偏見帶進外交政策，那就會形成戰略失敗的局麵。
有人認為強俄是在與狼共舞，弄不好還會被狼吃了。我認為，這種局麵不會發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強對方是強強共舞，雙方誰也吃不了誰，雙方互相“強”對方會為雙方共同的崛起和複興奠定好基礎。隻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強的局麵下，雙方結盟才會產生弱者出現生存性危機的險局，比如哈薩克斯坦單獨和俄國結盟，蒙古單獨和中國結盟都會產生強者磁吸弱者的局麵。今天中國早就不是過去那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強國和世界一極，是世界上主要的戰略棋手，中國崛起的速度讓很多國家既高興又憂心忡忡，高興的是可以從中國大市場中獲利，憂慮的是怕中國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輻射到軍事領域走擴張殖民的道路。我們看俄羅斯是俄國熊，俄羅斯看我們則是中國龍，熊既吞不了龍，龍也吃不了熊，這點雙方都心照不宣，隻是現在龍和熊同時麵臨天上的蒼鷹凶猛的戰略進攻，還聯結了東邊的日本狼，龍和熊必須聯合起來才會在嚴酷的競爭中生存下去。當然，龍怕熊將來越來越壯，越吃越多；熊更怕飛龍在天，將來飛到和蒼鷹同樣的高度，讓熊再也趕不上龍，但那是20年後的事，現在熊和龍的理性選擇隻有一條，互為犄角，互相讓對方更強大，隨著世界形勢的演變，當蒼鷹有一天不再能獨霸天空和世界的時候，世界的遊戲規則一定會有所變化，龍一定會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縱連橫，熊亦然。
IV．中國應當居安思危
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是我們大多數人在有生之年能夠親身經曆的一件世界性事件，這也許將比我們大多數人所預料的來得更早。按照世界銀行用平均購買力(PPP)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在 2010年就能超過美國。按照英國權威刊物“經濟學人”的計算辦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2026年左右將與美國持平。最近，中國學者李世春在其文 “2019年：超越美國”中，非常科學全麵地考慮到了中國經濟增長中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和統計口徑誤差的問題，進行了比較科學的預測和推算，是筆者看到的關於中國經濟總量預測的最具有信服力和說服力的文章，也解答了筆者長期以來關於中國GDP增長的一些問題。李先生還按照低位值、中位值和高位值進行了不同的測算，最後不論是那種算法我國GDP的總量都將在2019年超越美國。中國的崛起已經完成了日本和四小龍崛起的第一階段，在接下來的經濟增長中，人民幣和美元的比價將逐步回到應有的正常區間，正如當時日韓新港台崛起的曆程一樣。人民幣的升值將大大縮短中國追趕美國的時間。畢竟，13億人口的國家趕超3 億人口的國家是誰都無法阻擋的。當中國完成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曆史階段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總量不僅將超過美國，而且將逐步拉開和其他強國的差距，極有可能的是2019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美國持平，而將超過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的總和，這不是癡人說夢，而是按照現行趨勢發展下去很有可能出現的結果。中國的崛起極其類似當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後的崛起，中國的確處在一種非常有利的局麵。
恰恰在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更要防止一些過激的思想的擴散，我們才更要有一種內斂和謙卑的精神，才更要懂得運用國際策略，為中國謀求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是讓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衝昏頭腦，更不能得意洋洋走上軍事擴張、民族複仇和新殖民主義道路。當年俾斯麥對德國人的諄諄告誡今天聽來仍是那樣振聾發聵，仿佛他不僅是在對德意誌民族說話，也是在對我們中華民族說話。在一個國家弱小的時候，固然命運悲慘，任人宰割；當一個國家急速崛起和迅速強大的時候，我們應當小心謹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絕不能濫用國力和透支國力。俾斯麥對德意誌民族發出的呼籲是那麽有遠見，似乎能穿透時空給我們今天無窮的借鑒。德意誌民族地處中歐要地，地形既很有利，又極度危險，如果不慎，極容易三麵被合圍，整個國家將麵臨滅頂之災。我們今天中華民族也特別得到上天恩賜，曆經苦難、戰亂、外敵入侵和內部分裂今天我們仍然能保有這麽大片領土，而且國家正在走向強盛。另外一方麵，我們的地緣形式和當時的德意誌民族頗有相似之處，三麵麵臨世界大國和潛在的世界大國（北俄國，西南印度，東望日本），搞不好地緣上我們也可能麵臨三麵合圍的局麵，那將對我們造成極強的戰略壓力，直接幹擾到我們經濟發展目標。在俾斯麥時期的德國，與歐洲大陸相分離的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當時英國並沒有要幹預德國，隻是在俾斯麥以後的時代德英競爭才導致英國一步一步把德國視為主要敵人的。而這一點上我們中華民族今天麵臨的形式要更嚴峻一些，因為超級大國美國已經鐵定要遏製中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要爭取和世界上一切二級強權改善關係，樹立中國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我們更要同美國搶時間，抓緊一切機會壯大自己。我們絕不能因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牽製和幹擾就怯於談對日關係的新思維和改善中日關係，我們的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是不拘泥於任何意識形態和曆史衝突，與任何可能的次級強國建立友好關係和聯盟關係，為中國的全麵發展謀取最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我們今天在中國的上升階段應該特別居安思危，為民族複興之路未雨綢繆、打好紮實的基礎。真的應該認識到，建立多方麵的友好外交關係要花很長時間，可是外交成果毀起來卻很快。我們每次都看到俾斯麥打勝仗，卻沒有看到他每場戰爭之後付出的心血和勞動，而這些精心維護的外交關係卻在短短的時間被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將軍們毀得精光。如果我們將來在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實力的時候，如果那時候我們都沉浸在民族主義情緒中，如果那時候我們想鬆動一下筋骨進行一些軍事擴張的時候，出於對中國過於強大的恐懼會使其他國家可能和美國一起聯手來對付我們。如果俄羅斯、印度同時感覺到了中國的威脅，不排除他們會和美國日本聯手，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就將陷入地緣政治空前的大災難了，那真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天佑我們民族吸取德國的教訓，讓那樣的局麵永遠不會出現。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俾斯麥的照片的時候是在《世界五千年》裏看到的，那張照片上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將軍般的人物，雙眼炯炯有神，充滿著野心和進取心。我在上大學讀到德語原版的俾斯麥回憶錄時，卻發現封麵上的那個老人充滿著失落，那雙略帶悲傷的眼睛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那雙極其智慧的眼睛仿佛有透過時空的魔力能看到自己民族的沉淪和毀滅，能看到將來自己一手締造的事業毀於一旦。以史為鑒，可以知未來。讀曆史總是讓人更聰明。這裏我們應該感謝中國老一輩政治家的遠見，無論是毛的“中國永遠不稱霸”和鄧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都蘊涵著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戰略遠見。中國應當走地區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絕不能走全球擴張侵略的道路，世界太大，文化是多樣和多元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控製全世界，過去不會有，將來也不會有。美國的全球擴張和侵略正在步羅馬帝國的後塵，美國的強大、擴張、好戰注定了美國將走向衰落。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成為世界強國後也不應該稱霸，因為國之雖大，好戰必亡。中國追求的應當是多元的和多級世界，讓中國文化播及四方，讓中國的柔性哲學綜合西方過於陽剛和富有進攻性的哲學，讓世界各國敬服中國，感受到中國文化無所不在的魅力。讓東方的文化配合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來創新和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讓未來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為一個多元化的、豐富的、和平的、和諧的世界，應當是我們國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標。
中國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躍升和中國的崛起
當前有兩個事件顯示全球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第一是西方媒體掀起了新一輪對中國威脅論的報道，不同以往的是這次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論調集中於中國經濟崛起對西方優勢地位形成的全麵挑戰和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關於世界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的討論，中國一詞以前所未有的頻度出現在西方著名媒體的報道上。 2006年9月11日德國著名刊物“明鏡周刊”以中國為封麵主題報道中國，封麵上描繪的是無數森嚴的秦始皇兵馬俑，手持電視、冰箱、手提電腦、手機、轎車、高速列車等物品，並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來自遠東的進攻”。眾多的兵馬俑象征著中國龐大的人口，手持不同產品象征著中國從簡單加工業向現代化工業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轉型，圖文配合在一製造了中國經濟威脅論和中國經濟進攻西方的視覺效果，而長達十幾頁的正文則不停渲染中國經濟威脅西方的論點，文章最後開出的方案是歐洲應當同美國緊密聯合，全麵圍堵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世界結構性變遷和西方文明優勢地位的坍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能完全代表德國社會，特別是經濟界和企業界的主流觀點，但中國崛起進入新階段即產業升級和邁向獨立自主、科技創新型國家，進而能與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一爭長短，對此西方社會普遍感到一定的擔心和恐懼，對於這一點，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中國人普遍能夠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國在近兩周以來的外交盛宴顯示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先是國內俄羅斯年的逐步謝幕，再是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接著是東盟和中國10+1的南寧峰會，最後是中國外交的重頭戲 — 中國非洲峰會。中非峰會將幾乎整個非洲大陸搬到了北京，非洲48個國家的元首和部長來北京參加峰會，中國外交戰線出現盛況空前的大好局麵。在這兩件大事中蘊藏著重要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們加倍留心關注。這兩件事情反映了中國崛起和世界局勢俱都進入新階段的重要變遷，具體說來，中國崛起在以下三方麵改寫了二戰以來的國際結構和次序：
1．二戰以後世界差序結構和世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南北東西”問題。“南方”和“東方”並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經濟上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亞洲除了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 “北方”和“西方”指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西歐和日本）。北方國家，也就是工業化國家隻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卻在經濟產出和國際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的壟斷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產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論 －依附理論，此理論認為世界各國按照經濟、貿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為中心、邊緣地區，後來華倫斯坦(Wallerstein)還據此發展出世界體係理論，增加了一個半邊緣地區，其觀點簡述如下：中心地區即發達國家，通過有利的經濟和貿易地位，向邊緣地區也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出口工業成品，而邊緣地區被跨國企業完全控製並有意識引導向單一的經濟產品，因此邊緣國家隻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單一的經濟作物。邊緣國家雖然通過了民族革命贏得了獨立，但在經濟上卻完全處於依附地位，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殘酷剝削而無法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舊的殖民主義走了，但新的經濟殖民主義來了，發展中國家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貿易秩序下難有出路。雖然西方左派的理論有一定的偏頗，但是在看待國際經濟貿易不平等問題上還是具有相當洞察力的。
中國的經濟崛起對依附理論和世界體係理論中“邊緣和中心”的觀點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一方麵中國按照人均收入來看依然是個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也依然認同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按照經典理論來看依然是邊緣國家。另外一方麵，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對世界能源市場及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早已讓中國成為毫無爭議的中心國家。中國的影響力不僅讓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甚至也大大超過了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更讓許多世界級經濟學家難以解釋的尷尬現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國家出口工業成品，而邊緣國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經典國家分工理論來劃分，那在中國和許多工業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半工業化國家俄羅斯）的經濟關係中，中國倒更象是中心國家，這些發達國家卻更像是邊緣國家，因為後者向前者出口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銅、鐵礦石、鈾、石油、天然氣等），而前者向後者出口的則是工業成品。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經濟殖民這些國家，這隻是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即中國的崛起使諸如“南北東西”，“中心”、“邊緣”和“半邊緣”等許多世界劃分方式再也不能適合時代的需求了，國際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研究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結構需要理論創新，來解釋世界的新變局。中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南方”或“東方”國家，當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來說中國依然算是南方國家，但按照中國的整體實力和舉足輕重的世界經濟影響力來說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準北方國家。短短20年來中國從一個“邊緣”國家、“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衝刺成為一個準中心國家、準北方國家和準西方國家，是世界經濟史的奇跡，也為二戰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帶來重大的變化和衝擊，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國際權利被轉移，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將被重新劃分。考慮到中國的幅員和綜合國力，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進程可以說是才剛剛起步。
2．中國崛起對發達國家內部的格局和各種機製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二戰初期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1970年代以後世界資本主義有了三架馬車，即美國－日本－德國。隨著1990年日本經濟進入長時間衰退，德國經濟2000年進入衰退期，中國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國在拉動世界經濟方麵的作用，世界經濟轉由美中兩大火車頭拉動。中國經濟的世界性意義也在改變國際權利結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進行著內部的權力調整，中國或早或遲都將贏得在國際機構中更多和更大的權利份額，相應也將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西方八大國家峰會（Ｇ８）因為沒有中國參與將無力解決全球經濟、政治、貿易、能源、環境等一係列全球性議題，英國經濟刊物“經濟學人”多次指出，應當組成由美國、中國、歐盟和日本的Ｇ4, 以取代名不副實的Ｇ８，防止工業國家峰會因為沒有中國的參與而被邊緣化。中國雖然仍為一個人均收入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但已是實質意義上的北方國家，它正式加入Ｇ9應該隻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Ｇ８應對全球權利格局的變化已經在展開調整，包括邀請主要發展中大國領袖和財政部長參加峰會。
3．今年9月德國“經濟周刊”罕見地以非洲大陸地圖為封麵刊登了關於非洲大陸發展的主題報道。非洲，一個飽受貧窮、戰亂和饑荒折磨的大洲，一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被邊陲化的區域，一片幾乎被人遺忘的廣袤土地，在新世紀之初終於贏來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這次拉動非洲經濟增長的正是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到，整個非洲大陸，從北到南，到處可見中國的工程隊、投資者、企業家和醫療隊。中國強大的需求，讓非洲能源市場出現了出口的強勁勢頭，出口的高速增長也帶來非洲許多國家內部產業鏈條的發展、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個大陸在2005年出現了破天荒的高達5,5%的經濟增長率。一個曆史性的變化是，西方國家過去從來都是僅僅把非洲當作簡單的原料基地，隻是給予一些非洲國家一些放債性借貸，而從未認真進行生產性投資。是中國人第一次帶來了大量的生產性投資，在非洲大陸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生產投資超過了借貸資本。中非之間的貿易也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非洲大陸經濟發展出現了井噴現象，中非的貿易額在1950年代僅為1000萬美元，1995年則達到30億美元，預期今年年底將達到500億美元，中非的貿易額在10年內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義者也把中國對非洲的生產性投資看作是非洲覺醒和振興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希望通過中國的投資使非洲徹底擺脫貧困和落後。中國正在取代傳統的歐洲大國如英國和法國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對非洲大陸最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中國帶動南方國家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非洲，中國和東盟關係的深化和貿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進雙方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國和拉丁美洲的關係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麵，整個拉丁美洲的經濟由於中國強大的內需市場的帶動而快速遞增。曆史上與中國相隔遙遠、讓我們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國家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的新曆史背景下與我們迅速接近、靠攏。
以上由於中國崛起帶動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遷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南方國家在經曆了華盛頓共識和美國新自由主義試驗的失敗、經濟長時間陷入衰退和停滯後，終於重整旗鼓，經濟出現了曆史性的增長，而這次帶動南方地區增長的是中國。擺在中國麵前的正是絕佳的曆史機會，這樣的曆史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崛起、非洲拉美經曆經濟失敗和社會動蕩、歐洲和美國長時間忽視這些地區各種因素所造成的。由於美國片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利用自由貿易的幌子打開和壟斷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摧毀南方國家建立獨立民族工業的努力，對南方國家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南方國家產業單一，國家基礎工業遲遲發展不起來，國內市場發育遲緩；歐美國家還以金融開放為由，誘使南方國家采用浮動匯率和實現銀行金融產業全麵開放，利用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大量掠奪南方國家的財產為己所有，使許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賓等在遭受金融危機打擊後一蹶不振，成為標準的失敗國家。而更多的南方國家則由於市場狹小、國力貧弱，隻能完全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美歐所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國民經濟完全處於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於美國強行推行的掠奪性新自由主義政策讓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國際形象陷於低穀，在拉丁美洲大陸，反美思想在各個階層蔓延開來，甚至產生一些反美的極端思想。在這樣的國際新環境中，中國 20多年來奇跡般的發展讓南方國家看到了另外一種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學習的榜樣。
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力量集中在亞歐大陸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處於世界邊緣，也是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邊緣區域。在世界地圖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兩側翼，而如今中國帶動了這兩翼的發展和東南亞經濟的複蘇，再加上以印度為首的南亞次大陸的迅速崛起，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趨勢：那就是南方的躍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國家集團正在經曆集體力量的上升，而中國正是領銜南方國家集體崛起的主角。如果說世界是一個大舞台，世界各國都是演員的話，那中國不僅是北方國家的核心演員，更是南方國家的中心演員。把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躍升的國際政治經濟的大環境中，我們就會有更宏大和寬闊的視野。中國的崛起帶動了南方的躍升，南方的躍升也必將在更高的水平上促進中國的持續發展。在這裏我們真應當借鑒和研究美國人在二戰後的作法，美國在二戰後對西歐和日本的經濟援助和模式輸出奠定了美國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和美元國際霸權體係。美國自由主義模式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失敗了，卻在西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國人真是善於化腐朽為神奇，讓自由市場恰恰在緊鄰共產蘇聯和紅色中國的區域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從而間接導致了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解體、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並讓市場經濟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導地位，所有這一切又有助於鞏固美國在全球領袖地位。今天中國麵臨的曆史機遇是：中國取得了拉動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經濟實力，中國崛起和南方躍升將成為把中國送上世界強國和未來超級大國的重要環節，有了南方的整體崛起，中國的聲音將不再是國際社會中單一的聲音，而將成為國際社會的最強音。有了具備實力的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南亞的力量，中國將具有建立在中國主導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的實力。
拉美、非洲和東南亞在多方麵對於中國邁向世界強國之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是中國經濟爆發性的增長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東南亞將成為中國的原料基地，為繁榮的中國經濟輸送源源不斷的能源。而對於這些地區而言，中國是一個穩定、有很強支付能力的買家。在國際能源市場中，不僅賣家市場很重要，買家市場也很重要，一個富裕、穩定、具有良好信譽的買家市場對於能源輸出國而言舉足輕重，從這點上來說中國和南方國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贏的。
其二: 如果僅僅將中國和南方國家的關係定位為能源輸出國和輸入國的關係是非常簡單片麵的，中國應當樹立非洲大市場和拉美大市場的意識。在全球市場時代，國與國早就脫離了古典時期的零和關係，而成為互利共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損害別國最終會損及自己的國家利益，幫助別人發展也是為自己國家產品打開新市場。總之，在全球化時代，雙贏和多贏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幾乎成為必然。在歐美國家不斷對中國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和采取配額限製時，在歐美麵臨中國經濟崛起不斷單方修改國際貿易規則時，促進、培育和開發非洲大市場和拉美大市場將為中國的產品提供重要的銷售基地。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產業更新和升級的新時期，中國某些處於產業鏈條低端的產品必將轉移到比中國更為便宜的國家，這將有助於中國的某些低端產業重新獲得發展的春天，也將有力地促進中國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筆者計算過，東盟10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400億美元，非洲大陸55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6000億美元，而拉美大陸13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 17500億美元（均為2003年數據），中國根據2005年GDP統計修正後國民生產總值約為22000億美元，東盟、非洲大陸和拉美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相當於中國的 25％、27％和80％。如果東南亞能保持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非洲大陸能近一步脫離戰亂和饑荒，邁上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和非洲統一之路，拉美經濟也能保持經濟持續複蘇的話，三大區域在未來10到15年內經濟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這樣東盟、非洲和拉美將成為全球重要的新市場。特別是非洲大陸，雖然今天依然貧困落後，但它擁有9億人口，在邁向穩定發展的過程中非洲人民對日用消費品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因此非洲市場發展潛能巨大，這個道理很簡單，即人口越多的區域，人口結構越年輕的地方，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經濟潛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陸按人口結構來說是最年輕、人口增長最快的大陸，也是經濟最落後的大陸，但正因為如此，非洲大陸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潛力的大陸。中國把握住這些全球大趨勢，並前瞻性地引領這些大陸邁向民族複興之路，就是在為中國的世界強國工程打下最堅固的地基。
三是在歐美主導的世界體係下，由於中國和歐美在政治體製和人權問題上仍存在許多差異，也由於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異，使得中國無論怎樣設法融入國際體係，都會被西方國家看成是“異類”。有學者認為，隻要中國進行了政治體製改革和加強人權法製建設，西方國家就會完全接納中國。這種看法隻說對了一半，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推進當然有助於拉近中國和西方的距離，但是西方文明已長時間在世界占據絕對優勢地位，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和歐美中心主義觀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強烈的一個觀點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國家隻有全盤接受西方所有價值觀念才能拿到進入現代國際社會的入場券。西方國家現在雖然流行中國熱和中國文化熱，但那隻是中國經濟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織作用的結果，在許多西方人對中國感興趣甚至是迷戀中國的同時，他們那種對中國的偏見和無知依然十分強烈，一旦中國在某些領域裏有趕超西方的勢頭，中國威脅論、中國恐懼論就會如同歐洲曆史上對黃禍的恐懼一樣被大眾媒體和輿論重新喚起。這在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麵臨與其政治製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時，西方媒體在羨慕、驚歎的同時，也充斥著對日本的批評、厭惡、鄙視、恐懼和偏見，日本更多被描繪成一頭沒有道德的經濟怪獸，日本人雖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裏他們始終是怪怪的，他們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們對上司無條件服從，他們的企業漠視工人的人權，他們社會的自殺率很高，他們的住所狹窄活像兔子籠，他們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崛起隻有在南方的躍升中才能真正寫出國際政治經濟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終結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論點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才能真正奠定中國的國際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和南方國家所作的不應當是顛覆現有國際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繼承現有國際文明和西方文明中進步方麵的基礎上（比如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和尊重民權），綜合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國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諧世界，不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別國，對別國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態度），引導國際文明向更為包容、和諧、寬容和多元的方向發展。
筆者的一些具體提議和思考如下：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將南方的躍升（the Rise of South）和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之間的關係納入專項課題研究。南方躍升和中國崛起的交相輝映將一直持續到本世紀末都不會停止，對於這樣事關國家利益的重要課題值得我們早作立項研究，以預測未來的發展，作長遠的戰略規劃，最大限度的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應當考慮在重要國際場合提出南方躍升(The Rise of South)的說法。單單提中國崛起容易讓人感到中國人的文明中心主義觀點和中國民族主義，如果能以宏大的視野提出亞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說法，必將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反響，進而增進中國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領袖的親和力。
加強對南方不同區域如南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國國家利益的全球化讓遙遠的非洲和拉美成為我們經濟和國家利益意義上的“近鄰”，我們應當加強對這些區域曆史、社會、文化、法律、種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慮到我國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滯後，國家可以在未來10年加大投入以培養一批非洲專家和拉美專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陸，民族、文化和語言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我們可以分門別類，培養研究北非馬格裏布國家、西非豪薩語國家、東非斯瓦希裏語國家和南非國家等的專家。
對於當前某些在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出現的一些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國家應當嚴格審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去投資的中資企業，對信譽良好、業績良好、管理良好的企業投資多加鼓勵，對問題企業和缺乏信譽的企業應當嚴格控製。我們應當珍視“Made in China”產品的國際聲譽，防止假冒偽劣產品和以次充好的產品流入非洲國家從而敗壞包括許多業績良好的中資企業在內的聲譽。這也涉及到中國國家整體形象和中國軟實力，我們應當從戰略高度嚴肅看待這些問題。 我國政府應當敦促前往南方國家投資的中資企業遵守當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認的國際勞工法律，譬如嚴格禁止雇傭童工，工人的工作時間不得任意延長，工人有休息權等。同時投資的中資企業應當至少遵守最低的環境保護標準。對於嚴重違反國際勞工法和環保法的企業，我國政府應當有一定的懲罰措施。
對去非洲國家和其他南方國家的中國企業家和中國遊客進行了解這些國家文化、風俗和法律的培訓課程。中國人大量到西方國家旅遊、留學和經商，對西方社會的禮儀和國際慣例也越來越了解。但是對落後於我們的許多國家，我們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經驗，常常是中方人員懷著理想主義熱情來到非洲大陸，但看到當地的落後，由於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導致部分人對所在國不滿，進而表現出自大和對所在國的歧視，傷害到所在國民眾對中國人的集體觀感。中國國民在外一言一行總會被外國人解釋為中國人的總體行為特征，因此我們在國外都當謹言慎行。
應當重視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表現的評價。西方媒體當然總是充滿偏見和有意識的誤導，但一些信息還是值得我們重視，我們可以根據這些信息反省我們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的作為, 改進我們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國家在援助非洲時總是將民主和人權聯係在一起，中國走的是不幹涉所在國內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體經常批評我們隻顧作生意和買能源，不顧所在國的民主、人權狀況和腐敗問題。我方反駁的論點為必須先發展經濟、促進民生，才能逐步實現法製國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何談民主和人權。我認為，中國的模式的確是一種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經濟優先，發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後逐步到達向好的製度過渡，不強行將民主、人權和經濟援助進行捆綁式銷售。我們完全可以綜合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優點，既不強行幹涉別國內政，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別國進行指手畫腳，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權和人道主義危機的問題，而是在堅持中國模式也就是“發展是非洲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的同時，對一些國際上普遍有爭議和非議的地區或產生人道主義危機問題的地區，中國應當與國際主流觀點站在一邊，表現出道德關懷以及中國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傳統，要求有嚴重人道主義危機地區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權，這也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中國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們是可以走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新中間道路的。
對於部分西方國家和媒體的惡意詆毀，比如聲稱中國在搞新殖民主義等荒謬理論，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駁斥，並展開國際文宣以闡述我方觀點，駁斥這些謬論，特別是要得到南方國家的道義支持，讓他們的民眾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證明中國和南方國家之間絕非殖民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而是一種全新的互贏互利的關係。這一點，當前中國做得已經非常好了，就不再詳述。
除了經濟和貿易聯係外，中國應加大對南方國家的文化投資，鼓勵更多的當地居民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鼓勵並援助更多的南方國家學生來華留學，加強雙方的文化交流。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文化在世界受歡迎和認同的程度。中國文化雖然現在很流行，但其影響力與西方主流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還無法相提並論。在一個西方國家占據世界絕對主導地位的國際體係裏，中國文化是很難超越美國文化影響力的。但是在南方躍升的新次序、新局麵中，中國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把文化當作重要產業來推廣，我們就也有可能在未來把中國文化變成世界文化。時不我待，借著南方崛起的東風，推廣中國的軟實力，就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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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國崛起策的隨感
中國崛起策係列終於完成了近一半了, 這段時間裏無論是在國內的網站還是國外的網站, 我都得到很多肯定和期許, 在這裏我要向大家致以深深的謝意, 因為不是這麽多支持的話, 我的很多想法也許就會一直隻藏在自己的腦袋裏, 而不會想到把它們寫出來。因為自己打字很慢, 人在國外又長時間沒用中文寫文章, 所以本來是沒有打算寫書麵的東西出來的。
也許有的讀者會感覺到, 中國崛起策1到11篇重點是在講對外關係和中國的國際戰略, 對中國內部的一些問題涉及較少。其實對於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些倍受矚目的問題, 我跟大家一樣都非常關心。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我自然對中國國內的社會問題是最為關注的。 在接下來的9篇文章裏，我將分三策來談台海問題和中國統一大業的構想，還會談及全球化與中國，中國軟實力2， 人權和法製國家建設， 中國現代化總目標，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構想和民主化， 除了台海策以外，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和民主建設將是中國崛起策後半段的重中之重，也是筆者多年思考的結果。在關於民主政治的文章裏，筆者將著重談到中國漸進、和平、理性、有序地向一個中國特色的民主道路邁進。 筆者將要設法展示的是： 民主政治既不應該是禁忌， 也更不可怕，而應當是讓中國穩定發展，長治久安的重要武器， 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甚至連祖國統一大業都跟中國民主建設息息相關。民主不應當成為西方人貶低我們的借口，更不應當成為中國人難以同心同德的障礙。 當然， 我們推進民主政治和法製建設， 決不應該是為了拆台，而是著眼於為中國建立良好的體製。 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知識群體真的可以為中國和平轉型作很多事情， 為我們國家的政治體製改革盡心盡力。
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 回想過去20多年， 我們何曾會想到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局麵。 唯有如此，我們才應當好好珍惜， 每一個中國人，經濟學家， 法律學家， 工程技術人員， 政治家， 科學家， 社會學家， 都在為中國和平崛起這一壯麗的曆史進程作出自己的貢獻。
是的， 我們還不滿意很多社會陰暗麵， 中國還有很多問題， 民主法製建設和人權建設還相當滯後，但是我們不拆台， 我們來補台。 我們，知識分子群體要通過集體努力，讓中國更好, 讓一代比一代好。中國20多年巨大的進步和變遷不就是這麽一步步走下來的嗎? 不要因為中國的問題，而簡單偏激地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是多發表建設性的意見來為國效力，中國無論怎麽落後、不夠民主，她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是我們大多數人生於此、將來也要終老與此地的故土，惟願國家能長治久安、民生樂利，才是我們所思所想。
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充滿自信。願所有有相同理想的中國人一起為和平漸進，穩定發展的中國而一起奮鬥。再次向網友們致謝！
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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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
德國著名的研究現代化的社會學家沃爾夫崗•查普夫（Wolfgang Zapf）認為：現代化社會是通過市場經濟、競爭性民主政治、社會福利製度和大眾消費這四個核心機製表現出來的，查普夫認為現代化就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大革命後逐步發展出來的社會發展路徑和社會發展模式，它源於西方，但今天已經是全球範圍內普遍的發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地處哪一大洲，身處何種文化圈，都會把現代化作為本國的發展目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從根本上排斥現代化或是提出與現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們把沃爾夫崗•查普夫提出的四個核心機製再加上法製國家和人權保障製度的話，就能更加全麵綜合地反映出現代化社會普遍共有的特征。盡管不同的現代化國家和社會由於文化和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發展特色，比如由於日本經濟的成功讓國際上曾熱衷討論日本現代化模式，德國的經濟奇跡也被稱為萊茵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那些已經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都有著基本的共性，比如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實施的都是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會實行計劃經濟和封建自然經濟；絕大多數現代化國家都實施了競爭性的民主政治，都會有定期的選舉和投票，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采取的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領袖獨裁的統治模式；也是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建立了適應現代化社會的社會福利製度，以保障處於弱勢群體的居民和貧困階層能夠按照最起碼的符合人道尊嚴標準的方式生活；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是以促進大眾消費為目標，並建立了以法治國的憲政國家，並都在憲法裏承諾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和政治參與權。
中國於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國策發展到今天，事實上也是在朝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邁進，盡管在改革以來的28年時間裏我國在理論上也經曆了曲折的發展，但是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如果能站在宏觀曆史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在向現代化社會的模式演進。我國所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將尊重人權和以法治國寫進憲法，簽署保障公民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的國際公約，這一切都顯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現代化，而是與國際現行製度接軌的現代化。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盡管全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現代化模式，但是一個非現代化的社會和前現代化的社會朝現代化方向發展和演進的過程卻是不同的。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經曆了漫長的時間，才從王權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權的社會演變成為現代化國家。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托馬斯•馬歇爾(T.H. Marshall)認為現代化社會的演進持續了整整三個世紀：在17世紀工業革命緩緩拉開序幕，18世紀經曆一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民權最終被確定 (civil rights, 包括財產權、結社權、信仰自由權和言論自由權等)；19世紀經過了許多衝突、博弈和妥協政治參與權最終被確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權最終得到國家憲法的明確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會福利權，社會生存權和社會保障權等），而在托馬斯•馬歇爾的眼裏，社會權最終的確定象征著西方國家的公民權發展到了頂峰，因為公民權本身就涵蓋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大部分，社會權的確立標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造，從而確立了一種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 ― 社會福利國家。當然托馬斯•馬歇爾的“三世紀公民權演進理論”是按照英國曆史發展推斷出來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說政治參與權的確立在西方國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涵蓋婦女在內的普選權在很多國家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最終被確定，美國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選權。但是托馬斯•馬歇爾的理論對於我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先進的西方國家和現代化發源地英國和法國，其現代化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經曆過很長時間的社會變遷和演進，這一點，對於今天正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當然，筆者在這裏絕對不是要宣揚我們中國也需要三個世紀的時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社會，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論述。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製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紀，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雄壯曆史步伐聲中，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製度，不僅是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也是要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完全應該有信心，中國趕超式的現代化應當在本世紀的上半葉到本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內基本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邊是一個前現代化社會，那裏寫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集權政治，人治社會，封建文化，民權匱乏等幾個大標牌；河的對岸是一個現代化社會，上麵寫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民權社會、大眾福利和中產階級等大標牌。人們在經曆了長年的爭論和探討後，絕大多數人意見開始統一，認為應當把船從此岸擺渡到彼岸。但是問題來了，此岸離彼岸路途遙遠，航線複雜，充滿著不可預測的危險和變數，搞不好會船傾人亡，而且船長和水手隻習慣於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駛，對於怎麽航行到彼岸完全沒有把握。那麽，現在仍在此岸的船長和水手，隻能先尋找正確的航道，確定好總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現代化的彼岸航行。這一過程中，船長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開航線上的各種風險如風暴、漩渦、海嘯，也要避免船隻偏離正確的航道。而此時，船上的普通乘客，盡管有時候會同船長和水手有不同的觀點，有時候雙方還會有矛盾和衝突，但是雙方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願望，那就是齊心協力地乘船平安達到彼岸。這就要求船長不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遠見卓識，能夠冷靜地、理智地領導船員沿著正確航線把船一步步駛向預定的方向，同時船長也要有高超的處理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因為在漫長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員和乘客對航線的正確性發生懷疑而產生衝突和矛盾時，船長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出現的問題並能贏得船上絕大多數乘客的信任才能讓船隻繼續航行。而這樣的航行對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為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是命運共同體，如果乘客有意見和批評，應當理性提出，同船長等人共尋解決之道，而絕不能著眼於顛覆航船，或是顛覆船長的領導取而代之，在事關大家共同命運的航行中，理性的行為是互相協助擺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為那樣大家都會麵臨沉船的危險。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場偉大的、但卻是充滿風險的航行。我們知道中國最終要航向的目標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大眾消費、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占主導的社會，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起點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要尋求的是一條代價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漸進的改革之路，我們需要樹立一種溫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國的改革進程循序漸進地引向中國現代化的終級目標。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從其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來看，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漸進的政治改革勝過激進的社會變革和暴力革命。英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辦法，除了在 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經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外，之後曆史的進程卻是平和漸進的，英國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製，在保持舊有王位的象征權利下建立了權利製衡的新政治製度，整個社會在妥協和寬容中向前邁進；而法國則是一個盛產暴力革命的國家，盡管我們今天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敬意，認為它為現代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之一，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給法國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紀的曆史進程中，法國總是處在風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動蕩、不安，對國王和貴族的殘酷懲罰和處決也引發了舊有勢力一次次的反撲報複。新生權力對過去政治精英無情的專政種下了複辟和政變的惡果，法國長時間處在“處決國王 － 王權複辟 － 再處決國王 －王權再複辟”的血腥循環中，尤其是雅各賓專政時期建立了一種對待政治敵人的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更是顛覆了社會穩定的根基，讓仇恨和恐怖遍布社會每一個角落。所以說，雖然法國同英國一樣，通過革命的模式向現代化社會演變，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但是由於過程的不同，產生了很大的差別：法國的暴力革命帶來了社會極大的內耗，這樣的內耗是一種巨大的社會成本，讓法國的整體國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在18－19世紀英法在全球爭霸的過程中法國不斷敗下陣來，雖然這是多方麵原因引起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國社會因為不斷的革命產生的“內傷”是讓法國在英法競爭中處於劣勢的重要原因。我們在19世紀末期俄國和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俄國的現代化發展最終走上了兩場暴力革命之路，特別是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了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雖然幫助蘇俄走上了另外一條現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帶來的強烈副作用也是未來蘇聯模式衰敗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條穩定、漸進和有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的巨大成功當歸功於清晰、明確的目標，執政者堅韌不拔的意誌，民間社會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一種穩定溫和的改革避免了社會崩盤和失序的危機，大大降低了社會前進過程中的成本，為社會的整合和國家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國策就是漸進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範例。當時中國處在特定的曆史文化環境條件下，一方麵新中國的前27年在毛的領導下，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級，中國獨立自主和自強的精神振奮了百年來中國頹廢的民心和士氣，一代人通過艱苦的奮鬥發展了“兩彈一星”，中國被帝國列強欺負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毛時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掃盲運動和合作醫療製度也為中國掃除了現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礙。但另外一方麵，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物資匱乏，極權主義的政治動員模式和政治運動也讓中國依然遠離現代化公認的標準。“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十年更是讓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被踐踏，從共和國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這個關鍵曆史時期，新的中共高層對毛和新中國前27年的評價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麵對這麽一個高度複雜的曆史難題和錯綜複雜的曆史事件，鄧作了一個比較好的處理。他超越了簡單的對毛好與壞的評價，既善於運用毛時期好的成果來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比如說毛時期的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產者和潛在的消費者，這些都被鄧善加運用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同時他又把過去27年來明顯走偏的政策迅速糾正過來，鄧不僅批評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給國家帶來的災難，而且撥亂反正為大量含冤的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國家經濟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路子上來，重新贏得了民心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鄧沒有全麵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對新中國貢獻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錯誤，這樣的評價符合當時整個社會的期待，也是讓整個社會擺脫過去的陰影，在安定和諧的條件下集中精力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這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如果當時鄧完全否定毛，不僅會可能連帶否定一代人為新中國建設所作出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和貢獻，也會直接指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且還會帶來更多的紛爭和不安，讓整個社會陷入動蕩之中。事實上，鄧對毛的功過恰如其分的評價並沒有影響大家對中共的整體觀感，反而為中共贏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鄧利用毛時代的積極因素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業服務和避免徹底否定毛的作法給中國樹立了和平過渡和循序漸進的典範。因為無論過去領導人有哪些重大失誤和錯誤，我們今天都是在過去發展的基礎上，繼承了前人的政治遺產，並通過修正過去的錯誤和偏差，繼續向前進的。我們不能總是象中國封建皇朝曆史上那樣徹底毀壞一個舊的政權再來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那樣的話中國將永遠陷於治和亂、建設和毀滅的惡性循環。那樣的話社會將付出極大的成本代價而無法長久、穩定地發展。鄧的改革正是致力於避免中國重走 “治－ 亂 －治－亂”的循環，力求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激進變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按照這種溫和改良的思路我們就能擺脫在對過去領導人和對過去時代評判時簡單運用“好與壞”和“對與錯”的線形思維，而是按照時代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政策，並把過去對現在有用的東西善加運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條，為中國當前的現代化事業服務。因而，我們今天不是要簡單地褒貶毛和鄧，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國和鄧的改革開放都為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偉大的曆史貢獻。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們不能超越曆史時空去批判毛為什麽不早點搞市場經濟，鄧為什麽不快一點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毛和鄧完成了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曆史貢獻，我們今天依然受益於他們打下的基礎；毛和鄧又有他們那個時代特定曆史條件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超越曆史時空來幫我們解決今天中國發展中的新問題；毛和鄧也都是人，也都會有錯誤和偏差，因為人無完人。因此我們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依然要肯定毛為中國人樹立的獨立自主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們現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動力；我們在肯定鄧改革開放偉大的曆史貢獻後，今天也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方針，作為對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點的補充。
與成功的漸進改革範例相反,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一個常常進行革命和激烈政治變革的國家不僅難以向現代化社會演進，而且極易陷入國家大解體和社會大解體的災難,打著民主和自由的旗號去顛覆一個國家的秩序,其結果反而讓一個國家離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目標更遠。這裏前蘇聯解體的曆史經驗教訓最值得我們謹記。整個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都試圖顛覆蘇聯政權,他們在國際間大力宣傳, 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強大, 窒息了民間社會力量的發展, 構成了對自由權和公民權極大的威脅,隻要顛覆了這個極權政府, 實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黨選舉和三權分立,那就會藥到病除。事實的發展結果可以說是令人瞠目結舌,蘇聯這個國際巨人不僅在國家失序、社會解體和民族殘殺中轟然解體,整個國家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右派的知識分子一定會為俄羅斯的改革辯護說,他們畢竟建立起來了民主製度和多黨選舉製度,他們在天下大亂之後由於建立了好的製度一定會過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諷的是,脫離了一個國家具體的曆史、社會和經濟條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旗號,不僅沒能建立起良好的現代化民主製度,反而讓社會進入了寡頭民主和無政府自由時代,更談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權。美國著名的自由左派學者霍爾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國前景》上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麽：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文章開頭提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要削弱蘇聯的國家力量,加強蘇聯的社會、市場和異議人士的力量,以徹底讓極權國家解體。那麽實際結果是什麽呢? 霍爾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而得到的獨到見解和自己在俄羅斯親眼所見描述道: 蘇聯的極權社會是解體了,國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見了,刻板的政治宣傳和灌輸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見者也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了；但是同時,國家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體係也完全崩潰,許多國營工廠的工人一夜之間被拋上街頭,街上盜賊蜂擁,黑幫接管了國家地方權利,鐵路上的火車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裏到處亂竄,成群結隊的士兵在延街乞討,路邊隨處可見凍死的居民,整個俄羅斯的生產能力嚴重萎縮,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羅斯男子平均壽命下降了10歲，這幾乎是人口學意義上的空前災難）,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軍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無人看管,許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場和黑交易,許多民族聚居地在國家政權解體後開始了互相的仇視屠殺。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悲慘經曆讓我想起了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到 1927年這段軍閥混戰的時期,舊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個國家沒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體和分裂的邊緣。我的一個羅馬尼亞同事最近才去過在普京鐵腕下逐步恢複國家秩序的俄羅斯，他告訴我, 俄羅斯的大城市如聖彼得堡已經發展出現代化城市的規模,而就在離大城市很近的小城裏依然充滿可怕的混亂和失序,他說,你在那兒呆一會兒的話，會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今天，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老實說, 筆者如同大多數人一樣, 當時對這句話並不理解。整個1990年代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感到苦悶的年代,但是卻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社會責任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境。中國將向何處去? 這個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無數次被提出過來的問題,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國走在曆史正確的道路上：漸進改革，不是激進政治運動和激進變革，是中國社會最佳的選擇。自從1840年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打開了國門後，中國經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進的政治運動，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的政治運動…… 當然，筆者絕對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們的發生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有著曆史的必然性。筆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進的政治事件和無休止的革命與政治運動的確讓中國社會遭受到空前的內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國的版圖就小一次，中國的生產力就遭到巨大的損耗，中國商業力量、市場經濟力量和中產階級力量就被摧毀一次。中國的民族產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列強侵略、內部動亂下，一次次倔強地試圖發展，一次次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始終遊走在現代化邊緣。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麽在1990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中國卻安然度過了危機，既沒有解體分裂，也沒有陷入像前蘇聯那樣的大動亂，反而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並在新世紀邁向了和平崛起的壯麗局麵？有的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到，這是中國政治控製的結果。其實這個回答是不正確的。鄧公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的民族產業和市場經濟第一次獲得了“安寧”，經曆了全局性、長時間和全麵地發展，中國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擺脫了赤貧和饑餓，開始了有尊嚴的生活,它符合了社會規律和時代的主要需求。民間久已壓抑的消費意識、致富意識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識一旦被打開，就如洪流一般成為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1989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積壓和特殊的政治環境讓中國現代化巨輪出現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國精英、企業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廣大老百姓有一個最大的社會公約數：那就是中國不能亂，中國隻要穩定發展，大家就可以過好日子。誰掌握了中國大多數階層的社會公約數，誰就站在了曆史的正確一邊。是的，我們還有很多社會矛盾，社會不公正問題十分突出，法製建設十分落後，權利製衡機製還比較缺乏，民主政治也還相當滯後，普通公民的民權還常常受到損害。但是，隻要我們的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陷入內亂;隻要我們把握住了大局,用經濟增長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祉,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理性、漸進的改革路上讓中國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國家內亂、解體的過程中，不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製度，不僅不能保護公民的人權，還會讓公民的基本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國家的力量，認為那樣才能促進公民權和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本身就是在保護公民的人權，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也是一個社會漸進邁向市場經濟、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製度的根本基礎和保障，當一個國家陷入內部解體和混亂後，何談發展健全的民主體製，何談保障人權，何談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不斷地鼓吹要國家最小化,市場最大化,不斷宣揚要削弱國家力量,事實上卻是沒有完整的國家、沒有健全的國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場機製。因此極權國家的統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沒有國家和國家解體。我們一般人很難想見,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發現一個城市裏監獄的獄警都不見了,銀行裏空空蕩蕩沒有人管了,警察局裏的警察都消失了,國家政權都通通解體了,那將產生一種什麽樣的局麵? 可以設想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定是大搶劫、大動亂和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這樣的局麵不光是空想,它已經在人類社會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當美國軍隊先頭部隊占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後,也許是美國軍隊太想展示獨裁統治的覆滅後,美利堅“民主自由”的“陽光”開始“普照”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了，因而他們沒有立即相應地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一個城市是如何驚心動魄地陷入崩潰的。薩達姆政權雖然是獨裁政府,但是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還是生活在一種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之下,但是美軍對混亂、騷動和暴動的縱容和悠然自得的觀賞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惡果,社會的混亂、宗教仇殺、民眾械鬥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難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個例子是,在極權主義的薩達姆政權統治下, 巴格達國家博物館對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條,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第11大博物館,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人類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裏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軍對搶劫的縱容,和所謂的要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民主自由”，讓人類文化遺產在21世紀經曆了一次野蠻的浩劫,整個巴格達國家博物館被暴徒洗劫一空, 約有17萬件珍貴文物被盜和被毀, 包括許多名聞世界的文物遭到徹底毀壞, 整個事件堪稱世界文化災難, 卻是在美麗動聽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下進行的,真是反諷到極點!以上國家解體時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獨聯體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曾經上演過。
如今，除了美國部分學者開始反省19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的激進革命和伊拉克戰爭以外,歐洲國家的一些學者也開始熱衷於研究與對比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成敗。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漢斯猶爾克(Hansjörg)在其文章“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較的中國漸進改革曆程”中用宏觀數據非常精確地分析了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力量對比的驚人變化。他指出,198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隻占前蘇聯的1/4,199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大體與蘇聯(俄羅斯)持平,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戲劇性地躍升為俄羅斯的四倍。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方麵也大大領先於俄羅斯。漢斯猶爾克深刻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變化為什麽會這樣迅速? 中國是怎樣達到這樣的成就,在綜合國力上大大拉開與俄羅斯的差距的? 在漢斯猶爾克得出的結論中,第一條就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第二條才是正確的經濟策略和有效的資源配置。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鄧小平還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在發現了以前共產主義製度的問題後下定決心力行改革的,雙方的最終改革方向也應該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為計劃經濟已經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會誤國誤民了,所以大家才會向市場經濟方向改革；因為過去的中央集權體製行不通了,落後的政治體製跟不上經濟體製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體製,朝向一個權利製衡、權利製約的法製社會發展；因為過去領袖獨斷專行,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因此才會改革,朝向一個更加民主的製度過渡；因為過去有政治運動和政治清洗的慘痛教訓,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現代司法製度,保障人權。本來雙方演進的終級目標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結果為什麽會產生這麽大的差別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歐洲美國本身也花了兩到三個世紀才逐步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社會,在這麽漫長的時間裏歐洲國家和美國自身也經曆了無數的衝突、鬥爭、倒退和反複。當然今天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300年來把中國和蘇聯轉化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但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完成不同的任務,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產階級逐漸壯大,公民維權意識普遍增強的社會,以後的任務將是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製度, 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穩固根基。而這一切在前蘇聯都是通過一夜間的政治巨變來完成的,國家如何能不亂? 無論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實是前蘇聯根本就不可能用幾年的工夫來完成西方兩、三百年的任務。這就好比一個久病纏身的人, 需要長時間的藥物治療,要分三年的時間每天服藥才能慢慢恢複,而這個病人走了個大極端,把三年該吃的1000多片藥一天服光了,那結果是什麽? 當然是這個病人一命嗚呼了。能說藥不對症嗎? 當然不是,關鍵是病人服藥的方式不對。如果說是病人自己決定這麽作的,那麽他應該自己負責任；如果說是醫生開了這麽個藥方,或是醫生明明看到病人這樣服藥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於醫生在變相殺人。讓人覺得玩味的是,前蘇聯這個病人去找西方的醫生看病抓藥時,西方開的正是一劑可以吃死人的猛藥,無論是全麵私有化,還是休克療法,還是所謂的“民主藥方”都讓俄羅斯邁向崩潰,這當中,不僅美國,還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國,還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國際機構,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俄羅斯沉重的曆史教訓告訴我們: 不能用抽象的正義原則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要求一個尚未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特別是一個過去在發展道路上完全與現代化南轅北轍的前共產國家一夜之間實現這些目標,就好象再好吃的飯菜都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樣,應該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製社會方向邁進，而絕不是激進變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國家對當時俄羅斯的要求和附加條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義標準,要求俄羅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開放言論,但實際上西方玩的是偷換概念的遊戲,一個發展了三百年的成熟體製完全可以經得起言論自由的衝擊和挑戰,而對一個久病纏身、才從極權社會的禁錮中微微打開了國門的前蘇聯,一個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黨的宣傳的國家,如果驟然全麵實現言論自由,而西方國家又開足馬力向前蘇聯人民進行另外一種“心戰宣傳”時,蘇聯解體和分裂的結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簡單,一個身體很好的健康人讓一個重哮喘病人驟然間象他那樣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樣,一個發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體製對待一個百病纏身的體製,你用你的標準來要求他,再對他展開致命攻擊,他不垮也難。
如果說1990年大家還看不清曆史發展軌跡,許多人依然向往“全盤西化”的話,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經曆了那麽多曆史教訓後,如果還再繼續鼓吹“全盤西化”,那麽就很值得懷疑這樣的觀點後邊的動機了。我們中國人隻要牢記俄羅斯生病找“鬼”抓藥吃死自己的教訓,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複興的局麵,我們當然要學習西方一切先進的東西,如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健全的法律製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民主製度,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但我們學習西方時一定要樹立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符合中國國情、循序漸進的原則,徹底告別那種依附於別人的後殖民心態,學習西方時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國格,才能真正邁向獨立自主的、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現代化道路。當然,在這一個過程中,決策者也應當前瞻性地把握住曆史機會,既不求急冒進,也不削足適履，在國家總體穩定的大好局麵下, 應該一步一步地把中國漸進改革的政策推向前進, 每一個階段都應當完成一個重點任務, 讓中國的體製越演練越完善，越演練越成熟。在這個宏觀曆史進程中,中國執政黨、參政黨、知識分子、民間團體和社會力量完全可以構築一種和諧共贏的關係,共同在國家穩定的大局下通過良性互動為中國逐步建立一個良好的體製（中國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筆者將詳細論述）。畢竟我們個人生命有限,為國家建立良好的製度卻是在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強大、崛起、有國際尊嚴的中國,留下一個穩定、和諧和免於動亂的中國,留下一個富裕、平等和免於匱乏的中國。新世紀的中國應該走出過去的曆史怪圈,應該走出過去曆史的陰影,應該從此告別動亂和革命,應該從此告別激進和暴力，通過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複興道路。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曆史是一出悲劇的話,20世紀的中國曆史則是一出悲喜劇,而21世紀,應當是中華民族徹底告別悲情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我們民族在經曆了短暫的沉淪後重新奔向世界頂峰而驕傲,在中國崛起的壯麗舞台上,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社會群體,都在為我們國家的複興和強大作出貢獻!
中國崛起策十三：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
I 古希臘曆史記載，敘拉古王迪奧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達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個善於溜須拍馬的人，經常不著邊際的吹捧國王迪奧尼修斯。有一天，國王迪奧尼修斯邀請達摩克利斯赴宴，國王特意讓這位廷臣穿上王袍，讓他坐在國王的寶座上，寶座上方懸著一把鋒利的寶劍，而這把寶劍僅僅用一根馬鬃係著，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國王迪奧尼修斯借這個機會告訴達摩克利斯：當國王所麵臨的風險，就像頭上高懸著利劍一樣，下麵有野心的臣子隨時可能斬斷纖細的馬鬃，國王所擁有的權利伴隨著的是每時每刻潛在的危險。達摩克利斯聽了這番話後，就打消了妄圖篡位的不臣之心。於是後人用達摩克利斯之劍來表示隨時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生活在21世紀初的中國人似乎也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上空也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方麵中國處在近現代曆史上最好的時期，經濟繁榮、市場豐富、國力強盛和民族複興讓國人振奮；另外一方麵，經濟高速發展中積累的內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各地因為征地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常常見諸報端，腐敗和貪汙的案件有增無減，社會中不和諧、不安定的氣氛並沒有隨著經濟繁榮而消減，這些現象的確讓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憂心。而國外對中國的報道也呈現兩級化的趨勢，一方麵中國崛起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已經成為媒體的主流，這樣的觀點正在改變西方人過去對中國刻板的看法；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中國威脅論重新抬頭，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挑戰了美歐的優勢地位，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另外一個派別卻反其道而行之，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將在劇烈的社會矛盾、環境危機和經濟衰退中走向解體崩潰。持中國崩潰論的不僅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種極端觀點在1990年代曾經甚囂塵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還立下時間表，說中國在某某年就會崩潰。隨著曆史車輪的推進，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變遷，中國崩潰論的極端觀點成為笑談，於是有的人又把所謂中國崩潰的時間表後移，認為中國會在未來的某一段時間崩潰。隻是謊言一旦被證偽，就很難再讓人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觀點現在處於衰勢，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當然不必在乎有人熱衷於宣傳中國崩潰論，因為這些人越是這麽說，中國反而就越好，中國的發展有自身固有的邏輯和規律，不是別人喊喊中國崩潰論就能喊得倒的，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是靠國人腳踏實地一步步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靠意識形態領域的磨嘴皮。對於激烈非理性的觀點，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對於別人給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諄諄告誡則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中國在經曆了28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政治體製改革越來越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應當改革落後的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製，幾乎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而我國領導人也在國內國際場合多次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問題，顯示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道路該怎麽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麽，看看已經實現民主化的中國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更讓我們不得不擔心，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危險，帶來無法想見的嚴重後果？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內亂和分裂，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民主化會不會燃起中國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機，讓中國的版圖和疆界受到威脅？我想，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愛國知識分子，心裏都會提出上述幾個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麵，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無法回避的課題，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是焦慮和不安的，一方麵欣喜地看到中國的日新月異和日漸強大，另外一方麵總感到中國上空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有信心取下這把高懸於我們頭上的利劍嗎？我們有信心和平過渡到現代化的彼岸嗎？
II 民主，自從晚清以來，就成為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五四運動中民主更是被中國知識分子譯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國現代化目標被定義為要引進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高揚科學和民主的旗幟成為五四時期的進步潮流，並蘊育出中國學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麽，民主究竟是什麽呢？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及其複雜的概念，它包含的領域及其寬闊，民主是一種哲學觀點，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製，是一種利益博弈機製, 當然，也是指一種政體和政治製度。目前大家關心和爭論的焦點比如說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豐富概念中的一個方麵 －也就是民主政治。這樣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過競爭性的機製（包括不同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競爭）定期舉行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的一種政治製度。我想，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源於西方的多黨民主政治體製，我們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既不應該全麵否定、也不應該片麵肯定西方式的多黨製度，而是應該抱著為我所用的觀點，吸收其中合理進步的積極元素，拋棄其中一些明顯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後按照符合中國國情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吸收西方民主製度部分優點的同時，根據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特點，加入改良後的中國元素，從而達到建立新型民主觀的目的。以下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種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製度，認為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合理化自己統治方式的假民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不能與時俱進，沒有看到民主製度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和製度財富，任何國家，無論什麽社會製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認同權力必須製衡、司法必須獨立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的觀點，都認為本國的製度是民主製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製度。我們不能自外於國際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類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歸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之內，而是應該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的基礎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種觀點認為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轉軌國家隻有完全采取這種模式才有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完全神話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一個後進國家有太多的國家目標，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領域，單單認為采用了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就能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未免把複雜的世界過於簡單化了。而且民主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本來就存在大量的問題，無視這些弊端和問題把一種製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這裏我就要來談談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希望這樣的探討能給大家帶來一定的啟示。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險和理論漏洞 －多數獨裁和多數暴政的問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和機製是多數原則，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少數服從多數，而這個理論中隱藏著極大的理論漏洞: 比如說100個人進行民主表決，其中70人屬於一個緊密相連的共同團體，剩下的30人屬於零散的少數民族，假設70人決定剝奪30人的所有財產，甚至把 30人從肉體上消滅，這就產生了可怕的多數暴政的問題。理論上，這是符合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多數恐怖主義。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專家已經發現了這種危險性，比如麥迪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製度下，壓迫的危險來自社會的多數；而這種多數人的壓迫將導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國政治學家阿列克西•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呼籲人們警惕多數專製，認為這是非常有害的。而這種多數暴政多次在人類的近現代史上演。比如法國雅各賓專政(Jakobinerdiktatur) 就開啟了多數暴政的先河，雅各賓黨人以多數人民的名義要求剝奪貴族的財產和生命，未經審判大量處死政治異議人士, 為法國革命帶來了腥風血雨的屠殺，最後讓人人自危，社會動蕩。而蘇俄在10月革命後更是把多數專製上演到人類曆史的極點，僅僅評著抽象的人民概念和無產階級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剝奪另外一個階級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肅反時期被處死的人多達幾百萬，都是以多數人民的名義來完成這樣恐怖的政治迫害的。盧旺達是非洲大陸民主化先驅, 然而1994年民主選舉後發生了可怕的種族屠殺事件，其邏輯也是多數暴政的延伸：一個占人口多數的民族胡圖族以所謂多數的民意和受到威脅為由要求消滅少數民族圖西族，結果造成了百日內100多萬人被屠殺的空前慘劇。曆史沉痛的經驗昭示了我們，民主的多數原則前麵一定要加上一個定語，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數人的權利。民主應該是建立在尊重少數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基礎上的多數原則。在民主製度下，少數人的權利，甚至是每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都是不能被化約的，都必須切實得到憲法的保障。約翰•洛克(John Locke)認為，每個人具有與身俱來的一些權利，比如說生命權、身體尊嚴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學證明，因而是自然權。隻有保障了少數人的權利和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隻有確定了某些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決機製。
民主的尷尬 －選民選出了恐怖組織。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員選舉令世界震驚，巴勒斯坦人民用選票決定了讓具有恐怖主義色彩的哈馬斯入主政府。雖然說哈馬斯是不是恐怖組織，在不同人的眼裏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哈馬斯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組織，經常進行激烈的暗殺和自殺爆炸。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宗教極端組織執政，因為這樣會破壞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會讓該區域陷入非穩定的失衡狀態。本來，國際社會寄托於在人民投票過程中，會有一種自然理性抉擇，能夠淘汰掉極端的基本教義勢力，因為大多數人民畢竟想過安定的正常生活，極端勢利無論如何也難拿到超過50％的選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戰爭、動亂、屠殺和社會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對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極低的生活水平、極高的失業率和文盲率讓許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長大，在那裏他們極易接受宗教極端教義的影響，成為哈馬斯的鐵杆擁護者。在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完全處於前現代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人民對以色列的欺壓長期積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讓選民很難作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易讓極端勢力從中漁利，一躍成為政壇上的新興力量。因此民主製度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條件，良好的國家教育製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當然，西方國家政壇上也有極端勢力妄圖利用歐洲國家經濟衰退和失業率攀升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利，比如說2002年法國極右翼“民族陣線”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試圖執政，德國的新納粹政黨也一度進入議會，但是這些極端政黨在西方國家始終不能成為主流，而為大多數選民所厭惡和唾棄，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普遍的大眾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識讓人民有比較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因此，民主製度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相搭配，才能發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幾年在國際民主政治實踐中出現了一種突出的現象，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由印度學者法理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來的, 這主要是指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形式上實現了選民投票和政黨競爭的選舉方式，政權也按照選舉結果進行了轉移和交換。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權，特別是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包含了財產權、言論自由權、集會和結社權、宗教自由權等。在一個民權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國家，也必定相應是一個法治社會和法製完善的國家。不少國家譬如伊朗和委內瑞拉，雖然實現了民主選舉，但是由於言論和結社集會自由沒有得到保障，由於宗教沒有完全和政治分離，由於新聞自由受到限製，，導致人民和選候選人資訊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後選舉產生的結果是在公民基本權未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這樣的選舉結果應該說並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於選舉人處處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闡述自己政綱的機會，因此盡管整個選舉過程符合了民主原則，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選舉。在民權未得到保障、法製不健全和腐敗盛行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選舉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卻給各種各樣的腐敗、欺騙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機。這樣的選舉結果往往和真實的民意相去很遠。因此，民主必須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權和司法獨立的法製社會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相應條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從西方的曆史來看，自由都是先於民主而產生的，托馬斯•馬歇爾（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會經曆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民權應該說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決條件，沒有自由民權就絕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製度。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亞洲模式，被國際上認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權和公民自由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新加坡還是法治國家的典範和楷模，擁有健全的法律製度和監督體係，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設和最少的腐敗，在世界各國廉潔程度的評比中，新加坡總是高居亞洲國家榜首。新加坡已經躍升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權卻受到了有形和無形的限製，每次選舉的結果實質上是操縱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手中。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特征，一方麵經濟高度發達，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權和自由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結社集會權，宗教自由權等），但是中國香港卻沒有采取西方式的競爭型民主選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自由權和法製國家先行，民主化置後的現象，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卻在現代化和法製化的道路上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穩定民主：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既沒有建立起起碼的基礎教育水平，經濟也處於赤貧的階段，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更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權和自由權沒有得到保障，法製國家的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於是造成了一種情況，任何一方選舉上台後，另外一方就會攻擊選舉舞弊和不公正，雙方陷入僵持對峙的白熱化階段，整個國家被兩大集團或是數大集團所煽動、操縱和控製，民眾陷入狂熱的選舉後遺症和選舉對峙中，整個國家麵臨崩潰和失序的危險。特別是在這種危急關頭，很多非洲國家和一些拉美國家極容易發生軍事政變，軍隊中的將領幹脆宣布軍管國家，於是整個國家陷入腥風血雨之中，經過殘酷的軍事鬥爭後產生的新強人，往往又會建立軍事領導人的寡頭政治，直到其統治被下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我們發現了許多非洲國家和新興民主體都有這樣的經曆，民主選舉後民選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複到極權主義統治中去，直到殺出一番新的遊戲規則，軍人又會所謂的還政於民，然後新的選舉以後不久又發生軍事政變，然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周而複始。這樣的情況就是不穩定的民主政體。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某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某些極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國內的某些情緒比如說反美情結，或是利用整個社會的某些氛圍，或是利用宗教教義的狂熱，或是利用社會內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的拯救者，然後用狂熱的極權主義模式來動員煽動支持自己的群體。他們或是誇大某種社會氣氛比如社會不平等，或是在社會的傷口和裂痕上灑鹽比如聲稱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群體遭到了壓製，或是宣稱自己有能力帶領屬於自己的群體打翻身仗，讓群眾產生意識形態的亢奮和狂熱，以堅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義派別。這裏最突出的就是台灣的陳水扁，他在2000年僥幸地因為國民黨三家分晉而讓本來是少數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權，然後利用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和社會傷痕挑動不同族群間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綠支持者的“英雄”，並不斷許諾台獨政治遠景。台獨基本教義派宛如時不時地被打進興奮劑，對陳水扁的貪汙腐敗和大量的醜聞基本可以作到不聞不問，因為通過基本民粹主義的動員，阿扁已經獲得了特定群體 － 基本教義派的無條件支持。
選舉前的恐怖之夜：雖然民主政治替代了專製統治是一種曆史性進步，但我們不能誇大地宣稱民主政治用透明和開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業、陰謀詭計和獨裁製度下的神秘。實際上，在民主選舉中，各種各樣的策略、計謀甚至是詭計也是層出不窮的。在許多國家大選前半年，執政黨和在野黨就難以好好治國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贏選戰的議題上去了。隨著大選的來臨，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氣氛往往也越來越緊張和詭異，選舉的雙方和多方不斷拋出吸引選民眼球的議題和攻擊對方候選人的議題，許多攻擊對手的傳言、傳聞和醜聞包括對方家人的醜聞和私生活都被當成選舉的戰略牌一張一張有次序、按議題重要程度、按離選舉時間的距離被一一打出來，離選舉越近，發生令人震驚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選前也還是充滿了詭詐和陰謀，候選人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動創造政治事件來為己方加分, 爭取讓對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讓對方陣營犯錯誤, 然後抓住對手一點失誤全麵出擊, 這些謀略在主要西方國家如美德法的大選中我們都多次領教，但是在這些國家中無論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體民主素質和道德素質還是要高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和新興民主體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和某些轉軌國家和地區的大選前，氣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選舉前一周和前一天會發生陰謀事件而逆轉整個選情，比如槍擊事件、自擊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殺事件、變臉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選舉前一夜堪稱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選舉前的懸案堪稱經典，可以編入現代偵探小說。
選舉中的侍從主義：在南歐和拉美一些後進的民主國家，由於曆史上的傳統，形成了國家和某些特定群體的父權主義式的庇護和交換關係。在民主化過程中，過去的執政黨采取收買選票的方式，給予這些群體在選舉後較為優惠的政策、國家補貼和高社會福利的承諾，換來的是某個群體的傾巢出動，全麵助選給予本團體特殊庇護的政黨。在這種政治庇護的交易中，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賄選的情況，特別是在意大利有著非常強列的政治侍從主義的傾向，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黑手黨介入和控製地方選舉的情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政治侍從主義，地方的某些團體和機構服務於特定的政黨，形成庇護式的交換關係。
民主政治的反複：有的實行了民主製度之後的國家，由於國家解體、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縮水，人民對民主製度的熱情也相應大幅度下降，開始懷念集權時代，或是感到開明專製也不錯，關鍵是要恢複國家的秩序。這點在俄羅斯最為明顯，普京時代公民的民權受到一定的限製，形式上卻保留了定期民主選舉的製度，可以劃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羅斯普遍的民意不僅沒有反對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給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選中，普京居然獲得了高達70％的選票，這樣高的得票率幾乎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這顯示俄羅斯民眾越來越認同應當在重建國家秩序的基礎上發展民主的觀點。
民主化的後遺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產黨國家，西方國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從而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解體，產生了數個國家，而新產生的國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壓迫、要求民主為由，要求繼續成立新的國家，於是有的國家發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殺，有的國家之間發生了衝突，有的國家經曆了二次分裂，甚至麵臨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這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上。如今，西方國家對於某些小民族分裂勢力以民主為由要求建立新的國家也持謹慎的態度，因為這樣分裂下去可能會沒完沒了，造成社會的動蕩永遠不會停止。
以上談了那麽多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問題和種種弊端並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製度的觀點。事實上民主政治跟專製統治比，還是具有無比巨大的製度性優勢的，民主雖然有很多問題和弊端，但是專製製度卻會帶來巨大的禍害，兩者根本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還是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句話說得好：“民主製度是一個非常糟的製度，但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用數人頭（選舉方式）代替砍人頭（政權更替的暴力循環、政變、起義或革命），實現了一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政權和平更替，實現了權利監督和權利製衡，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特別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刻研究。但是民主製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種完美的製度，有著太多的缺點和漏洞，不能把民主製度視為是萬能的。民主製度要有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基礎，更需要有健全的法製社會和以法治國的基本架構；民主社會也一定是一個對公民權和少數人的權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會，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絕不能用簡單的多數原則來化約，因此民主社會也應該同時是自由社會和法製社會。
III 彌賽亞是聖經舊約中所記載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羅馬人）統治下苦不堪言，於是先知就根據耶和華上帝的啟示預言彌賽亞的到來。於是等待彌賽亞，熱切盼望彌賽亞成為以色列人最強的精神寄托。
本來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領域的價值觀念用在人類製度構建上，把某種製度當作是萬能的彌賽亞，把某種製度當作是人類發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種製度“神化”成中國的拯救者，認為彌賽亞一到來，中國就得救，卻可能適得其反，取得完全與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簡單，因為人類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類所構建的製度永遠不可能是完善的，永遠都會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項人類製度都必須隨著時代而改進。那種把宗教價值觀念用到人類政治製度上的作法，宣稱掌握了某種終極真理，宣稱發現了一種最好的製度，宣稱某種製度達到了人類發展的最高形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1990年當蘇聯解體、東歐轉向資本主義製度後，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曆史已經終結，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是人類發展的最後形式和完全形式，從那以後人類的政治經濟製度將不會有新的發展，而隻是在全球範圍內一個個國家逐步實現上述既定目標罷了。筆者當然也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相對來說較好的製度，因為在現存的世界各種製度中我們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更好的製度，但我們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是，這兩種製度本身也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市場經濟在早期所經曆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階段所出現的大量問題差點讓整個資本主義製度覆滅，而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大量吸收原始資本主義製度的教訓建立了現代社會福利國家才讓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而在全世界範圍內許多實施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處在失敗國家邊緣。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問題就更多了，很多國家民主化之前雖然有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民來說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和社會福利製度（前共產國家），而在民主化之後雖然有了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但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製度卻陷入幾乎崩潰的境地。曆史的經驗深刻顯示：人類任何製度都不可能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對世界的認知永遠是有限的，因此我們任何時代所追求的都是這個具體曆史時期相對而言更好的製度，而絕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讚同這種說法，民主製度隻是各種政治製度中最不壞的一種，僅此而已，民主製度本身的設計還有數不清的問題、缺陷和漏洞，民主製度還將隨著人類曆史的推進不斷發展演進。任何把民主製度宗教化、神聖化和偶像化都是錯誤的，任何把某種模式捧為人類最高發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導致非理性的極端行為，比如美國人自認為自己掌握了人類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當然有義務在全球各地輸出這種最好的模式，這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人的作法的確有一定的理論和道德基礎，但我們今天必須反駁福山這種簡化的說法，我們認為：人類的製度設計沒有終極目標，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沒有終極目標，人類追求真理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如果說人類社會有終極目標的話，那就是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諧的世界，人的普世權利和尊嚴以及世界大同，這些都是規範性的理念，而不是人類的政治製度和政治設計。
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在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民主彌賽亞的思想特別盛行，一些觀點往往具有片麵、激進和非理性的特點，持有這種思想的人往往特別崇拜西方的競爭性民主選舉，往往將民主的廣闊內涵簡化為西方多黨製和選舉製，往往認為西方式選舉是拯救中國的救世主。其實這種民主彌賽亞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筆者在這裏決不是要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項運動當然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積極正麵的社會運動，宣揚了民主和科學的理念，讓民主和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這兩項運動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和缺陷，對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非常深遠。林敏生在1996年發表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一文中談到譚嗣同對民主的看法時說到：“他的根據普遍性宗教與道德述求所進行的對西方民主的接納，洋溢著對西方民主的熱情讚仰與道德想象，卻不易接受’曆史感’的節製 －不傾向於仔細了解民主在西方曆史脈絡中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實質與限製，也不傾向於考慮在中國的曆史環境中，如果要采納西方的民主製度與文化，將會有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對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點，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帶有非常強的民主彌賽亞色彩和脫離中國現實與具體國情的特點，對以後對中國一些知識屆人士有特別強烈和深遠的影響。筆者必須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國內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觀點，仍然遠離民主的真正實質，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僅難以帶來有利的影響，甚至還會延誤中國現代化。具體表現為如下：
有一種很強的街頭民主運動情結，認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遊行和顛覆現存的權威體係和製度。實際上民主更多的強調的是妥協、寬容、博弈和漸進，而不是顛覆與反顛覆，真正的民主製度很少有在街頭完成的。
有一種很強的宗教民主情感，認為要通過學生的獻身和救贖來喚醒廣大民眾。 這種觀點是個巨大的誤區，民主更多是一種內化在社會內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對話，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漸進。衝突和暴力絕對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民主。
對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於西方的多黨製，對民主實質的內涵和民主理論了解很少，對民主的程序和技術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興趣。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會發現，許多高知識群體的人連一場普通的選舉都完成不好，有時候甚至是亂糟糟的，整個程序毫無章法，但大家一談到西方的民主體製卻是琅琅上口，口若懸河。對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對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確是我們社會一大通病。
有一種很強的民主彌賽亞思想（特別是在海外），認為民主製度就是普世真理，認為民主製度才能救中國，認為隻有實行了多黨製才算是民主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帶有很強的民主宗教情緒，極易發展成民主至上主義。在他們的眼裏，世界上隻有兩種國家，要麽是民主國家，要麽是獨裁國家，絕無中間灰色領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隻要兩種，要麽是支持民主的，要麽是反對民主的，絕無中間地帶；世界上所有的議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議題 －民主議題，其他議題如經濟、金融、社會、法律、財政等議題歸根結底都是民主議題。這種民主至上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極端思維，他們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鏡，一戴上後，就覺得世界上應該隻有一種顏色，要麽民主，要麽獨裁，要麽好，要麽壞，美國是民主的，所有美國就是好的；中國是獨裁的，所有中國一切都壞；因為中國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國所取得的發展、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維持的。這種思維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偏執狂，連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的事件被他們簡化為民主對獨裁。其實，世界是如此多元，顏色是如此豐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廣闊，民主製度在各國的實踐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釋成美國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問題歸結成民主問題，就會產生認知上的巨大謬誤，就會遠離人類正常的理性。
對民主過強的宗教感導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實施過程中當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識，但民主本身並不能和道德劃等號，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非道德化的政治製度，他是社會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結果，他是隨著市民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他為社會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權利來源和穩定社會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國建立民主政治也應當符合這個規律，民主應當為社會履行穩定社會的功能，應當成為中國建立和諧社會和保障中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和諧安寧是根本目的，是“綱”；民主製度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國社會和平漸進到現代化社會的製度性安排，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能將民主製度道德化為一種終極安排，民主隻是我們富國強民的一種重要工具。按照這種思維，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在是一種“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零和博弈，而是各個階層能夠獲益、國家社會獲得穩定發展的全麵共贏。
民主成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的話題，而遠離了中國社會現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實際上從1978年就拉開了序幕，特別是開始於1987年的農村選舉對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影響深遠。從1999年代開始的城市社區選舉試點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國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國的專家非常重視中國的鄉村選舉，不僅學者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還有許多西方NGO組織舉行了選舉觀察和提供了技術上的援助。國內一些學者也作了一些調研和積極有益的工作，但是從整個知識階層和學術圈來看，農村的民主選舉和它的重要意義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一些知識圈的人對鄉村民主持一種輕蔑的態度，殊不知，中國民主化進程恰恰是從農村拉開序幕的，中國農民在選舉中表現出來的民主素質和選舉過程中驚人的創造力贏得了許多西方學者、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的高度讚揚和肯定（中國崛起策後續文章將詳細談到）。民主，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進程，恰恰是從微觀層次開始的，中國9億農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製度化並貫徹到生活中去，是對中國民主化最大的貢獻。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清“談”民主，而中國農民和其他一些社會階層正在“實行”民主，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筆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不能自外於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進程之外，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參與觀察、實證研究、調研和學術討論為中國當前豐富多彩的民主實踐提出自己的觀點、建議、批評和改進，為國家的穩定漸進民主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為了完成上述目標，我們在新時代就必須轉變觀念，以適應時代浪潮的需要。我們應當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而把民主當作是穩定中國社會、健全中國體製和促進中國和平崛起的手段；我們應當告別清談的民主精英主義，而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同中國豐富生動的社會現實和民主實踐相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告別民主萬能主義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體製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製度；我們應當告別街頭激進的學生運動，而是走向田間、社區和城市，紮紮實實研究那裏的民主進程並促進那裏民主品質的提升；我們應該重視具體的民主理論、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實踐和民主修養，而不再隻是抽象地高談闊論西方多黨製和兩黨製；我們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號，而是在立足於各自本職工作，讓民主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隻是遠離我們的高高在上的政治製度；讓我們從每一個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讓我們身邊的每一場選舉（班級、大學、社區、街道、農村、鄉鎮）都成為民主實驗和傳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場所。萬丈高樓平地起，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永保國家和諧安寧，依靠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依靠的是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依靠的是堅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製度；能否取下高懸在我們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集體智慧，也考驗著我們的精神意誌。在21世紀中國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開放和民智大開的今天，我們應當有信心、有恒心、有決心，一定能掌握我們民族的命運，為中國永絕動亂之源，讓強盛和現代化這次不再與我們擦肩而過，讓我們強國的夢想最終成真！為了一個和平、民主和強大的中國，願我們共同努力奮進！（未完, 接下來的中國崛起策筆者將陸續提出中國漸進民主改革的一些具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大國戰略
]劉濤：中國崛起策係列 (轉載)
中國崛起策九：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
本文簡介：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不應該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幹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出當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係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中，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將在本文中嚐試著提出一些新思維並提出中國的大戰略。
I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戰略應當“去意識形態化”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當為當前的國家利益服務，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識形態不應幹擾和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和長遠戰略的設定。
這一點上美國人堪稱是典範，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國內興起了對如何處置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討論，許多美國人希望永久削弱這兩個富有軍國主義傳統、侵略成性的國家，美國士兵也質疑如何在德國分辨“誰是納粹以及誰不是納粹”。總之在一個國家戰勝另外一個國家之際，戰勝國通常的想法是徹底削弱對方，讓對方的經濟產出能力和國民的精神意誌受到毀滅性地打擊而無恢複能力。鑒於美國與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戰爭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鬥爭，如果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嚴厲懲罰德國和日本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後來曆史的發展讓人瞠目結舌，美國擊敗兩個國家後立即對兩個國家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美國不僅實施馬歇爾計劃向兩個戰敗國大量輸血，而且還通過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係規定了美元不可以對馬克和日元貶值，相反德日兩國卻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對美國的出口。之後爆發的韓戰更是為德日兩國送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兩國利用戰爭所需要大量軍需品之際，擴大了生產線和生產能力，這把兩國送上了經濟大國的道路。
美國這種在哪裏擊敗某國就立即在那裏進行建設的思路是極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這需要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克服其固有的報複心和複仇意識，冷靜下來從長遠的觀點來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手中的兩個戰敗國成為美國在世界大棋盤上兩個絕佳的棋子，美國重建德日兩國並扶植兩國對美國而言發揮了重要的曆史性作用: （1）美國擔心，德國日本的戰敗和被削弱會導致亞歐兩大洲失去均勢，法國和中國會成為亞歐兩大洲的新強權。美國的全球戰略裏不希望有任何一國成為該地區的霸權國家，因此極力反對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強德日的經濟實力來製約法國和中國的獨大。（2）重新讓德日兩國經濟強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要用德國來製約共產蘇聯的擴張，並利用日本來製約紅色中國。德日兩國因為成為反共的前沿陣地國家而立即由戰前的敵國轉變成戰後的同盟國。（3）德日經濟的發展為美國的產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場，之後德日兩國經濟上追趕美國，也為美國的產業升級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機。（4）德日兩國的經濟奇跡起了一個“櫥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緊鄰西德的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在西德的經濟奇跡下黯然失色，許多東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嚴重損害了東部陣營的穩定性，西德在後來的蘇聯和東歐陣營的解體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經濟奇跡也間接刺激了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讓中國告別了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體製向西方靠攏。（5）富裕的德日兩國成為美國重要的財政來源，美國在進行戰爭、財政匱乏時，德日兩國總是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援助。
總之，美國沒有從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進行簡單的民族複仇主義，而是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戰略下進行了對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謀取了最大的國家利益。
另外一個很好的在外交和國家戰略中采取實用主義立場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政府。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先是和蘇聯領導下的東部陣營結盟， 1972年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的會晤事實上標誌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結盟。當時我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舉國上下都處在狂熱的意識形態革命中，任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和“西方”的東西都被徹底禁止，更談不上與西方世界發生任何聯係了。就在這樣一個泛意識形態化的時期，就在中國和美國事實上還處於越南戰爭交戰狀態中，毛主席通過他的大戰略創造了中國外交戰線和國家總體戰略的全新局麵。當時無論是左派國家和左派力量，還是右派國家和右派力量，都沒有能預見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兩個互為敵手長達20多年的國家能夠戲劇性地改善雙邊關係。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讓世人耳目一新，雙方事實上結成了針對蘇聯的準結盟關係。中國迅速擺脫了孤立的外交局麵，和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和西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走向世界的大戲從那以後就徐徐拉開了序幕，一直到鄧小平上台推動改革開放的國策。可以說，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富有遠見，沒有讓當時國內的意識形態狂潮來幹涉我國的外交戰線，是中國能迅速轉向采取新興國家大戰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國和日本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是倍受當時的政治觀察家和評論家關注的一件大事。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兩個互相為仇敵的國家，居然能夠實現和解走向和平結盟的新局麵，這確實是中日兩國具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壯舉。特別是考慮到二戰才僅僅結束30多年，許多痛苦的曆史記憶依然清晰，那個時代的中國領導人能夠超越曆史，開創新局，真的是高瞻遠矚，富有遠見。當時西方媒體對中日締約的報道多是用“難以置信”來描述，有的媒體甚至用“黃黃結盟”（黃種人和黃種人的結盟）來報道。通過中美和中日的準結盟關係世界政治版圖和戰略版圖被重新劃定，各大列強之間重新洗牌，國際政治的全新局麵誕生了：中國被包圍的困局被徹底打破，在全球處於戰略攻勢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而處於被包圍的戰略局麵，美國和中國加上西歐和日本對蘇聯事實上構成了強大的戰略包圍事態，蘇聯感受到了空前的戰略和地緣危機，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麵。美國由於經曆韓戰的平局和越戰的慘敗處於戰略守勢，通過與中國的準結盟關係得到一定緩和和恢複，重新處於有利的國際戰略局麵。這從當時蘇聯國內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證，蘇聯的媒體塔斯社強烈批評和攻擊中日締約是針對蘇聯而來、是不可饒恕的反蘇陰謀，蘇聯官方的報紙更是連篇累牘地攻擊中國，並刊登了大量的漫畫來諷刺中日結盟，認為兩大黃種人民族配合美帝來瘋狂反蘇。按照毛主席的觀點，敵人反對的正是我們要讚成的。敵人害怕的正是我們要作的。蘇聯當時歇斯底裏地攻擊正反映了蘇聯強烈的不安和恐懼，中日改善關係戳到了蘇聯帝國的痛處。
話又說回來，如果當時毛堅持“共產主義永遠不和資本主義打交道”的教條主義的路線的話，鄧如果堅持“日本侵略過中國，中日永遠是世仇”的民族主義觀點的話，中國是不可能打開外交戰線的新局麵，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戰略大格局的，也許中國今天還處於四麵為敵、被全麵戰略包圍的局麵，那我們也就談不上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和經曆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新局麵了。曆史的經驗和中外的範例告訴我們，要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一定要把國家大戰略的建構、外交方略的製定和意識形態脫鉤。我們不能讓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來幹擾國家戰略，否則其結局是國家長遠利益被損害。我們的一切方針和政策應當從國家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中國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拒絕少數極端主義思想的綁架，其目的在於維護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具體說來，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強”，美國越來越退化成“軍事產業複合體”的局麵下，中國不應當排除跟任何一個國家結盟（除了美國以外），不應該預設任何立場和先決條件。國家利益，隻有國家利益才是我們最大的政治。特別是中日關係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中日兩國既然在1978年，在那個離二戰結束不遠的年代能夠締結和約，共釋前嫌，開創中日關係的新局麵，就沒有任何理由在二戰結束後近60年的時間依然被過去的曆史所綁架。我們如果總是沉浸在過去的曆史和痛苦的回憶中的話，那我們就不能擁有更美好的明天。當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日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日本政府，特別是小泉個人的性格和行為特征，要負主要的責任。當日本領導人一次一次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時，就一次一次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挑動了中日兩國最敏感的神經。更為複雜的是，美國一步步把日本綁上美日同盟的戰車，日本國內日益右傾化讓中日改善關係越發困難。的確，有許多因素我們無法完全主導，我們無法直接把日本從美日同盟的戰線拉回來，但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作為讓日美同盟更加穩固還是更加鬆動？我們的行為和行動是有利於爭取廣大的日本民眾還是在把越來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陣線？我們是否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以爭取日本人民？我們是否能夠把民間反日的口號改為“反對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對日本極右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是否給予了日本國內許多左翼進步人士、因反對右翼勢力而遭受生命威脅的進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華團體以足夠的道義上的支持？我們是否意識到了我國民間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標語事實上損害了中日兩國人民的觀感，並間接支持了日本的極右翼勢力？我們是否意識到狹隘的民族主義讓包括左翼在內的日本進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國威脅論”？
中日關係隻是中國建立大戰略的重要一環，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轉換思維，讓我國的外交和國家戰略回到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實際上朋友和敵人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是不斷變化的。中共的曆史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曆史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變成敵人，敵人也有可能變成朋友。這裏就是一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問題。如果中共不能正確判斷不同曆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國成立後曆屆中國政府不能根據不同時代的需要進行科學的判斷 “什麽是主要矛盾”，那麽中國就不能擺脫同時被兩個超級大國包圍和敵視的困局，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麵。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於毛澤東主席的戰略判斷：蘇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蘇聯也是那個時候中國最大的戰略威脅。蘇聯在漫長的中蘇邊界上陳兵百萬，並揚言隨時會進攻中國，還狂妄的宣稱蘇軍的坦克集團軍可以在三天之內通過平坦的東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蘇聯領導人也多次揚言要對中國實用大當量的原子彈攻擊。中國政府完全把蘇聯的這種軍事威脅和戰略威脅看成是真實而又巨大的威脅。當主要矛盾一旦確立，其它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國就可以和宿敵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聯盟。同樣，當時美國的戰略判斷也認為蘇聯的共產帝國主義擴張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矛盾，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而同樣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因為脫離了蘇聯和東歐的體係並與蘇聯徹底交惡而成為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這也是基於美國人對全球戰略局勢的基本判斷。當主要敵人確立了，次要敵人就不再那麽麵目可憎、而變得溫情脈脈了。
美國除了對全球的戰略局麵會進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斷，還會對每一個區域進行全麵綜合的戰略判斷。比如在歐洲美國要利用英國和東歐來牽製德法，以達到歐洲大陸的戰略均衡。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美國扶植阿根廷來牽製巴西，因為巴西麵積廣大、人口眾多，極易發展成為拉丁美洲大陸的領袖，美國的算盤是扶植次強來牽製本區域最強大的國家。在亞洲美國知道中日一定會是亞洲的主導國家，因而日本過於強大時，要壓住日本的風頭，並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國，讓中國不能過於衰弱。比如1980年中國剛改革開放時，日本的經濟風頭正健，一度有要趕超美國的氣勢，美國給予了中國很多幫助，並通過廣場協議和強迫日元升值來狠狠打擊日本。當中國強大了，日本相對衰弱時，美國則要扶植日本，穩固美日同盟，並極力拉攏亞洲第三強國印度，來防止中國在亞洲大陸取得主導型的強權地位。
我非常欣賞劉亞洲將軍在其“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大戰略”一文中提出的論點：美國對付中國最重要的牌不是台灣牌，而是日本牌。筆者認為，如果中美兩國是牌局的兩方的話，台灣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大王。美國可以根據中國發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來，當美國打日本牌時，就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判斷發生重要變化，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戰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進行一定的鬆綁。對日本進行鬆綁的程度與中國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國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勢不可擋，美國就會越快加固美日軍事同盟，並進一步為日本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開綠燈。但不管美國如何給日本鬆綁，美國都不會讓日本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政治軍事大國，因為美國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獨立的日本不排除會反噬美國，讓美國嚐到自作自受的苦頭。但是美國打出日本牌向中國發出了極為危險的信號，因為這畢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和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的聯盟，這必將對中國在戰略事態上構成極大的威脅，並在某種程度上鼓勵極端的台獨分子，讓已經處於下坡路的台獨運動得到刺激，死灰複燃。前一段時間我國曾經試圖說服美國關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曆史的問題，因為對二戰曆史觀的挑戰按道理不僅是對中國的挑戰，也是對美國的挑戰，但美方拒絕幹預中日兩國曆史爭端的問題。這再次反映了美國的立場：那就是一旦拉攏日本遏製中國的主戰略一確定，日本領導人參派靖國神社的問題就屬於次要矛盾，美國人當然不願意插手。
我想，美國人對亞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徹，知道亞洲民族驕傲自大並以自我為中心，每個民族都想壓倒別的民族成為本區域的霸主。亞洲各國複雜的曆史、文化、種族和民族國家矛盾成為美國最好的切入點。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國來調停亞洲國家的曆史衝突，美國最大的戰略利益在於亞洲國家（中日韓朝）因為曆史而繼續衝突下去，最好這種衝突延續到22世紀都不結束，這樣美國將永遠“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讓亞洲國家永遠不得自立，還得依賴外來的保護神山姆大叔來調停和仲裁，也得依賴美國來為大家劃定的非軍事區來維持恐怖平衡。如果是這樣，亞洲人的獨立將永遠是個美夢。同時，美國人在全球每個大洲都會找出相應的鷸蚌，歐洲的、拉美的、中東的鷸蚌都是美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資產。
美國利用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現行的世界戰略格局，如美元霸權、世界銀行和IWF、軍事霸權、各大洲的戰略均勢和結盟關係榨取了無限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這樣的體製也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隻是，判斷出世界主要戰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強國甘於臣服在這種體製下嗎？如果我們中國懷有自己的曆史使命，認為中國應當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強國，並致力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多級格局的話，我們就應當積極的進行結盟，和其他二級強國的結盟(俄、法、德、日、印)。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被削弱的不應該是上述二級強國的任何一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國家的勢力應當被削弱的話，那就是美國。因此中國最重要的對手不是我們東邊的鄰居，也不是我們北邊的鄰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個國家，那個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獨霸的國家。
III 一個新概念：“議題式結盟”
談到這裏，筆者必須申明一下我在這裏不是要提倡一種反美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樣有害、不理智的，我們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和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經濟上早已緊密相連，分別成為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要全麵反美，不購買美國的產品的話，那損害的不僅是美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中國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國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生產線已經遷到中國，多少中國的產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國，在全球化化時代，國家與國家的利益早就交織在一起，我們甚至無法說清楚一件寫著Made in China的產品是否完全是中國的產品。另外，西方許多國家的民眾雖然厭惡小布什，但依然對美國有很強的依賴和很深的感情，畢竟美國把歐洲國家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也抵抗了蘇聯帝國對歐洲大陸的擴張和吞並，維護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東歐國家把美國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這些筆者都表示理解。
筆者要傳揚的一種信息是：我們反對的不是美國，更不是美國的製度和價值觀念（美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當然是一種進步的模式），我們反對的是美國在許多領域裏獨霸世界的圖謀。正如民主製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論一樣：我們並不是不放心某一個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個再好的人都可能壟斷權利而形成個人獨裁，造成很大的損害。我們要有一種機製防止權利的壟斷和獨裁，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製衡。同樣我們也不是要針對某一國進行牽製，我們反對的是任何一國因為權利過大而形成壟斷，進而為所欲為，而國際機製和國際法失去了任何牽製和平衡的能力。這樣，再“好”的國家都會權利膨脹而走向反麵。筆者當然認為，美國在曆史上是一個很正麵積極的國家，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今天美國對國際權利的壟斷，對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壟斷已經讓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國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國一國的軍費就超過了全球其他190個國家軍費的總和，美國正在積極謀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製權，這再次印證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沒有製約的權利就會導致腐化墮落，美國人也是人，不是神，他們也有人類普遍的缺點，他們也需要製約和監督。
回到這一節的基本話題，我們該如何結盟。當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特征讓傳統的結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戰。世界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早已互相依賴，國際貿易也讓大家互相依賴，結成命運共同體。我們很難結成過去那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戰和二戰中列強的各種結盟關係，冷戰時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結盟關係。這些國家，一旦結成盟國，就是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全麵夥伴，一方盟國的存在致力於消滅和鏟除另外一方，雙方誓不兩立，沒有任何妥協餘地可言。 就今天的國際條件而言，這樣的結盟關係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殘留的冷戰尾巴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韓軍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歐同盟也已經很難說是全天候的同盟關係。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早就讓北約組織失去了共同的敵人而無所適從了，美歐和美日內部的經濟和貿易矛盾卻如火如荼，經常發生的美歐貿易戰就是明證。
因此今天我們中國和其他國家結成這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即使結成了這樣的同盟，也會給全世界帶來新冷戰和世界大戰的陰影，讓人聯想起二戰前協約國和軸心國的對立和二戰後美蘇的對立，這勢必不符合當前全世界和平和發展的總體趨勢，而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很大的損害，給中國的國家形象帶來極大的負麵作用，坐實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揚的“中國威脅論”的指責。如果中俄結成過去類似華約的全麵結盟關係，那麽中俄勢必會冒著被整個西方世界孤立和敵對的危險，這樣中俄將失去西方國家的投資、技術、貿易和市場，從而讓兩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大大地阻礙，這是兩國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麵。而且現在兩國都把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係看成是遠遠重要於雙方之間的一種關係，因此這樣的中俄結盟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樣，假設中國和日本全麵結盟，這到的確可以改變世界經濟版圖，把兩個有巨大生產力的黃種人的民族聯係起來，但是這將坐實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裏所宣揚的那樣，儒教文化國家結成聯盟對抗西方文明，從而為全世界帶來巨大的不安和陰影，這也必將損害兩國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結成全麵的排他性聯盟，這也是在印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俄羅斯雖然也是基督文明國家，但所信奉的卻是基督教的旁支 — 東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國家一般把俄羅斯看成是“非我族類”。因此這樣一個排他性的結盟也會被理解為儒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從而帶有強烈的文明衝突和宗教衝突的特征。這也顯然不符合時代潮流。
因此筆者要提出一個新概念，那就是議題式結盟。當今世界各國的結盟不再是單純的理念結盟（比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間的結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等），也不再是傳統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軍事結盟（協約國－軸心國），而是一種複雜的結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是多層次和立體的，依照不同的題目和問題各國可以進行多樣的排列組合，結成不同的聯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筆者稱之為議題式結盟關係。比如按照經濟議題各國可以組成聯盟關係，但這樣的聯盟不是以消滅另外一個聯盟為目的，而主要是維護本聯盟內部的經濟利益（比如歐盟，東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按照政治議題各國也可以組成聯盟關係（比如致力於非洲統一議題的非洲統一組織）；按照能源議題各產油國結成的聯盟關係（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根據地緣政治和反恐結成的聯盟關係（比如上海合作組織）；致力於跨地區經濟溝通的聯盟（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兩個在某些領域裏對抗的國家可能在另外一個議題裏卻是結盟的國家，比如中美兩國既有地緣政治的衝突、包圍和反包圍，又有經濟的合作和結盟。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美國和中國在不同的經濟議題上的合作將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中國會放棄在中亞和伊朗的地緣政治的爭奪，相反，雙方在這個議題上的鬥爭會更加激烈。這兩種相反、看似矛盾的發展會長期同時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全麵的敵人，也沒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將視議題而訂，這要求我們與其他國家的結盟關係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
IV 中國的結盟方向和策略
筆者將在這裏從中國的地緣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國未來15到20年的大戰略。從這兩個角度來講，當前我們麵臨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國對我們在地緣政治上的擠壓讓我們麵臨的生存性危機（如伊朗和中亞問題）和美國對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壟斷形成獨霸的局麵。筆者提出的具體戰略思考是：
（1）強俄
美國成為獨一的世界超級大國和蘇聯解體是後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戰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戰略格局和地緣形式。俄羅斯的曆史性衰弱讓俄國經曆了空前的地緣大災難，歐亞大棋盤的戰略邊界被重新劃定，俄羅斯喪失了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國也從蘇聯解體中部分獲利，中國通過與俄羅斯締結邊界和平條約讓中國北方遭到嚴重威脅的戰略局麵得以改變，中國也能夠進入中亞諸國謀取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標誌中國成為中亞地區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羅斯的衰弱也讓全球均衡的戰略格局被打破，美國得以肆無忌憚地對亞洲大陸上黑洞區域和巴爾幹地區進行插手，美國人已經借反恐的名義無聲無息進入了阿富汗和中亞，讓中國的戰略出口 －大西部受到嚴重的地緣政治威脅，如同芒刺在背。美國在歐洲通過北約東擴讓北約的邊界一直抵達波羅的海三小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俄羅斯經曆了地緣大災難後又經曆了北約咄咄逼人的戰略包圍。歐美甚至策動烏克蘭進行顏色革命，讓這個俄羅斯文化和精神的發源地遠離俄羅斯。俄羅斯什麽都可以失去，卻不能失去烏克蘭，失去了烏克蘭的俄國很難說自己仍然是一個歐洲國家，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精神殘廢的國家。歐美甚至要對俄羅斯同文同種的白俄羅斯下手，徹底剝奪俄羅斯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殘缺的一點點尊嚴。
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應該深刻意識到：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內的某些分析從民族主義和民族複仇主義立場出發, 認為俄羅斯是曆史上奪去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俄羅斯的蠶食鯨吞讓中國失去了西伯利亞和中亞大部分領土，並策劃了外蒙古獨立。對中國來說，俄羅斯是僅次於日本的加害國，因此中國應當落井下石，乘機削弱俄羅斯，中國可以大量收複失土。也有人從簡單的“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待中俄關係，認為中俄兩國互相接界，中國的“得”就是俄羅斯的“失”，中國的“失”就是俄羅斯的“得”。因此中俄兩國隻有利益衝突，而沒有合作的可能。中國應當連接遠方的歐洲來削弱近處的俄羅斯，可以獲取最大的地緣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國，新時代的遠交近攻仿佛躍然而出。
這兩種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確和錯誤估計了當前形勢的。如本文開頭所講，曆史不應該被忘記，但也不應該幹擾我們今天的大戰略。當主要矛盾一經確定（美國獨霸歐亞大棋盤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俄曆史問題），我們決不能讓過去的問題來幹擾我們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齒寒的道理吧，虞國國君貪圖小利讓晉國借道攻打虢國，結果兩個國家一起滅亡。中國和俄國今天當然不會被滅亡，但是卻會被削弱、顛覆、分裂和分解。當俄羅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國家而徹底失去世界大國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話，美國也許會先分給中國一些甜頭，然後就會把所有的矛頭對準中國，進行肢解中國的戰略計劃。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灣極獨分子討論的把中國分成七個國家，讓中國成為再也沒有“侵略”能力的國家的討論吧，這絕不是空穴來風的討論。我們真的應該居安思危，常備不懈呀! 完全用地緣政治的“得”和“失”和遠交近攻來看待中俄關係也是刻舟求劍，用過去的邏輯來分析今天的問題。美國的軍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過去簡單的地緣政治，把歐亞大陸許多遠離美國邊界的國家變成自己國家勢力的延伸，把許多戰略要地變成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個時候的主要衝突早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相鄰國家的衝突，因為美國能自己劃定邊界，把美軍投射到和中俄相鄰的地區，任意挪動美國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時候，再簡單地談遠交近攻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世易時移，今天的國家安全觀念已經被徹底改變，規則也被徹底修改了。
中國聯歐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歐盟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超國家體，成為真正獨立於美國的世界一級，現階段來看是很難說的。歐盟內部複雜的矛盾和美國的介入更讓歐盟統一蒙上濃厚的陰影（見中國崛起策八）。美國勢必會盡一切力量發展歐盟內部的均勢，讓歐洲國家互相牽製，阻撓獨立的歐洲防務。即使歐洲整合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很難說歐盟是否會選擇與中國結盟。由於歐洲國家與中國在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歐洲人對中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感興趣，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讓歐洲人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二擇一的選擇，歐洲普遍的民意一定會選擇美國，而不是中國。歐洲人的普遍觀點基本是這樣：美國雖然不夠好，但卻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超級大國，勝過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歐在文化、宗教、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接近和親近遠遠大過他們之間的分歧。想想看歐盟對華軍售解禁在美國強勢幹預下被擱淺的政治現實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歐盟成為世界獨立的一級後有可能會與美國攜手構築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權地位，如果是那樣，人類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寫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歐應該多加強各個領域的戰略對話，但是我們必須有清醒的頭腦，跟歐盟締結全麵的盟友關係至少在20年內是不可能的，聯歐製美，聯歐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戰略，也不值得我們花力氣去白作功，跟歐盟的關係還是更多的以經濟關係和科技合作為主。當然筆者不排除20年後或是50年後歐盟與中國是否會發展出那樣的結盟關係，因為世界上什麽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不過那樣的討論對今天的中國國家利益來說沒有什麽現實意義，也不值得在這裏多著墨。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和俄國在多項議題上需要發展結盟關係，這是今天曆史的需要。中俄兩國結盟不是因為中國人喜歡俄國人，或是俄國人特別喜歡中國人，雙方結盟是因為雙方的利益。俄羅斯戰略上被擠壓已經達到它能承受的頂點，中國也深深感受到從東西兩個方向的戰略壓迫。中俄結盟是不得已，但是雙方在許多議題上一旦結盟，就發現中俄兩國的結盟是優勢互補、雙方獲利的戰略結盟。中國是世界經濟強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缺陷是軍事實力不夠強，在許多地區政治影響力不夠大。俄國是世界軍事大國，具有超強的軍事震懾和打擊能力，由於前蘇聯的政治影響強大，俄羅斯在世界許多重要地區依然發揮著政治大國的作用。俄羅斯的缺陷是經濟實力虛弱、貧窮，跟世界其他大國不成正比。有錢沒槍的中國和有槍沒錢的俄國一旦結合起來，就能在許多議題上有效地遏製美國的獨霸局麵，讓中俄兩國同時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說來中俄必須在以下問題上緊密結盟： a.針對美日軍事同盟，中俄同時感到巨大的戰略威脅，於是中俄在此議題上結成針對美日軍事同盟的中俄軍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於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戰略均衡格局。b.中亞五國和伊朗問題是中俄的生死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線，中俄的戰略聯合不僅為雙方注入了強心劑，也可以嚇阻美國吞並伊朗的陰謀，讓美國的軍事侵略野心難以得逞。c.中俄還應當在中東建立針對中東衝突特別是“巴以衝突”和“阿以衝突”議題的同盟。中俄共同發出的強音會讓兩國同時成為中東地區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級棋手美國獨霸的局麵。在中東議題上中俄如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是單打獨鬥進入該區域都有可能讓雙方共同邊緣化，造成沒有多大發言權或是發了言也沒人聽的局麵。d.中國和俄羅斯應當在南亞印巴問題上結成南亞議題同盟。印度是新興強國，巴基斯坦是地緣上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美國同時在拉攏印巴兩方，想要兩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國，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過去跟蘇聯關係特別好，是俄國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卻跟俄國的關係一般。中俄應該利用各自的優勢各拉住一個，中國讓巴基斯坦，俄國讓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雙方共同努力發揮雙方的優勢，讓印巴兩國達成曆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話，中國就能打開中印關係的死結，開創全新的局麵。鑒於印度是不結盟國家的領袖，因此拉攏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雙方應當力阻美國把印度拉過去，給中俄組成新的地緣災難。 就當前的局勢來說，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也將損害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不僅不應該落井下石，反而應當通過經濟貿易和金援加強俄國的實力。一個經濟過於疲弱的俄國可能會失去世界棋手的資格，讓中國陷入完全的地緣困局和戰略包圍，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國家的整體戰略就失敗了，我們在歐亞大棋盤上的回旋餘地就被大大縮小，可能棋到中盤就會棄子認輸。今天的基本戰略格局是：弱俄就等於弱中，強俄就等於強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沒有內鬥空間，隻有強強結合，謀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內應當是平等的雙領導的關係，不存在著誰壓倒誰的問題。中俄的結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導地位、領導另外一方的局麵，中國也不要因為經濟的強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領導俄羅斯。俄國是世界大國，有大國基本的尊嚴，歐盟和北約的過快東擴羞辱了俄羅斯，剝奪了俄羅斯的大國尊嚴，這是導致俄羅斯轉向中國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挑撥離間，中俄同盟越穩固，西方世界就會越重視雙方，雙方就能越好地捍衛雙邊利益。
（2）強法
中俄在許多區域議題上結成“議題式同盟”是保障兩國戰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範圍內中俄如果要促進世界多級格局的形成、結束一超獨霸的局麵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光依靠兩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兩國都不是西方國家，容易讓他國有“東方對抗西方”的聯想。
在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議題上，中俄兩國當然也互相離不開，但雙方必須尋找到一個有實力的、有獨立意識的、有獨特文化和影響力的、不滿足國際政治和經濟現狀的西方國家。符合這個條件的隻有法蘭西共和國。意大利有雄心沒實力，英國有實力沒雄心，德國有實力有雄心卻沒膽量。隻有法國人既有雄心，又有實力，還有膽量敢於在國際一切場合向美國的霸權嗆聲。德國在施羅德時代也差點把德國帶上了世界獨立的一級，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中差點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戰同盟，這是美國最恐懼的聯盟，美國盡了一切力量拆毀了這個同盟。隨著右派的默克爾政府上台，德國重回美國的懷抱，再次建立了對美國的依附關係，而施羅德敢於向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嗆聲的舉動是二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絕響。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經灰飛煙滅，不再是歐洲政壇的一個話題。這裏反映了德國人深深的困境，盡管德國人已經被認為是歐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國已經對二戰中納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國也取得了完整的國權並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德國任何對世界獨立一級和地緣政治的追求都會在本國內被反對黨視為是不能容忍的，德國周邊的國家也會立即關注而再度引發對過去曆史的痛苦回憶。因此對比日本被“硬限製”（美軍軍事占領），德國事實上是被“軟限製” 了（道義上的約束），對過去納粹德國侵略曆史的記憶讓歐洲許多小國對德國懷有永遠的懷疑和偏見。哪怕是德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也會被美國人抹黑成“德國新納粹複活了”。因此德國完全成為世界獨立一級的前景並不樂觀。相比較而言，法國人有獨立的傳統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員，是天然的多級世界的支持者。法國從戴高樂時代發揮的獨立精神和勇氣塑造了今天法國人的民族性格。法國在今天歐洲聯盟陷入困境的時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為歐洲人的獨立 －法國人最大的夢想看起來是那麽近，實際上卻是那麽遙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讓驕傲的高盧雄雞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給予巴黎的支持將提高法國國際地位，讓法國從歐洲的法國發展成為世界的法國，讓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強法）。法國雖然經濟不如中國（按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卻遠遠好過俄國；法國雖然軍事不如俄國，卻要好過中國。法國還在世界許多地區（西非、北非、中東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區）發揮著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國的作用。法國還屬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加上璀璨的法蘭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傳統，法國在世界上的獨特作用是無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和貿易新次序的結盟將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有錢的中國，有槍的俄國和有強大軟實力的法國，再加上三國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將開辟國際政治全新局麵。
（3）強韓
剛才筆者已經提到了針對美日的軍事同盟這個議題中俄也建立了相應的中俄軍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實力略弱於對方。因此我們的策略是應當盡力鬆動美日同盟，盡快實現我國領導人和日本新領導人的會晤。因為元首的互訪將大大有利於中國展示新時代中國和平發展的新形象，有利於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國觀感。中國應當大力加強同日本人民的溝通，向日本民眾展示中國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在美日軍事同盟這各議題上我們不僅僅是被動的旁觀者，我們應當主動出擊爭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關係問題上我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能夠阻止美日同盟變成全麵的針對中國的盟國關係，我國在戰略上應當考慮強韓，也就是讓韓國更加強大，同時促進朝鮮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讓朝鮮的經濟實力能夠得到恢複。當前，在韓半島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韓國社會的急劇左轉，韓國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緒擴散，韓國與美韓軍事同盟越走越遠，要求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和中美進行等距交往的呼聲越來越強。二是兩韓的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強，幾乎失去理智，這種超強的民族主義首先針對日本和美國，其次也針對中國。中韓在高句麗曆史、端午節節慶的爭端上產生的爭議讓人看到高麗民族主義強悍的一麵，韓國人在修改古代曆史上的隨意性已經達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當然，韓國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日本人和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50年殘暴的殖民統治的。我國應當妥善應對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應當讓一個具有中等實力的韓國成為戰略上抵製日本的重要一環，正如同東亞千年的曆史一樣。
鑒於強韓這個題目相當複雜，幾乎可以開辟專文來討論，筆者在這裏就不多加討論了。筆者希望提出一些戰略思考供大家參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能夠對本文的觀點加以補充和批評。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應該不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幹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係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間，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中國崛起策十： 從德國的曆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
I. 德國近現代曆史中的智慧
讀到德國近代曆史的時候，感覺到德國的曆史對於今天的中國有特別的借鑒意義。德國在其鐵血宰相俾斯麥執政期間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之後經曆了幾起幾落，也經曆了國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淪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誌民族在經曆了百年的崛起和毀滅的大循環後，變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參透國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謀求國家最大利益的哲學了。
德國在1871年的統一本身就是一個外交和國家戰略的雙重奇跡，值得我們今天認認真真去研究和探討。當時德國領土上雖然生活著古老的日爾曼民族，但卻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因為大大小小的城邦國家散布在德意誌的疆界內，沒有一個統一國家的概念，德國人的船隻航行在公海上沒有自己的國旗，也沒有一個政府可以有效地保護他們。德意誌領土也常常是歐洲列強的遊戲場，法國、丹麥和西班牙可以隨意地在德國領土上發動戰爭，四分五裂的德國成為歐洲主要大國角逐的棋盤。當時有兩個德意誌民族國家，一個是奧匈帝國，一個是普魯士，有實力統一德國。
我們學習世界曆史的時候對俾斯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稱為鐵血宰相，俾斯麥用戰爭和武力統一德國的曆史在中國大家也是耳熟能詳。鮮為人知的是，俾斯麥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和謀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開闊和思想之深遠，可以說是德國曆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普魯士統一德國是通過三場戰爭來完成的，剝離掉戰爭及其瑣碎複雜的細節後，我們可以立即發現這三場戰爭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特別值得今天的我們去解讀。這三場戰爭中普魯士的對手分別是丹麥、奧匈帝國和法國，這三個國家是當時歐洲大陸上的強國，也是德國邁向統一路上的三頭攔路虎。在每一場戰爭中，普魯士的對手或潛在的敵人都分別為中立國甚至是普魯士的同盟國。在一場戰爭結束後的下場戰爭中與普魯士曾經交戰的敵國卻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普魯士的鐵杆同盟國。不僅如此，當時歐洲其他列強如英國和俄國都沒有強力幹涉普魯士的統一過程，這就更加令人驚奇了。我們知道，歐洲國家在民族國家競爭的曆史時期，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是非常錯綜複雜和微妙的。盡管當時帝國列強在全世界爭奪殖民地打得熱火朝天，許多國家已經積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對方，但是各國在阻撓德國統一的問題上意見倒是一致的。畢竟主要大國都不願意看到在中部歐洲崛起一個新興的大國和強國，有誰願意看到憑空誕生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呢？所以為什麽當時各國沒有幹涉德國統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裏我們再次可以看到有遠見的政治家對世界曆史的影響力。俾斯麥在一旦確定了普魯士的國家總目標是肩負起把德意誌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的曆史使命的時候，他就表現出了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俾斯麥善用謀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機敏巧妙運用一切外交手段，體現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於審時度勢，能準確把握稍縱即逝的戰略機會，卻從來不貪功冒進，深刻參透了過猶不及的道理。俾斯麥在每場戰爭前都作了紮實細致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犧牲部分利益來穩住有可能讓德國統一進程逆轉的歐洲主要大國英國、俄國和法國，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現出媚英和媚俄的舉動，對英國降低了關稅，對俄國鎮壓波蘭革命沒有加以幹涉，同俄國簽訂了友好條約。對於法國昏聵的拿破侖三世，俾斯麥則看透了他好大喜功、優柔寡斷和鼠目寸光的特點，向他承諾普魯士不幹涉法國兼並比利時、盧森堡和德國西部的魯爾區等。俾斯麥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場戰爭中最大限度地爭取其他大國的中立立場和不幹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敵國，讓敵國在歐洲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場德國對奧匈帝國的戰爭中，普魯士向當時的國際社會宣揚的信息是普魯士隻想捍衛自己的疆界、無意攻進奧匈帝國境內，更沒有展示出要統一德國全境的企圖，普魯士的煙幕彈讓毫無防備的拿破侖三世深信這是一場慘烈的持久戰，他甚至把寶押到奧匈帝國身上，認為奧匈帝國能贏，因此法國就樂得看逍遙了，傻嗬嗬地觀看兩虎相鬥。當普魯士做好一切環節的準備後，戰爭一打開普軍就勢如破竹，迅速攻進奧境內，接連取得軍事大捷。就在普魯士的軍隊離維也納僅有6公裏的時候，俾斯麥卻表現出一個軍事家的宏偉視野和高度的戰略節製，當時普魯士的將軍和國王威廉都已經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摩拳擦掌地準備下令普軍一舉蕩平維也納，並乘勝追擊力求滅亡整個奧匈帝國的時候，俾斯麥卻力排眾議要求和奧匈帝國簽訂和約，要求奧方放棄北德的荷爾斯泰因和放棄幹涉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進程，在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後普軍撤出了奧匈帝國。俾斯麥的自我節製的舉動具有深遠的戰略含義：俾斯麥深知普軍戰線拉得太長，軍心因為過於興奮而鬆懈，大勝的背後蘊藏著大敗的可能；俾斯麥也非常清楚奧匈帝國是個大國，普軍滅掉這個曆史悠久的大帝國短期內條件不成熟，反而會貪心不足蛇吞象，普軍占這麽大的地盤不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會“撐死”；普軍繼續進攻奧匈帝國必然會賦予其他歐洲大國以普魯士好戰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內獲得這麽大的地盤讓歐洲列強極為恐慌，歐洲列強定會聯合起來幹預普魯士的進攻，這樣的結果不僅是奧匈帝國的地盤拿不到，連剛剛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東流，德國統一大業徹底泡湯；俾斯麥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魯士的曆史使命，因而懂得見好就收，他知道奧匈帝國無統一德意誌民族的意願，也清楚德國統一大業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斷幹脆地將奧地利排除在德國統一進程之外；俾斯麥的戰略節製帶來巨大的“後發收益”，奧匈帝國在普法戰爭－這場德國統一最關鍵的戰爭上站在了普魯士的一邊，而不是與法國夾擊普魯士，這是普魯士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麥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轉變成奧地利善意的回報，得到了最大的戰略收獲。
在第三場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再次表現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穩住了俄國，並通過大量的外交工作讓英國確信是拿破侖三世在挑戰英國在歐洲的國家利益，拿破侖三世對英國人表現出的輕蔑態度讓英國最終決心保持中立。最後普魯士在色當取得大捷，俘虜了十萬法兵和剛愎自用的拿破侖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爾賽宣布成立德意誌君主國，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國奇跡般地統一了，這是當時所有歐洲國家都無法預見到的重要曆史事件。然而，這時候被民族主義衝昏頭腦的德國陸軍已經無法節製了，德國要求法國賠款50億法郎，陸軍將軍不顧俾斯麥的堅決反對割占了法國領土阿爾薩斯和洛林，為德國製造了一個永遠的敵人－法國。在德國舉國狂歡慶祝、民族主義如脫韁野馬不可控製的時候隻有俾斯麥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甚至憂心忡忡地告誡國人：德國危險了！他認為，德國地處歐洲大陸中部的心髒地區，其地緣形式暗藏著極大的危機，因為其東部麵臨強俄，南部是奧匈帝國，西部已經有了一個強大的敵人－法國，隔海相望就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敵國。法國隻有東部邊界可能遭到攻擊，而俄國隻有西部邊界可能遭到攻擊，而德國卻可能三條戰線遭到攻擊。法國是遲早要複仇的，如果德國處理不善，就可能麵臨同時三麵作戰的危險和被合圍的境地，德意誌民族就會麵臨亡國的可怕局麵。俾斯麥認為，德國應當善於守成，好好消化統一進程中取得的大片國土，迅速發展德國的工業化和技術水平，德國如果走向全麵擴張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的話，那必然會把德意誌民族置於可怕的險境而無法挽回，那將把所有的功績和成就化為灰燼。
然而，勝利者的自大和自得決定了他們是難以聽進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麥晚年鬱鬱不得誌，和德皇意見不合，最後黯然離開政壇，而曆史真的就像俾斯麥所預言的那樣發展下去了。俾斯麥的地區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爭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麥圓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蠻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麥的戰略節製和和平發展的國策被野心勃勃的軍事擴張政策所取代。德國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陽光的地盤下爭取屬於自己的地盤了，德意誌變得越來越有擴張性了，開始覺得上天不公、給德意誌的生存空間太少了。當德國咄咄逼人地與俄國競逐巴爾幹的時候，當德國在巴格達逼退了英國的勢力的時候，當德國在北非摩洛哥威脅法國的時候，俾斯麥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斷喪。驕傲自大的德國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四麵樹敵，地緣包圍的陰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國先是和世仇法國簽訂和約，因為英國覺得英德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接著英國又和俄國簽訂和約，再加上法俄和約，俾斯麥的預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被三麵夾擊（東俄，西英法美，南意大利），德國戰敗被列強肢解。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利用泛德意誌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全麵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最後又兩麵被夾擊（東蘇俄，西英法美），曆史在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隻是二戰失敗後德國更慘，國土被美英法蘇軍事戰領，國土被人為地分裂成兩個國家，國權也慘遭剝奪。軍事擴張的德國完全放棄了外交和國家戰略的製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終嚐到苦果。
筆者在德國留學其間，認識了一位德國老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特別感興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時候，他總會講述很多過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給筆者看了四幅德國不同時期的地圖，第一幅是一張特別陳舊、發黃的德國地圖，時間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麥才統一德國時候的地圖，那時候德國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納粹德國時期繪製的地圖，那時候德國的疆域象吹了氣的氣球一樣，大大膨脹起來，1940年的納粹已經吞並了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德國”版圖大得驚人。如果地圖再晚繪製一年， “德國”地圖大概要延伸到蘇聯莫斯科了（1941年納粹製定巴巴羅沙計劃進攻蘇聯）。第三幅是1945年德國的地圖，德國戰敗，版圖大大縮小，納粹的軍事占領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來，當時德國的版圖變成德國曆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圖就更小了，德國在俾斯麥以後擴張了那麽久終於一無所獲，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四幅是德國1990年重新統一後的地圖，德國戰後走和平發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舉世羨慕的經濟奇跡，最後東德主動要求和聯邦德國合並。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輪回，德國的疆界又幾乎恢複如初。老人笑著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可以從普魯士以來的德國曆史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老人的話總是充滿智慧：德國全力去爭的時候，最後卻什麽也沒爭到；德國不去(靠軍事暴力)爭的時候，國家版圖卻得以複原。這樣看來，爭卻是沒爭，沒爭卻是在爭，這難道不是德國的教訓和德國的智慧嗎？這難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國崛起時代的國人深思嗎？
II. 中國的俾斯麥
縱觀俾斯麥的一生，我們發現了他身上充滿矛盾之處。他出生於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卻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改良運動，並推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會保險製度；他自己宣稱是君主製的信徒，卻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實施君主製度的德國諸侯；他處處顯示了德意誌至上情結，卻又小心謹慎，為歐洲許多國家的和平斡旋。在那麽多的矛盾背後，俾斯麥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實用主義者，他對內發展德國的經濟，進行社會改良，以平息尖銳的階級矛盾，為德國創造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他對外卻收斂鋒芒，大玩平衡外交術，以歐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國來複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和俄國、意大利和英國的關係，其根本目的也是為德國建立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讓德國能夠搭上當時歐洲工業化的快車。
對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我們立即就能發現中國的改革之父鄧小平和俾斯麥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鄧公受命於危難之中，卻能高瞻遠矚，力挽狂瀾，促進了中國的複興和崛起。他是共產主義者，卻很早就發現了計劃經濟的問題，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勇於拋棄意識形態，把中國帶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之路；他善於把握世界總體趨勢，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世界發展的軌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外交上和國家戰略上鄧公的國家實用主義路線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響著我國國家戰略的總方向，鄧後的中國領導人依然蕭規曹隨，緊遵鄧公為我們留下的28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我想，中國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體現在這28個字內，鄧的善於守拙和俾斯麥的善於守成是多麽驚人地相似；鄧韜光養晦的策略同俾斯麥的戰略節製是多麽的接近；鄧的“決不當頭”和俾斯麥的不爭霸世界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鄧留給我們的指導方針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應當牢記：無論外邊世界怎麽打得天翻地覆，我們中國要老老實實，關起門來，一心一意謀取建設發展。鄧和俾斯麥都是實用主義的愛國主義者，都深刻參透一個道理：一個國家要謙卑，絕不可因為國力的上升而揚揚自得，到處用武力去張顯自己的實力。一個國家決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國力和濫用國力，到處進行擴張，而是要善於保存、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國力，以一步一步壯大自己。一個新興強國崛起的時候，要從地區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強國的道路，而絕不能走全球爭霸、四處出擊的道路，更不能主動向世界霸主發起挑戰。直到今天，韜光養晦和善於守拙依然有著極其強烈的現實意義，它有助於我們繞開許多彎路，讓中國崛起的曆史進程能夠順利完成。
話又說回來，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國力之強大，如果中國要吸引世界觀眾的注意，不會太難。看看伊朗的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吧，他們總是能夠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國媒體的報道。如果中國也象他們那樣，製造一兩個事變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輿論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廣泛的報道，中國也一定能夠天天成為西方世界的話題，但那樣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甚至把中國推向與世界為敵的險境。這樣看來，張顯國力很容易，善於守拙卻不易；四處擴張很容易，善於守成卻很難；處處顯露、愛表現很容易，韜光養晦卻不易。一個人要有很大的自製力才能克服驕傲自大的情緒、才能學會謙卑謹慎；一個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大國的領導人，要有超人的克製力和自製力才能作到不張顯和透支自己國家的國力。這一點上俾斯麥和鄧小平都堪稱最傑出的政治家。俾斯麥在普軍離維也納僅離六公裏的地方能夠撤軍，就表現出遠遠超過一般人的節製力和戰略智慧，在這個階段，讓普軍乘勝追擊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繼續往下攻是很難的。而鄧作為一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國的領導人，卻能內斂、謙卑、冷靜和低調，紮紮實實穩紮穩打，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謀取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切從“推進中國現代化大業”的角度出發，在國際場合不說過激的話，不作過激的事，為中國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質基礎。
III. 再談中國的結盟
俾斯麥生活在一個普魯士崛起和強大的時代，普魯士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方麵大大縮短了同最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在許多方麵普魯士甚至超過了英國。普魯士也塑造了德意誌民族整體的精神特征，比如說普魯士嚴謹、認真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讓當時普魯士的產品有了優質廉價的美譽，頗像今天德國產品在世界上廣受歡迎的景象。普魯士的紀律和軍事強大更是讓當時的世界主要大國心懷戒懼。盡管普魯士如此強大，但是俾斯麥還是謹慎小心，生怕普魯士和統一後的德國陷入被圍困的局麵。俾斯麥統一德國最具有借鑒意義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戰爭隻能有一個敵人，己方則要爭取有數個同盟國和中立國，千萬不能陷入同兩方和三方同時作戰的境地。在俾斯麥看來，每次打擊敵人都要適可而止，在不能徹底消滅對手的情況下，戰後對敵人要從輕處理，讓敵人感到普魯士“文明”的威力，讓世界感到普魯士不是一個尚武野蠻的侵略者，也可為自己留下回旋餘地。這種不逼死對方、給對手活命空間的雙贏作法給普魯士帶來極大的好處，因為給對方一條退路就是給自己一條退路，俾斯麥在這一點上很有點我們東方哲學的味道。俾斯麥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結盟哲學終於讓戰爭史上的奇跡出現了，一個才和普魯士殊死搏鬥的奧匈帝國很快卻在另外一場戰爭中成為普魯士的同盟國，幫助普魯士完成了德國統一大業。
以當時普魯士軍事訓練的完備和國力的雄壯俾斯麥尚卻能如此精明謹慎，絕不同時樹幾個敵人，而是善用外交關係巧妙地來為德國統一大業服務，我們今天崛起的中國更當要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同中國周邊的國家搞好關係。我們已經知道，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遏製中國，防止中國成為挑戰美國獨超地位的國家，那我們就不能再主動去塑造新敵人。如果考慮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變成準軍事同盟，這對我國的戰略上構成了無比巨大的壓力，我們更應當廣交朋友，廣結善緣。按照部分國內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中國周邊國家沒有一個是可以結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韓國人是高麗棒子，俄羅斯人是罪大惡極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紅頭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負義的惡棍，菲律賓和印尼都反過華，如果按照這種簡單的邏輯和線形思維的話，那我們必然會以所有的周邊國家為敵。如果再考慮到俄國曆史上侵占中國那麽多領土，日本人侵華的暴行，韓國人的桀驁不遜，那我們隻能把他們看作是敵人。先不說如此簡化地看待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合適正確，光是這樣對外極端排斥的心態就容易讓中國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麵。俾斯麥先後交好俄國、英國和意大利，在普法戰爭前還交好法國，這些國家在曆史上都曾經入侵過日爾曼民族固有的領土， 1618－1648年德國曆史上的30年戰爭是一場外國列強介入的宗教戰爭，讓德國失去了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觀點來看也可以算作是駭人聽聞了。如果俾斯麥隻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複仇主義者的話，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歐洲大國都是普魯士的世仇，都是普魯士軍事征伐的對象。如果普魯士當時愚蠢地以天下為敵的話，那天下也一定會以普魯士為敵，那普魯士就絕對統一不了德國，也許今天德國領土上還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小國家。
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錯誤在於根本沒有認清當今世界的總體形勢讓狹隘的民族複仇主義已無可能。更為荒謬的是，按照他們那套思維觀念一定會置中國於外交孤立和戰略險境，極大地惡化中國崛起的周邊和平環境，會讓親者痛，仇者快，美國的戰略學者一定會樂見這樣的局麵出現。
按照今天中國的國際環境，如果我們不能實現中日重新邁向友好關係的話，（這當然也不能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善意），那麽一個麵臨美日同盟的中國－就必然要考慮結盟俄國，修好印度和聯結韓國，我們手裏並沒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俄國人、韓國人和印度人，也不管這些民族是否看得慣我們中國人，不管曆史上我們和他們有何過節，我們都應當積極與這些國家修好，這是我們國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國未來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關鍵。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而聚，因無利益而散，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把民族主義和民族偏見帶進外交政策，那就會形成戰略失敗的局麵。
有人認為強俄是在與狼共舞，弄不好還會被狼吃了。我認為，這種局麵不會發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強對方是強強共舞，雙方誰也吃不了誰，雙方互相“強”對方會為雙方共同的崛起和複興奠定好基礎。隻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強的局麵下，雙方結盟才會產生弱者出現生存性危機的險局，比如哈薩克斯坦單獨和俄國結盟，蒙古單獨和中國結盟都會產生強者磁吸弱者的局麵。今天中國早就不是過去那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強國和世界一極，是世界上主要的戰略棋手，中國崛起的速度讓很多國家既高興又憂心忡忡，高興的是可以從中國大市場中獲利，憂慮的是怕中國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輻射到軍事領域走擴張殖民的道路。我們看俄羅斯是俄國熊，俄羅斯看我們則是中國龍，熊既吞不了龍，龍也吃不了熊，這點雙方都心照不宣，隻是現在龍和熊同時麵臨天上的蒼鷹凶猛的戰略進攻，還聯結了東邊的日本狼，龍和熊必須聯合起來才會在嚴酷的競爭中生存下去。當然，龍怕熊將來越來越壯，越吃越多；熊更怕飛龍在天，將來飛到和蒼鷹同樣的高度，讓熊再也趕不上龍，但那是20年後的事，現在熊和龍的理性選擇隻有一條，互為犄角，互相讓對方更強大，隨著世界形勢的演變，當蒼鷹有一天不再能獨霸天空和世界的時候，世界的遊戲規則一定會有所變化，龍一定會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縱連橫，熊亦然。
IV．中國應當居安思危
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是我們大多數人在有生之年能夠親身經曆的一件世界性事件，這也許將比我們大多數人所預料的來得更早。按照世界銀行用平均購買力(PPP)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在 2010年就能超過美國。按照英國權威刊物“經濟學人”的計算辦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2026年左右將與美國持平。最近，中國學者李世春在其文 “2019年：超越美國”中，非常科學全麵地考慮到了中國經濟增長中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和統計口徑誤差的問題，進行了比較科學的預測和推算，是筆者看到的關於中國經濟總量預測的最具有信服力和說服力的文章，也解答了筆者長期以來關於中國GDP增長的一些問題。李先生還按照低位值、中位值和高位值進行了不同的測算，最後不論是那種算法我國GDP的總量都將在2019年超越美國。中國的崛起已經完成了日本和四小龍崛起的第一階段，在接下來的經濟增長中，人民幣和美元的比價將逐步回到應有的正常區間，正如當時日韓新港台崛起的曆程一樣。人民幣的升值將大大縮短中國追趕美國的時間。畢竟，13億人口的國家趕超3 億人口的國家是誰都無法阻擋的。當中國完成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曆史階段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總量不僅將超過美國，而且將逐步拉開和其他強國的差距，極有可能的是2019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美國持平，而將超過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的總和，這不是癡人說夢，而是按照現行趨勢發展下去很有可能出現的結果。中國的崛起極其類似當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後的崛起，中國的確處在一種非常有利的局麵。
恰恰在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更要防止一些過激的思想的擴散，我們才更要有一種內斂和謙卑的精神，才更要懂得運用國際策略，為中國謀求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是讓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衝昏頭腦，更不能得意洋洋走上軍事擴張、民族複仇和新殖民主義道路。當年俾斯麥對德國人的諄諄告誡今天聽來仍是那樣振聾發聵，仿佛他不僅是在對德意誌民族說話，也是在對我們中華民族說話。在一個國家弱小的時候，固然命運悲慘，任人宰割；當一個國家急速崛起和迅速強大的時候，我們應當小心謹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絕不能濫用國力和透支國力。俾斯麥對德意誌民族發出的呼籲是那麽有遠見，似乎能穿透時空給我們今天無窮的借鑒。德意誌民族地處中歐要地，地形既很有利，又極度危險，如果不慎，極容易三麵被合圍，整個國家將麵臨滅頂之災。我們今天中華民族也特別得到上天恩賜，曆經苦難、戰亂、外敵入侵和內部分裂今天我們仍然能保有這麽大片領土，而且國家正在走向強盛。另外一方麵，我們的地緣形式和當時的德意誌民族頗有相似之處，三麵麵臨世界大國和潛在的世界大國（北俄國，西南印度，東望日本），搞不好地緣上我們也可能麵臨三麵合圍的局麵，那將對我們造成極強的戰略壓力，直接幹擾到我們經濟發展目標。在俾斯麥時期的德國，與歐洲大陸相分離的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當時英國並沒有要幹預德國，隻是在俾斯麥以後的時代德英競爭才導致英國一步一步把德國視為主要敵人的。而這一點上我們中華民族今天麵臨的形式要更嚴峻一些，因為超級大國美國已經鐵定要遏製中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要爭取和世界上一切二級強權改善關係，樹立中國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我們更要同美國搶時間，抓緊一切機會壯大自己。我們絕不能因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牽製和幹擾就怯於談對日關係的新思維和改善中日關係，我們的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是不拘泥於任何意識形態和曆史衝突，與任何可能的次級強國建立友好關係和聯盟關係，為中國的全麵發展謀取最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我們今天在中國的上升階段應該特別居安思危，為民族複興之路未雨綢繆、打好紮實的基礎。真的應該認識到，建立多方麵的友好外交關係要花很長時間，可是外交成果毀起來卻很快。我們每次都看到俾斯麥打勝仗，卻沒有看到他每場戰爭之後付出的心血和勞動，而這些精心維護的外交關係卻在短短的時間被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將軍們毀得精光。如果我們將來在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實力的時候，如果那時候我們都沉浸在民族主義情緒中，如果那時候我們想鬆動一下筋骨進行一些軍事擴張的時候，出於對中國過於強大的恐懼會使其他國家可能和美國一起聯手來對付我們。如果俄羅斯、印度同時感覺到了中國的威脅，不排除他們會和美國日本聯手，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就將陷入地緣政治空前的大災難了，那真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天佑我們民族吸取德國的教訓，讓那樣的局麵永遠不會出現。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俾斯麥的照片的時候是在《世界五千年》裏看到的，那張照片上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將軍般的人物，雙眼炯炯有神，充滿著野心和進取心。我在上大學讀到德語原版的俾斯麥回憶錄時，卻發現封麵上的那個老人充滿著失落，那雙略帶悲傷的眼睛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那雙極其智慧的眼睛仿佛有透過時空的魔力能看到自己民族的沉淪和毀滅，能看到將來自己一手締造的事業毀於一旦。以史為鑒，可以知未來。讀曆史總是讓人更聰明。這裏我們應該感謝中國老一輩政治家的遠見，無論是毛的“中國永遠不稱霸”和鄧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都蘊涵著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戰略遠見。中國應當走地區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絕不能走全球擴張侵略的道路，世界太大，文化是多樣和多元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控製全世界，過去不會有，將來也不會有。美國的全球擴張和侵略正在步羅馬帝國的後塵，美國的強大、擴張、好戰注定了美國將走向衰落。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成為世界強國後也不應該稱霸，因為國之雖大，好戰必亡。中國追求的應當是多元的和多級世界，讓中國文化播及四方，讓中國的柔性哲學綜合西方過於陽剛和富有進攻性的哲學，讓世界各國敬服中國，感受到中國文化無所不在的魅力。讓東方的文化配合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來創新和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讓未來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為一個多元化的、豐富的、和平的、和諧的世界，應當是我們國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標。
中國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躍升和中國的崛起
當前有兩個事件顯示全球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第一是西方媒體掀起了新一輪對中國威脅論的報道，不同以往的是這次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論調集中於中國經濟崛起對西方優勢地位形成的全麵挑戰和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關於世界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的討論，中國一詞以前所未有的頻度出現在西方著名媒體的報道上。 2006年9月11日德國著名刊物“明鏡周刊”以中國為封麵主題報道中國，封麵上描繪的是無數森嚴的秦始皇兵馬俑，手持電視、冰箱、手提電腦、手機、轎車、高速列車等物品，並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來自遠東的進攻”。眾多的兵馬俑象征著中國龐大的人口，手持不同產品象征著中國從簡單加工業向現代化工業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轉型，圖文配合在一製造了中國經濟威脅論和中國經濟進攻西方的視覺效果，而長達十幾頁的正文則不停渲染中國經濟威脅西方的論點，文章最後開出的方案是歐洲應當同美國緊密聯合，全麵圍堵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世界結構性變遷和西方文明優勢地位的坍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能完全代表德國社會，特別是經濟界和企業界的主流觀點，但中國崛起進入新階段即產業升級和邁向獨立自主、科技創新型國家，進而能與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一爭長短，對此西方社會普遍感到一定的擔心和恐懼，對於這一點，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中國人普遍能夠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國在近兩周以來的外交盛宴顯示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先是國內俄羅斯年的逐步謝幕，再是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接著是東盟和中國10+1的南寧峰會，最後是中國外交的重頭戲 — 中國非洲峰會。中非峰會將幾乎整個非洲大陸搬到了北京，非洲48個國家的元首和部長來北京參加峰會，中國外交戰線出現盛況空前的大好局麵。在這兩件大事中蘊藏著重要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們加倍留心關注。這兩件事情反映了中國崛起和世界局勢俱都進入新階段的重要變遷，具體說來，中國崛起在以下三方麵改寫了二戰以來的國際結構和次序：
1．二戰以後世界差序結構和世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南北東西”問題。“南方”和“東方”並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經濟上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亞洲除了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 “北方”和“西方”指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西歐和日本）。北方國家，也就是工業化國家隻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卻在經濟產出和國際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的壟斷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產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論 －依附理論，此理論認為世界各國按照經濟、貿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為中心、邊緣地區，後來華倫斯坦(Wallerstein)還據此發展出世界體係理論，增加了一個半邊緣地區，其觀點簡述如下：中心地區即發達國家，通過有利的經濟和貿易地位，向邊緣地區也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出口工業成品，而邊緣地區被跨國企業完全控製並有意識引導向單一的經濟產品，因此邊緣國家隻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單一的經濟作物。邊緣國家雖然通過了民族革命贏得了獨立，但在經濟上卻完全處於依附地位，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殘酷剝削而無法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舊的殖民主義走了，但新的經濟殖民主義來了，發展中國家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貿易秩序下難有出路。雖然西方左派的理論有一定的偏頗，但是在看待國際經濟貿易不平等問題上還是具有相當洞察力的。
中國的經濟崛起對依附理論和世界體係理論中“邊緣和中心”的觀點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一方麵中國按照人均收入來看依然是個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也依然認同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按照經典理論來看依然是邊緣國家。另外一方麵，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對世界能源市場及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早已讓中國成為毫無爭議的中心國家。中國的影響力不僅讓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甚至也大大超過了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更讓許多世界級經濟學家難以解釋的尷尬現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國家出口工業成品，而邊緣國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經典國家分工理論來劃分，那在中國和許多工業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半工業化國家俄羅斯）的經濟關係中，中國倒更象是中心國家，這些發達國家卻更像是邊緣國家，因為後者向前者出口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銅、鐵礦石、鈾、石油、天然氣等），而前者向後者出口的則是工業成品。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經濟殖民這些國家，這隻是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即中國的崛起使諸如“南北東西”，“中心”、“邊緣”和“半邊緣”等許多世界劃分方式再也不能適合時代的需求了，國際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研究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結構需要理論創新，來解釋世界的新變局。中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南方”或“東方”國家，當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來說中國依然算是南方國家，但按照中國的整體實力和舉足輕重的世界經濟影響力來說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準北方國家。短短20年來中國從一個“邊緣”國家、“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衝刺成為一個準中心國家、準北方國家和準西方國家，是世界經濟史的奇跡，也為二戰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帶來重大的變化和衝擊，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國際權利被轉移，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將被重新劃分。考慮到中國的幅員和綜合國力，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進程可以說是才剛剛起步。
2．中國崛起對發達國家內部的格局和各種機製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二戰初期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1970年代以後世界資本主義有了三架馬車，即美國－日本－德國。隨著1990年日本經濟進入長時間衰退，德國經濟2000年進入衰退期，中國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國在拉動世界經濟方麵的作用，世界經濟轉由美中兩大火車頭拉動。中國經濟的世界性意義也在改變國際權利結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進行著內部的權力調整，中國或早或遲都將贏得在國際機構中更多和更大的權利份額，相應也將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西方八大國家峰會（Ｇ８）因為沒有中國參與將無力解決全球經濟、政治、貿易、能源、環境等一係列全球性議題，英國經濟刊物“經濟學人”多次指出，應當組成由美國、中國、歐盟和日本的Ｇ4, 以取代名不副實的Ｇ８，防止工業國家峰會因為沒有中國的參與而被邊緣化。中國雖然仍為一個人均收入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但已是實質意義上的北方國家，它正式加入Ｇ9應該隻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Ｇ８應對全球權利格局的變化已經在展開調整，包括邀請主要發展中大國領袖和財政部長參加峰會。
3．今年9月德國“經濟周刊”罕見地以非洲大陸地圖為封麵刊登了關於非洲大陸發展的主題報道。非洲，一個飽受貧窮、戰亂和饑荒折磨的大洲，一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被邊陲化的區域，一片幾乎被人遺忘的廣袤土地，在新世紀之初終於贏來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這次拉動非洲經濟增長的正是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到，整個非洲大陸，從北到南，到處可見中國的工程隊、投資者、企業家和醫療隊。中國強大的需求，讓非洲能源市場出現了出口的強勁勢頭，出口的高速增長也帶來非洲許多國家內部產業鏈條的發展、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個大陸在2005年出現了破天荒的高達5,5%的經濟增長率。一個曆史性的變化是，西方國家過去從來都是僅僅把非洲當作簡單的原料基地，隻是給予一些非洲國家一些放債性借貸，而從未認真進行生產性投資。是中國人第一次帶來了大量的生產性投資，在非洲大陸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生產投資超過了借貸資本。中非之間的貿易也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非洲大陸經濟發展出現了井噴現象，中非的貿易額在1950年代僅為1000萬美元，1995年則達到30億美元，預期今年年底將達到500億美元，中非的貿易額在10年內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義者也把中國對非洲的生產性投資看作是非洲覺醒和振興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希望通過中國的投資使非洲徹底擺脫貧困和落後。中國正在取代傳統的歐洲大國如英國和法國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對非洲大陸最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中國帶動南方國家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非洲，中國和東盟關係的深化和貿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進雙方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國和拉丁美洲的關係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麵，整個拉丁美洲的經濟由於中國強大的內需市場的帶動而快速遞增。曆史上與中國相隔遙遠、讓我們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國家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的新曆史背景下與我們迅速接近、靠攏。
以上由於中國崛起帶動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遷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南方國家在經曆了華盛頓共識和美國新自由主義試驗的失敗、經濟長時間陷入衰退和停滯後，終於重整旗鼓，經濟出現了曆史性的增長，而這次帶動南方地區增長的是中國。擺在中國麵前的正是絕佳的曆史機會，這樣的曆史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崛起、非洲拉美經曆經濟失敗和社會動蕩、歐洲和美國長時間忽視這些地區各種因素所造成的。由於美國片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利用自由貿易的幌子打開和壟斷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摧毀南方國家建立獨立民族工業的努力，對南方國家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南方國家產業單一，國家基礎工業遲遲發展不起來，國內市場發育遲緩；歐美國家還以金融開放為由，誘使南方國家采用浮動匯率和實現銀行金融產業全麵開放，利用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大量掠奪南方國家的財產為己所有，使許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賓等在遭受金融危機打擊後一蹶不振，成為標準的失敗國家。而更多的南方國家則由於市場狹小、國力貧弱，隻能完全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美歐所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國民經濟完全處於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於美國強行推行的掠奪性新自由主義政策讓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國際形象陷於低穀，在拉丁美洲大陸，反美思想在各個階層蔓延開來，甚至產生一些反美的極端思想。在這樣的國際新環境中，中國 20多年來奇跡般的發展讓南方國家看到了另外一種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學習的榜樣。
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力量集中在亞歐大陸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處於世界邊緣，也是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邊緣區域。在世界地圖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兩側翼，而如今中國帶動了這兩翼的發展和東南亞經濟的複蘇，再加上以印度為首的南亞次大陸的迅速崛起，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趨勢：那就是南方的躍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國家集團正在經曆集體力量的上升，而中國正是領銜南方國家集體崛起的主角。如果說世界是一個大舞台，世界各國都是演員的話，那中國不僅是北方國家的核心演員，更是南方國家的中心演員。把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躍升的國際政治經濟的大環境中，我們就會有更宏大和寬闊的視野。中國的崛起帶動了南方的躍升，南方的躍升也必將在更高的水平上促進中國的持續發展。在這裏我們真應當借鑒和研究美國人在二戰後的作法，美國在二戰後對西歐和日本的經濟援助和模式輸出奠定了美國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和美元國際霸權體係。美國自由主義模式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失敗了，卻在西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國人真是善於化腐朽為神奇，讓自由市場恰恰在緊鄰共產蘇聯和紅色中國的區域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從而間接導致了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解體、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並讓市場經濟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導地位，所有這一切又有助於鞏固美國在全球領袖地位。今天中國麵臨的曆史機遇是：中國取得了拉動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經濟實力，中國崛起和南方躍升將成為把中國送上世界強國和未來超級大國的重要環節，有了南方的整體崛起，中國的聲音將不再是國際社會中單一的聲音，而將成為國際社會的最強音。有了具備實力的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南亞的力量，中國將具有建立在中國主導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的實力。
拉美、非洲和東南亞在多方麵對於中國邁向世界強國之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是中國經濟爆發性的增長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東南亞將成為中國的原料基地，為繁榮的中國經濟輸送源源不斷的能源。而對於這些地區而言，中國是一個穩定、有很強支付能力的買家。在國際能源市場中，不僅賣家市場很重要，買家市場也很重要，一個富裕、穩定、具有良好信譽的買家市場對於能源輸出國而言舉足輕重，從這點上來說中國和南方國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贏的。
其二: 如果僅僅將中國和南方國家的關係定位為能源輸出國和輸入國的關係是非常簡單片麵的，中國應當樹立非洲大市場和拉美大市場的意識。在全球市場時代，國與國早就脫離了古典時期的零和關係，而成為互利共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損害別國最終會損及自己的國家利益，幫助別人發展也是為自己國家產品打開新市場。總之，在全球化時代，雙贏和多贏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幾乎成為必然。在歐美國家不斷對中國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和采取配額限製時，在歐美麵臨中國經濟崛起不斷單方修改國際貿易規則時，促進、培育和開發非洲大市場和拉美大市場將為中國的產品提供重要的銷售基地。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產業更新和升級的新時期，中國某些處於產業鏈條低端的產品必將轉移到比中國更為便宜的國家，這將有助於中國的某些低端產業重新獲得發展的春天，也將有力地促進中國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筆者計算過，東盟10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400億美元，非洲大陸55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6000億美元，而拉美大陸13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 17500億美元（均為2003年數據），中國根據2005年GDP統計修正後國民生產總值約為22000億美元，東盟、非洲大陸和拉美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相當於中國的 25％、27％和80％。如果東南亞能保持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非洲大陸能近一步脫離戰亂和饑荒，邁上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和非洲統一之路，拉美經濟也能保持經濟持續複蘇的話，三大區域在未來10到15年內經濟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這樣東盟、非洲和拉美將成為全球重要的新市場。特別是非洲大陸，雖然今天依然貧困落後，但它擁有9億人口，在邁向穩定發展的過程中非洲人民對日用消費品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因此非洲市場發展潛能巨大，這個道理很簡單，即人口越多的區域，人口結構越年輕的地方，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經濟潛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陸按人口結構來說是最年輕、人口增長最快的大陸，也是經濟最落後的大陸，但正因為如此，非洲大陸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潛力的大陸。中國把握住這些全球大趨勢，並前瞻性地引領這些大陸邁向民族複興之路，就是在為中國的世界強國工程打下最堅固的地基。
三是在歐美主導的世界體係下，由於中國和歐美在政治體製和人權問題上仍存在許多差異，也由於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異，使得中國無論怎樣設法融入國際體係，都會被西方國家看成是“異類”。有學者認為，隻要中國進行了政治體製改革和加強人權法製建設，西方國家就會完全接納中國。這種看法隻說對了一半，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推進當然有助於拉近中國和西方的距離，但是西方文明已長時間在世界占據絕對優勢地位，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和歐美中心主義觀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強烈的一個觀點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國家隻有全盤接受西方所有價值觀念才能拿到進入現代國際社會的入場券。西方國家現在雖然流行中國熱和中國文化熱，但那隻是中國經濟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織作用的結果，在許多西方人對中國感興趣甚至是迷戀中國的同時，他們那種對中國的偏見和無知依然十分強烈，一旦中國在某些領域裏有趕超西方的勢頭，中國威脅論、中國恐懼論就會如同歐洲曆史上對黃禍的恐懼一樣被大眾媒體和輿論重新喚起。這在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麵臨與其政治製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時，西方媒體在羨慕、驚歎的同時，也充斥著對日本的批評、厭惡、鄙視、恐懼和偏見，日本更多被描繪成一頭沒有道德的經濟怪獸，日本人雖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裏他們始終是怪怪的，他們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們對上司無條件服從，他們的企業漠視工人的人權，他們社會的自殺率很高，他們的住所狹窄活像兔子籠，他們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崛起隻有在南方的躍升中才能真正寫出國際政治經濟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終結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論點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才能真正奠定中國的國際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和南方國家所作的不應當是顛覆現有國際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繼承現有國際文明和西方文明中進步方麵的基礎上（比如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和尊重民權），綜合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國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諧世界，不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別國，對別國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態度），引導國際文明向更為包容、和諧、寬容和多元的方向發展。
筆者的一些具體提議和思考如下：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將南方的躍升（the Rise of South）和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之間的關係納入專項課題研究。南方躍升和中國崛起的交相輝映將一直持續到本世紀末都不會停止，對於這樣事關國家利益的重要課題值得我們早作立項研究，以預測未來的發展，作長遠的戰略規劃，最大限度的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應當考慮在重要國際場合提出南方躍升(The Rise of South)的說法。單單提中國崛起容易讓人感到中國人的文明中心主義觀點和中國民族主義，如果能以宏大的視野提出亞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說法，必將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反響，進而增進中國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領袖的親和力。
加強對南方不同區域如南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國國家利益的全球化讓遙遠的非洲和拉美成為我們經濟和國家利益意義上的“近鄰”，我們應當加強對這些區域曆史、社會、文化、法律、種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慮到我國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滯後，國家可以在未來10年加大投入以培養一批非洲專家和拉美專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陸，民族、文化和語言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我們可以分門別類，培養研究北非馬格裏布國家、西非豪薩語國家、東非斯瓦希裏語國家和南非國家等的專家。
對於當前某些在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出現的一些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國家應當嚴格審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去投資的中資企業，對信譽良好、業績良好、管理良好的企業投資多加鼓勵，對問題企業和缺乏信譽的企業應當嚴格控製。我們應當珍視“Made in China”產品的國際聲譽，防止假冒偽劣產品和以次充好的產品流入非洲國家從而敗壞包括許多業績良好的中資企業在內的聲譽。這也涉及到中國國家整體形象和中國軟實力，我們應當從戰略高度嚴肅看待這些問題。 我國政府應當敦促前往南方國家投資的中資企業遵守當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認的國際勞工法律，譬如嚴格禁止雇傭童工，工人的工作時間不得任意延長，工人有休息權等。同時投資的中資企業應當至少遵守最低的環境保護標準。對於嚴重違反國際勞工法和環保法的企業，我國政府應當有一定的懲罰措施。
對去非洲國家和其他南方國家的中國企業家和中國遊客進行了解這些國家文化、風俗和法律的培訓課程。中國人大量到西方國家旅遊、留學和經商，對西方社會的禮儀和國際慣例也越來越了解。但是對落後於我們的許多國家，我們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經驗，常常是中方人員懷著理想主義熱情來到非洲大陸，但看到當地的落後，由於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導致部分人對所在國不滿，進而表現出自大和對所在國的歧視，傷害到所在國民眾對中國人的集體觀感。中國國民在外一言一行總會被外國人解釋為中國人的總體行為特征，因此我們在國外都當謹言慎行。
應當重視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表現的評價。西方媒體當然總是充滿偏見和有意識的誤導，但一些信息還是值得我們重視，我們可以根據這些信息反省我們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的作為, 改進我們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國家在援助非洲時總是將民主和人權聯係在一起，中國走的是不幹涉所在國內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體經常批評我們隻顧作生意和買能源，不顧所在國的民主、人權狀況和腐敗問題。我方反駁的論點為必須先發展經濟、促進民生，才能逐步實現法製國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何談民主和人權。我認為，中國的模式的確是一種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經濟優先，發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後逐步到達向好的製度過渡，不強行將民主、人權和經濟援助進行捆綁式銷售。我們完全可以綜合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優點，既不強行幹涉別國內政，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別國進行指手畫腳，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權和人道主義危機的問題，而是在堅持中國模式也就是“發展是非洲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的同時，對一些國際上普遍有爭議和非議的地區或產生人道主義危機問題的地區，中國應當與國際主流觀點站在一邊，表現出道德關懷以及中國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傳統，要求有嚴重人道主義危機地區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權，這也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中國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們是可以走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新中間道路的。
對於部分西方國家和媒體的惡意詆毀，比如聲稱中國在搞新殖民主義等荒謬理論，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駁斥，並展開國際文宣以闡述我方觀點，駁斥這些謬論，特別是要得到南方國家的道義支持，讓他們的民眾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證明中國和南方國家之間絕非殖民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而是一種全新的互贏互利的關係。這一點，當前中國做得已經非常好了，就不再詳述。
除了經濟和貿易聯係外，中國應加大對南方國家的文化投資，鼓勵更多的當地居民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鼓勵並援助更多的南方國家學生來華留學，加強雙方的文化交流。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文化在世界受歡迎和認同的程度。中國文化雖然現在很流行，但其影響力與西方主流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還無法相提並論。在一個西方國家占據世界絕對主導地位的國際體係裏，中國文化是很難超越美國文化影響力的。但是在南方躍升的新次序、新局麵中，中國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把文化當作重要產業來推廣，我們就也有可能在未來把中國文化變成世界文化。時不我待，借著南方崛起的東風，推廣中國的軟實力，就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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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國崛起策的隨感
中國崛起策係列終於完成了近一半了, 這段時間裏無論是在國內的網站還是國外的網站, 我都得到很多肯定和期許, 在這裏我要向大家致以深深的謝意, 因為不是這麽多支持的話, 我的很多想法也許就會一直隻藏在自己的腦袋裏, 而不會想到把它們寫出來。因為自己打字很慢, 人在國外又長時間沒用中文寫文章, 所以本來是沒有打算寫書麵的東西出來的。
也許有的讀者會感覺到, 中國崛起策1到11篇重點是在講對外關係和中國的國際戰略, 對中國內部的一些問題涉及較少。其實對於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些倍受矚目的問題, 我跟大家一樣都非常關心。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我自然對中國國內的社會問題是最為關注的。 在接下來的9篇文章裏，我將分三策來談台海問題和中國統一大業的構想，還會談及全球化與中國，中國軟實力2， 人權和法製國家建設， 中國現代化總目標，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構想和民主化， 除了台海策以外，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和民主建設將是中國崛起策後半段的重中之重，也是筆者多年思考的結果。在關於民主政治的文章裏，筆者將著重談到中國漸進、和平、理性、有序地向一個中國特色的民主道路邁進。 筆者將要設法展示的是： 民主政治既不應該是禁忌， 也更不可怕，而應當是讓中國穩定發展，長治久安的重要武器， 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甚至連祖國統一大業都跟中國民主建設息息相關。民主不應當成為西方人貶低我們的借口，更不應當成為中國人難以同心同德的障礙。 當然， 我們推進民主政治和法製建設， 決不應該是為了拆台，而是著眼於為中國建立良好的體製。 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知識群體真的可以為中國和平轉型作很多事情， 為我們國家的政治體製改革盡心盡力。
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 回想過去20多年， 我們何曾會想到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局麵。 唯有如此，我們才應當好好珍惜， 每一個中國人，經濟學家， 法律學家， 工程技術人員， 政治家， 科學家， 社會學家， 都在為中國和平崛起這一壯麗的曆史進程作出自己的貢獻。
是的， 我們還不滿意很多社會陰暗麵， 中國還有很多問題， 民主法製建設和人權建設還相當滯後，但是我們不拆台， 我們來補台。 我們，知識分子群體要通過集體努力，讓中國更好, 讓一代比一代好。中國20多年巨大的進步和變遷不就是這麽一步步走下來的嗎? 不要因為中國的問題，而簡單偏激地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是多發表建設性的意見來為國效力，中國無論怎麽落後、不夠民主，她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是我們大多數人生於此、將來也要終老與此地的故土，惟願國家能長治久安、民生樂利，才是我們所思所想。
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充滿自信。願所有有相同理想的中國人一起為和平漸進，穩定發展的中國而一起奮鬥。再次向網友們致謝！
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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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
德國著名的研究現代化的社會學家沃爾夫崗•查普夫（Wolfgang Zapf）認為：現代化社會是通過市場經濟、競爭性民主政治、社會福利製度和大眾消費這四個核心機製表現出來的，查普夫認為現代化就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大革命後逐步發展出來的社會發展路徑和社會發展模式，它源於西方，但今天已經是全球範圍內普遍的發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地處哪一大洲，身處何種文化圈，都會把現代化作為本國的發展目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從根本上排斥現代化或是提出與現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們把沃爾夫崗•查普夫提出的四個核心機製再加上法製國家和人權保障製度的話，就能更加全麵綜合地反映出現代化社會普遍共有的特征。盡管不同的現代化國家和社會由於文化和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發展特色，比如由於日本經濟的成功讓國際上曾熱衷討論日本現代化模式，德國的經濟奇跡也被稱為萊茵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那些已經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都有著基本的共性，比如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實施的都是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會實行計劃經濟和封建自然經濟；絕大多數現代化國家都實施了競爭性的民主政治，都會有定期的選舉和投票，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采取的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領袖獨裁的統治模式；也是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建立了適應現代化社會的社會福利製度，以保障處於弱勢群體的居民和貧困階層能夠按照最起碼的符合人道尊嚴標準的方式生活；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是以促進大眾消費為目標，並建立了以法治國的憲政國家，並都在憲法裏承諾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和政治參與權。
中國於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國策發展到今天，事實上也是在朝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邁進，盡管在改革以來的28年時間裏我國在理論上也經曆了曲折的發展，但是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如果能站在宏觀曆史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在向現代化社會的模式演進。我國所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將尊重人權和以法治國寫進憲法，簽署保障公民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的國際公約，這一切都顯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現代化，而是與國際現行製度接軌的現代化。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盡管全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現代化模式，但是一個非現代化的社會和前現代化的社會朝現代化方向發展和演進的過程卻是不同的。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經曆了漫長的時間，才從王權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權的社會演變成為現代化國家。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托馬斯•馬歇爾(T.H. Marshall)認為現代化社會的演進持續了整整三個世紀：在17世紀工業革命緩緩拉開序幕，18世紀經曆一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民權最終被確定 (civil rights, 包括財產權、結社權、信仰自由權和言論自由權等)；19世紀經過了許多衝突、博弈和妥協政治參與權最終被確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權最終得到國家憲法的明確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會福利權，社會生存權和社會保障權等），而在托馬斯•馬歇爾的眼裏，社會權最終的確定象征著西方國家的公民權發展到了頂峰，因為公民權本身就涵蓋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大部分，社會權的確立標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造，從而確立了一種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 ― 社會福利國家。當然托馬斯•馬歇爾的“三世紀公民權演進理論”是按照英國曆史發展推斷出來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說政治參與權的確立在西方國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涵蓋婦女在內的普選權在很多國家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最終被確定，美國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選權。但是托馬斯•馬歇爾的理論對於我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先進的西方國家和現代化發源地英國和法國，其現代化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經曆過很長時間的社會變遷和演進，這一點，對於今天正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當然，筆者在這裏絕對不是要宣揚我們中國也需要三個世紀的時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社會，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論述。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製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紀，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雄壯曆史步伐聲中，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製度，不僅是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也是要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完全應該有信心，中國趕超式的現代化應當在本世紀的上半葉到本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內基本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邊是一個前現代化社會，那裏寫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集權政治，人治社會，封建文化，民權匱乏等幾個大標牌；河的對岸是一個現代化社會，上麵寫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民權社會、大眾福利和中產階級等大標牌。人們在經曆了長年的爭論和探討後，絕大多數人意見開始統一，認為應當把船從此岸擺渡到彼岸。但是問題來了，此岸離彼岸路途遙遠，航線複雜，充滿著不可預測的危險和變數，搞不好會船傾人亡，而且船長和水手隻習慣於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駛，對於怎麽航行到彼岸完全沒有把握。那麽，現在仍在此岸的船長和水手，隻能先尋找正確的航道，確定好總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現代化的彼岸航行。這一過程中，船長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開航線上的各種風險如風暴、漩渦、海嘯，也要避免船隻偏離正確的航道。而此時，船上的普通乘客，盡管有時候會同船長和水手有不同的觀點，有時候雙方還會有矛盾和衝突，但是雙方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願望，那就是齊心協力地乘船平安達到彼岸。這就要求船長不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遠見卓識，能夠冷靜地、理智地領導船員沿著正確航線把船一步步駛向預定的方向，同時船長也要有高超的處理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因為在漫長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員和乘客對航線的正確性發生懷疑而產生衝突和矛盾時，船長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出現的問題並能贏得船上絕大多數乘客的信任才能讓船隻繼續航行。而這樣的航行對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為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是命運共同體，如果乘客有意見和批評，應當理性提出，同船長等人共尋解決之道，而絕不能著眼於顛覆航船，或是顛覆船長的領導取而代之，在事關大家共同命運的航行中，理性的行為是互相協助擺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為那樣大家都會麵臨沉船的危險。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場偉大的、但卻是充滿風險的航行。我們知道中國最終要航向的目標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大眾消費、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占主導的社會，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起點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要尋求的是一條代價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漸進的改革之路，我們需要樹立一種溫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國的改革進程循序漸進地引向中國現代化的終級目標。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從其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來看，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漸進的政治改革勝過激進的社會變革和暴力革命。英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辦法，除了在 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經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外，之後曆史的進程卻是平和漸進的，英國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製，在保持舊有王位的象征權利下建立了權利製衡的新政治製度，整個社會在妥協和寬容中向前邁進；而法國則是一個盛產暴力革命的國家，盡管我們今天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敬意，認為它為現代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之一，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給法國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紀的曆史進程中，法國總是處在風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動蕩、不安，對國王和貴族的殘酷懲罰和處決也引發了舊有勢力一次次的反撲報複。新生權力對過去政治精英無情的專政種下了複辟和政變的惡果，法國長時間處在“處決國王 － 王權複辟 － 再處決國王 －王權再複辟”的血腥循環中，尤其是雅各賓專政時期建立了一種對待政治敵人的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更是顛覆了社會穩定的根基，讓仇恨和恐怖遍布社會每一個角落。所以說，雖然法國同英國一樣，通過革命的模式向現代化社會演變，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但是由於過程的不同，產生了很大的差別：法國的暴力革命帶來了社會極大的內耗，這樣的內耗是一種巨大的社會成本，讓法國的整體國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在18－19世紀英法在全球爭霸的過程中法國不斷敗下陣來，雖然這是多方麵原因引起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國社會因為不斷的革命產生的“內傷”是讓法國在英法競爭中處於劣勢的重要原因。我們在19世紀末期俄國和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俄國的現代化發展最終走上了兩場暴力革命之路，特別是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了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雖然幫助蘇俄走上了另外一條現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帶來的強烈副作用也是未來蘇聯模式衰敗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條穩定、漸進和有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的巨大成功當歸功於清晰、明確的目標，執政者堅韌不拔的意誌，民間社會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一種穩定溫和的改革避免了社會崩盤和失序的危機，大大降低了社會前進過程中的成本，為社會的整合和國家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國策就是漸進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範例。當時中國處在特定的曆史文化環境條件下，一方麵新中國的前27年在毛的領導下，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級，中國獨立自主和自強的精神振奮了百年來中國頹廢的民心和士氣，一代人通過艱苦的奮鬥發展了“兩彈一星”，中國被帝國列強欺負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毛時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掃盲運動和合作醫療製度也為中國掃除了現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礙。但另外一方麵，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物資匱乏，極權主義的政治動員模式和政治運動也讓中國依然遠離現代化公認的標準。“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十年更是讓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被踐踏，從共和國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這個關鍵曆史時期，新的中共高層對毛和新中國前27年的評價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麵對這麽一個高度複雜的曆史難題和錯綜複雜的曆史事件，鄧作了一個比較好的處理。他超越了簡單的對毛好與壞的評價，既善於運用毛時期好的成果來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比如說毛時期的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產者和潛在的消費者，這些都被鄧善加運用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同時他又把過去27年來明顯走偏的政策迅速糾正過來，鄧不僅批評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給國家帶來的災難，而且撥亂反正為大量含冤的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國家經濟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路子上來，重新贏得了民心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鄧沒有全麵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對新中國貢獻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錯誤，這樣的評價符合當時整個社會的期待，也是讓整個社會擺脫過去的陰影，在安定和諧的條件下集中精力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這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如果當時鄧完全否定毛，不僅會可能連帶否定一代人為新中國建設所作出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和貢獻，也會直接指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且還會帶來更多的紛爭和不安，讓整個社會陷入動蕩之中。事實上，鄧對毛的功過恰如其分的評價並沒有影響大家對中共的整體觀感，反而為中共贏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鄧利用毛時代的積極因素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業服務和避免徹底否定毛的作法給中國樹立了和平過渡和循序漸進的典範。因為無論過去領導人有哪些重大失誤和錯誤，我們今天都是在過去發展的基礎上，繼承了前人的政治遺產，並通過修正過去的錯誤和偏差，繼續向前進的。我們不能總是象中國封建皇朝曆史上那樣徹底毀壞一個舊的政權再來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那樣的話中國將永遠陷於治和亂、建設和毀滅的惡性循環。那樣的話社會將付出極大的成本代價而無法長久、穩定地發展。鄧的改革正是致力於避免中國重走 “治－ 亂 －治－亂”的循環，力求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激進變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按照這種溫和改良的思路我們就能擺脫在對過去領導人和對過去時代評判時簡單運用“好與壞”和“對與錯”的線形思維，而是按照時代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政策，並把過去對現在有用的東西善加運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條，為中國當前的現代化事業服務。因而，我們今天不是要簡單地褒貶毛和鄧，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國和鄧的改革開放都為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偉大的曆史貢獻。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們不能超越曆史時空去批判毛為什麽不早點搞市場經濟，鄧為什麽不快一點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毛和鄧完成了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曆史貢獻，我們今天依然受益於他們打下的基礎；毛和鄧又有他們那個時代特定曆史條件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超越曆史時空來幫我們解決今天中國發展中的新問題；毛和鄧也都是人，也都會有錯誤和偏差，因為人無完人。因此我們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依然要肯定毛為中國人樹立的獨立自主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們現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動力；我們在肯定鄧改革開放偉大的曆史貢獻後，今天也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方針，作為對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點的補充。
與成功的漸進改革範例相反,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一個常常進行革命和激烈政治變革的國家不僅難以向現代化社會演進，而且極易陷入國家大解體和社會大解體的災難,打著民主和自由的旗號去顛覆一個國家的秩序,其結果反而讓一個國家離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目標更遠。這裏前蘇聯解體的曆史經驗教訓最值得我們謹記。整個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都試圖顛覆蘇聯政權,他們在國際間大力宣傳, 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強大, 窒息了民間社會力量的發展, 構成了對自由權和公民權極大的威脅,隻要顛覆了這個極權政府, 實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黨選舉和三權分立,那就會藥到病除。事實的發展結果可以說是令人瞠目結舌,蘇聯這個國際巨人不僅在國家失序、社會解體和民族殘殺中轟然解體,整個國家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右派的知識分子一定會為俄羅斯的改革辯護說,他們畢竟建立起來了民主製度和多黨選舉製度,他們在天下大亂之後由於建立了好的製度一定會過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諷的是,脫離了一個國家具體的曆史、社會和經濟條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旗號,不僅沒能建立起良好的現代化民主製度,反而讓社會進入了寡頭民主和無政府自由時代,更談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權。美國著名的自由左派學者霍爾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國前景》上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麽：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文章開頭提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要削弱蘇聯的國家力量,加強蘇聯的社會、市場和異議人士的力量,以徹底讓極權國家解體。那麽實際結果是什麽呢? 霍爾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而得到的獨到見解和自己在俄羅斯親眼所見描述道: 蘇聯的極權社會是解體了,國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見了,刻板的政治宣傳和灌輸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見者也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了；但是同時,國家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體係也完全崩潰,許多國營工廠的工人一夜之間被拋上街頭,街上盜賊蜂擁,黑幫接管了國家地方權利,鐵路上的火車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裏到處亂竄,成群結隊的士兵在延街乞討,路邊隨處可見凍死的居民,整個俄羅斯的生產能力嚴重萎縮,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羅斯男子平均壽命下降了10歲，這幾乎是人口學意義上的空前災難）,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軍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無人看管,許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場和黑交易,許多民族聚居地在國家政權解體後開始了互相的仇視屠殺。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悲慘經曆讓我想起了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到 1927年這段軍閥混戰的時期,舊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個國家沒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體和分裂的邊緣。我的一個羅馬尼亞同事最近才去過在普京鐵腕下逐步恢複國家秩序的俄羅斯，他告訴我, 俄羅斯的大城市如聖彼得堡已經發展出現代化城市的規模,而就在離大城市很近的小城裏依然充滿可怕的混亂和失序,他說,你在那兒呆一會兒的話，會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今天，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老實說, 筆者如同大多數人一樣, 當時對這句話並不理解。整個1990年代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感到苦悶的年代,但是卻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社會責任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境。中國將向何處去? 這個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無數次被提出過來的問題,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國走在曆史正確的道路上：漸進改革，不是激進政治運動和激進變革，是中國社會最佳的選擇。自從1840年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打開了國門後，中國經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進的政治運動，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的政治運動…… 當然，筆者絕對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們的發生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有著曆史的必然性。筆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進的政治事件和無休止的革命與政治運動的確讓中國社會遭受到空前的內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國的版圖就小一次，中國的生產力就遭到巨大的損耗，中國商業力量、市場經濟力量和中產階級力量就被摧毀一次。中國的民族產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列強侵略、內部動亂下，一次次倔強地試圖發展，一次次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始終遊走在現代化邊緣。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麽在1990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中國卻安然度過了危機，既沒有解體分裂，也沒有陷入像前蘇聯那樣的大動亂，反而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並在新世紀邁向了和平崛起的壯麗局麵？有的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到，這是中國政治控製的結果。其實這個回答是不正確的。鄧公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的民族產業和市場經濟第一次獲得了“安寧”，經曆了全局性、長時間和全麵地發展，中國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擺脫了赤貧和饑餓，開始了有尊嚴的生活,它符合了社會規律和時代的主要需求。民間久已壓抑的消費意識、致富意識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識一旦被打開，就如洪流一般成為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1989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積壓和特殊的政治環境讓中國現代化巨輪出現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國精英、企業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廣大老百姓有一個最大的社會公約數：那就是中國不能亂，中國隻要穩定發展，大家就可以過好日子。誰掌握了中國大多數階層的社會公約數，誰就站在了曆史的正確一邊。是的，我們還有很多社會矛盾，社會不公正問題十分突出，法製建設十分落後，權利製衡機製還比較缺乏，民主政治也還相當滯後，普通公民的民權還常常受到損害。但是，隻要我們的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陷入內亂;隻要我們把握住了大局,用經濟增長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祉,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理性、漸進的改革路上讓中國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國家內亂、解體的過程中，不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製度，不僅不能保護公民的人權，還會讓公民的基本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國家的力量，認為那樣才能促進公民權和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本身就是在保護公民的人權，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也是一個社會漸進邁向市場經濟、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製度的根本基礎和保障，當一個國家陷入內部解體和混亂後，何談發展健全的民主體製，何談保障人權，何談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不斷地鼓吹要國家最小化,市場最大化,不斷宣揚要削弱國家力量,事實上卻是沒有完整的國家、沒有健全的國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場機製。因此極權國家的統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沒有國家和國家解體。我們一般人很難想見,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發現一個城市裏監獄的獄警都不見了,銀行裏空空蕩蕩沒有人管了,警察局裏的警察都消失了,國家政權都通通解體了,那將產生一種什麽樣的局麵? 可以設想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定是大搶劫、大動亂和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這樣的局麵不光是空想,它已經在人類社會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當美國軍隊先頭部隊占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後,也許是美國軍隊太想展示獨裁統治的覆滅後,美利堅“民主自由”的“陽光”開始“普照”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了，因而他們沒有立即相應地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一個城市是如何驚心動魄地陷入崩潰的。薩達姆政權雖然是獨裁政府,但是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還是生活在一種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之下,但是美軍對混亂、騷動和暴動的縱容和悠然自得的觀賞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惡果,社會的混亂、宗教仇殺、民眾械鬥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難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個例子是,在極權主義的薩達姆政權統治下, 巴格達國家博物館對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條,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第11大博物館,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人類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裏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軍對搶劫的縱容,和所謂的要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民主自由”，讓人類文化遺產在21世紀經曆了一次野蠻的浩劫,整個巴格達國家博物館被暴徒洗劫一空, 約有17萬件珍貴文物被盜和被毀, 包括許多名聞世界的文物遭到徹底毀壞, 整個事件堪稱世界文化災難, 卻是在美麗動聽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下進行的,真是反諷到極點!以上國家解體時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獨聯體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曾經上演過。
如今，除了美國部分學者開始反省19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的激進革命和伊拉克戰爭以外,歐洲國家的一些學者也開始熱衷於研究與對比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成敗。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漢斯猶爾克(Hansjörg)在其文章“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較的中國漸進改革曆程”中用宏觀數據非常精確地分析了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力量對比的驚人變化。他指出,198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隻占前蘇聯的1/4,199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大體與蘇聯(俄羅斯)持平,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戲劇性地躍升為俄羅斯的四倍。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方麵也大大領先於俄羅斯。漢斯猶爾克深刻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變化為什麽會這樣迅速? 中國是怎樣達到這樣的成就,在綜合國力上大大拉開與俄羅斯的差距的? 在漢斯猶爾克得出的結論中,第一條就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第二條才是正確的經濟策略和有效的資源配置。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鄧小平還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在發現了以前共產主義製度的問題後下定決心力行改革的,雙方的最終改革方向也應該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為計劃經濟已經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會誤國誤民了,所以大家才會向市場經濟方向改革；因為過去的中央集權體製行不通了,落後的政治體製跟不上經濟體製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體製,朝向一個權利製衡、權利製約的法製社會發展；因為過去領袖獨斷專行,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因此才會改革,朝向一個更加民主的製度過渡；因為過去有政治運動和政治清洗的慘痛教訓,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現代司法製度,保障人權。本來雙方演進的終級目標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結果為什麽會產生這麽大的差別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歐洲美國本身也花了兩到三個世紀才逐步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社會,在這麽漫長的時間裏歐洲國家和美國自身也經曆了無數的衝突、鬥爭、倒退和反複。當然今天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300年來把中國和蘇聯轉化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但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完成不同的任務,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產階級逐漸壯大,公民維權意識普遍增強的社會,以後的任務將是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製度, 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穩固根基。而這一切在前蘇聯都是通過一夜間的政治巨變來完成的,國家如何能不亂? 無論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實是前蘇聯根本就不可能用幾年的工夫來完成西方兩、三百年的任務。這就好比一個久病纏身的人, 需要長時間的藥物治療,要分三年的時間每天服藥才能慢慢恢複,而這個病人走了個大極端,把三年該吃的1000多片藥一天服光了,那結果是什麽? 當然是這個病人一命嗚呼了。能說藥不對症嗎? 當然不是,關鍵是病人服藥的方式不對。如果說是病人自己決定這麽作的,那麽他應該自己負責任；如果說是醫生開了這麽個藥方,或是醫生明明看到病人這樣服藥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於醫生在變相殺人。讓人覺得玩味的是,前蘇聯這個病人去找西方的醫生看病抓藥時,西方開的正是一劑可以吃死人的猛藥,無論是全麵私有化,還是休克療法,還是所謂的“民主藥方”都讓俄羅斯邁向崩潰,這當中,不僅美國,還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國,還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國際機構,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俄羅斯沉重的曆史教訓告訴我們: 不能用抽象的正義原則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要求一個尚未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特別是一個過去在發展道路上完全與現代化南轅北轍的前共產國家一夜之間實現這些目標,就好象再好吃的飯菜都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樣,應該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製社會方向邁進，而絕不是激進變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國家對當時俄羅斯的要求和附加條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義標準,要求俄羅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開放言論,但實際上西方玩的是偷換概念的遊戲,一個發展了三百年的成熟體製完全可以經得起言論自由的衝擊和挑戰,而對一個久病纏身、才從極權社會的禁錮中微微打開了國門的前蘇聯,一個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黨的宣傳的國家,如果驟然全麵實現言論自由,而西方國家又開足馬力向前蘇聯人民進行另外一種“心戰宣傳”時,蘇聯解體和分裂的結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簡單,一個身體很好的健康人讓一個重哮喘病人驟然間象他那樣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樣,一個發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體製對待一個百病纏身的體製,你用你的標準來要求他,再對他展開致命攻擊,他不垮也難。
如果說1990年大家還看不清曆史發展軌跡,許多人依然向往“全盤西化”的話,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經曆了那麽多曆史教訓後,如果還再繼續鼓吹“全盤西化”,那麽就很值得懷疑這樣的觀點後邊的動機了。我們中國人隻要牢記俄羅斯生病找“鬼”抓藥吃死自己的教訓,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複興的局麵,我們當然要學習西方一切先進的東西,如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健全的法律製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民主製度,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但我們學習西方時一定要樹立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符合中國國情、循序漸進的原則,徹底告別那種依附於別人的後殖民心態,學習西方時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國格,才能真正邁向獨立自主的、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現代化道路。當然,在這一個過程中,決策者也應當前瞻性地把握住曆史機會,既不求急冒進,也不削足適履，在國家總體穩定的大好局麵下, 應該一步一步地把中國漸進改革的政策推向前進, 每一個階段都應當完成一個重點任務, 讓中國的體製越演練越完善，越演練越成熟。在這個宏觀曆史進程中,中國執政黨、參政黨、知識分子、民間團體和社會力量完全可以構築一種和諧共贏的關係,共同在國家穩定的大局下通過良性互動為中國逐步建立一個良好的體製（中國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筆者將詳細論述）。畢竟我們個人生命有限,為國家建立良好的製度卻是在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強大、崛起、有國際尊嚴的中國,留下一個穩定、和諧和免於動亂的中國,留下一個富裕、平等和免於匱乏的中國。新世紀的中國應該走出過去的曆史怪圈,應該走出過去曆史的陰影,應該從此告別動亂和革命,應該從此告別激進和暴力，通過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複興道路。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曆史是一出悲劇的話,20世紀的中國曆史則是一出悲喜劇,而21世紀,應當是中華民族徹底告別悲情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我們民族在經曆了短暫的沉淪後重新奔向世界頂峰而驕傲,在中國崛起的壯麗舞台上,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社會群體,都在為我們國家的複興和強大作出貢獻!
中國崛起策十三：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
I 古希臘曆史記載，敘拉古王迪奧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達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個善於溜須拍馬的人，經常不著邊際的吹捧國王迪奧尼修斯。有一天，國王迪奧尼修斯邀請達摩克利斯赴宴，國王特意讓這位廷臣穿上王袍，讓他坐在國王的寶座上，寶座上方懸著一把鋒利的寶劍，而這把寶劍僅僅用一根馬鬃係著，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國王迪奧尼修斯借這個機會告訴達摩克利斯：當國王所麵臨的風險，就像頭上高懸著利劍一樣，下麵有野心的臣子隨時可能斬斷纖細的馬鬃，國王所擁有的權利伴隨著的是每時每刻潛在的危險。達摩克利斯聽了這番話後，就打消了妄圖篡位的不臣之心。於是後人用達摩克利斯之劍來表示隨時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生活在21世紀初的中國人似乎也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上空也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方麵中國處在近現代曆史上最好的時期，經濟繁榮、市場豐富、國力強盛和民族複興讓國人振奮；另外一方麵，經濟高速發展中積累的內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各地因為征地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常常見諸報端，腐敗和貪汙的案件有增無減，社會中不和諧、不安定的氣氛並沒有隨著經濟繁榮而消減，這些現象的確讓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憂心。而國外對中國的報道也呈現兩級化的趨勢，一方麵中國崛起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已經成為媒體的主流，這樣的觀點正在改變西方人過去對中國刻板的看法；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中國威脅論重新抬頭，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挑戰了美歐的優勢地位，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另外一個派別卻反其道而行之，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將在劇烈的社會矛盾、環境危機和經濟衰退中走向解體崩潰。持中國崩潰論的不僅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種極端觀點在1990年代曾經甚囂塵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還立下時間表，說中國在某某年就會崩潰。隨著曆史車輪的推進，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變遷，中國崩潰論的極端觀點成為笑談，於是有的人又把所謂中國崩潰的時間表後移，認為中國會在未來的某一段時間崩潰。隻是謊言一旦被證偽，就很難再讓人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觀點現在處於衰勢，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當然不必在乎有人熱衷於宣傳中國崩潰論，因為這些人越是這麽說，中國反而就越好，中國的發展有自身固有的邏輯和規律，不是別人喊喊中國崩潰論就能喊得倒的，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是靠國人腳踏實地一步步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靠意識形態領域的磨嘴皮。對於激烈非理性的觀點，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對於別人給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諄諄告誡則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中國在經曆了28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政治體製改革越來越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應當改革落後的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製，幾乎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而我國領導人也在國內國際場合多次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問題，顯示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道路該怎麽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麽，看看已經實現民主化的中國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更讓我們不得不擔心，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危險，帶來無法想見的嚴重後果？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內亂和分裂，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民主化會不會燃起中國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機，讓中國的版圖和疆界受到威脅？我想，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愛國知識分子，心裏都會提出上述幾個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麵，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無法回避的課題，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是焦慮和不安的，一方麵欣喜地看到中國的日新月異和日漸強大，另外一方麵總感到中國上空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有信心取下這把高懸於我們頭上的利劍嗎？我們有信心和平過渡到現代化的彼岸嗎？
II 民主，自從晚清以來，就成為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五四運動中民主更是被中國知識分子譯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國現代化目標被定義為要引進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高揚科學和民主的旗幟成為五四時期的進步潮流，並蘊育出中國學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麽，民主究竟是什麽呢？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及其複雜的概念，它包含的領域及其寬闊，民主是一種哲學觀點，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製，是一種利益博弈機製, 當然，也是指一種政體和政治製度。目前大家關心和爭論的焦點比如說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豐富概念中的一個方麵 －也就是民主政治。這樣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過競爭性的機製（包括不同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競爭）定期舉行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的一種政治製度。我想，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源於西方的多黨民主政治體製，我們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既不應該全麵否定、也不應該片麵肯定西方式的多黨製度，而是應該抱著為我所用的觀點，吸收其中合理進步的積極元素，拋棄其中一些明顯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後按照符合中國國情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吸收西方民主製度部分優點的同時，根據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特點，加入改良後的中國元素，從而達到建立新型民主觀的目的。以下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種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製度，認為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合理化自己統治方式的假民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不能與時俱進，沒有看到民主製度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和製度財富，任何國家，無論什麽社會製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認同權力必須製衡、司法必須獨立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的觀點，都認為本國的製度是民主製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製度。我們不能自外於國際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類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歸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之內，而是應該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的基礎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種觀點認為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轉軌國家隻有完全采取這種模式才有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完全神話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一個後進國家有太多的國家目標，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領域，單單認為采用了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就能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未免把複雜的世界過於簡單化了。而且民主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本來就存在大量的問題，無視這些弊端和問題把一種製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這裏我就要來談談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希望這樣的探討能給大家帶來一定的啟示。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險和理論漏洞 －多數獨裁和多數暴政的問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和機製是多數原則，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少數服從多數，而這個理論中隱藏著極大的理論漏洞: 比如說100個人進行民主表決，其中70人屬於一個緊密相連的共同團體，剩下的30人屬於零散的少數民族，假設70人決定剝奪30人的所有財產，甚至把 30人從肉體上消滅，這就產生了可怕的多數暴政的問題。理論上，這是符合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多數恐怖主義。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專家已經發現了這種危險性，比如麥迪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製度下，壓迫的危險來自社會的多數；而這種多數人的壓迫將導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國政治學家阿列克西•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呼籲人們警惕多數專製，認為這是非常有害的。而這種多數暴政多次在人類的近現代史上演。比如法國雅各賓專政(Jakobinerdiktatur) 就開啟了多數暴政的先河，雅各賓黨人以多數人民的名義要求剝奪貴族的財產和生命，未經審判大量處死政治異議人士, 為法國革命帶來了腥風血雨的屠殺，最後讓人人自危，社會動蕩。而蘇俄在10月革命後更是把多數專製上演到人類曆史的極點，僅僅評著抽象的人民概念和無產階級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剝奪另外一個階級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肅反時期被處死的人多達幾百萬，都是以多數人民的名義來完成這樣恐怖的政治迫害的。盧旺達是非洲大陸民主化先驅, 然而1994年民主選舉後發生了可怕的種族屠殺事件，其邏輯也是多數暴政的延伸：一個占人口多數的民族胡圖族以所謂多數的民意和受到威脅為由要求消滅少數民族圖西族，結果造成了百日內100多萬人被屠殺的空前慘劇。曆史沉痛的經驗昭示了我們，民主的多數原則前麵一定要加上一個定語，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數人的權利。民主應該是建立在尊重少數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基礎上的多數原則。在民主製度下，少數人的權利，甚至是每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都是不能被化約的，都必須切實得到憲法的保障。約翰•洛克(John Locke)認為，每個人具有與身俱來的一些權利，比如說生命權、身體尊嚴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學證明，因而是自然權。隻有保障了少數人的權利和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隻有確定了某些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決機製。
民主的尷尬 －選民選出了恐怖組織。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員選舉令世界震驚，巴勒斯坦人民用選票決定了讓具有恐怖主義色彩的哈馬斯入主政府。雖然說哈馬斯是不是恐怖組織，在不同人的眼裏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哈馬斯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組織，經常進行激烈的暗殺和自殺爆炸。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宗教極端組織執政，因為這樣會破壞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會讓該區域陷入非穩定的失衡狀態。本來，國際社會寄托於在人民投票過程中，會有一種自然理性抉擇，能夠淘汰掉極端的基本教義勢力，因為大多數人民畢竟想過安定的正常生活，極端勢利無論如何也難拿到超過50％的選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戰爭、動亂、屠殺和社會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對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極低的生活水平、極高的失業率和文盲率讓許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長大，在那裏他們極易接受宗教極端教義的影響，成為哈馬斯的鐵杆擁護者。在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完全處於前現代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人民對以色列的欺壓長期積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讓選民很難作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易讓極端勢力從中漁利，一躍成為政壇上的新興力量。因此民主製度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條件，良好的國家教育製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當然，西方國家政壇上也有極端勢力妄圖利用歐洲國家經濟衰退和失業率攀升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利，比如說2002年法國極右翼“民族陣線”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試圖執政，德國的新納粹政黨也一度進入議會，但是這些極端政黨在西方國家始終不能成為主流，而為大多數選民所厭惡和唾棄，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普遍的大眾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識讓人民有比較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因此，民主製度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相搭配，才能發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幾年在國際民主政治實踐中出現了一種突出的現象，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由印度學者法理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來的, 這主要是指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形式上實現了選民投票和政黨競爭的選舉方式，政權也按照選舉結果進行了轉移和交換。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權，特別是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包含了財產權、言論自由權、集會和結社權、宗教自由權等。在一個民權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國家，也必定相應是一個法治社會和法製完善的國家。不少國家譬如伊朗和委內瑞拉，雖然實現了民主選舉，但是由於言論和結社集會自由沒有得到保障，由於宗教沒有完全和政治分離，由於新聞自由受到限製，，導致人民和選候選人資訊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後選舉產生的結果是在公民基本權未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這樣的選舉結果應該說並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於選舉人處處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闡述自己政綱的機會，因此盡管整個選舉過程符合了民主原則，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選舉。在民權未得到保障、法製不健全和腐敗盛行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選舉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卻給各種各樣的腐敗、欺騙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機。這樣的選舉結果往往和真實的民意相去很遠。因此，民主必須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權和司法獨立的法製社會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相應條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從西方的曆史來看，自由都是先於民主而產生的，托馬斯•馬歇爾（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會經曆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民權應該說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決條件，沒有自由民權就絕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製度。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亞洲模式，被國際上認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權和公民自由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新加坡還是法治國家的典範和楷模，擁有健全的法律製度和監督體係，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設和最少的腐敗，在世界各國廉潔程度的評比中，新加坡總是高居亞洲國家榜首。新加坡已經躍升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權卻受到了有形和無形的限製，每次選舉的結果實質上是操縱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手中。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特征，一方麵經濟高度發達，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權和自由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結社集會權，宗教自由權等），但是中國香港卻沒有采取西方式的競爭型民主選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自由權和法製國家先行，民主化置後的現象，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卻在現代化和法製化的道路上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穩定民主：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既沒有建立起起碼的基礎教育水平，經濟也處於赤貧的階段，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更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權和自由權沒有得到保障，法製國家的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於是造成了一種情況，任何一方選舉上台後，另外一方就會攻擊選舉舞弊和不公正，雙方陷入僵持對峙的白熱化階段，整個國家被兩大集團或是數大集團所煽動、操縱和控製，民眾陷入狂熱的選舉後遺症和選舉對峙中，整個國家麵臨崩潰和失序的危險。特別是在這種危急關頭，很多非洲國家和一些拉美國家極容易發生軍事政變，軍隊中的將領幹脆宣布軍管國家，於是整個國家陷入腥風血雨之中，經過殘酷的軍事鬥爭後產生的新強人，往往又會建立軍事領導人的寡頭政治，直到其統治被下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我們發現了許多非洲國家和新興民主體都有這樣的經曆，民主選舉後民選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複到極權主義統治中去，直到殺出一番新的遊戲規則，軍人又會所謂的還政於民，然後新的選舉以後不久又發生軍事政變，然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周而複始。這樣的情況就是不穩定的民主政體。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某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某些極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國內的某些情緒比如說反美情結，或是利用整個社會的某些氛圍，或是利用宗教教義的狂熱，或是利用社會內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的拯救者，然後用狂熱的極權主義模式來動員煽動支持自己的群體。他們或是誇大某種社會氣氛比如社會不平等，或是在社會的傷口和裂痕上灑鹽比如聲稱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群體遭到了壓製，或是宣稱自己有能力帶領屬於自己的群體打翻身仗，讓群眾產生意識形態的亢奮和狂熱，以堅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義派別。這裏最突出的就是台灣的陳水扁，他在2000年僥幸地因為國民黨三家分晉而讓本來是少數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權，然後利用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和社會傷痕挑動不同族群間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綠支持者的“英雄”，並不斷許諾台獨政治遠景。台獨基本教義派宛如時不時地被打進興奮劑，對陳水扁的貪汙腐敗和大量的醜聞基本可以作到不聞不問，因為通過基本民粹主義的動員，阿扁已經獲得了特定群體 － 基本教義派的無條件支持。
選舉前的恐怖之夜：雖然民主政治替代了專製統治是一種曆史性進步，但我們不能誇大地宣稱民主政治用透明和開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業、陰謀詭計和獨裁製度下的神秘。實際上，在民主選舉中，各種各樣的策略、計謀甚至是詭計也是層出不窮的。在許多國家大選前半年，執政黨和在野黨就難以好好治國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贏選戰的議題上去了。隨著大選的來臨，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氣氛往往也越來越緊張和詭異，選舉的雙方和多方不斷拋出吸引選民眼球的議題和攻擊對方候選人的議題，許多攻擊對手的傳言、傳聞和醜聞包括對方家人的醜聞和私生活都被當成選舉的戰略牌一張一張有次序、按議題重要程度、按離選舉時間的距離被一一打出來，離選舉越近，發生令人震驚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選前也還是充滿了詭詐和陰謀，候選人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動創造政治事件來為己方加分, 爭取讓對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讓對方陣營犯錯誤, 然後抓住對手一點失誤全麵出擊, 這些謀略在主要西方國家如美德法的大選中我們都多次領教，但是在這些國家中無論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體民主素質和道德素質還是要高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和新興民主體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和某些轉軌國家和地區的大選前，氣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選舉前一周和前一天會發生陰謀事件而逆轉整個選情，比如槍擊事件、自擊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殺事件、變臉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選舉前一夜堪稱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選舉前的懸案堪稱經典，可以編入現代偵探小說。
選舉中的侍從主義：在南歐和拉美一些後進的民主國家，由於曆史上的傳統，形成了國家和某些特定群體的父權主義式的庇護和交換關係。在民主化過程中，過去的執政黨采取收買選票的方式，給予這些群體在選舉後較為優惠的政策、國家補貼和高社會福利的承諾，換來的是某個群體的傾巢出動，全麵助選給予本團體特殊庇護的政黨。在這種政治庇護的交易中，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賄選的情況，特別是在意大利有著非常強列的政治侍從主義的傾向，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黑手黨介入和控製地方選舉的情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政治侍從主義，地方的某些團體和機構服務於特定的政黨，形成庇護式的交換關係。
民主政治的反複：有的實行了民主製度之後的國家，由於國家解體、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縮水，人民對民主製度的熱情也相應大幅度下降，開始懷念集權時代，或是感到開明專製也不錯，關鍵是要恢複國家的秩序。這點在俄羅斯最為明顯，普京時代公民的民權受到一定的限製，形式上卻保留了定期民主選舉的製度，可以劃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羅斯普遍的民意不僅沒有反對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給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選中，普京居然獲得了高達70％的選票，這樣高的得票率幾乎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這顯示俄羅斯民眾越來越認同應當在重建國家秩序的基礎上發展民主的觀點。
民主化的後遺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產黨國家，西方國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從而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解體，產生了數個國家，而新產生的國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壓迫、要求民主為由，要求繼續成立新的國家，於是有的國家發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殺，有的國家之間發生了衝突，有的國家經曆了二次分裂，甚至麵臨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這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上。如今，西方國家對於某些小民族分裂勢力以民主為由要求建立新的國家也持謹慎的態度，因為這樣分裂下去可能會沒完沒了，造成社會的動蕩永遠不會停止。
以上談了那麽多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問題和種種弊端並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製度的觀點。事實上民主政治跟專製統治比，還是具有無比巨大的製度性優勢的，民主雖然有很多問題和弊端，但是專製製度卻會帶來巨大的禍害，兩者根本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還是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句話說得好：“民主製度是一個非常糟的製度，但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用數人頭（選舉方式）代替砍人頭（政權更替的暴力循環、政變、起義或革命），實現了一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政權和平更替，實現了權利監督和權利製衡，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特別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刻研究。但是民主製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種完美的製度，有著太多的缺點和漏洞，不能把民主製度視為是萬能的。民主製度要有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基礎，更需要有健全的法製社會和以法治國的基本架構；民主社會也一定是一個對公民權和少數人的權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會，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絕不能用簡單的多數原則來化約，因此民主社會也應該同時是自由社會和法製社會。
III 彌賽亞是聖經舊約中所記載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羅馬人）統治下苦不堪言，於是先知就根據耶和華上帝的啟示預言彌賽亞的到來。於是等待彌賽亞，熱切盼望彌賽亞成為以色列人最強的精神寄托。
本來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領域的價值觀念用在人類製度構建上，把某種製度當作是萬能的彌賽亞，把某種製度當作是人類發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種製度“神化”成中國的拯救者，認為彌賽亞一到來，中國就得救，卻可能適得其反，取得完全與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簡單，因為人類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類所構建的製度永遠不可能是完善的，永遠都會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項人類製度都必須隨著時代而改進。那種把宗教價值觀念用到人類政治製度上的作法，宣稱掌握了某種終極真理，宣稱發現了一種最好的製度，宣稱某種製度達到了人類發展的最高形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1990年當蘇聯解體、東歐轉向資本主義製度後，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曆史已經終結，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是人類發展的最後形式和完全形式，從那以後人類的政治經濟製度將不會有新的發展，而隻是在全球範圍內一個個國家逐步實現上述既定目標罷了。筆者當然也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相對來說較好的製度，因為在現存的世界各種製度中我們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更好的製度，但我們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是，這兩種製度本身也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市場經濟在早期所經曆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階段所出現的大量問題差點讓整個資本主義製度覆滅，而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大量吸收原始資本主義製度的教訓建立了現代社會福利國家才讓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而在全世界範圍內許多實施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處在失敗國家邊緣。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問題就更多了，很多國家民主化之前雖然有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民來說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和社會福利製度（前共產國家），而在民主化之後雖然有了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但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製度卻陷入幾乎崩潰的境地。曆史的經驗深刻顯示：人類任何製度都不可能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對世界的認知永遠是有限的，因此我們任何時代所追求的都是這個具體曆史時期相對而言更好的製度，而絕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讚同這種說法，民主製度隻是各種政治製度中最不壞的一種，僅此而已，民主製度本身的設計還有數不清的問題、缺陷和漏洞，民主製度還將隨著人類曆史的推進不斷發展演進。任何把民主製度宗教化、神聖化和偶像化都是錯誤的，任何把某種模式捧為人類最高發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導致非理性的極端行為，比如美國人自認為自己掌握了人類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當然有義務在全球各地輸出這種最好的模式，這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人的作法的確有一定的理論和道德基礎，但我們今天必須反駁福山這種簡化的說法，我們認為：人類的製度設計沒有終極目標，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沒有終極目標，人類追求真理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如果說人類社會有終極目標的話，那就是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諧的世界，人的普世權利和尊嚴以及世界大同，這些都是規範性的理念，而不是人類的政治製度和政治設計。
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在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民主彌賽亞的思想特別盛行，一些觀點往往具有片麵、激進和非理性的特點，持有這種思想的人往往特別崇拜西方的競爭性民主選舉，往往將民主的廣闊內涵簡化為西方多黨製和選舉製，往往認為西方式選舉是拯救中國的救世主。其實這種民主彌賽亞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筆者在這裏決不是要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項運動當然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積極正麵的社會運動，宣揚了民主和科學的理念，讓民主和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這兩項運動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和缺陷，對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非常深遠。林敏生在1996年發表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一文中談到譚嗣同對民主的看法時說到：“他的根據普遍性宗教與道德述求所進行的對西方民主的接納，洋溢著對西方民主的熱情讚仰與道德想象，卻不易接受’曆史感’的節製 －不傾向於仔細了解民主在西方曆史脈絡中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實質與限製，也不傾向於考慮在中國的曆史環境中，如果要采納西方的民主製度與文化，將會有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對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點，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帶有非常強的民主彌賽亞色彩和脫離中國現實與具體國情的特點，對以後對中國一些知識屆人士有特別強烈和深遠的影響。筆者必須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國內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觀點，仍然遠離民主的真正實質，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僅難以帶來有利的影響，甚至還會延誤中國現代化。具體表現為如下：
有一種很強的街頭民主運動情結，認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遊行和顛覆現存的權威體係和製度。實際上民主更多的強調的是妥協、寬容、博弈和漸進，而不是顛覆與反顛覆，真正的民主製度很少有在街頭完成的。
有一種很強的宗教民主情感，認為要通過學生的獻身和救贖來喚醒廣大民眾。 這種觀點是個巨大的誤區，民主更多是一種內化在社會內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對話，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漸進。衝突和暴力絕對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民主。
對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於西方的多黨製，對民主實質的內涵和民主理論了解很少，對民主的程序和技術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興趣。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會發現，許多高知識群體的人連一場普通的選舉都完成不好，有時候甚至是亂糟糟的，整個程序毫無章法，但大家一談到西方的民主體製卻是琅琅上口，口若懸河。對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對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確是我們社會一大通病。
有一種很強的民主彌賽亞思想（特別是在海外），認為民主製度就是普世真理，認為民主製度才能救中國，認為隻有實行了多黨製才算是民主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帶有很強的民主宗教情緒，極易發展成民主至上主義。在他們的眼裏，世界上隻有兩種國家，要麽是民主國家，要麽是獨裁國家，絕無中間灰色領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隻要兩種，要麽是支持民主的，要麽是反對民主的，絕無中間地帶；世界上所有的議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議題 －民主議題，其他議題如經濟、金融、社會、法律、財政等議題歸根結底都是民主議題。這種民主至上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極端思維，他們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鏡，一戴上後，就覺得世界上應該隻有一種顏色，要麽民主，要麽獨裁，要麽好，要麽壞，美國是民主的，所有美國就是好的；中國是獨裁的，所有中國一切都壞；因為中國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國所取得的發展、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維持的。這種思維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偏執狂，連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的事件被他們簡化為民主對獨裁。其實，世界是如此多元，顏色是如此豐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廣闊，民主製度在各國的實踐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釋成美國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問題歸結成民主問題，就會產生認知上的巨大謬誤，就會遠離人類正常的理性。
對民主過強的宗教感導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實施過程中當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識，但民主本身並不能和道德劃等號，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非道德化的政治製度，他是社會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結果，他是隨著市民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他為社會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權利來源和穩定社會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國建立民主政治也應當符合這個規律，民主應當為社會履行穩定社會的功能，應當成為中國建立和諧社會和保障中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和諧安寧是根本目的，是“綱”；民主製度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國社會和平漸進到現代化社會的製度性安排，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能將民主製度道德化為一種終極安排，民主隻是我們富國強民的一種重要工具。按照這種思維，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在是一種“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零和博弈，而是各個階層能夠獲益、國家社會獲得穩定發展的全麵共贏。
民主成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的話題，而遠離了中國社會現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實際上從1978年就拉開了序幕，特別是開始於1987年的農村選舉對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影響深遠。從1999年代開始的城市社區選舉試點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國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國的專家非常重視中國的鄉村選舉，不僅學者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還有許多西方NGO組織舉行了選舉觀察和提供了技術上的援助。國內一些學者也作了一些調研和積極有益的工作，但是從整個知識階層和學術圈來看，農村的民主選舉和它的重要意義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一些知識圈的人對鄉村民主持一種輕蔑的態度，殊不知，中國民主化進程恰恰是從農村拉開序幕的，中國農民在選舉中表現出來的民主素質和選舉過程中驚人的創造力贏得了許多西方學者、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的高度讚揚和肯定（中國崛起策後續文章將詳細談到）。民主，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進程，恰恰是從微觀層次開始的，中國9億農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製度化並貫徹到生活中去，是對中國民主化最大的貢獻。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清“談”民主，而中國農民和其他一些社會階層正在“實行”民主，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筆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不能自外於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進程之外，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參與觀察、實證研究、調研和學術討論為中國當前豐富多彩的民主實踐提出自己的觀點、建議、批評和改進，為國家的穩定漸進民主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為了完成上述目標，我們在新時代就必須轉變觀念，以適應時代浪潮的需要。我們應當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而把民主當作是穩定中國社會、健全中國體製和促進中國和平崛起的手段；我們應當告別清談的民主精英主義，而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同中國豐富生動的社會現實和民主實踐相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告別民主萬能主義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體製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製度；我們應當告別街頭激進的學生運動，而是走向田間、社區和城市，紮紮實實研究那裏的民主進程並促進那裏民主品質的提升；我們應該重視具體的民主理論、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實踐和民主修養，而不再隻是抽象地高談闊論西方多黨製和兩黨製；我們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號，而是在立足於各自本職工作，讓民主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隻是遠離我們的高高在上的政治製度；讓我們從每一個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讓我們身邊的每一場選舉（班級、大學、社區、街道、農村、鄉鎮）都成為民主實驗和傳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場所。萬丈高樓平地起，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永保國家和諧安寧，依靠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依靠的是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依靠的是堅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製度；能否取下高懸在我們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集體智慧，也考驗著我們的精神意誌。在21世紀中國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開放和民智大開的今天，我們應當有信心、有恒心、有決心，一定能掌握我們民族的命運，為中國永絕動亂之源，讓強盛和現代化這次不再與我們擦肩而過，讓我們強國的夢想最終成真！為了一個和平、民主和強大的中國，願我們共同努力奮進！（未完, 接下來的中國崛起策筆者將陸續提出中國漸進民主改革的一些具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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