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在其中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二
四十年前，當毛澤東死去，四人幫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中華大地一片歡呼，多少人喜極而泣。以批判文革為中心，中華大地掀起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惡的文章出現在報刊;許多文藝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為主題。全國人心鼓舞，意氣風發，呈現萬馬奔騰景象。此時的中國存在普遍共識。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勢下全麵出發，造就了今日中國超凡的經濟成果。
人們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徹大悟。舉國上下無人對否定文革表示異議。許多人都信誓旦旦，認為中國人民經曆了文革的巨大苦難，再也不會重蹈文革那樣的覆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中國一黨執政的政治現實中，這就等於在法理上徹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決議》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文革發動者毛澤東，沒有追究毛應負的責任，而是試圖將文革與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澤東。這是一種矛盾的悖論。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澤東，在邏輯上、情理上都說不通，完全與曆史事實不符。此後更沒有將文革罪惡曆史寫進教科書，以警示子孫後代。這就為日後評價文革的混亂埋下伏筆，為文革死灰複燃留下禍患。這也成為中國社會進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礙。
當然，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鄧小平承受了相當的壓力。事實上，文革並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乃至曆次政治運動都與文革一脈相承。徹底清算毛將拔出蘿卜帶出泥，危及中共統治的根基。《決議》既是權宜之計，也屬無奈之舉。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談到這個曆史決議時說：“這樣評是違心、唯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們還不夠格!”他要求“再過十年八年重新評價，時間不夠，再拖一點時間。”
兩年之後(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小平又談到評毛問題，他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曆史是不實的。不少同誌是違心地接受的。曆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麵，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麵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麵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麵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鄧小平心裏還是明白的。
但是時光到了21世紀，事情並沒有如鄧小平設想的那樣。幾十年洗腦的結果，許多年輕人對文革已一無所知;許多過來人對文革也日漸淡忘。所有這些離正確評價文革、評價毛越走越遠，離正視真實的曆史越來越遠。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正是在這種氣候環境下的產物。
時至今日，文革的幽靈又在中華大地遊蕩，文革回潮的妖風陣陣，真實情況令人驚心動魄。一些公開的網站大張旗鼓為文革辯護，為江青、四人幫翻案，攻擊汙蔑改革開放的方針路線(矛頭實際也對準執政當局)。他們公然在清明節給江青上墳祭拜，發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幫。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開集會，搞演講和紀念活動，為文革、四人幫招魂。他們並對那些持不同意見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滿釋放後的文革餘孽四處招搖放風，毫不收斂。
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為改革的不徹底，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這種改革的確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官員專權、貪汙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等。醫療和教育改革的失敗也是源於政治體製改革的缺位。不少民眾在這種社會現實麵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記了文革的深沉苦難，容易被煽起不滿情緒，錯誤地懷念文革和赤貧年代的平均主義，重新追尋那曾經給他們帶來深沉災難的烏托邦。他們沒有意識到今天腐敗層出不窮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權力不受限製的結果。他們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權力腐敗的事實真相。這些人紛紛叫嚷要“再來一次文革”，成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眾基礎。
必須指出，因為缺乏透明資訊，沒有公平公正的理論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現許多誤區，有些觀點近乎荒謬。如，有人提出什麽“人民文革”論;有人論證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這些謬誤都不符合客觀事實，對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亂。
文革中的所謂“四大自由”，實際上是在極權操控下的一種騙局。文革時期大量事實表明，誰要是在大字報、大辯論中有觸犯毛澤東、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禍臨頭，重則死刑，輕則坐牢，還將株連家庭親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獲罪的不下千人萬人。文革時期所有集會、結社都在專政控製之下，都隻能在維護毛思想路線的範圍框架中進行。否則就視為反革命。這是典型的法西斯專政，與真正的自由民主毫無關係。
文革前期確也批鬥了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客觀上為長期受壓迫的民眾泄了憤。但這些都是毛澤東權力鬥爭(為打倒劉少奇等政敵)的需要，是一種陰謀策略。這絕不是什麽“民主”(這種批鬥也多采用暴力)。事實上這些“走資派”大多數很快就恢複權力，整個體製結構、性質並沒有任何改變。而許多重新掌權後的當權派都對參與造反者秋後算賬，瘋狂報複。受害的仍是民眾。
當時的人民根本就沒有任何自由。人們提心吊膽，道路以目，動輒得咎。就是在親人麵前也不敢隨意吐露真實思想。戶口、檔案、糧食配給製成為枷鎖，限製了人們起碼的自由。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流動、遷徙自由。連出差、探親都要出具證明。有些地方農民趕集也要開路條。整個中國就是一個集中營。
還有些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反修防修。應該說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懷，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變色之虞。而事實上文革前的中國政治局勢相當穩定。但毛有嚴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謂反蛻變的實質，是防篡位，防失去權力。防蛻變、反修防修隻是權力鬥爭的借口。毛澤東發動文革最主要動機是為了排除異己，涉嫌泄私憤、打擊報複(毛曾被迫在 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為大躍進錯誤檢討，因此與劉少奇結怨)。如果毛真的是出於公心，為“反修防修”而搞掉劉少奇，那麽在劉已經下台、完全失去權力後，目的就已達到。此後對劉少奇、彭德懷等駭人聽聞的肉體摧殘精神折磨就已沒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這種迫害與什麽防“蛻變”、“反修防修”已經沒有任何關係。
也有人將文革罪惡發生歸咎我們民族的素質。這更是本末倒置。必須承認，人性有善的一麵也有惡的一麵。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表現作反思並承擔應有責任。文革畢竟是通過不同個人才能實施。但文革的發動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點，將人性中的邪惡集中誘發出來，鼓勵縱容這種邪惡，並將這種邪惡發揮到極致。主要的責任當然是文革發動者組織者。任何民族在獨裁統治特殊環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惡。以德國民族為例，這個被公認為相當理性的優秀民族，在二次大戰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動縱容，整個民族卷入成為凶殘的戰爭機器。汙染、糟蹋了這個民族，還要將責任推給這個民族，還有更荒唐無恥的嗎?
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中國報刊許多文章普遍稱文革為“封建法西斯專政”。這個定義是比較準確的。文革曆史就是一部殺人史、整人史、喪心病狂的迫害史。麵對千百萬亡魂，麵對數以億計被迫害、精神心靈遭受痛苦折磨的民眾，無人能給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絕不可能得逞。中華民族如果不能從文革災難吸取教訓，如果重蹈文革覆轍，將萬劫不複。
文革唯一的正麵意義，是在客觀上讓遭受深沉磨難的中國人覺醒，認清專政製度的本質。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擺脫思想桎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徹底否定文革，不全麵正確評價毛，中國就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就無法建立起真正繁榮富強的國家，中華民族就不能以文明的正麵形象屹立於世界。
——寫在毛澤東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紀念日”前
題記：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檢閱了從全國各地蜂擁到北京的百萬紅衛兵，“文革”狂飆突進，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8·18是個標誌性的日子。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決議，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領導者是誰?人人心裏清楚，就是要打啞謎。為尊者諱，於此可見一斑。其實，“文革”十年，無論是在當時煌煌典籍上，還是在官方各種媒體上，無不白紙黑字寫著、鏗鏘有力地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老人家似乎也沒對這番表述提出過異議。以雄視千古、聛睨一切的毛氏風格，在這場史無前例的“不世之功”麵前，他大概也不屑於所謂偉大的謙虛。所以，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冠以領導者，似可不必，徒給人以思想上混亂，更給對要了解這段曆史的後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至於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就更費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澤東視為一生幹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後一件事。寫腳本的是他，總導演也是他，製片人還是他，可謂在茲念茲，情有獨鍾，寶貝得不得了。以他對《二十四史》興亡治亂爐火純青的研究和犀燃燭照的洞察力，怎麽可能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重複的還是皇上聖明，奸臣弄權的老故事，無意間對老人家表示了不恭。看來，官家說辭，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終究還是不能不受到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
但無論如何，對十年“文革”是災難，內亂，動亂，浩劫的定性，從官方到民間，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達成共識。持異議的人不是沒有，但無非是兩岸的猿聲，是秋後的蟬鳴，是毛澤東所說的幾聲淒厲，幾聲抽泣，是馬克思所譏諷的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是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旗幟，沒有什麽嚴肅的人把它當成正常的聲音了。
人們對曆史的認識，總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深化而提高。對“文革”的定性，決議不是完美的終結，而是良好的開啟，也許還是當時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約數?不好說。解放思想，就包括對已有的結論，哪怕是權威的結論的懷疑、批判和揚棄。定於一尊，祖宗之法不可違，現成的結論不能變，從來與解放思想絕緣。循此，說“文革”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恐怕還不夠，不夠在國人對曆史教訓更深切的認識與把握上。好在，從那以後，國人對那場浩劫沒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對“文革”的定性更準確更實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對“文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給出了自己的說法，原中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確提出，“文革”是國恥，值得探討和研究。
先生在1998年2月撰寫的《隻有一個顧準——的補充》一文中，鄭重地指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準)的思想上，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所以我認為，曆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同年底，在《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說：“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先生所言極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當時的國家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開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經毛澤東欽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當局認定和通過的。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通知和決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沒有證據證明當時台上袞袞諸公，有誰在這個禍國殃民的通知和決定出籠前後，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公開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麵折廷爭，從而為這個國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間的正氣。不錯，當時黑雲壓城，壓力山大，但你既然你占著那個位子，你就是國家的棟梁，就有抗爭的義務，就得有所擔當。“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是魯迅先生講的。毛澤東也有鼓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提倡反潮流，在多個場合下號召共產黨人五不怕，所謂不怕扣帽子，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離婚，以及不怕孤立、不怕打棍子，雲雲。可惜，我們看到的是，在“文革”發動之初，廟堂中竟然無一男兒!在火燒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懷仁堂拍案一說，那就基本上是在重複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馬丁·尼莫拉牧師的銘文所講述的故事了：“納粹殺共產黨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著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殺工會成員，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發聲了。”
“文革”的發動和開展，也得到了當時國家機器的全力支持、保駕護航。筆杆子在前，各種輿論機器全部開動起來，為“文革”搖唇鼓舌、搖旗呐喊，推波助瀾，販賣的無不是階級鬥爭、造反有理、個人迷信等這些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叢林哲學與邪教，幹盡了掩蓋真相、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無限上綱等傷天害理的勾當，顛覆的是人類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與常識。公檢法居中，對“文革”對象和不滿“文革”者全麵張網。當時有砸爛公檢法一說，但砸爛的無非是至少在形式上還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後兩道防線。沒有辯護，辯護就是犯罪，沒有審判，審判就是言出法隨。此後，公檢法合署辦公，按照“公安六條”行事，沾上這六條的邊，就能下獄乃至殺頭。莫須有，並不是秦檜的專利。望文生義，深文周納，凡是兩千年來專製發明的構陷都派上用場，且有所發明，有所創造，達於極致。至於在群眾專政的瘋狂中，湖南道縣和北京大興縣的大屠殺，則完全失控，令人發指。殿後的是軍隊，所謂支左，支了什麽，過來人心裏都有數。
“文革”還得到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極為虔誠和狂熱的擁護。這等於是上麵說，你們自殘吧，打自己的臉吧，這是練功，能強身健體，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興高采烈爭先恐後扇自己的耳光，還恨不得拿磚頭砸自己的腦袋;上麵說，你們一起往溝裏跳吧，那裏是天堂，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唱著讚美詩奮勇爭先往下跳;上麵說，你們大家互相掐架吧，其樂無窮，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擄袖照準對方的軟肋猛下狠手。當其時也，不是沒有清醒的人，可惜經過多少年的洗腦，已經很少，還無一例外都被捆綁住手腳，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羅克、張誌新等這樣的先知先覺、大智大勇，掙脫了精神的枷鎖，告訴大家皇帝沒穿衣服，也被認為是瘋子、惡魔。全民腦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罪錯不能全部歸於毛澤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總括以上三條，說“文革”是一場反文明的盛宴，是國恥，並不誇張。在那場盛宴中，掌國柄者“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據要津者噤若寒蟬，甚至賣身投靠，英雄群眾，則把神賜給的毒藥當甘露，舉杯豪飲，自己為自己修造監獄，還匍匐在神的腳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聲聲吾皇萬歲。告密親人成了忠誠的代名詞，同族相殘受到製度性的唆使和獎勵，假話已經是每個人的護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證，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這些洋相，一時成了時髦。幾千年古國文明包括人類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精盡。這種自淫自殘、自亂江山，自掘墳墓的蠢事，都是在神聖的名義下，萬眾一心，心甘情願地幹，理直氣壯地幹，信心滿滿地幹，唱著讚歌幹，一直幹到共和國主席、解放軍兩位元帥、大批社會精英，以及無數被打入另類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關的關了，沒關進去的也好不到哪裏去。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我統計了一下，那十年，被殺害、自殺、整死和失蹤者，高達210多萬人。與八年抗戰國軍犧牲350餘萬將士相比，該做何感想。如果考慮到葉劍英作報告時“文革”剛剛結束，考慮到“文革”期間幾乎無檔案可言， 210多萬這個數字應該說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顯，在“文革”期間，舉國幾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說是國恥，並不為過。順便說一句，張誌新臨刑被割斷喉管、林昭被殺害後警察向其母親索要子彈費、鍾海源被活體取腎，隨便哪一例，都夠得上國恥。
回到李慎公話題上，國恥和國難，按照我的理解，區別就在是自為的還是他加的。國恥者，自導自演自作孽也。國難者，老天爺或侵略者作孽也。如果這個理解不錯的話，那麽，說句題外話，“九·一八”事變是國恥，還是國難，值得研究。如果一定要說是國恥，也是日本的國恥。當然，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也應該刻上那個不放一槍就逃竄到關內的浪蕩公子的名字。
說到這裏，不能不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也沒能把他們的鐵蹄伸向黃河對麵的延安乃至更廣大的西部地區，“文革”製造的災難在中國大陸卻無遠弗屆。抗戰八年，西南聯大再怎麽艱難，也還能讓教授們教書，學子們讀書，“文革”十年，舉國卻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而吳晗，傅雷、卞仲耘們，能走出國難，卻走不出史無前例的造反歲月。
一個國家在集體發瘋，國難耶，國恥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鳴笛以警示國人莫忘國恥，那麽，對“文革”，該不該確定一個日子，以警示國人?如有必要，那麽， 1966年5月16日，是那個臭名昭著的通知發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出籠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決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澤東首次接見、檢閱百萬紅衛兵的日子，都有資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國恥不足畏，知恥而後勇，怕的是諱疾忌醫。以史為鏡，不重犯“文革”錯誤，這一課似乎應該補上。(2014·8·17)
bobby41 發表評論於 2016-01-13 11:16:19
文章中有一句；舉國上下無人對否定文革表示異議
看寫評論的一些人。
句子應該是；對否定文革表示異議的大有人在。
----------
作者是想用偷換概念來騙人而已。 文革是件大壞事，應否定之，人人讚成，所以否定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也應該人人讚成。 文革無疑是錯誤的！ 但是那是在特殊時期，大家的共同錯誤，當然發動者有更多的錯誤。 毛主席的錯誤大小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我們大家自己的錯誤是肯定的。
我們當時都錯誤地相信，政治口號可以當飯吃，一部分人也確實可以當飯吃。 當時城裏的，給國家工作的，機關，企業單位，軍隊，都是不正經上班，成天學習政治。 學來學去的，最後發現，鋼還要煉，地還要種才有飯吃。 當時最經典的就是四人幫的口：“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 這個話發過來說也不對的，也是錯誤的。 民以食為天，苗肯定不草好，無論什麽主義。
這種反文革的本質就是政治掛帥，反的不是文革，政治掛帥的典型，而是把文革中角色變一變而已。 原來喊：毛主席萬歲！ 現在喊：打到毛澤東！ 都是錯誤的。
看寫評論的一些人。
句子應該是；對否定文革表示異議的大有人在。
wuli98常常說“我是文革的受害者”。能不能把你如何在文革中受害的經曆給大家講講？
---------
不用講啊。 我們是被耽誤的一代，要上學，沒學上，真正的受害者們。 老教授受迫害，後來還可以平反，恢複名譽，補發工資，我們呢？ 什麽都沒有。 我們中間的少數人，靠自己奮鬥改變了命運，絕大多數，都是今天的弱勢群體。
”???（一）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減免了一部分農村稅收，使農村得以休養生息，有利於較快地加強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從去年夏收開始，國家提高了糧、棉、油、麻、甘蔗、甜菜、豬、牛、羊、魚、蛋、蠶繭等18種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並對糧、棉、油實行了超購加價。國家財政用於這方麵的補貼，當年達到78億元，比預算超過13億元。同時，國家對低產缺糧地區規定了農業稅的起征點，起征點以下的免稅，共減征農業稅47億斤。此外，對農村社隊企業還適當提高了工商所得稅的起征點，適當放寬了新辦社隊企業減稅免稅的年限，並且規定民族自治縣（旗）和邊境縣的社隊企業免征工商所得稅5年。各項減稅免稅的數額，全年共達20億元，比預算超過3億元。通過發展農業生產和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1979年農民從集體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達到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當然，地區之間是不平衡的。這是建國以來工農關係方麵的一次重大調整，也是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分配方麵的一次重大調整。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深遠的作用。” 人大網站。
談論毛的前提是，他把中國搞得更好了。 他49年接受中國，到76年逝世，中國雖然有很多遺憾，但是比1949年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鋼產品，就增加了200多倍吧。 76年，中國人口增加了那麽多，可人均畝產還是提高的。 那時候的科研成果，現在也得諾獎了吧。 中國人民近代最大的願意，有地種，不挨外國人打，都是毛時代解決的。 毛主席是中國的旗幟，我們沒有更好的旗幟了。 蔣介石，袁世凱，慈禧太後如何和毛澤東相提並論呀？ 我們中國人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和統帥，是非常自豪的。 如果我們自毀旗幟，那我們隻能回去欣賞康熙爺了吧？ 俄羅斯就是搞個彼得大帝。
經過文革，雖然損失巨大，但是我們過來的人都學到了一條重要的真理，就是再好的政治口號也不當飯吃。 文革什麽政治口號沒有喊過，有什麽用？ 天上不會掉餡餅。 文革後，中國人悶聲大發財，社會穩定，才有了世界經濟奇跡和蘇聯，東歐，埃及等等成鮮明對比。
因此，我反思文革，即便是毛主席犯了錯誤，發動了文革，也歪打正著地，避免了後來的社會更不穩定，更動亂的結局，使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過度的更平穩。 當然了，要想以民主的旗號，和平推翻共產黨，就要先搬掉毛澤東，而否定毛澤東，最好的方法就是揪著文革這個錯誤，然後口帽子。 所謂反文革，就是反毛，然後以非憲法手段推翻政府。 政治掛帥害死人，文革和反文革都是錯誤的。
文革是預防針，文革使政府在不完全失控的情況下，叫大家體驗了一把，政治掛帥的害處，叫大家體驗了一把，政府失去有效性的滋味。 所以鄧小平得出結論，”穩定壓倒一切“。 這樣才能搞市場經濟，投資者最怕無效政府，誰說了都不算數，社會動亂。 政治製度其實沒有政府的有效性重要。 蘇聯，東歐他們就是沒有經過文革，以為換了製度就能好起來，解決所有問題，結果政府有效性下降，製度是換了，結果反而更差。 就像一個人，不是靠長本事掙錢，像換件衣服改變自己命運。
中國還會有文革嗎？ 肯定不會了，趙本山出現了，就說明農民思想已經是過去了。 他才能諷刺哪些農民思想，他的小品，在文革年代早就是汙蔑貧下中農了。 因此，毛澤東不但土改消滅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而且還為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過度，釋放農民思想的的能量，做了貢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麵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 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這些都是官方統計。
同理現在大談反文革同樣為文革做廣告，因為文革是清廉的社會，領導是受群眾監督的，與現在無孔不入的貪汙腐敗的社會成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