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四十年前，當毛澤東死去，四人幫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中華大地一片歡呼，多少人喜極而泣。以批判文革為中心，中華大地掀起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惡的文章出現在報刊;許多文藝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為主題。全國人心鼓舞，意氣風發，呈現萬馬奔騰景象。此時的中國存在普遍共識。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勢下全麵出發，造就了今日中國超凡的經濟成果。

　　人們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徹大悟。舉國上下無人對否定文革表示異議。許多人都信誓旦旦，認為中國人民經曆了文革的巨大苦難，再也不會重蹈文革那樣的覆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中國一黨執政的政治現實中，這就等於在法理上徹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決議》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文革發動者毛澤東，沒有追究毛應負的責任，而是試圖將文革與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澤東。這是一種矛盾的悖論。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澤東，在邏輯上、情理上都說不通，完全與曆史事實不符。此後更沒有將文革罪惡曆史寫進教科書，以警示子孫後代。這就為日後評價文革的混亂埋下伏筆，為文革死灰複燃留下禍患。這也成為中國社會進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礙。

　　當然，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鄧小平承受了相當的壓力。事實上，文革並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乃至曆次政治運動都與文革一脈相承。徹底清算毛將拔出蘿卜帶出泥，危及中共統治的根基。《決議》既是權宜之計，也屬無奈之舉。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談到這個曆史決議時說：“這樣評是違心、唯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們還不夠格!”他要求“再過十年八年重新評價，時間不夠，再拖一點時間。”

　　兩年之後(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小平又談到評毛問題，他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曆史是不實的。不少同誌是違心地接受的。曆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麵，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麵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麵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麵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鄧小平心裏還是明白的。

但是時光到了21世紀，事情並沒有如鄧小平設想的那樣。幾十年洗腦的結果，許多年輕人對文革已一無所知;許多過來人對文革也日漸淡忘。所有這些離正確評價文革、評價毛越走越遠，離正視真實的曆史越來越遠。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正是在這種氣候環境下的產物。

　　時至今日，文革的幽靈又在中華大地遊蕩，文革回潮的妖風陣陣，真實情況令人驚心動魄。一些公開的網站大張旗鼓為文革辯護，為江青、四人幫翻案，攻擊汙蔑改革開放的方針路線(矛頭實際也對準執政當局)。他們公然在清明節給江青上墳祭拜，發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幫。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開集會，搞演講和紀念活動，為文革、四人幫招魂。他們並對那些持不同意見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滿釋放後的文革餘孽四處招搖放風，毫不收斂。

　　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為改革的不徹底，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這種改革的確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官員專權、貪汙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等。醫療和教育改革的失敗也是源於政治體製改革的缺位。不少民眾在這種社會現實麵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記了文革的深沉苦難，容易被煽起不滿情緒，錯誤地懷念文革和赤貧年代的平均主義，重新追尋那曾經給他們帶來深沉災難的烏托邦。他們沒有意識到今天腐敗層出不窮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權力不受限製的結果。他們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權力腐敗的事實真相。這些人紛紛叫嚷要“再來一次文革”，成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眾基礎。

　　必須指出，因為缺乏透明資訊，沒有公平公正的理論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現許多誤區，有些觀點近乎荒謬。如，有人提出什麽“人民文革”論;有人論證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這些謬誤都不符合客觀事實，對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亂。

　　文革中的所謂“四大自由”，實際上是在極權操控下的一種騙局。文革時期大量事實表明，誰要是在大字報、大辯論中有觸犯毛澤東、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禍臨頭，重則死刑，輕則坐牢，還將株連家庭親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獲罪的不下千人萬人。文革時期所有集會、結社都在專政控製之下，都隻能在維護毛思想路線的範圍框架中進行。否則就視為反革命。這是典型的法西斯專政，與真正的自由民主毫無關係。

　　文革前期確也批鬥了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客觀上為長期受壓迫的民眾泄了憤。但這些都是毛澤東權力鬥爭(為打倒劉少奇等政敵)的需要，是一種陰謀策略。這絕不是什麽“民主”(這種批鬥也多采用暴力)。事實上這些“走資派”大多數很快就恢複權力，整個體製結構、性質並沒有任何改變。而許多重新掌權後的當權派都對參與造反者秋後算賬，瘋狂報複。受害的仍是民眾。

　　當時的人民根本就沒有任何自由。人們提心吊膽，道路以目，動輒得咎。就是在親人麵前也不敢隨意吐露真實思想。戶口、檔案、糧食配給製成為枷鎖，限製了人們起碼的自由。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流動、遷徙自由。連出差、探親都要出具證明。有些地方農民趕集也要開路條。整個中國就是一個集中營。

　　還有些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反修防修。應該說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懷，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變色之虞。而事實上文革前的中國政治局勢相當穩定。但毛有嚴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謂反蛻變的實質，是防篡位，防失去權力。防蛻變、反修防修隻是權力鬥爭的借口。毛澤東發動文革最主要動機是為了排除異己，涉嫌泄私憤、打擊報複(毛曾被迫在 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為大躍進錯誤檢討，因此與劉少奇結怨)。如果毛真的是出於公心，為“反修防修”而搞掉劉少奇，那麽在劉已經下台、完全失去權力後，目的就已達到。此後對劉少奇、彭德懷等駭人聽聞的肉體摧殘精神折磨就已沒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這種迫害與什麽防“蛻變”、“反修防修”已經沒有任何關係。

也有人將文革罪惡發生歸咎我們民族的素質。這更是本末倒置。必須承認，人性有善的一麵也有惡的一麵。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表現作反思並承擔應有責任。文革畢竟是通過不同個人才能實施。但文革的發動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點，將人性中的邪惡集中誘發出來，鼓勵縱容這種邪惡，並將這種邪惡發揮到極致。主要的責任當然是文革發動者組織者。任何民族在獨裁統治特殊環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惡。以德國民族為例，這個被公認為相當理性的優秀民族，在二次大戰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動縱容，整個民族卷入成為凶殘的戰爭機器。汙染、糟蹋了這個民族，還要將責任推給這個民族，還有更荒唐無恥的嗎?

　　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中國報刊許多文章普遍稱文革為“封建法西斯專政”。這個定義是比較準確的。文革曆史就是一部殺人史、整人史、喪心病狂的迫害史。麵對千百萬亡魂，麵對數以億計被迫害、精神心靈遭受痛苦折磨的民眾，無人能給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絕不可能得逞。中華民族如果不能從文革災難吸取教訓，如果重蹈文革覆轍，將萬劫不複。

　　文革唯一的正麵意義，是在客觀上讓遭受深沉磨難的中國人覺醒，認清專政製度的本質。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擺脫思想桎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徹底否定文革，不全麵正確評價毛，中國就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就無法建立起真正繁榮富強的國家，中華民族就不能以文明的正麵形象屹立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