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兩米.的博客
秋夜無雨
11年春節，遼寧省錦州市大嶺村的蔣慶泉老漢接到北京老戰友洪爐的電話，對方告訴他，“美國要再拍一部《英雄兒女》，想請你去開機儀式現場。”
蔣老漢爽快地答應了這個邀約，甚至開始籌劃，讓正在上高中的孫女教自己幾句“簡單的英文”。
但家裏人有點擔心這個83歲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個電視編導專門帶來一張電影《英雄兒女》的光碟為老人播放。片子剛放了幾分鍾，蔣老漢便開始不停地發抖，隨後大喊著“不看，不能看”，衝出了屋門。
在場的孫女驚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爺爺。她不知道，為什麽黑白電影中的那個叫王成的年輕戰士出現的時候，爺爺會如此激動。
事實上，即便是這個家庭中對“王成”耳熟能詳的那些成員，也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了老人隱藏半個多世紀的往事——抗美援朝戰爭中最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鮮戰場第一個喊出“向我開炮”的步話機員蔣慶泉。
父親與王成
天剛蒙蒙亮，蔣慶泉就從住了20年的老房子裏推出一輛滿是鐵鏽的“倒騎驢兒”式三輪車，將幾百雙老伴兒縫製的鞋墊一點點塞進幾個黃色的紙箱，再用麻繩將幾塊木板綁在三輪車上，勒緊，然後招呼老伴兒坐上來準備出發。
為掙錢補貼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塊錢一雙的鞋墊，賣幾十雙的時候有，賣一兩雙的時候也有。家離集市隻有二裏地，卻是個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趕上下雪天，車翻過好幾次。回家的時候，蔣慶泉一個人蹬不上去，老伴兒就下車和他一起推。路不遠，卻要推上半個小時。
蔣慶泉83歲了，這樣的日子，他已經過了11年。
如果不是因為親戚偶然間看到的一個電視節目，或許永遠都不會有人注意到這個生活在遼西偏僻村莊裏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蔣慶泉的兒子蔣利接到舅舅馮自元的電話。馮自元說，看到一個叫《電影傳奇》的電視節目，裏麵的一位老嘉賓說《英雄兒女》中喊“向我開炮”的那個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蔣慶泉。
“我問你爹了，他說是媒體炒作呢，炒作呢。”馮自元在電話裏焦急地問，“可電視裏說蔣慶泉是23軍的，你爹不就是23軍的嗎，哪有這麽巧的事情？”
對於47歲的蔣利來說，《英雄兒女》並不陌生，這部戰爭影片曾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
蔣利不在父親身邊，他在葫蘆島市當小學老師。但他很早就知道，父親參加過朝鮮戰爭，是一名老兵。父親桌上常年備著《抗美援朝紀實》、《誌願軍戰事全紀錄》、《三十九軍在朝鮮》這些書籍，大多翻得已經掉角。然而對於當兵時的故事，蔣慶泉從不願多談，甚至不允許自己的子女過問。
在蔣利的記憶中，父親唯一一次主動提起打仗的事，還是在40年前。那次，蔣慶泉從村裏帶回了一張泛黃的報紙，指著裏麵一篇描寫誌願軍攻打石峴洞北山的文章對兒子說：“這場仗爹打過。”
掛了舅舅的電話，蔣利當晚就趕回錦州，向父親提出了這個疑問。
“喊了又怎麽樣，他們沒有開炮啊！”蔣慶泉沉默許久，說出了這樣一句讓蔣利覺得“沒頭沒尾”的話。隨後，老漢開始渾身發抖，卻再不發一言。
蔣利沒有繼續追問，但已確定父親身上一定有著一段特別的經曆。回家後，抱著試一試的心理，他將“蔣慶泉”三個字輸入搜索引擎。
這個沉默的老漢在網上並非默默無聞。以尋找蔣慶泉為主題的文章竟然有好幾篇，累計達數萬字，題目包括《關於王成原型》、《“向我開炮”的又一軼聞》、《呼喚“王成”：你在哪裏？——“向我開炮”英雄故事後麵的故事》等。
這些文章明確指出，23軍步話機員蔣慶泉在石峴洞北山陣地上喊出了“向我開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個人，一位叫做洪爐的老作家，他曾經是23軍《戰地報》的一名記者。
蔣利隨後又在網上搜到了舅舅所說的那一期《電影傳奇》，節目中提到父親的老嘉賓竟然也是洪爐。
“這麽多年過去了，居然還有人一直在尋找我的父親。”蔣利還記得，當時自己“眼淚差點掉了下來”。隨後，他在一個論壇的轉帖《呼喚“王成”：你在哪裏？》下麵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並留下了自己的電話和電子郵箱。
州長與小兵
兩年前，洪爐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來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無意間提到的一個故事卻觸動了老人多年來的一個心結。
朋友說，他認識美國內華達州前州長邁克·奧卡拉漢。這位州長是一位殘疾人，隻有一條腿。州長告訴他，殘疾是在朝鮮戰場上落下的。
奧卡拉漢回憶，1953年在三八線附近，他帶領100多個美國士兵攻上了中國軍隊的陣地，發現隻有一個小兵還活著，也沒有武器。“按照戰爭的遊戲規則”，奧卡拉漢讓大家不要打死他。圍攏到跟前時，他們卻發現這個中國士兵拿著步話機在喊。美軍不知道他在喊什麽，結果喊著喊著，炮彈來了，這個中國兵和幾乎全部美國兵被炸死在陣地上。
最終隻有3個美國人幸存下來，奧卡拉漢就是其中一個。他曾經對中國人很憤恨，覺得對方不遵守戰爭規則，“我們不打死你，你卻調來炮火把我們都打死”。
“這不就是《英雄兒女》的現實版嗎？”朋友隨口開起了玩笑。
朋友沒有發現，此時洪爐的雙肩開始微微顫抖，他也並不知道，這一幕畫麵已經在對麵老人的心中演過無數次。
1953年4月的石峴洞北山戰場，一場慘烈的攻堅戰結束後，22歲的年輕記者洪爐聽說誌願軍中有一名叫做蔣慶泉的步話機員，在堅守陣地的過程中，麵對幾乎攻到麵前的敵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揮所大聲呼叫“向我的碉堡開炮”。
他很快找到了當時在指揮所與蔣慶泉直接通話的兩名戰士進行采訪，並完成了一篇戰地通訊。
然而就在部隊準備為蔣慶泉報功，並向軍內外宣傳其英雄行為的時候，一個消息傳來：在與“聯合國軍”在板門店協議交換戰俘時，我軍被俘人員名單中出現了蔣慶泉的名字。
按照規定，凡被俘者不予宣傳，烘爐的這篇通訊也被壓下不能發表。
“整個步話機排都知道蔣慶泉的故事啊，大家覺得他可憐，被俘了就什麽都沒了。”洪爐一邊說著，一邊從抽屜裏取出一本紙張已經泛黃的筆記本，翻到其中的一頁手稿。這頁手稿寫於1953年5月18日，題目是《頑強的聲音——記步話機員蔣慶泉》。
如今80歲的洪爐說，過去的許多年裏，每當翻到這份手稿，便會想起那位未曾謀麵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場戰役中，通信連的步話機員於樹昌同樣喊出了“向我開炮”，並在戰鬥中犧牲。洪爐將兩位戰士的相近事跡融合在一起，寫出了《向我開炮》一文。
後來，這篇報道被《英雄兒女》的編劇毛烽和導演武兆堤發現，又結合了英雄楊根思抱著炸藥包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情節，塑造出了經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與朋友的交談中，經過時間和地點上的核實，洪爐發現美國州長口中“調來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蔣慶泉之後也喊出“向我開炮”的於樹昌。
於樹昌已經犧牲在戰場上並成為戰鬥英雄，那個因被俘而被禁止宣傳的蔣慶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從1964年《英雄兒女》在全國放映開始，洪爐便嚐試著尋找蔣慶泉。但23軍在後來的裁軍中整編到了其他部隊，並沒有保留這些戰士的資料。
“為他抱不平，他是活著的‘王成’，卻因為被俘而被剝奪了所有的東西。”洪爐這樣解釋自己尋找蔣慶泉的動機。
他曾找到過民政部門的負責人，希望對方幫助尋找這位“或許尚在人間的戰士”，結果負責人告訴他，“電影中的王成已經死了，怎麽還能讓他活過來？”
更讓洪爐覺得“特別難受”的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至少有5個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來，並紛紛召開專題座談會，接受各大報刊的“典型人物”采訪。
這些典型的製造路徑大多相仿：《英雄兒女》改編自巴金的小說《團圓》，而巴金曾下到部隊中體驗生活，因此便出現了一些“對號入座”的“英雄”。
事實上，在巴金的《團圓》裏，王成隻是一個過場式的人物，對其戰鬥畫麵的交待隻有“王成沒能回來，他勇敢地在山頭犧牲了”這一句。
1994年，《英雄兒女》的編劇毛烽專門給洪爐寫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過程中，曾經“整整一個禮拜沒有動筆寫成一個字”，直到和導演武兆堤看到《向我開炮》的故事時，才決定塑造這樣一個英雄形象。
“我始終相信，真正的曆史總有一天會浮出水麵。”洪爐說。
從1990年代初開始，洪爐在《解放軍報》、《中國文化報》、《北京晚報》等多家媒體上發表了關於“尋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喚“王成”：你在哪裏？》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揮所與蔣慶泉直接通話的穀德泰和陸洪坤兩人的名字，並希望找到兩位老兵，還原那段被淹沒的曆史記憶。
近10年的時間過去，蔣慶泉仍然音訊全無。洪爐幾乎要放棄了。
向你開炮的人找你來了
蔣利也幾乎要放棄了。在《呼喚“王成”：你在哪裏？》這篇網帖下留言後，整整4年，他沒有收到任何回饋。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個來自江蘇的長途電話。電話是陸洪坤打來的。
當時正值暑假，陸洪坤的孫女正在家中上網。老爺子突發奇想，讓孫女在網上搜搜爺爺的名字，無意間發現了《呼喚“王成”：你在哪裏？》這篇帖子和蔣利留下的聯係方式。
多年來，陸洪坤同樣沒有忘記那個當年住在同一間屋的老戰友。2006年，江蘇宜興官林鎮文化館搞誌願軍老兵聚會，他便提出了尋找蔣慶泉的想法。但一說到蔣慶泉後來成為戰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們便不再接話，“一個都不講了”。
通過蔣利，陸洪坤獲得了蔣慶泉家的電話。電話打去，當聽到老戰友的聲音時，他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是：“向你開炮的人找你來了！”
蔣利當時也在錦州的家中，據他回憶，交談的時間並不長，父親幾乎是在“大喊”一樣地和老戰友敘舊。電話中，陸洪坤叫父親“小鬼”，父親則叫陸洪坤“小胖子”，那是兩位老人50多年前對對方的稱呼。
放下電話後，蔣慶泉“激動得渾身發抖”。這個20多年沒出過遠門的老人當即決定，讓蔣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戰友。
國慶期間，父子倆坐了20多個小時的硬座火車趕到宜興。在陸家，蔣利終於聽到父親親口講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鮮戰場，在狹窄的三八線兩側，密集部署著雙方200多萬人的大軍。每一塊陣地都被反複爭奪，“人肉堆成山”，戰士們沒有時間修築工事，就把屍體堆成坎，趴在上麵打仗、進食、喝水。
4月18日，蔣慶泉所在的23軍67師201團5連接到命令攻占石峴洞北山，然後“扼守陣地，組織炮火大量殺傷反擊之敵”。
出發前，連長便開始指定若他死後誰來指揮，一直從排長指定到了年歲最小的一位班長。攻山成功後，165人組成的加強連，已經隻剩下十幾名戰士，連長陣亡，排長陣亡，班長陣亡。
在陣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戰士圍著擔任步話機員的蔣慶泉，以保護他可以順利向炮兵指揮部通報“撒花生米(炮彈)”的位置。
“就看著戰友撲通撲通地倒下去，一個接一個。”蔣慶泉說，他親眼看見一個攔著他不讓他出碉堡的戰士，頭被打碎了，胸口也噴著血。
敵人則越來越近。
陸洪坤至今仍記得當年步話機中蔣慶泉的嘶吼聲，“最後他不喊暗語了，就喊向我碉堡頂上開炮。我問他那你怎麽辦，他說你別廢話，廢話，向我開炮，向我開炮！”
然而蔣慶泉並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卻被敵人的彈片轟中了後背的步話機。後來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個當口的彈藥供給出現了問題。
負傷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槍自殺。他看到另一名戰士也在爬著找槍。
蔣慶泉回憶，當時的腦子裏隻有一個想法，就是“不能當俘虜”。後來，一枚瓦斯彈打入碉堡，他暈了過去。
蔣慶泉睜開雙眼的時候，正躺在一輛卡車裏——被俘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朝鮮戰爭結束後，6000多名誌願軍歸國戰俘被送到遼寧昌圖的歸來人員管理處。
在管理處的一年時間裏，他與另外15名戰士分在同一個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認罪和檢討”，“不講功，隻講過”。
16名戰士仍然穿著軍裝，用著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卻不再被認為是軍人。負責教育審查歸俘的幹部有這樣的論斷：“人民軍隊的字典裏沒有被俘，被俘就等於變節。”
最終蔣慶泉被組織上給予了保留黨籍、黨內處分的結論。
在“文革”中，檔案被造反派翻出後，他又一次受到了衝擊。運動的時候要鬥爭他，說他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批他的大字報，牆上是，繩子上掛著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組織部來了兩個同誌，宣布取消他的黨內處分。
那一天，在朝鮮戰場上一滴眼淚都沒流過的蔣慶泉，大哭了一場。
從那一年開始，民政部門每個月都會給蔣慶泉發放一定額度的補貼，一開始是4塊錢，如今漲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戰場上
“你父親這些年什麽都憋在心裏，委屈啊！”從陸家離開的時候，陸洪坤偷偷對蔣利說。
為了讓父親能夠“寬心一點”，2009年夏天蔣利專程陪他到丹東給當年的老戰友曹宅水掃墓。57年前，部隊過鴨綠江大橋時，蔣慶泉看到路邊有一塊木製的墓碑，寫有“曹宅水之墓”幾個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個連隊戰鬥過的吹號員。當時蔣慶泉二話沒說就從隊伍中跑了出去，對著木牌敬了個軍禮。
57年過去了，蔣慶泉倚著欄杆，向鴨綠江對岸舉起右手敬禮，久久沒有放下。
隨後，他們去抗美援朝紀念館參觀。一進館，蔣慶泉便開始急迫地尋找與23軍有關的圖片。結果在石峴洞北山戰役的展台，他看到的隻有一幅炮兵陣地的照片。
蔣利回憶，當時老父親就犯了倔脾氣，愣是要把那張照片撕下來。再三勸阻後，他才將父親拉了出去。
“我恨啊，為什麽沒有死在戰場上。”坐在屋裏的炕頭邊，當年的年輕戰士已經變成了83歲的老人。他的頭發和胡子都已經白了一大半，臉上滿布皺紋，腦門上還留著一道彈片的疤痕。
“戰爭，把我爸的一輩子都打沒了，他卻記了戰爭一輩子。”蔣利說。
蔣慶泉的確老了，很多事情已經記不大清楚，看過的書轉天就記不住了，連日子都要每天重新問問兒媳婦才能搞得明白。但隻要一提起那段與戰爭有關的歲月，老人的語氣就會變得急促而亢奮，有時說著說著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長時間。
老人說，有些事情，他永遠都忘不掉。
1948年春節剛過，為了能吃上口飯，20歲的蔣慶泉跟著在國民黨遼西師管區當兵的堂兄蔣慶雲加入了國民黨部隊。後來，遼沈戰役打響，他們隨著大部隊坐船向南潰敗。
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大舉過江，前一天的白天，蔣慶泉找到蔣慶雲，他告訴堂兄，自己想家，想爺爺和奶奶，“就是槍斃了我也要回家”。蔣慶雲舉著槍猶豫再三，最終放走了他。
兄弟倆這一別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蔣慶雲才從台灣回鄉探親，那次，他給蔣慶泉帶來了一個金戒指和一套西裝。
當年，蔣慶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結果在一個叫老虎橋的地方，看見一隊解放軍在燒火做飯。餓極了的蔣慶泉喊了一句，“老總賞我碗飯吃吧。”結果一個首長模樣的人揮著手招呼他，“小鬼過來過來，吃飯嗎？管夠！”
就這樣，他加入了解放軍，掉過頭開始追擊國民黨軍隊。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他的戰鬥足跡踏過了江蘇、浙江等幾個省份，因為在解放上海的戰役裏表現英勇，還榮獲了一個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間，他成了一名共產黨員。
蔣慶泉一度以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軍旅生涯還未結束。1952年，部隊開赴朝鮮，準備接替當時的38軍。從浙江坐火車到丹東，途經錦州站，蔣慶泉沒下車，隻在車上喝了兩杯家鄉的水。
入朝前，蔣慶泉由通訊員被調入步話機排當步話員。那段時間，他覺得自個兒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崗，一門心思地研究、練習步話機的操作與聯絡。
年輕的士兵當然不會想到，這部步話機將如何烙進他的命運裏。
從戰場歸來，除了腦門上的一道彈傷，肚臍上的一塊刀傷，便隻剩下那段難以碰觸的經曆。如今蔣慶泉還能清楚地記得，回國時見到家裏還掛著烈屬的牌子，結果發現他沒死後，補助烈屬的小米就沒了。
他再也不願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務農的日子裏，村裏常有一些複員回鄉的老兵，聚在一起聊當年打過什麽勝仗。每當這時，蔣慶泉總是說“我沒打過多少仗，我就會唱歌”，然後他就開始哼革命歌曲，把話題遮過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兒女》，蔣慶泉也帶著兒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開炮”的情節時，他開始偷著抹眼淚，回家後，又躲在被窩裏哭。打那以後，他再也沒看過這部電影。
陸洪坤曾問過蔣慶泉，為什麽不把這段經曆告訴家裏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戰俘啊，一輩子都烙在心裏，摳不掉的。”蔣慶泉這樣回答。
蔣利一度以為，父親心裏的這個疙瘩，永遠都解不開。
榮譽與恥辱
2010年的一天，剛上完課的蔣利打開電腦，一封新郵件出現在郵箱裏。發件者是記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爐那篇《尋找“王成”》的文章。
生於1970年代的山旭在東北的一個工業城市長大，廠裏有個巨大的電影院。在他的印象中，過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後犧牲，而隻有這部電影，往往孩子們還沒在座位上坐穩，英雄王成“向我開炮”的呼喊聲便會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時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脫“宏大的曆史敘事”，去找尋這個“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尋找的過程卻是一段讓人近乎絕望的經曆。
盡管知道蔣慶泉的部隊番號，但對他的籍貫年齡卻全然沒有了解。後來山旭得知，67師的前身是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第10師，其主要人員來自蘇北。整整3個月時間裏，他幾乎打遍了江南地區所有省市甚至縣的新四軍研究會的電話，又聯係了北京地區的新四軍研究會和誌願軍老戰士組織。
他一無所獲。
轉機出現在2010年4月，一個軍事愛好者朋友激動地找到山旭，說在一篇網帖上發現了一個叫蔣利的人，他說自己的父親就是蔣慶泉。
此時，蔣利7年前留下的電話已成了空號，山旭嚐試著向他留下的電子郵箱發了一封郵件。
當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蔣利的回複。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旭也聯係上了住在北京部隊大院裏的洪爐。他清楚地記得，當自己把這個消息告訴洪爐時，這位穩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開始在狹小的屋子裏不停地踱步，用手指頭盤算著時間，急不可耐地問他，“帶我去見見蔣慶泉吧！”
兩天後，山旭開車來接洪爐，結果烘爐幾乎把家裏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進了車裏。
一進大嶺村的蔣家院子，山旭回憶說，蔣慶泉便“騰騰騰”地從門口的石階上跑了下來，繃直身板敬了一個軍禮。
在蔣家，兩位老人長談了近10個小時。洪爐給蔣慶泉帶來了一件特殊的禮物——當年在戰地為他寫的《頑強的聲音》的手稿。
這是時隔50多年後，蔣慶泉第一次見到代表著往昔榮譽的證物。
在去蔣家之前，洪爐和山旭先到錦州市鬆山新區民政局查閱了蔣慶泉的檔案。他們發現，在泛黃的檔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員的登記材料與認罪書。其中，“這是叛變行為，完全辜負了黨對我的培養教育”、“感覺沒臉見人，愧對黨的教育”……這樣的認罪語言隨處可見。
洪爐將其中一些材料複印後帶到了蔣慶泉麵前。看到這些當年親筆寫下的字句，蔣慶泉用雙手扣住頭，半響不語。
洪爐記得，他顫抖著肩膀，噙著渾濁的眼淚對自己說：“我是俘虜，但我不是叛徒啊！”
對蔣慶泉來說，那段戰俘營中的經曆像刀子。
被俘後，因為重傷，他被送到漢城的後方醫院，一位美國醫生對他進行了治療。一天，一個瘦高個兒的中國翻譯陪著一個大肚子的美國傳教士來到病床前。
翻譯告訴蔣慶泉：“出於憐憫，出於對你的愛，出於聯合國軍的人道主義精神，給你三條路，第一條去日本，送你去學習；第二條上台灣；第三條你回大陸。”
蔣慶泉當即選了回大陸，翻譯提醒他：“共產黨對俘虜是最痛恨的，比恨我們還邪乎。”
“就是剮了我，我也得回家！”蔣慶泉記得，他當時這樣回應對方。
和其他堅持回大陸的誌願軍戰俘一樣，他隨即也遭到了對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蘇反共”以強行令其就範的威脅。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這兩臂你砍去，你隨便刺。你這是斷了我回家的歸路，要硬給我刺，我寧可把舌頭咬斷了！”回憶到這裏時，老漢挺直了腰板。
字最終沒有刺成，他隨即被剝奪了所有優待條件，送往釜山戰俘營。在戰俘營中，他用發來的藥向韓國夥夫換來鉛筆頭，在紙上寫下“我要回家”，還組織戰俘營的誌願軍們一起唱歌，唱《團結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蔣慶泉和部分堅持回國的戰友，突然被帶出戰俘營，押上了一艘登陸艦，被關進了鐵籠。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要被處決。
實際上，朝鮮戰爭已經宣告結束，中國人民誌願軍和聯合國軍在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
蔣慶泉回憶，在交換戰俘的現場，大夥“炸了鍋一樣地哭”，祖國的同誌過來了，遞給每個戰士一盒大中華煙。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脫下來，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覺得，回國了，要把所有恥辱的印記都扔掉。然而他最終發現，有些印記是永遠扔不掉的。
如今蔣慶泉的桌子上，常年擺放的一本書叫《榮辱悲歌——一名誌願軍女俘的坎坷人生》。
讓我重活一回人
洪爐決定幫助蔣慶泉解開心結。
他曾經和幾個誌願軍老兵去過一次美國首都華盛頓，發現在城市的中軸線上，林肯紀念碑的西側立著韓戰的紀念碑，東側則是越戰的紀念碑，紀念碑上麵刻有所有戰死士兵的名字。這讓他感動不已，“對於失敗的紀念，是對戰士生命價值的尊重”。
“戰或許是錯，但敗不是錯。戰爭或許有錯，但戰士沒有錯。”洪爐說。
離開蔣家半個月後，洪爐和山旭把蔣慶泉請到了北京。這是蔣慶泉第一次參加誌願軍老兵的紀念聚會。
在那次聚會上，有這樣一幕場景令洪爐感動不已。當主持人在台上講出蔣慶泉的故事時，台下坐著一位誌願軍某兵團的老政治部主任。這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執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兩位助手阻攔，結果90多歲的老將軍說：“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過兩片藥後，老將軍被攙扶上台。他顫顫巍巍地握住蔣慶泉的手，然後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萬歲”的紀念章摘下來，交到了蔣慶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將軍說。
“謝謝首長！”蔣慶泉敬了個軍禮大聲說道。
“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當提起這一幕，蔣慶泉的聲音便開始顫抖，“讓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當個實實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從2010年開始，由於洪爐和陸洪坤這兩位當年的親曆者站出來為蔣慶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跡”作證，多家媒體都跟蹤報道了此事。慰問電話紛紛從全國各地打來，最遠的甚至包括旅美的華僑。
但蔣慶泉的生活依然平靜，他仍然要和老伴兒推著三輪車上集賣鞋墊，仍然抽著1塊錢一包的大豐收牌香煙，仍然要照料院外種下的小蔥和韭菜。
不過子女們說，一些微妙的變化正在父親身上悄悄地發生。
他管小孫女要來了破舊的新華字典，閑了便寫上幾首關於那場戰爭的“對仗句兒”。不到一年的時間，稿紙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還常常念叨起一個美國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戰中被他打跑的對手，他會指著自己肚子上的傷疤笑著對老伴兒念叨：“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麽樣？”
洪爐曾跟蔣慶泉講起過關於美國州長的故事。
他告訴蔣慶泉，奧卡拉漢州長在看過《英雄兒女》後，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進而覺得，雙方的立場和價值觀不同，“那個中國兵隻是堅持了他的價值觀”。
後來，奧卡拉漢一家都成了促進中美友好的積極人士。他也一直在籌劃，想以自己的經曆拍攝一部美國版的《英雄兒女》。前幾年奧卡拉漢因病辭世，去世的時候還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電影的第一個鏡頭將在聯合國大廈前開拍，那裏有一座給槍管打上結的反戰雕塑。籌備組的工作人員專門托洪爐轉告蔣慶泉，“這將是一部為了曆史和人性而拍攝的反戰電影”。
“好事，這當然是好事。”提起這件事，蔣慶泉朗聲笑起來，“我還想去給那個州長掃掃墓，替於樹昌，也替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