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的民族未來深感憂慮zt

10月3日的西方七國財政和中央銀行行長不僅沒有邀請中國參加，而且發出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信號。新華社評論說，明眼人一看便知，在全球亟須合力應對金融危機的當口，西方牽強地重彈老調，其真實用意是轉移視線。

　　我不懂為什麽新華社的評論如此軟弱，對國際經濟形勢的趨勢判斷如此離譜，對人民幣麵臨的問題極盡回避，對人民幣升值將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性的影響隻字不提，隻用“轉移視線”四個字輕描淡寫難道新華社是真的不明白？我們要問，西方七國有什麽必要轉移視線，西方七國財政和中央銀行行長的真實用意就是準備複製“廣場協議”，掠奪中國國民創造的巨額財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我們對廣場協議應該記憶猶新，因為還不到25年。1985年 9月，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12539;貝克、日本財長竹下登、前聯邦德國財長傑哈特12539;斯托登伯、法國財長皮埃爾12539;貝格伯、英國財長尼格爾12539;勞森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

　　當時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國是一樣的，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日本製造的產品充斥全球。日本資本瘋狂擴張的腳步，令美國人驚呼“日本將和平占領美國！”廣場協議簽訂後，五國聯合幹預外匯市場，各國開始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1985年9月，日元匯率在1美元兌 250日元上下波動，在“廣場協議”生效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快速升值到1美元兌 200日元附近，升幅20%。從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日本經濟的災難開始出現。如果僅僅隻是日元升值，對一國經濟來說，失去的隻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和巨額外債的縮水。但是，當時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國是一樣的，房價高漲，地王頻出，泡沫橫飛。 1990年，日本政府被迫幹預房地產市場，發出《土地融資限令》，日本房地產泡沫轟然破滅，隨後是日本經濟十多年都沒有複蘇。

　　前不久爆發的“輪胎”案，已經在表明美國製造業在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中國的國家元首出麵才平息了這一事態。這次的西方七國財政和中央銀行行長更是發出了明確的信號，逼迫人民幣升值。其實，輪胎案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已經升值了11.7%，從6.8369升值到現在的6.8290。我們不能揣測這是中國央行對此問題的讓步，如果有證據表明這是中國央行對輪胎事件的讓步，那人民幣實質上已經進入了升值的通道。

　　我們的憂慮就為此而來。在一個經濟體對內比對外重要，如果中國是一個內需型的經濟體，那采取的策略就要好辦得多。遺憾的是，中國這個新經濟體正麵臨最大的問題，那就是產能過剩而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可支付能力不足，我們還不能在最短的時期內解決社會財富的分配機製問題，我們還無法盡快提高最廣大的城鄉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不僅如此，還有很多的家庭麵臨著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下降的壓力，讓國內消費雪上加霜。

　　接下來的問題比我們想象的要嚴峻得多。一是中國依賴市場的內在調整無法有效化解房價泡沫，房價的上漲將直接或間接的提升生活成本，導致國內需求進一步萎縮，對中國實體經濟形成災難性的打擊；二是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國際市場進一步萎縮，貿易逆差縮小的同時不能增大出口，失業率重新大幅上升，中國國內社會矛盾加劇；三是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國際熱錢大規模流進中國，與央行本身注入的過多的流動性混成一體，造成流動性的大泛濫，與民生相關的所有商品都將成為流動性的陷阱，處處是商品價格的暴漲暴跌和由此引發的沸騰的民怨，逼迫央行回收流動性。

　　至此，房價泡沫率先破滅，一線城市房價下跌幅度一年之內將會超過50%。這種趨勢，已經是在完整的複製日本的廣場協議，現在還沒有一種趨勢能夠改變。也就是說高房價排斥了社會的正常價值觀，所有投機市場考慮的都是短期行為，中國已經把房地產市場從貨幣政策、財稅政策和產業政策上演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投機市場，這就注定了這場災難無可避免。

　　我們有能力阻止人民幣升值嗎？沒有。在戰爭年代，中國漢 奸最多，這是一個民族的劣根性注定的。在現代，如果出現漢 奸隻有兩種人，一種是貪官，還有一種就是投機炒家。恰恰是這兩種人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主流財富，所以，現在能發出呐喊的隻是普通民眾的心聲。但願中國社會能夠很快建立社會財富的調節機製，讓城鄉居民的可支付能力有所提高，依靠內需的拉動推動經濟的增長，或許能讓這場災難的受害程度減輕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