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大富豪榜的10年之癢___宋華安

2008～2009年中國企業界最大的新聞，莫過於共11次榮登中國首富寶座的企業家—國美電器掌門人黃光裕和中信泰富董事長榮智健雙雙接受警方的調查。而在過去的10年裏，《福布斯》、胡潤百富、《新財富》三大最具標誌性的富豪榜榜單上，排名前10位的企業富豪共達240人次之多，其中除了黃光裕、榮智健，還包括黃宏生、吳誌劍、張思民、羅忠福、吳一堅、楊斌、仰融、葉立培、劉根山、黃茂茹等10多位或陷入囹圄，或踩踏法律底線而被調查，成為中國商界最近10年最為黯淡的一筆（圖1）。

　　《法人》雜誌試圖通過對過去10年裏三大富豪榜前10強富豪落馬事件的分析，從富豪和首富兩個視角來探尋在中國這個最為劇烈的轉型時期——是什麽力量促使如此眾多的富豪陷入財富之劫？

　　第一章貪欲與瘋狂擴張的標本

　　在早期的10強富豪榜上，出現問題的富豪比較多。1999年產生的中國10強富豪榜上，後來陸續出事的就包括黃宏生、吳誌劍、張思民、羅忠福四人。而楊斌、仰融、劉根山之流也在各自的領域具有獨特的反麵教義。大部分落馬富豪的創富模式基本相同，貪欲與粗暴擴張令他們通常采用造假騙貸這樣一個屢試不爽的手段，即通過虛構企業信息或進行個人包裝，與政府和銀行（掌權人）交好獲得貸款支持，用於反哺實際項目，再通過貸款，循環進行空手套白狼的財富增值活動（見圖2）。

　　政華：吳誌劍

　　在1999年富豪榜排名第9位的政華集團吳誌劍被稱為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投機分子”。吳誌劍1960年出生於湖南常德，曾在當地公安局做過宣傳工作。

　　1985年辭職下海來到深圳，並於1986年與深圳市政物資公司聯營，成立了政華貿易公司，這正是後來的政華集團的前身。1995年政華在發展頂峰時期號稱擁有100多家下屬公司，員工1.5萬人，資產28億元，涉足的領域包括高科技產業、商業、金融、貿易、房地產、交通、輕工、食品等。但實際上，政華從未真正致力於實業經營和投資，支撐政華集團的是來自銀行源源不斷的貸款。

　　從1988年起到1997年間，政華集團及其下屬公司采取重複抵押、重複擔保等手段，分別向深圳市城市合作銀行、中國交通銀行深圳分行、中國銀行深圳分行、深圳發展銀行和光大銀行等金融機構騙貸數億元。1994年後，各金融機構因政華貸款到期不能償還，紛紛到法院起訴。從1995年開始，政華集團便官司纏身。

　　為逃避債務，吳誌劍決定潛逃。但在逃往國外前，吳居然再次利用早已不屬於自己的車牌對國潤等四家小汽車公司的員工行騙。1999年底，吳誌劍成立了“中心工作領導小組”，利用出租車進行所謂的“融資”活動。結果200多名員工被騙，涉及金額約1.02億元。2002年10月，吳誌劍在北京市被公安局抓獲。

　　歐亞：楊斌

　　出生於60年代的楊斌，更是造假的高手。他自己對外公布的發家史是這樣的：5歲成了孤兒，靠年邁的奶奶擺茶水攤和親戚的接濟得以長大成人，18歲以前什麽苦都吃過。1981年(18歲)，考進海軍第二炮兵學院，畢業後因學業優異留校任教。1987年(25歲 )，去荷蘭留學，在萊頓大學拿到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1993年獲得荷蘭國籍。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於敏銳地把握到東歐解體、市場解凍蘊含的商機，靠勤工儉學攢下的一萬多美元，開始於中國和波蘭等國之間進行棉製品、紡織品、成衣的進出口貿易。兩年內做大生意，資產達到2000萬美金，1990年在荷蘭創立歐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1992年底第二次創業，投資農業，1994年回國，在沈陽對現代農業大規模投資，建立荷蘭村，在2001年被評為中國(大陸)第二富豪。

　　但實際上，從媒體報道來看，楊斌的發家史一直備受爭議，其學曆、第一桶金以及後來的歐亞農業集團上市等一些事件都是漏洞百出。比如，歐亞農業為上市準備的1998-2001年財務報表，漏洞其實很容易就能找到，比如報表顯示，歐亞農業累計實現淨利7.8606億元，但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隻有4.6244億元。特別是2000年，經營活動淨現金流才1392萬元，但淨利潤卻高達1.9億，2001年經營活動淨現金流為1.8億，而淨利潤又是高達5.2億元。

　　但在中國90年代，像楊斌這樣的富豪中國還不少，通過吹噓、編造美麗的背景光環，贏得不知內情的政府和銀行的支持，而獲得貸款，依靠貸款這樣的“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致富。1998年11月至2001年9月，歐亞實業違反土地管理法規，在未依法取得農用地轉建設用地審批手續的情況下，由公司董事長楊斌決定，在政府劃撥和租賃的農業用地上修建非農業建築物，非法占用並毀壞耕地44.45公頃。

　　2000年10月，楊斌在明知歐亞實業未實際開發耕地的情況下，代表歐亞實業同遼寧省土地整理中心簽訂收購儲備耕地協議，騙取該中心支付的耕地開墾費人民幣300餘萬元。12月至2001年9月，歐亞實業及楊斌為達到弄虛作假，規避國家有關土地政策的目的，給予遼寧省法庫縣原規劃土地管理局人民幣98萬元；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還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人民幣25萬元、美元2萬元。2001年4月至2002年6月，歐亞農業為虛增公司業績，財務人員按照楊斌的授意，采取偽造金融票證的手段造假賬，共偽造電匯憑證等其他銀行結算憑證305張，票麵金額共計人民幣17.86億元。

　　茂盛：劉根山

　　《新財富》2004年中國富人榜第7位的茂盛集團劉根山，與黃宏生等同樣也是50年代生人。他出生於上海楊浦區，起家時曾與落馬富豪周正毅有過生意上的合作。劉根山一直處事低調，從上世紀80年代起，他總是緊踏市場脈搏，幾乎涉及了所有最有發展潛力的業務。1990年，劉根山從北京通縣交通局下海後不久，去了香港做貿易。

　　1999年，劉根山獲得了第一條高速公路項目後，開始四處出擊高速公路項目。2000年，他聯合上海市城建集團、建工集團共同投資的上海市高速公路項目（總投資約100億元）順利中標，並開工建設。到後來其業務的70%均為公路項目，在全國投資了8條高速公路，2002-2003年參與的高速公路項目總投資達180億元。2004年左右，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案，就牽出劉根山在1995年的三起行賄案件——建行上海分行三支行行長章作斌、退休的分行副行長江鳳英和一倪姓高管，曾經各受其賄賂。當時因對行賄罪處罰的法律不完善，劉根山與茂盛集團逃過刑責。2008年年初，劉根山因涉嫌詐騙巨額資金被中紀委直接督辦調查。據稱，其詐騙金額高達43億元。2008年6月5日，劉根山被浙江省公安廳刑事拘留。同年7月中旬被浙江省檢察院正式以“騙貸”案由批捕。

　　另類標本黃宏生、仰融

　　而黃宏生、羅忠福和仰融與僅依靠造假騙貸的落馬富豪有所不同。他們有的通過實幹發家，但最終栽倒在資本的遊戲裏。富豪們法律缺位的頭腦在恣意玩弄資本魔方的過程中容易迷失方向，“玩資本運作的，沒有幾個最終能逃脫資本的魔咒。身陷其中的人往往自認為很精明、很隱蔽，但實際上經不起人們雪亮眼睛的檢視，更別說國家監管部門的法眼了。”一位資深資本市場觀察家如此說。

　　沒有出事的黃宏生其實算是一個實幹家，他在1999年富豪榜上排名第6位。1956年生於海南臨高的黃宏生曾是TCL李東生、康佳陳偉榮在華南理工大學的同學。作為一個下鄉知青，黃宏生的個人經曆頗具傳奇色彩。他從一個小遙控器裝配廠起步，通過實幹把創維集團帶入了年產值150多億，中國彩電行業前三強的行列。

　　1989年，黃宏生在香港注冊成立創維。2000年，創維在香港主板上市，成功募集資金10億港元。從此黃宏生開始進入資本市場，並自此陷入了一條不歸路。

　　黃宏生和其兄弟創維前執行董事黃培升在2000年11月1日至2004年10月31日期間，串謀其母親羅玉英及另外一名人士王鵬，從創維數碼控股有限公司和創維網絡有限公司轉走4220萬港元，以顧問費及現金形式存入他人賬戶，再傳入黃宏生個人及其母親的賬戶。2006年，黃宏生被香港法院以串謀盜竊及串謀詐騙等4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6年。

　　仰融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在2001年的中國富豪排行榜以70億元的資產名列第三。他祖籍安徽，出生在江蘇省江陰市北國鎮。仰融初中畢業後，先是做廚師，後來承包小商店，再後來又到江陰市外貿公司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去了深圳，幾經周折，慢慢走上資本運作之路。他曾說自己有在1988年在越南打過仗的傳奇經曆。90年代初，他在香港借款400萬元注冊了有員工5、6個人的華博財務公司，主要業務是為人拆借資金，兼做債券和股票買賣，由此積累了他的第一桶金。

　　1991年仰融與遼寧省沈陽市政府合資成立沈陽金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仰融的華博擁有25％股權，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擁有15％的股權。仰融隨後收購了海南華銀的股權，其股權增加到40%。1992年10月9日，仰融將華晨汽車運作到美國紐約交易所上市，這個當時在劉鴻儒(中國第一任證監會主席)看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被仰融操盤成功了。10年來，仰融憑借資本運作，成功打造出一個以華晨汽車為主，包括至少6家紐約、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資產一度達到300億人民幣、被人稱為“華晨迷宮”的華晨係。

　　而引爆仰融與沈陽市政府矛盾的，是仰融準備投巨資於杭州灣跨海大橋，而當時正在雄心勃勃地準備投資200億實施中國“底特律”汽車計劃的沈陽市，斷然不能坐視仰融從遼寧抽走數十億的資金。遼寧省下決心接收華晨資產，在遼寧省政府的推動下，國家計委、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等部門召開聯合會議，決定將華晨部分資產由財政部劃歸遼寧省。仰融的夢想破滅。所以，後來才有了“對仰融團隊進行調查”、“仰融被限製出境”的種種傳言。

　　2002年5月，仰融突然衝出“華晨迷宮”出走美國，且一直沉默至10月3日。10月23日《上海證券報》披露了仰融被捕的消息。被仰融在1999年收購的申華控股在10月23日公告稱，公司於10月21日接遼寧省公安廳通知，公司董事長仰融因涉嫌經濟犯罪被遼寧省檢察院批準逮捕。

　　國美：黃光裕

　　曾四次登頂中國富豪榜首富寶座的黃光裕在2008年40歲不惑之年折戟。因涉嫌舊賬13億元之巨的違規貸款、操縱*ST金泰股市和中關村股票以及行賄政府官員、洗錢和稅務問題等多項罪名，於2008年11月被警方刑拘調查。

　　潮汕人黃光裕在1986年跟著其兄黃俊欽，揣著在內蒙古攢下的4000元，然後又連貸帶借了3萬元，在北京前門的珠市口東大街420號盤下了一個100平方米的名叫“國美”的門麵。黃氏兄弟先賣服裝，後來改賣進口電器。在幾年的發展中，一兩家門店的小成功已經不能滿足黃光裕做大的欲望。

　　1992年，黃光裕在北京地區初步進行連鎖經營，將他旗下所持有的幾家店鋪統一命名為“國美電器”，就此形成了連鎖經營模式的雛形。1993年與兄黃俊欽分家後，黃光裕開始向全國擴張，並於1999年創辦鵬潤集團，走上電器連鎖經營、地產投資、資本運作三條道路。據官方調查結果顯示，黃光裕與其兄黃俊欽在2000年以前的發展過程中，至少有13億元從中國銀行北京分行獲得的問題貸款在鵬潤和新恒基之間密切流動，最終流向境外，形跡可疑。這些資金既構成了上世紀90年代黃俊欽兄弟創業期的“第一桶金”，在2000年之後也繼續支撐其擴張。

　　至2003年，黃光裕的資產達到18億元，在胡潤百富榜上排名第27位。但2004年，鵬潤集團以83億港元的價格，收購22個城市94家國美門店資產的65%股權。國美實現以借殼方式在香港上市，黃光裕資產突破百億元，成為中國首富。在短短幾年內，黃光裕用左手倒右手的方式，先後收購了永樂、大中、三聯商社等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家電零售品牌，在全國建立了1200多家門店，年銷售額1000多億元人民幣。

　　但實際上，國美電器以及鵬潤集團加在一起也尚無深厚的實力資產可以將全國的電器連鎖市場悉數拿下，貪欲驅使下的黃光裕式“粗暴擴張”以及通過操縱*ST金泰和中關村股票的資本運作可見一斑。

　　中信泰富：榮智健

　　曾七度問鼎中國富豪榜首富的榮智健，因澳元外匯衍生品投資巨虧150多億港元，終於栽倒在67歲之際。於2009年4月辭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職，並受到香港警方的調查。

　　1942年出生的榮智健是有“紅色資本家”之稱的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子。1965年，榮智健畢業於天津大學電子工程係，隨後下放到四川，1972年回到北京。1978年獨闖香港，憑榮家在香港的一些老資產和貸款約200萬美元，在10年不到的時間賺了4億多。

　　1986年，榮智健加入榮毅仁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為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榮智健入主中信香港之後的大手筆是收購國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權。中信泰富的前身泰富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1985年。1986年它通過新景豐公司而獲得上市地位，同年2月，泰富發行2.7億股新股予中國國際信托投資（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團）持有泰富64.7%股權。自此，泰富成為中信子公司，成為一家具有“紅色背景”的家族式企業。而後，中信（香港集團）通過百富勤把部分泰富股份配售出，使中信（香港集團）對泰富的持股量下降至49%,1991年泰富正式更名為中信泰富。

　　2007年和2008年，中信泰富簽訂澳元外匯衍生品投資合約，導致該項投資虧損高達150多億元，使中信泰富2008年度的淨虧損為126億港元。榮智健迫於種種壓力，於2009年4月8日辭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職。同時接受香港警方和證監會關於其“公司董事做出虛假陳述”或“串謀欺詐”違規行為的調查。

　　第二章首富的問題總與產業路徑休戚相關

　　從1999年以來的10年中，有三大中國富豪榜——《福布斯》富豪榜、胡潤百富榜、《新財富》富豪榜的排名具有標本意義和重要的價值取向，三個有所不同的榜單使中國的首富逐一浮出水麵。從不同富豪榜之首富榜單的綜合情況來看，這10年共有24人次、10位不同的企業領袖成為首富，其中榮智健、楊惠妍都位列過三大首富榜單，榮智健更是以7次之高的頻率問鼎首富之位，足見其財富的基石是多麽牢靠（見圖3）。

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6年榜單中，國美董事局主席（鵬潤投資集團）黃光裕僅在2006年以180.9億元人民幣的個人資產，位列首富位置。而中信泰富掌門人榮智健則於2004、2005年分別以14.98億美元和133.1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榮登福布斯首富寶座（見圖4）。

　　而在胡潤百富榜的首富名單中，黃光裕曾在2004、2005和2008年三度分別以105億、140億和430億元人民幣的資產位列首富。榮智健（含其父榮毅仁）家族也於1999、2000和2002年三次分別以10億元及以上、158億和70億元人民幣資產位列首富。

　　《新財富》500富豪榜首富榜單上，6年來獲得兩次首富桂冠的是中信泰富榮智健、碧桂園楊惠妍，盛大陳天橋和尚德施正榮各一次，2009年最新出爐的《新財富》首富則是帶有“黑馬”意味並擁有200億元資產的沙鋼集團沈文榮。盡管黃光裕在資本市場的才技並非一般，輿論也炒得熱熱鬧鬧，但在這個《新財富》富豪榜上他最好的成績始終是第二名，無緣問鼎首富寶座。

　　有財經觀察家認為，落馬富豪和首富們的財富快速膨脹與其欲望膨脹是一致的。在此過程中，欲望的膨脹往往將他們的產業方向拉到最終連他們自己也無法控製的地方，做實業的偏離了實業，做資本的玩弄了資本，最後落個潦倒謝幕。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因國家政策和法規長期處於“後置狀態”，那些有膽子、敢於冒險的人，利用國家政策的模糊性和法規的缺席，常常通過非常規手段搶占先機獲取資源而致富，其產業方向從創業伊始到最後往往大相徑庭。

　　《法人》對比10位首富，其中，主營實業的占30%，主營資源性產業的占30%，主營互聯網和遊戲的占20%，主營地產的占20%（見圖5）。在從實業到資本運作的路徑轉變中，產業方向的變異導致的結局大有不同。做資源性產業的榮智健投資金融衍生品，造成150多億港元的巨虧，盡管有中信母公司的及時援手，榮智健也難逃罪咎；做地產和連鎖零售業的黃光裕殺進資本市場，為擴張貪欲不惜實行黑色政商關係以身試法，最終與腐敗官員一同落馬。

　　但資本市場或許對於自製者是天使，對貪欲者卻是一個魔鬼。貪欲者一旦踏入資本市場，其企業理念和經營重心發生偏移就可能在所難免，因為資本運作現實的高效收益足以讓理性的人也智令利昏，產生“財富來之容易”的錯覺，導致一係列錯綜複雜的資本騰挪手段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資本市場的“蓋子理論”被眾多落馬富豪前赴後繼地使用，雖然結局大致相同，但富豪們對資本魔方達到了某種難以抗拒的程度，實在可歎。

　　相比之下的另一種產業模式，如同希望集團劉氏兄弟一直堅持著實業理念，從豬飼料到投資礦業、銀行，從實業到金融實體，遠離資本花花世界，走著一條穩健不偏之路，所以劉永行的首富是健康的首富。丁磊的首富也是實在的首富，丁磊做了這麽多年他還是在做互聯網，丁磊說要養豬，人們也相信他真的會去養豬。

　　“衝動是魔鬼！”這句央視春晚小品《男子漢大丈夫》中廣為流行的台詞，若改為“欲望是魔鬼”，則或是黃光裕和榮智健們落馬宿命的最佳寫照。

　　第三章商人與權力結盟傷害的不僅僅是自己

　　“我是正直的國美人，公正無私，光明磊落！”這是黃光裕領導下的國美電器的企業口號。現在看來，“光明磊落”的標簽貼在黃光裕身上，無疑是一個黑色幽默。

　　根據目前媒體的報道，黃光裕案已牽涉出近60位政府高官被雙規調查，如此數字僅次於廈門遠華案。1999年的廈門遠華案，賴昌星貪汙走私達700億元之巨，行賄牽涉的各級官員多達250名以上，其數量之大創了建國以來的最高記錄。

　　自2008年11月黃光裕被調查以來，上至國家部委官員郭京毅、鄧湛、鄭少東、相懷珠、許滿剛，下至省級高官陳紹基、王華元以及商界新恒基董事長黃俊欽、中關村董事長許鍾民、港澳賭業重量級人物連超等等先後被調查。這些政府官員和商界人物為黃光裕前些年的家電產業和地產投資擴張牽線搭橋甚至直接參與，最早的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交易，逐漸促成了黃光裕資本帝國的膨脹。黃光裕牽連出來的近60位政府官員預示著潛伏在背後的非正當政商交易成為事實，其錯綜複雜的黑色政商關係謎團將隨著黃光裕案一步一步的澄清必將逐漸呈現在世人麵前。

　　中信泰富炒匯事件或讓67歲的榮智健身陷囹圄。根據香港法例第115章42條《虛假陳述、偽造文件、使用及管有偽造文件》的規定，任何人作出或安排作出明知為偽造或自己亦不信真確的陳述或申述，即屬違法，最高可處監禁14年。而串謀欺詐的最高刑罰同樣可監禁14年。據稱榮智健對公司董事炒匯不知情，但法律專家認為，即使榮智健對下屬炒匯真不知情，但畢竟涉及如此巨資，作為中信泰富第一責任人，榮智健也難逃失職之罪。

　　從近10年來所有問題富豪的落馬來看，他們之前都曾風光無限。但他們的風光幾乎都夾雜著非法貪欲和灰色手段，並形成一個長長的利益鏈條，若其中一顆子崩塌，那麽就會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全線崩潰。廈門遠華賴昌星案、上海張榮坤社保案等重案，無一不是黑色政商關係惡果的標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間，國有資產的獨特價值早已成為政商黑市交易的商品。在政府不法官員和那些以鑽營為生的私人企業之間，通過權利與金錢的交換，空手套白狼，將國家巨額財富轉移到個人腰包。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國有資產每年至少要流失1000億元左右，僅在2004年對169家中央企業進行資產清算審計中，就查出各類資產損失達3521.2億元。

　　在幾年之前的國企改製過程中，催生了大量的政商腐敗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曾對不良富豪的暴富問題總結了三點“原罪性”原因：暴利掠奪與黑金，資本投機運營和權錢交易。蔡定劍認為，權錢走得太近，極容易產生違法腐敗問題。在早年的經濟轉型時期，即使商人通過賄賂官員或官與商相互勾結各取所需，雖然當時法律滯後而沒有明文規定，但那些黑色政商關係行徑同樣是屬於違法行為。不管黑色政商關係能夠掩藏多久，隻要企業家陷入了這個黑色泥潭，那麽注定他最終是沒有出路的。

　　有法學專家表示：“不能因為政商關係處理不當可能造成企業敗走麥城，就不與政治打交道了。關鍵要有製約，要有合規的治理機製，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責任就成為一個貼身的緊箍咒，不能僅憑企業家個人的私欲來做事。建立合規的法商關係是個有效的官商途徑。”

　　法學專家認為，法商關係是依法守法實現商業目標的一種政商關係模式，它建立在公開、公平和公正的市場競爭基礎上，政府須擔當監管責任、預警責任和服務義務，企業家們則承擔運營責任和守法義務，實現創造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有機統一，而非利益獨享、風險共擔，法商關係應該成為企業與政府以及社會和諧共處的潤滑劑。其實，早在2002年以來，中央一直高度關注並下大力治理紅色政商關係，出台了製度嚴格規範管理，設立期限清理“紅頂商人”。2003年，《行政許可法》的頒布實施，從某種角度來講實際上是政府為促進中國法商關係建設的重要舉措。

　　牟其中曾在監獄中說，中國企業家很難做到獨善其身，而與政治家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樣代代相傳就更難了。其實他隻看到了問題的某一方麵。事實上，加快和加強建設新型法商關係，或是預防富豪落馬的一個有效方式。法學專家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經濟轉軌過程中，靠自律建立正確的政商關係還存在較大難度，同時也需要一個過程，政府要在行政中提高服務意識，為企業的發展提供盡可能的金融、稅務、就業以及公益支出等方麵的支持。如果在常規的監管過程中加大懲治力度和做好預防，通過預警法律風險和定期的前置審查審核機製，那麽可以大大減少權力腐敗的產生概率，降低執法犯法的違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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