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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曆程與在資興工作的日子

(2009-10-10 19:21:11) 下一個

南下曆程與在資興工作的日子

原甲子口述  蔣任南整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將20035月采訪原資興市衛生局副局長、年近八旬的離休(副縣級待遇)老幹部原甲子的資料予以整理出來,以饗讀者。原甲子是資興市屈指可數的幾位南下千部之一。談起南下的曆程和到資興工作的經曆,老人記憶猶新,滔滔不絕……

申請“南下”

我於1924 76日出生於山西省榆次市石屹塔鄉原家峪村。8歲的時候,我在本村小學讀書,那時念的都是“四書五經”,我讀書很發狠,許多課文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漸漸地,我成了村裏的文化人。有人要寫什麽契類和春聯什麽的,都請我去幫忙,我也很樂意,有求必應。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鬼子大舉進攻中國,許多大城市都被他們占領了。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踏進了山西,很多大城市都相繼淪陷。當時,我14 歲,身為村長的伯父動員我當了兒童團長,叫我安排兒童團員做抗日工作。這樣,站崗放哨和為抗日武裝送信,成了我們日常的任務,我們都會努力完成。平時,我們兒童團員還兼作偵察情報員,了解敵人的動向,隻要據點裏的敵偽軍一出動,我們就立即將信息送往建立了人民政權的區裏和縣裏,領導很滿意,給予了表彰並發了獎。194542,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我參加了革命工作,擔任了石槽頭鄉武委會主任,那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領導民兵抓特務,組織民兵配合八路軍正規部隊打擊敵偽,在戰場上抬擔架搶救傷員,在交通要道上埋地雷和割電話線,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線。戰爭間隙時,還領導農民搞生產與支援前方。
   
抗日戰爭結束後,解放戰爭又開始了。1948 7月,我被調往榆次市人民法院工作,任事務長管後勤,天天和糧油副食等打交道。當時,法院人手少,每天上午我買完米和菜後,還要去看守所值班,以防犯人逃跑。遇有審訊任務時,我還要陪同審訊犯人。在看守所,我常去給犯人上政治教育課,啟發他們要認罪服法重新做人,讓他們看到希望。我的工作因繁忙而顯得累,但我精神狀態很好,身體也很健康。                                                           1949 年元月1 日,毛主席為新華社寫了新年獻詞《 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它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打過長江去,解放大江南北,把解放全國的任務進行到底…… 為了適應全國即將解放的革命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從華北和東北各解放區抽調53000 餘名幹部隨軍南下,到新區開展工作。當時,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很好,“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己勝利結束。但是,山西太原還未解放,閻錫山還在固守太原,每天派飛機轟炸榆次市等解放區。顯然,敵人在作垂死掙紮,但絲毫不能動搖解放區派人南下的決心,況且我野戰軍己重兵包圍了太原市。這時候,榆次市委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動員機關單位的同誌南下。市委決定抽調市人民法院兩名同誌南下:一位是看守所長範愛栓,另一位是看守所幹警石牛。當時的情況是,範愛栓結婚不久,他回家去和父母、妻子告別時,就一直未見回單位。單位領導派人去他家叫他,發現找不到人,不知哪去了。石牛這個人也發生了變化,一聽到叫他南下的消息,他就一“病”不起……
   
單位出現這種情況下,我心裏犯了嘀咕,心想,黨中央發出了號召並作出了南下的重大決策,而我們單位沒有一個人南下,等於沒有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於是,我就寫了申請報告遞交法院的領導。榆次市委領導看到法院轉送的報告,很高興,見我自願南下,立即批準同意。我獲準南下後,心裏很高興,回到家中將南下之事先告知父母和妻子。當時,家裏人都不想我南下,尤其是妻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眼睛裏一直滾動著淚水。此時,我決心已定,沒有出現任何思想動搖,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聽從黨和毛主席的號令,黨指揮我到哪裏我就去哪裏,我應牢記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時刻為黨和人民的利益著想,萬一犧牲了,我家也是光榮的。
    1949年3月2,這天天氣晴朗,天空無一絲雲彩。榆次市在城隍廟召開南下幹部動員大會。會上,宣布了每個南下幹部的職務和工作單位,同時宣布了組織紀律。市委領導劉鑄同誌說:“古時候,薛仁貴征過東,薛丁山征過西。你們有的是共產黨員,不是共產黨員的,也是黨的幹部,這次要去南征,是黨交給你們的光榮任務。請你們放心,你們的親屬,我們榆次市委一定會照顧好,榆次市的各項工作我們會努力做好。預祝同誌們一路順風,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黨交給的光榮任務!”接著,榆次市七區的區委書記郝富堂代表南下幹部講話。他說,需要我南下到南方新區去開辟工作。我是一個貧農的兒子,現在翻身做了主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郝富堂,我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堅決南下不當逃兵。郝富堂這個人,講話講得好,可思想上發生了動搖,動員大會後不幾天,他還是當了“逃兵”……
    1949年3月15,榆次市委、市政府在一酒家為我們南下幹部餞行,市委市政府領導親自作陪。王鴻剛市長熱情地握住我的手說,本來不想叫你去。我說,是我自願申請南下的,聽毛主席的號令,毛主席指到哪裏,我就去哪裏。他很激動地說,你真是一個好同誌,希你一路平安到達目的地。
   
當天晚上,我正在忙碌著收拾南下的行裝,我弟弟的老丈人來了。我說:“太親家,您老怎麽來了?”這位老人坐下後,吞吞吐吐地說:“你父母……叫我來,叫我帶你回老家去。”我忙問道:“家中出了什麽事?”他說:“…… 現在南方還有許多國民黨部隊,那裏還沒有完全解放,怕你去了出問題……”我說:“有解放軍保護我們南下,軍隊在前開路,我們緊跟在後,是不會出問題的。再說,我是個共產黨員,要聽黨的話,你回去告訴我父母,他們的心意我理解,我不會忘記他們兩老對我的養育之恩,過兩年後我會回來看望他們的……
    1949
316 日的晚上,我們南下正式開始了。每個南下人員都戴一朵大紅花,市委和政府領導都來送我們,街兩旁站滿了歡送的人群,他們敲鑼打鼓,鳴放鞭炮,一直把我們送到北火車站。我們和榆次市告別,於晚上12時上了火車,一路風馳電掣,於317夜晚到達河北省石家莊市……
                                           “南下”途中                                  在石家莊市火車站下車後,我們住在郊區塔莊村,我們屬於南下3 大隊以下的2 中隊,我是2 中隊的事務長,專管吃喝拉撒睡,主管炊事班的10 餘人。中隊駐下後,我每天負責到石家莊市買糧買菜還有油鹽醬醋之類。其它南下幹部則天天學習,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和文化。除了學習,還要幫助當地老百姓蓋房子,耕作土地,積肥料。每天清晨,幫助房東挑水,打掃院子。我們的一言一行,受到了群眾的好評。                                                          在塔莊村,我們2 中隊駐了一個多月。424,山西的太原市解放了,聽到家鄉傳來這樣的好消息,我們奔走相告,激動萬分。後來又傳來好消息,說南京也解放了,把蔣介石打跑了,我們解放軍戰士在國民黨的總統府高高地升起了五星紅旗。我們心裏很清楚,離全國解放的日子不遠了!

430清晨5點半鍾,我們早早地吃過飯後,6 點鍾開始動身南下。當地的老百姓知道我們要走,男女老少齊來送行,好不熱鬧。他們拿著雞蛋和紅棗,直往我們的衣袋裏裝,我們非常感動,灑淚相別。我們邁著整齊的步伐來到石家莊火車站乘車。51,我們到達邢台市。53,列車到達邯鄲市。一路前行,我們來到了山東省的大名和東名等地方,準備渡黃河。山東人很豪爽,我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晚上,有些地方還搞起了聯歡舞會。那天,我們是從上午開始渡黃河的,黃河上由60 多隻小船連接,上麵鋪上木板,就成了浮橋。隻幾分鍾,我們就從浮橋上快速通過了。
    5月9,我們到達了河南省的開封市,在這裏又暫住了幾天。開封市是有名的古都,名勝古跡很多。大部分向誌都去看什麽金鑾殿還有包公坐堂的位子等地方去了,唯有我和炊事班的同誌們不能休息。我每天照樣去市場上買肉買菜和買其它東西,根本沒有閑心去遊玩。我想,隻要是同誌們吃好睡足,我們辛苦一點也是值得的,也算完成了黨交給我們的任務……
    5月14,我們由開封市動身前往火車站候車,坐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登上列車往鄭州開去。到鄭州市後,又暫住了幾天,然後搭乘火車到達鞏縣。下車後,我們步行到七裏鋪住宿。在此地我們又住宿了將近一個月時間。在這裏,我每天往返40
餘華裏到鞏縣買米買菜,因為是沙子路,不能騎單車,得靠步行,回來挑一百多斤的食物,也從不叫一聲苦。
   
到了六月下旬,我們從鞏縣出發,經過信陽、孝感,晚上乘船趕往漢口。那時船上衛生條件差,蚊子很多,不停的叮咬,想安靜休息一下都不行。我們在漢口碼頭下船,來到漢口市的街上,號了房子後,又暫住了幾天,然後經武昌往湖南方向開去……
                       
“南下”到達湖南

到達湖南境地,我們在一所叫“望和”的中學住了一段時間,然後我們到達株州。那時,長沙雖然於8月上旬和平解放,但衡陽市還有國民黨軍隊駐紮。我們2 中隊前往耒陽縣,不能抄近路從衡陽走耒陽,隻得繞過大彎,從醴陵縣走攸縣和安仁縣,再到耒陽去。我們從株州一路步行到醴陵縣,因天氣很熱,我走在隊伍的前麵,叫沿途的接待站燒水,這樣,隊伍一路過,接待站已將水燒開了。我們進入醴陵縣城後,好多群眾自發組織起來,敲鑼打鼓,燃放鞭炮,歡迎我們這支南下隊伍。我們2 中隊的同誌表揚我,說我工作做得細,隊伍一停下就有開水喝、有飯吃。我聽了,心裏樂滋滋的。我們又從醴陵出發,經過急行軍,到達攸縣縣城。真奇怪,寬寬的一條街,鋪子不少,但門麵都關閉了,沒有看到一個人。我們肚子餓了,找不到人,有個別同誌忘記了組織紀律,看到老百姓地裏有苦瓜和絲瓜,摘下來就吃,真有點“饑不擇食”的味道。苦瓜越吃越苦,這個同誌搜腸刮肚的吐了出來。吃絲瓜的同誌連皮吃,雖說不苦,但味道不好,也吐了出來。鬧了笑話,大家才知道是苦瓜和絲瓜。我們餓得沒有辦法,想找老百姓買點大米,但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真實身份,都躲藏起來了。我們從攸縣城東出來,在靠河邊兩裏路的地方,找到一個尼姑庵,庵子裏有幾個尼姑。我們說明來意,向她們買大米,但尼姑們不懂北方語言,嚇得一個勁地跪下磕頭,令我們忍俊不禁。我們萬般無奈,隻得去找,還好,在屋裏找到三壇大米,我們按市價每壇米留下4 塊光洋。第二天,這些尼姑知道我們是支好隊伍,帶來一些群眾給我們送來了大米和麵條等,吃飯的問題終於解決了。                                過了兩天,我們繼續前進,到達了安仁縣城。這個縣城不大,是靠著一條河邊。這裏的老百姓對我們很熱情,敲鑼打鼓歡迎我們,給我們送糧運菜送柴。安仁縣城雖然離耒陽縣城不遠,約100 華裏左右,可現在不能去,因為衡寶戰役還未結束,國民黨白崇禧部隊還駐紮在耒陽,我第四野戰軍136 師在安仁縣保護著我們的安全。有一天晚上,我們還未睡,部隊通知我們中隊領導說,白崇禧的部隊要逃跑,要經過安仁河,離這裏隻有三四裏路了,你們南下幹部趕快轉移。我們迅速將隊伍集合,正好來了兩個老鄉給我們帶路。隊伍迅速往山溝裏撤退,開始路還較寬,接下來路麵越來越窄小了。我肩上扛著一袋幾十斤重的大米,還要跑著走,累得我氣喘籲籲,跑了幾裏路後,實在沒有力氣了,叫誰扛誰也不肯扛。沒有辦法,漆黑的夜裏,我高一腳低一腳的趕著隊伍,我咬著牙關發誓不掉隊,走到半山腰的小道,我實在沒有力氣了,隻得把米袋藏於道旁茅草中。第二天早晨,隊伍宿營後,我返回山中,將大米扛回村子中,煮上飯,隊伍才沒有餓肚子。後來,我們派人和當地百姓一起到安仁縣城打探情況,得知我解放軍部隊打了大勝仗,打死打傷國民黨軍100餘人,還繳獲了不少輕重武器和大批物資。我們回到了安仁縣城,住了一個多月後,又聽到耒陽縣城解放的消息。
    1949年10月6,我們的隊伍在安仁群眾的歡送下,順利的到達耒陽縣城。這樣,經過半年的時間,我們途經5
個省的長途奔波,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耒陽。

在耒陽工作

到達耒陽縣後,組織上安排我在耒陽縣人民政府工作,擔任後勤股長。後勤股長,還是管夥食吃住這一攤子,每天到市場買菜到糧站去買米。開始,市場上冷冷清清,買賣交易的人很少。兩三天後,縣人民政府張貼布告,穩定人心,叫老百姓回來安心生產,合法經營經商,於是,市場一天天熱鬧起來了。
   
當時,耒陽剛剛解放,情況十分複雜。首先,國民黨白祟禧部隊潰散後,一些散兵遊勇還殘留在縣城火車站一帶;其次,各鄉鎮的保甲長還是原國民黨時期那些人掌權;再次,耒陽的土匪很多,社會秩序很混亂。耒陽解放之初,地下黨的組織是耒陽縣工委,有伍鴻基、雷天一、周達、王來蘇等同誌。我們南下縣委的一些領導同誌,有姚茂棠、張文傑、李觀音、張同祥、王福慶、範生慶等。兩支力量會合後,我們把地下黨的領導穀子元請回來到耒陽工作,他是耒陽人,熟悉這裏的一草一木。縣裏召開了一個大會,全體南下幹部都參加了。姚茂棠同誌在會上作報告,他講了急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要征購糧草,支援前線;二要與地下黨的同誌取得聯係,一道工作;三是要開展剿匪。會後,耒陽縣支前指揮部成立了,由張文傑任指揮長,李觀音任副指揮長,姚茂棠任政委。為了便於工作,支前指揮部下設參謀股、運輸股、供給股和秘書股等。支前任務十分繁重,除耒陽征購糧草外,還要轉運安仁、攸縣、茶陵等縣的支前糧草。當時,需要征4000多萬斤糧食和200餘萬斤草料。麵對如此的重任,當時的征購原則是:有錢的出錢,有糧的出糧,合理分配,抗拒不交者受罰。當時征購糧草的主要對象是:大地主、大土豪劣紳等,一般的中農和貧下中農是不征購的。當時征購糧食工作很難,惡霸地主們公開對抗不交,還要威脅、恐嚇和收買一些不明真相的農民,至此,發展到少則幾百人多者數千人到縣人民政府“請願”或“示威”,包圍當地區政府,割斷電話線,斷絕地方政府與縣裏的聯係,時而開槍射擊喊反動口號,要求減少和取消征購任務。耒陽縣四區人民政府曾被包圍兩次,有一次還被包圍了一天一夜。一區、二區、三區等人民政府都被包圍過,但絕大多數農民都是被脅迫和欺騙而來的,真正的敵人和壞人是極少數。為此,我們及時采取措施,以縣人民政府的名義貼出布告,采用宣傳和發表講話的形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講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動員農民趕快回家去搞生產,勸告他們不要上當受騙,不要跟著敵人和壞人走錯了路。經過宣傳教育,農民們都各自回家去了。對極少數的壞人和敵人,我們也用黨的方針政策訓誡他們,要他們老老實實完成征購任務。對於那些頑固不化的破壞搗亂者,一經查實,我們都予以嚴懲。例如第四區的普橋鄉有個大地主叫邵壽南,他開使用硬頂硬抗辦法沒有起作用,就改變手段,用軟的辦法對付。他和兒媳婦串通好,決定用“美人計”來破壞支前工作。他的兒媳婦年輕漂亮,能說會寫,她每天到我剿匪部隊孫指導員住處,用輕佻語言和拋送媚眼進行挑逗,並裝窮叫苦,說她家沒有多餘的糧食,拿不出10萬斤大米支前,要求孫指導員予以說情進行減免,企圖拉孫指導員下水。可是,“真金不怕火煉”,孫指導員是久經考驗的革命戰士,識破了她的陰謀,把此事及時報告上級。經上級同意,將其扣押,並召開群眾大會對邵壽南和其兒媳婦進行批判鬥爭。還有一些惡霸地主不僅用兒媳婦甚至還用自己的親生女兒使用“美人計”來拉攏腐蝕我們幹部,以達破壞征糧支前的目的。由於我們采取措施得力,對敵人的破壞搗亂及時進行嚴厲的打擊,大長了人民政府的威風,為支前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較快地完成了征糧支前任務。
   
耒陽縣是湖南省比較大的縣,解放時有80餘萬人口,有12 個鄉,100 多個保。為了迅速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我們除及時配齊縣委、縣政府、政法部門和各科局工作人員外,下麵根據區劃相應設立了有七八個南下幹部組成的7個區政權。當時,中共耒陽縣委的領導人是:縣委書記姚茂棠,組織部長王福慶,組織部副部長楊建鬆,宣傳部部長範生慶,秘書主任高慶華。耒陽縣人民政府的領導人是:縣長張文傑、副縣長周達(地下黨員),秘書趙貴生,公安局長張同祥,武委會主任李觀音。南下幹部任第一屆中共耒陽縣委委員的有:姚茂棠、張文傑、王福慶、範慶生,後又增加了王來蘇(地下黨員)。縣法院負責人是曹生維,財政局局長張躍華,稅務局長李樸樂。按區域劃分,東湖區為一區,新市區為二區,夏塘區為三區,遙田區為四區,小水鋪區為五區,公平墟區為六區,縣城還劃了一個區為城關區。為了保衛各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的安全,給敢於破壞搗亂的土匪以及時打擊,縣委根據上級的指示,把第四野戰軍136 師部隊的戰士化整為零,每個區安排一至兩個排的兵力,成為區的武裝力量,配合各區政府一道開展工作。                                                                     當時,耒陽縣是湖南省土匪比較多的縣之一,全縣各鄉、保都有土匪。有名的慣匪頭子劉觀音、譚雄飛、資允中、曾強風等,各自都有不少的匪眾。耒陽解放前夕,偽縣長段中範帶領的偽警察上山當了土匪;有一些偽鄉公所的武裝人員也聽從段中範的號令,上山為匪;還有被我人民解放軍打散的國民黨白崇禧部隊的散兵遊勇。這些“殘渣餘孽”加起來約有3000餘人,是一股不可小視的反革命力量。這股反革命力量,按其組成成分,有些是與人民為敵而頑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有些是被裹脅而當土匪的,還有的是當時不了解我們的政策,被欺騙而盲從的。根據這些情況,縣委提出:剿匪與支前工作和開辟新區工作要緊密結合進行,不要單打一。按照上級指示,第四野戰軍136師的骨幹力量與駐耒陽縣的其他部隊配合,積極開展“清剿”土匪的工作;地方政府積極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群眾開展聲勢浩大的政治攻勢,分化瓦解敵人;對於還沒有建立人民政權的地方,我們利用尚存的保甲組織進行工作,讓他們在運動中立功贖罪,立大功則受獎,爭取政府和人民對他們的寬大處理。對於偽政權裏頭那些特別表現好的,還可以發揮其所長,留下參加革命工作。由於我們策略正確,處置恰當,多數偽鄉、保、甲長被我們所利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加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整個剿匪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四區土匪頭子資允中妄圖襲擊四區人民政府。一天清晨,他和一幫土匪偽裝娶親的樣子,在區政府門口來回窺探,企國伺機對區幹部下毒手。當時區裏正在開會,發現這夥人有些不對頭,便引起了警覺。這時,人民群眾也暗中報告我們,說這夥人都是土匪。事不宜遲,四區區委書記原貴生當機立斷,下令區幹部和駐區的武裝部隊對土匪發起攻擊,當場擊斃土匪1人,抓獲土匪數人,繳獲槍支彈藥一批,其餘土匪狼狽逃跑了。當然,有些時候放鬆警惕性麻痹大意,也會吃大虧,出現血的教訓。例如,二區區委書記趙成保同誌的犧牲就是一例。當時,二區有一股土匪和偽保長串通一氣,假裝要繳械投降,將消息透出來。趙成保同誌一時警惕性不高,信以為真,他不帶隊伍去,隻帶了個財糧助理員劉雲壽前往。當他倆來到偽保長家時,土匪已經先期到達埋伏。趙成保、劉雲壽兩人剛進屋,暗伏於房屋四周的土匪蜂湧而上,從窗戶和門口向他倆開槍射擊,趙成保當場犧牲。劉雲壽用槍還擊,但寡不敵眾,也身負重傷,後僥幸從後門逃脫。
    1950
2月,趙成保被土匪槍殺的事件引起中央極大的震驚和關注,隨即部署在全國剿匪。根據中央、省、地委的統一部署,耒陽縣全百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剿匪和鎮壓反革命的群眾運動。當時,為了加強對這場運動的領導,中共衡陽地委書記傅生麟、副書記謝竹峰、組織稱長徐天貴等領導,在耒陽住了兩三天。經過幾個月的清匪反霸運動,鎮壓了一批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偽縣長段中範也被槍斃了。                                                              1951年秋,社會開始穩定,耒陽縣委、縣政府開始布置土改工作。我當時被任命為土改工作隊組長,工作隊員有八九個,住在火車站附近的灶市。按照中央在農村劃分階級的政策,我們開始調查了解,按照其占有林田土及財產狀況,摸清了地主和富農的數量。按照黨的政策,中農是團結的對象,貧下中農是鬥爭地主惡霸的中堅力量。我們把貧下中農集中起來開會,講黨的土改政策,劃分小組讓他們討論,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開始,他們害怕地主像大革命失敗後那樣進行報複,害怕惡霸反攻倒算時殺他們的頭,不敢訴苦,不敢起來鬥爭。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土改工作組反複做工作,啟發教育他們,講為什麽地主穿得好吃得好,而且不參加勞動。有些貧下中農都說,是人家的命好,我們窮人的命不好。於是,我們又對他們說,不是地主惡霸的命好,你們的命不好,是地主剝削了你們。接著,我們用算賬的辦法將地主借貸和出租田土進行剝削的行為一一公布於眾,使貧下中農受到啟發和教育。我們發動貧苦農民訴苦,他們一邊哭一邊講,這樣貧下中農的覺悟提高了。這樣,我們就開始開鬥爭大會,把地主捆綁起來,叫他們跪在台上,叫貧下中農進行訴苦,字字血,聲聲淚。地主惡霸們低下了頭,答應將錢和多餘的糧食拿出來,把好的衣服拿出來。鬥爭大會開完後,我們把地主的錢糧衣物、房子和田地,合理地分配給貧下中農,他們歡天喜地,感到真正的翻了身做了主人。我這次土改工作搞得比較好,縣裏的領導很滿意。1952年春,我調到二區工作,任區委副副書記。1953年月2月,縣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部署當前的農村生產工作,快散會時,縣委領導講了一個事,說最近要調兩三個區委書記出去,要大家發言表態。輪到我發言時,我說,我堅決服從組織安排,黨叫我到哪裏我就奔向哪裏!散會後,過了幾天,縣委組織部下來通知,叫我去報到。當時,鄭定華同誌是縣委組織部幹事,他開了組織介紹信,叫我到衡陽地區黨委組織部報到。到達衡陽,地委組織部的馬部長說,分配你到資興縣工作,你在這裏可先住兩天,正好資興縣的趙理書記和孫立縣長在這裏開會,我先通知他們順便把你帶過去。晚上,在馬部長的安排下,我和趙書記以及孫縣長見了麵。兩天後,我隨他們從衡陽搭乘火車到郴州,再搭汽車到資興縣……                              在資興工作的日子                                 來到資興,我住了一段時間,作了一些社會調查,了解了一些情況,就等待資興縣委分配工作。19534月,資興縣委研究決定,縣委組織部通知我到六區任區委副書記,可同副區長李克強一起去黃草。                              我在黃草六區工作了將近半年後,工作又發生了變動。19539月,縣委組織部通知我去長沙學習文化。我很高興,認為學習文化可提高文化知識水平,對我很有好處。我到達長沙後,在文化補習班第3 班任班幹部。我在學校各種成績都很好,受到老師們的表揚。1955 年下半年學習結束了,我又回到了資興縣。縣委安排我擔任縣委直屬機關黨總支書記,剛上任不久,又抽到縣公安局清理敵偽檔案,任組長,工作人員連我一起是6 2 女。敵偽檔案的收集工作很重要,聽說人民醫院後麵大廟裏有不少敵人存放的檔案,於是,我一個人來到大廟,從一個黑咕窿冬的洞子裏背出來幾麻袋的敵偽檔案。清檔工作結束後,我又回到了黨總支部工作。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了,我調到縣總工會任主席。1959 年下半年,我調到鯉魚江鋼鐵廠任工會主席兼人事科長、保衛科長,一人頂三人用。19602月,我調到郴縣任總工會主席。1962 年,郴縣和資興分設,我又回到資興縣擔任總工會主席。
   
在總工會任主席期間,一方麵維護工人們的切身利益,保障他們的權益得到落實,同時還注意發現和培養一些先進典型。如現我省著名詩人袁伯霖先生就是一例。袁伯霖原先是滁口林場工會負責人,每次縣總工會開會我都會通知他參加,還時常帶他去一些廠礦走走。我發現他很會喝酒,又會寫詩,於是,一有機會,就帶他到處走走,讓他去體驗各種不同的生活,讓他產生寫詩的情緒和靈感……    1962年,我被抽去坪石鄉劉村大隊搞社教工作隊。到了19632月,縣委調我到縣人民檢察院任檢察長,當時檢察院人手少,隻有6個人。其中一個叫朱固勤的副檢察長,我上任後不幾天就調到耒陽縣去了。我開始忙於工作,有些同誌不了解我,認為我不懂政法工作,小看我。但我對工作是非常認真的,凡事均按照法律條款處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殺可不殺的不殺。例如,七裏公社有個社員袁某某偷生產隊的穀種一擔,被生產隊發現破了案,但對浸種沒有受到影響。縣公安局把此人捉到看守所關起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破壞春耕生產的大案,不判刑不行。我審閱案卷後,認為農民覺悟低,又吃不飽飯,偷了穀種是個錯誤,但不一定要判刑。我們對他免予起訴,交由群眾開會批評教育,讓他作檢討,並讓他在村子搞了幾天衛生。還有一個案子,我記憶特別深。那是厚玉公社台前生產隊有個男人,站起來還沒有桌子高,是個侏儒,他無法自食其力,就到處討飯吃。有一次,他討不到飯吃,就打了一個歪主意,想去坐牢有飯吃,就到處寫反動標語罵毛主席。案發後,我親自審問他,得知他是想坐牢而有飽飯吃,教育了一番後,就把他釋放了。後來,郴州地區檢察院表揚了我們,將我縣檢察院評為先進單位。
    1966
2 月,縣委組織部通知我到北京政法培訓班學習半年,我心中十分高興。學習期間,我們遊覽了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景山公園、北海公園、動物園等地方,我覺得首都真是個好地方,這裏風景好,環境好,人情禮貌對人更好。
    1966
年下半年,學習結束後,校領導講話時,告訴我們,全國開始搞文化大革命了,你們要關注當前的形勢變化,好多領導都下台了,你們要作好思想準備,要正確把握自己,全靠你們自己了。我開始不相信,工作做得好好的,怎麽會叫我們下台?回到資興後,我將在北京學習的情況向陳金菊副書記作了匯報。幾天後,縣裏領導找我談,準備提拔我為第一副縣長,方淡如為第二副縣長,李善富同誌為第三副縣長,準備在幾天後的大會上宣布。可是,不幾天後,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來了,我們幾人的任命也就沒有宣布了。接著,我們公檢法的領導都成了頑固不化的當權派了,靠邊站了。
    1970
7月,我被調往衛生係統工作,任縣防疫站站長、黨支部書記兼任縣衛生局副局長,由於局長經常不在家,不是派去學習就是被抽去農村蹲點,家裏麵由我主持全麵工作。後來,黃仁茂來當衛生局長,兩人合作得很好。
   
我在衛生係統工作了十幾年,做思想政治工作,下鄉搞合作醫療,幫醫務人員落實政策等,我都是盡心盡力的去做,一切工作都是以大局出發,為黨和人民的利益著想……

通聯:湖南省資興市晉興路西邊村馬路邊154號信箱

作者:蔣任南(湖南省作協會員   中國自由撰稿人)

電話:0735-3331694   13786567808

郵編:423400

                   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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