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網評：主子的遠去讓奴才不適應 香港民主派的尷尬(圖)
近日，香港最熱愛民主的一位大人物，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與另外一位最熱愛民主的大人物，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先生，在春園街一帶從事一項最重要的民主事業――拉票的時候，被凍肉店一位職員揮手驅趕，並且口出不遜之言：“走啦！走啦！走啦！九七之前又唔見你爭取民主？民主阿婆！”
陳方安生遭凍肉店職員以「民主阿婆」稱呼驅趕。
被港媒稱為“陳太”的陳方安生女士，是西北軍愛國將領方振武的孫女。擔任港府政務官近四十年，香港第一批女性政務官，第一任華人布政司和第一任女性布政司，也是回歸之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第一任政務司司長，不折不扣的名門之後，不折不扣的大人物。凍肉店的職員，不折不扣的“販夫走卒”，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但是小人物的智慧和見地，有時候卻犀利地命中大人物的要害。想象小人物當時的隨性和大人物當時的尷尬，不禁令人莞爾。
為香港人民服務了近四十年，並且在退休之後為香港的民主權利四處奔走的陳太，為什麽會遭到這樣的“不公正”的對待呢？也許，我們應該回過頭去，從香港回歸之前的漫長的殖民地曆史中，尋找一點點真相和緣由。
大英帝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間，香港不可避免地被濡染了濃厚的“英國氣息”。英國式的製度和傳統逐漸滲透，幾乎涵蓋了包括行政體製，立法司法，教育文化，經濟生活等社會的所有方麵。但是唯一有一樣東西，英國政府卻從來沒有想過要移植到香港去，那就是英國式的議會民主製度。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正式割讓香港。1843年香港就有了專職製定法律的立法局。1844年首條香港法例就被製訂了出來。從形式和名稱上看，香港立法局倒也頗具威儀。但實際上，與英國本土的政體，以及絕大多數代議製政體截然不同的是，香港總督根本不必對香港立法局負責。立法局的成員不僅大多由行政官員兼任，每位議員也都經由港督任免；而港督不僅身兼立法會主席，也可以隨時解散立法會本身。不難看出，香港立法局不可能真正製約港督的絕對權力，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議會。
港督的絕對權力當然遠不止操控立法局。香港的所有政府機構，都是圍繞著這位英皇代表來設立和運轉的。港府最高決策機關－“香港行政局”，隻不過是港督的一個谘詢機構而已。而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廉政公署，審計署等主要政府機關，更是直接對港督負責。這一點其實連英國人自己也毫不諱言：“香港一切文武官員及平民都必須順從英王委任之港督”。這聽起來，可跟民主體製毫不相幹。
自1689年英國確立君主立憲的政體以來，英國君主在英國本土早已是一個“統而不製”的虛位君主；但是距離1689年150多年之後的1842年，當英國攫取香港的時候，英國人民民主選舉出的議員大人們，卻通過一部叫做《英皇製誥》的東西，給香港人民送去了一個在香港擁有絕對威權，至尊無上，沒有任何香港個人和機構可以製約或者挑戰的“總督大人”。而這一送，又是150年。
1843年英國議會的議員們，在為香港製定政體的時候，恐怕不會覺得他們的安排有什麽不妥或者不公。以殖民地人民的素質，根本不能算做帝國的合格公民，因此隻能也隻配被賦予這樣的政體。二十世紀以來，英國在全球的殖民地紛紛經由自治領走向完全獨立，英國政府“慷慨”地向它的昔日領地“下放”越來越多的自治權力，而香港卻一直在處於港督的絕對權力的統治之下，無人覺得不妥，無人動問。甚至當二戰之後，當“民主”逐漸成為西方國家用來標榜自己打擊別人的有力武器的時候，英國議會的紳士們都沒有找到時間看看一下自己的殖民地香港，問問自己為什麽那裏的人民必須生活在一種完全不符合他們所鼓吹的“民主”原則的製度之下。
或許因為議員們都忙著去喝下午茶，或許因為香港太小不值得研究，或許因為華人就是不配，總之在香港推行民主製度的問題，英國議會一直沒空討論。而在陳太擔任政務官的四十年當中，也沒有聽到她對此有過什麽不滿，發表過多少意見。高級政務官本來就日理萬機，而陳太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兒女，煲湯和彈鋼琴，也實在是忙不過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英開始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之後，香港突然發生了一係列有趣的變化。1985年香港立法局首度間接選舉，1991年立法局首度直接選舉，1992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到任後，更推出了大幅度增加直選議席的政改方案。在香港實施了150年玩得得心應手的“總督製”，突然不再是英國人的最愛了。被忽視了150年的香港人的民主權利，突然成為英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了。直接選舉的議會民主製度，也突然成為一些愛港人士心中的最高訴求了。
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實在太奇妙了，我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香港回歸之後，殖民地的色彩逐漸褪去。最高司法機關從英國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變為香港自己的高等法院，特區行政首長由香港人自己選舉產生，並開始向香港的立法機關－立法會負責並接受監督和質詢，香港各級行政和司法機關的首長不再由外國人擔任。盡管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回歸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比起大英帝國殖民地香港，擁有廣泛得多深入得多的民主權利。
但是這個至為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陳太們突然得了民主躁鬱症。在陳太擔任高官的那些年代，不要說沒有普選權，行政首長不是香港人，最高司法機關不在香港，最高立法機關也不在香港，香港是個不折不扣的殖民地，但這一切都沒有妨礙陳太一直安居在體製內的最高層，並沒有因為港人沒有民主和自治權利而憂傷，而悲憤，而發聲。而在回歸之後，陳太搖身一變，“突然民主”，為了港人的民主權利而四處奔走，拿不到普選權誓不罷休。從總督專製體製內的大人物，到最熱愛民主的大人物，這個轉變實在是有點缺乏說服力，也就難怪小人物們不給麵子。
我也想知道，究竟這種暴走，是因為香港還沒有實現普選呢，還是因為這麽多年的主人黯然離開，於是伊人心裏空空落落，心情隨著主人一起悵然若失？
近日，香港最熱愛民主的一位大人物，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與另外一位最熱愛民主的大人物，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先生，在春園街一帶從事一項最重要的民主事業――拉票的時候，被凍肉店一位職員揮手驅趕，並且口出不遜之言：“走啦！走啦！走啦！九七之前又唔見你爭取民主？民主阿婆！”
陳方安生遭凍肉店職員以「民主阿婆」稱呼驅趕。
被港媒稱為“陳太”的陳方安生女士，是西北軍愛國將領方振武的孫女。擔任港府政務官近四十年，香港第一批女性政務官，第一任華人布政司和第一任女性布政司，也是回歸之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第一任政務司司長，不折不扣的名門之後，不折不扣的大人物。凍肉店的職員，不折不扣的“販夫走卒”，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但是小人物的智慧和見地，有時候卻犀利地命中大人物的要害。想象小人物當時的隨性和大人物當時的尷尬，不禁令人莞爾。
為香港人民服務了近四十年，並且在退休之後為香港的民主權利四處奔走的陳太，為什麽會遭到這樣的“不公正”的對待呢？也許，我們應該回過頭去，從香港回歸之前的漫長的殖民地曆史中，尋找一點點真相和緣由。
大英帝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間，香港不可避免地被濡染了濃厚的“英國氣息”。英國式的製度和傳統逐漸滲透，幾乎涵蓋了包括行政體製，立法司法，教育文化，經濟生活等社會的所有方麵。但是唯一有一樣東西，英國政府卻從來沒有想過要移植到香港去，那就是英國式的議會民主製度。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正式割讓香港。1843年香港就有了專職製定法律的立法局。1844年首條香港法例就被製訂了出來。從形式和名稱上看，香港立法局倒也頗具威儀。但實際上，與英國本土的政體，以及絕大多數代議製政體截然不同的是，香港總督根本不必對香港立法局負責。立法局的成員不僅大多由行政官員兼任，每位議員也都經由港督任免；而港督不僅身兼立法會主席，也可以隨時解散立法會本身。不難看出，香港立法局不可能真正製約港督的絕對權力，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議會。
港督的絕對權力當然遠不止操控立法局。香港的所有政府機構，都是圍繞著這位英皇代表來設立和運轉的。港府最高決策機關－“香港行政局”，隻不過是港督的一個谘詢機構而已。而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廉政公署，審計署等主要政府機關，更是直接對港督負責。這一點其實連英國人自己也毫不諱言：“香港一切文武官員及平民都必須順從英王委任之港督”。這聽起來，可跟民主體製毫不相幹。
自1689年英國確立君主立憲的政體以來，英國君主在英國本土早已是一個“統而不製”的虛位君主；但是距離1689年150多年之後的1842年，當英國攫取香港的時候，英國人民民主選舉出的議員大人們，卻通過一部叫做《英皇製誥》的東西，給香港人民送去了一個在香港擁有絕對威權，至尊無上，沒有任何香港個人和機構可以製約或者挑戰的“總督大人”。而這一送，又是150年。
1843年英國議會的議員們，在為香港製定政體的時候，恐怕不會覺得他們的安排有什麽不妥或者不公。以殖民地人民的素質，根本不能算做帝國的合格公民，因此隻能也隻配被賦予這樣的政體。二十世紀以來，英國在全球的殖民地紛紛經由自治領走向完全獨立，英國政府“慷慨”地向它的昔日領地“下放”越來越多的自治權力，而香港卻一直在處於港督的絕對權力的統治之下，無人覺得不妥，無人動問。甚至當二戰之後，當“民主”逐漸成為西方國家用來標榜自己打擊別人的有力武器的時候，英國議會的紳士們都沒有找到時間看看一下自己的殖民地香港，問問自己為什麽那裏的人民必須生活在一種完全不符合他們所鼓吹的“民主”原則的製度之下。
或許因為議員們都忙著去喝下午茶，或許因為香港太小不值得研究，或許因為華人就是不配，總之在香港推行民主製度的問題，英國議會一直沒空討論。而在陳太擔任政務官的四十年當中，也沒有聽到她對此有過什麽不滿，發表過多少意見。高級政務官本來就日理萬機，而陳太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兒女，煲湯和彈鋼琴，也實在是忙不過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英開始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之後，香港突然發生了一係列有趣的變化。1985年香港立法局首度間接選舉，1991年立法局首度直接選舉，1992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到任後，更推出了大幅度增加直選議席的政改方案。在香港實施了150年玩得得心應手的“總督製”，突然不再是英國人的最愛了。被忽視了150年的香港人的民主權利，突然成為英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了。直接選舉的議會民主製度，也突然成為一些愛港人士心中的最高訴求了。
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實在太奇妙了，我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香港回歸之後，殖民地的色彩逐漸褪去。最高司法機關從英國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變為香港自己的高等法院，特區行政首長由香港人自己選舉產生，並開始向香港的立法機關－立法會負責並接受監督和質詢，香港各級行政和司法機關的首長不再由外國人擔任。盡管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回歸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比起大英帝國殖民地香港，擁有廣泛得多深入得多的民主權利。
但是這個至為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陳太們突然得了民主躁鬱症。在陳太擔任高官的那些年代，不要說沒有普選權，行政首長不是香港人，最高司法機關不在香港，最高立法機關也不在香港，香港是個不折不扣的殖民地，但這一切都沒有妨礙陳太一直安居在體製內的最高層，並沒有因為港人沒有民主和自治權利而憂傷，而悲憤，而發聲。而在回歸之後，陳太搖身一變，“突然民主”，為了港人的民主權利而四處奔走，拿不到普選權誓不罷休。從總督專製體製內的大人物，到最熱愛民主的大人物，這個轉變實在是有點缺乏說服力，也就難怪小人物們不給麵子。
我也想知道，究竟這種暴走，是因為香港還沒有實現普選呢，還是因為這麽多年的主人黯然離開，於是伊人心裏空空落落，心情隨著主人一起悵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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