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人民日報：叫一聲同誌太沉重(3年大饑荒)
天災人禍
諾貝爾獎得主、旅美華裔物理學家崔琦16歲時，被姐姐從河南寶豐縣接走，輾轉到了美國，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前後的饑荒中活活餓死。鳳凰衛視在采訪中問崔琦一生中有無後悔之事，他說：
“若自己不出國，或許父母親就不會在大陸雙雙餓死。”
崔琦說著，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後來在回憶錄《七十年回顧與思考》中，沉痛地表示：
“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
“大躍進”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還是一個政治機密。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在專業分析基礎上推斷：從1959年到1961年，“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2158萬。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死亡1800萬人，解放後3年時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超過了8年抗戰!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沒有明確證實這個數字，卻含蓄地提到：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
專家考證說，以1959-1961年中國人均攝入卡路裏計算，中國饑荒程度超過80年代震驚全球的非洲大饑荒。對於2000萬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或“無飯吃”這件事，一家日本通訊社稱之為“和平時期最大人口事件”。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則指出：“1958至1961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藍盾》雜誌2006年第11期有篇沈河的文章寫到：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時許，紅軍烈屬、四十來歲四川達縣農民何明淵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旁，從包袱裏取出一個長圓形的白色紙燈籠和一支紅蠟燭。在眾人訝異的目光下，他從容地點燃蠟燭，置入紙燈籠中，提著燈籠走過廣場。
敏感的外國記者嗅出了味道，英國倫敦《新快訊報》稱，這個小個子男子顯然是在用白日點燈的方式，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何明淵的母親和兩個孩子被活活餓死，妻子因此而失蹤，不少鄉親因饑餓而死亡。他一路討飯，到專區和省城上訪反映災情，結果被3次收容，伺機逃脫後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來天安門沉默抗議，真是膽大包天!何明淵對找到他的中央調查組平靜地回答：
“我考慮過——大不了一個死字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麽人民政府?”
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非但沒有將他投入監獄，而且為了防止他回鄉受到迫害，讓他異地安居。像彭真這樣的老共產黨人在治國理政時盡管不乏嚴重錯誤和狂妄自負，但他們麵對人民偶爾流露出來的赤子情懷也讓你意外和感動。國家主席劉少奇聽了天安門白日點燈事件的匯報，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
“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1961年春，劉少奇回湖南調查，對家鄉人痛切而坦誠地承認：
“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些。”
劉少奇在老家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召集幹部開會，動情地表示：
“這裏死了很多人……不但你們這一輩子要記住，而且還要教育你們的後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
回到北京，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來，3年大饑荒是——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吳冷西事後讚歎，劉少奇敢於在黨內大會上做這樣公開總結具有“非常的膽略”。
在“大躍進”時，劉少奇曾經與毛澤東一樣頭腦發熱。但在巨大的災難麵前，不文過飾非，不怕得罪人，對“人禍”的反省，使這個平日裏長於組織、寡於言辭的黨內二號人物的人格魅力熠熠閃現。
黨報“禍國殃民”
對於如此巨大的民族災難，除了中央的決策失誤，人民日報作為中央黨報該分擔什麽樣的責任?
1961年5月，劉少奇對《人民日報》的“大躍進”宣傳提出嚴厲批評：
“你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今天說那裏生產如何好，昨日說那裏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怎麽能指導實際工作呢?你們報喜不報憂，隻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
“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麵的浮誇風，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麵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方麵的片麵性，這些，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惡果。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放衛星，在這個問題上使我們黨在國際上陷於被動。”
劉少奇給“大躍進”時期的《人民日報》給了4字尖銳的評語——
“禍國殃民”
對於“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瞎指揮、放高產“衛星”等問題，劉少奇指出：
“大家都以為《人民日報》代表中央，《人民日報》提倡錯誤的東西，大家也以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這幾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領導一半，《人民日報》一半。《人民日報》搞了這麽多錯誤的東西，影響很壞，可以說，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大。”
人民日報作為黨中央機關報強化、放大了黨中央的決策錯誤，但人民日報的責任與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在傳統的黨報體製下，人民日報畢竟隻是中央意誌的一個“傳聲筒”而已。但人民日報人也不能因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那份責任，而減輕自己的負罪感。人民日報緊跟毛澤東和中央大躍進的部署，而且不斷用大辯論、大批判的辦法，施加政治壓力來促進高產，報上經常猛批的有保守派、觀潮派、秋後算帳派，還有悲觀論、條件論等。
吳冷西社長兼總編輯1962年“七千人會議”期間，在中直係統文教組檢討時隻能承認：
“可以說，在一個時候，沒有《人民日報》比有《人民日報》還要好一些。”
吳冷西談到人民公社宣傳時說：
“1958年夏的北戴河會議說：先試點，再推廣。9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卻說‘也可邊試點，邊推廣’。北戴河決議說：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9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卻把‘或者更長的時間’這幾個字擅自刪掉了。可以看出當時的《人民日報》是火上加油，以致錯上加錯。”
關於高速度與按比例，吳冷西說：
“宣傳了總路線的靈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麵強調多快，忽視好省。”
吳冷西特別提到人民日報在1958年經常以圖表對比形式，對興修水利、造林以至煤炭、鋼鐵生產等，列表評比，批評數目低的是“大躍進”勁頭不足，給各地以極大壓力。
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梁靈光回憶說：
“《人民日報》登出一張小孩子坐在麥穗上的照片，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文章，說什麽‘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這一天以後，柯慶施不斷地給我們打電話，說全國連發幾顆衛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氣太沉悶了，你們要表態呀!葉飛(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很緊張，趕忙把記者找來，要他們‘趕快動手’，這樣，福建也開始放衛星。”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李克林“文革”後反思：
“這已不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簡直就是瘋人辦報!怎麽就成了一夥瘋人呢?
“在黨報的宣傳史上，1958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有同誌說是‘頭腦發熱的日子’，是‘瘋狂的年代’，我除有同感外，還覺得是詩一般浪漫的年代。當時的報紙宣傳，當時的人的思想，真實與想像，現實與幻想，紛紛然交織於一起。我們是在辦報，又好像在作詩;是在報道現實，而又遠離現實。”
人民日報的記者編輯隊伍曾經以實事求是自豪。來自《晉察冀日報》的李莊說過：
“報社的記者隊伍保持著在老解放區形成的深入實際、聯係群眾、敢於反映真實情況的好傳統，編輯們也有經常下去調查研究的好習慣，可以得到第一手數據。”
這樣一支具有好傳統、好習慣的黨報隊伍，難道在1958年統統變成“睜眼瞎”了嗎?其實，在總體的頭腦發熱背後，也不乏冷靜的觀察思考。
李克林回憶說：
“記得有一次，農村版報道某公共食堂一月90頓不重樣。我們評報時提了點不同意見，說這不可能，機關食堂也不能不重樣，總編室一位同誌批評說，你們不要給新生事物潑冷水。”
李克林在1958年秋收季節，住進河北元氏縣農村采訪，吃了公共食堂的飯，看了大煉鋼鐵的“小土群”，問了莊稼收成情況，“思想憂慮起來”。當地煉出的是一堆爐渣似的鐵不像鐵的東西，叫做“燒結鐵”，不僅毫無用處，還毀占大批良田。李克林帶了兩塊回來讓報社同仁看，“反右傾”時恰成了她攻擊大煉鋼鐵的罪證。
1959年春天，李克林又來到家鄉河南農村，接觸了一些幹部群眾，這次的所見所聞使她“憂心如焚”。公開的會上照樣唱高調、反右傾、鼓幹勁，但私下裏聽說有的縣餓死了人。農民告訴她：
“浮誇太大了，國家拿走的是糧食，是實的，給農民留下的是數字，是空的。”
河南老鄉對她抱怨說：
“報上胡編亂登，幹部瞎吹亂報，有的人為了升官往上爬，品質不好;有些是上邊壓出來的，不得不報。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從河南回報社，李克林匯報了基層采訪的見聞。一年後廬山會議風雲突變，全國“反右傾”，李克林被定性為“嚴重右傾”。她當時痛苦不堪：
“從延安窯洞入黨以來，我一直視黨如家，‘事無不可對黨言’。為什麽現在卻不能言了呢?黨是真理的化身，為什麽一句真話也不能說了呢?”
另一位農業記者宋(王爭)1959年下放甘肅“大躍進”先進縣——武山縣勞動期間，發現了與報上宣傳迥異的悲慘現實：
“參觀1958年我們報上宣揚過的引水上山的東梁渠，從匆匆而過的大汽車上，我們看到倒在山邊的屍體。我怎麽也沒法把偉大的水利工程和這淒慘的景象連在一起來想，隻覺得自己腦子發木，思維幾乎停止了活動。
“進村20來天，發覺群眾中浮腫病流行，我們下放幹部之中也開始有人浮腫，我也浮腫了。當地醫生對這種‘流行病’都含糊其詞，連省衛生廳派下來了解情況的專家，在公開場合也說‘弄不清病因’。私下裏，我們才聽說與營養不良和疲勞有關。“
宋(王爭)同樣體會到了李克林的痛苦：
“‘反右傾’運動壓得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黨報記者不能正視現實，不但不能說，而且不敢想，真是有點哀莫大於心死。”
就在總編輯揣摩上意、有良知的記者痛苦不堪的情況下，人民日報以新聞史上罕見的集體虛假報道，把至少兩千多萬人民推向死亡。
雖然人民日報記者、編輯也嚐到了“大躍進”的苦頭，吃過“瓜菜代”，有人得過浮腫，但畢竟可以享受幹部供給和居民食品供應，沒有聽說一個人“非正常死亡”。因此，即使大躍進宣傳是抱著“詩一般浪漫”的善意，對那些數以千萬計餓死的冤魂，人民日報也負有永遠的罪責和愧疚。
兩種黨性觀
然而，在政治高壓下，人民日報畢竟還存在著直麵現實的思想火種。
當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傳到人民日報時，據老記者金鳳回憶，當時農村部17級以上幹部正在輪訓，聽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時——
“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著，便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那掌聲大約響了有5分鍾，不，10分鍾吧，連服務員都跑進屋裏來了，以為出了什麽大事。”
“七千人大會”的反省，隻是黨史上的曇花一現。後來，連作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膽判斷的劉少奇，也在“文革”中招致殺身之禍。但他提出的疑問至今還在拷問著黨報體製：
為什麽《人民日報》竟然一度會“禍國殃民”?
為什麽“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大”?
對於黨報的黨性，在秘書“筆杆子”式的理解之外，中共黨內始終存在第二種聲音，即主張既要自上而下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也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和幫助修正黨的政策主張。
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大聲呼喚共產主義幽靈的時候，並沒有喪失啟蒙主義的立場。他把“黨見”與作為“國民總意”的“輿論”區別開來，在《答汪叔潛》中寫道：
“黨見輿論，亦未可始終視為一物。黨見乃輿論之一部分而非全體，黨見乃輿論之發展而非究竟。從輿論以行庶政，為立憲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則政乃苛政，黨乃私黨也。”
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對黨的媒體服務對象把“黨和人民”並列，對黨的媒體功能則是“耳目喉舌”並舉：
“群眾對我們，是反對就是反對，是歡迎就是歡迎，是誤解就是誤解，不要害怕真實地反映這些東西……黨的政策到底對不對，允許你們去考察。如果發現黨的政策錯了，允許你們提出，你們有這個權利。
“要采取忠實的態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難、呼聲、趨勢、動態，真實地、全麵地、精彩地反映出來。
“人民的呼聲，人民不敢說的、不能說的、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馬克思主義的記者就真正上路了。”
《解放日報》的1942年改版循著前一種“傳聲筒”和“馴服工具”的思路進行，《人民日報》1956年鄧拓主持的改版則體現了後一種思路。人民日報1956年改版社論《致讀者》，提出了一些對蘇聯和中國黨來說都是耳目一新的觀點：
“《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
“各種不同的讀者要求從不同的方麵了解這個變化著的世界……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麵多看到一些，我們也應該多采集、多登載一些。
“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報紙的編輯部無論憑著什麽名義，總不能設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擺出這樣一副神氣，活像對於任何問題可以隨時作出絕對正確的結論……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群眾性的討論中逐漸得到正確答案。有一部分問題甚至在一個時期的討論以後暫時也還不能得出確定的答案。有許多問題，雖然已經有了正確的答案，應該在群眾中加以廣泛宣傳，但是這種宣傳也並不排斥適當的有益的討論。相反，這種討論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認識答案的正確性。而且就是正確的答案，也經常需要在群眾的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
黨中央肯定人民日報改版經驗的124號文件甚至發出這樣的告示：
“今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除了少數的中央負責同誌的文章和少數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
黨報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恰恰是想放開討論，鼓勵黨內外更多的人貢獻意見，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清華大學傳播學係教授劉建明提出：這是一種“民主開放的黨性”，試圖“把黨的意誌和人民的意誌統一起來”。與此相反，另一種黨性則是值得警惕的——
“像希特勒的國社黨、林彪和‘四人幫’之類的專製主義黨團報刊的黨性，則隻為黨派少數領袖集團從事錯誤的輿論活動，製造各種謊言，冒充人民的聲音;同時，實施嚴格的控製，重大的事情不讓人民知道，經常歪曲事實，製造輿論，壓製敢於說真話的記者，禁止發表不同於領導者的意見以維護少數領袖集團的專製統治。”
不幸的是，《人民日報》1956年改版所體現的黨內清新理性的政治思維，被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廬山會議粗暴打斷。
1956年《人民日報》“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聲猶在耳，“大躍進”一來就變成全黨“都以為《人民日報》代表中央”，而且連人民日報自己也認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點什麽。黨報作為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一部分職責發生功能障礙，“人民不敢說的、不能說的、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已經不可能通過黨報渠道反映出來。
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精心設計的黨和人民、耳目和喉舌、宣傳政策與考察政策、宣傳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呼聲的巧妙平衡，在現實麵前竟然不堪一擊。
顯然，問題的症結要從人民日報以外去尋找。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大躍進”時期一個不引人注目的變化，1959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國監察會議批判了黨的監察委員會與黨委平行的錯誤，明確規定監委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工作，當好黨委的助手。
這是一個與廬山會議同樣嚴重的信號。不僅僅是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會被打成“反黨”，現在從監察委員會到黨報，黨內權力製衡、輿論監督的民主機製得到徹底破壞。而且，沒有資料表明這種政治倒退受到過任何有力的抵製和質疑。
中華民族的列車隻能在一個錯誤的軌道中瘋狂前進，沒有刹車，沒有方位標識，眼睜睜地駛向一個毀滅性的深淵，終於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躍進”和大饑荒。
以數千萬人的慘死為代價，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本可以成為中共曆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可惜的是，7000名黨內精英開會將近1個月，“白天出氣，晚上看戲”，隻是圍繞“大躍進”具體做法的得失坦率地或委婉地進行討論，未能深入觸及黨內民主機製被破壞和如何修複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雖然飲恨退居二線，但他粗暴破壞黨內民主的做法沒有得到認真追究，很快又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旗幟下卷土重來。
盡管人民日報在“七千人大會”受到全黨的責難，但全黨也沒有作出努力，對黨報管理體製作出任何修正。秘書班子出身的吳冷西既不可能鼓起勇氣、恐怕也缺乏反省能力，去思考和建議如何從根子上克服劉少奇所批評的人民日報的缺點錯誤，以避免黨報下一次的荒唐和恥辱。
天災人禍
諾貝爾獎得主、旅美華裔物理學家崔琦16歲時，被姐姐從河南寶豐縣接走，輾轉到了美國，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前後的饑荒中活活餓死。鳳凰衛視在采訪中問崔琦一生中有無後悔之事，他說：
“若自己不出國，或許父母親就不會在大陸雙雙餓死。”
崔琦說著，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後來在回憶錄《七十年回顧與思考》中，沉痛地表示：
“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
“大躍進”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還是一個政治機密。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在專業分析基礎上推斷：從1959年到1961年，“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2158萬。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死亡1800萬人，解放後3年時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超過了8年抗戰!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沒有明確證實這個數字，卻含蓄地提到：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
專家考證說，以1959-1961年中國人均攝入卡路裏計算，中國饑荒程度超過80年代震驚全球的非洲大饑荒。對於2000萬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或“無飯吃”這件事，一家日本通訊社稱之為“和平時期最大人口事件”。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則指出：“1958至1961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藍盾》雜誌2006年第11期有篇沈河的文章寫到：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時許，紅軍烈屬、四十來歲四川達縣農民何明淵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旁，從包袱裏取出一個長圓形的白色紙燈籠和一支紅蠟燭。在眾人訝異的目光下，他從容地點燃蠟燭，置入紙燈籠中，提著燈籠走過廣場。
敏感的外國記者嗅出了味道，英國倫敦《新快訊報》稱，這個小個子男子顯然是在用白日點燈的方式，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何明淵的母親和兩個孩子被活活餓死，妻子因此而失蹤，不少鄉親因饑餓而死亡。他一路討飯，到專區和省城上訪反映災情，結果被3次收容，伺機逃脫後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來天安門沉默抗議，真是膽大包天!何明淵對找到他的中央調查組平靜地回答：
“我考慮過——大不了一個死字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麽人民政府?”
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非但沒有將他投入監獄，而且為了防止他回鄉受到迫害，讓他異地安居。像彭真這樣的老共產黨人在治國理政時盡管不乏嚴重錯誤和狂妄自負，但他們麵對人民偶爾流露出來的赤子情懷也讓你意外和感動。國家主席劉少奇聽了天安門白日點燈事件的匯報，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
“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1961年春，劉少奇回湖南調查，對家鄉人痛切而坦誠地承認：
“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些。”
劉少奇在老家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召集幹部開會，動情地表示：
“這裏死了很多人……不但你們這一輩子要記住，而且還要教育你們的後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
回到北京，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來，3年大饑荒是——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吳冷西事後讚歎，劉少奇敢於在黨內大會上做這樣公開總結具有“非常的膽略”。
在“大躍進”時，劉少奇曾經與毛澤東一樣頭腦發熱。但在巨大的災難麵前，不文過飾非，不怕得罪人，對“人禍”的反省，使這個平日裏長於組織、寡於言辭的黨內二號人物的人格魅力熠熠閃現。
黨報“禍國殃民”
對於如此巨大的民族災難，除了中央的決策失誤，人民日報作為中央黨報該分擔什麽樣的責任?
1961年5月，劉少奇對《人民日報》的“大躍進”宣傳提出嚴厲批評：
“你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今天說那裏生產如何好，昨日說那裏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怎麽能指導實際工作呢?你們報喜不報憂，隻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
“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麵的浮誇風，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麵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方麵的片麵性，這些，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惡果。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放衛星，在這個問題上使我們黨在國際上陷於被動。”
劉少奇給“大躍進”時期的《人民日報》給了4字尖銳的評語——
“禍國殃民”
對於“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瞎指揮、放高產“衛星”等問題，劉少奇指出：
“大家都以為《人民日報》代表中央，《人民日報》提倡錯誤的東西，大家也以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這幾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領導一半，《人民日報》一半。《人民日報》搞了這麽多錯誤的東西，影響很壞，可以說，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大。”
人民日報作為黨中央機關報強化、放大了黨中央的決策錯誤，但人民日報的責任與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在傳統的黨報體製下，人民日報畢竟隻是中央意誌的一個“傳聲筒”而已。但人民日報人也不能因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那份責任，而減輕自己的負罪感。人民日報緊跟毛澤東和中央大躍進的部署，而且不斷用大辯論、大批判的辦法，施加政治壓力來促進高產，報上經常猛批的有保守派、觀潮派、秋後算帳派，還有悲觀論、條件論等。
吳冷西社長兼總編輯1962年“七千人會議”期間，在中直係統文教組檢討時隻能承認：
“可以說，在一個時候，沒有《人民日報》比有《人民日報》還要好一些。”
吳冷西談到人民公社宣傳時說：
“1958年夏的北戴河會議說：先試點，再推廣。9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卻說‘也可邊試點，邊推廣’。北戴河決議說：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9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卻把‘或者更長的時間’這幾個字擅自刪掉了。可以看出當時的《人民日報》是火上加油，以致錯上加錯。”
關於高速度與按比例，吳冷西說：
“宣傳了總路線的靈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麵強調多快，忽視好省。”
吳冷西特別提到人民日報在1958年經常以圖表對比形式，對興修水利、造林以至煤炭、鋼鐵生產等，列表評比，批評數目低的是“大躍進”勁頭不足，給各地以極大壓力。
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梁靈光回憶說：
“《人民日報》登出一張小孩子坐在麥穗上的照片，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文章，說什麽‘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這一天以後，柯慶施不斷地給我們打電話，說全國連發幾顆衛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氣太沉悶了，你們要表態呀!葉飛(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很緊張，趕忙把記者找來，要他們‘趕快動手’，這樣，福建也開始放衛星。”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李克林“文革”後反思：
“這已不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簡直就是瘋人辦報!怎麽就成了一夥瘋人呢?
“在黨報的宣傳史上，1958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有同誌說是‘頭腦發熱的日子’，是‘瘋狂的年代’，我除有同感外，還覺得是詩一般浪漫的年代。當時的報紙宣傳，當時的人的思想，真實與想像，現實與幻想，紛紛然交織於一起。我們是在辦報，又好像在作詩;是在報道現實，而又遠離現實。”
人民日報的記者編輯隊伍曾經以實事求是自豪。來自《晉察冀日報》的李莊說過：
“報社的記者隊伍保持著在老解放區形成的深入實際、聯係群眾、敢於反映真實情況的好傳統，編輯們也有經常下去調查研究的好習慣，可以得到第一手數據。”
這樣一支具有好傳統、好習慣的黨報隊伍，難道在1958年統統變成“睜眼瞎”了嗎?其實，在總體的頭腦發熱背後，也不乏冷靜的觀察思考。
李克林回憶說：
“記得有一次，農村版報道某公共食堂一月90頓不重樣。我們評報時提了點不同意見，說這不可能，機關食堂也不能不重樣，總編室一位同誌批評說，你們不要給新生事物潑冷水。”
李克林在1958年秋收季節，住進河北元氏縣農村采訪，吃了公共食堂的飯，看了大煉鋼鐵的“小土群”，問了莊稼收成情況，“思想憂慮起來”。當地煉出的是一堆爐渣似的鐵不像鐵的東西，叫做“燒結鐵”，不僅毫無用處，還毀占大批良田。李克林帶了兩塊回來讓報社同仁看，“反右傾”時恰成了她攻擊大煉鋼鐵的罪證。
1959年春天，李克林又來到家鄉河南農村，接觸了一些幹部群眾，這次的所見所聞使她“憂心如焚”。公開的會上照樣唱高調、反右傾、鼓幹勁，但私下裏聽說有的縣餓死了人。農民告訴她：
“浮誇太大了，國家拿走的是糧食，是實的，給農民留下的是數字，是空的。”
河南老鄉對她抱怨說：
“報上胡編亂登，幹部瞎吹亂報，有的人為了升官往上爬，品質不好;有些是上邊壓出來的，不得不報。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從河南回報社，李克林匯報了基層采訪的見聞。一年後廬山會議風雲突變，全國“反右傾”，李克林被定性為“嚴重右傾”。她當時痛苦不堪：
“從延安窯洞入黨以來，我一直視黨如家，‘事無不可對黨言’。為什麽現在卻不能言了呢?黨是真理的化身，為什麽一句真話也不能說了呢?”
另一位農業記者宋(王爭)1959年下放甘肅“大躍進”先進縣——武山縣勞動期間，發現了與報上宣傳迥異的悲慘現實：
“參觀1958年我們報上宣揚過的引水上山的東梁渠，從匆匆而過的大汽車上，我們看到倒在山邊的屍體。我怎麽也沒法把偉大的水利工程和這淒慘的景象連在一起來想，隻覺得自己腦子發木，思維幾乎停止了活動。
“進村20來天，發覺群眾中浮腫病流行，我們下放幹部之中也開始有人浮腫，我也浮腫了。當地醫生對這種‘流行病’都含糊其詞，連省衛生廳派下來了解情況的專家，在公開場合也說‘弄不清病因’。私下裏，我們才聽說與營養不良和疲勞有關。“
宋(王爭)同樣體會到了李克林的痛苦：
“‘反右傾’運動壓得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黨報記者不能正視現實，不但不能說，而且不敢想，真是有點哀莫大於心死。”
就在總編輯揣摩上意、有良知的記者痛苦不堪的情況下，人民日報以新聞史上罕見的集體虛假報道，把至少兩千多萬人民推向死亡。
雖然人民日報記者、編輯也嚐到了“大躍進”的苦頭，吃過“瓜菜代”，有人得過浮腫，但畢竟可以享受幹部供給和居民食品供應，沒有聽說一個人“非正常死亡”。因此，即使大躍進宣傳是抱著“詩一般浪漫”的善意，對那些數以千萬計餓死的冤魂，人民日報也負有永遠的罪責和愧疚。
兩種黨性觀
然而，在政治高壓下，人民日報畢竟還存在著直麵現實的思想火種。
當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傳到人民日報時，據老記者金鳳回憶，當時農村部17級以上幹部正在輪訓，聽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時——
“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著，便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那掌聲大約響了有5分鍾，不，10分鍾吧，連服務員都跑進屋裏來了，以為出了什麽大事。”
“七千人大會”的反省，隻是黨史上的曇花一現。後來，連作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膽判斷的劉少奇，也在“文革”中招致殺身之禍。但他提出的疑問至今還在拷問著黨報體製：
為什麽《人民日報》竟然一度會“禍國殃民”?
為什麽“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大”?
對於黨報的黨性，在秘書“筆杆子”式的理解之外，中共黨內始終存在第二種聲音，即主張既要自上而下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也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和幫助修正黨的政策主張。
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大聲呼喚共產主義幽靈的時候，並沒有喪失啟蒙主義的立場。他把“黨見”與作為“國民總意”的“輿論”區別開來，在《答汪叔潛》中寫道：
“黨見輿論，亦未可始終視為一物。黨見乃輿論之一部分而非全體，黨見乃輿論之發展而非究竟。從輿論以行庶政，為立憲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則政乃苛政，黨乃私黨也。”
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對黨的媒體服務對象把“黨和人民”並列，對黨的媒體功能則是“耳目喉舌”並舉：
“群眾對我們，是反對就是反對，是歡迎就是歡迎，是誤解就是誤解，不要害怕真實地反映這些東西……黨的政策到底對不對，允許你們去考察。如果發現黨的政策錯了，允許你們提出，你們有這個權利。
“要采取忠實的態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難、呼聲、趨勢、動態，真實地、全麵地、精彩地反映出來。
“人民的呼聲，人民不敢說的、不能說的、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馬克思主義的記者就真正上路了。”
《解放日報》的1942年改版循著前一種“傳聲筒”和“馴服工具”的思路進行，《人民日報》1956年鄧拓主持的改版則體現了後一種思路。人民日報1956年改版社論《致讀者》，提出了一些對蘇聯和中國黨來說都是耳目一新的觀點：
“《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
“各種不同的讀者要求從不同的方麵了解這個變化著的世界……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麵多看到一些，我們也應該多采集、多登載一些。
“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報紙的編輯部無論憑著什麽名義，總不能設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擺出這樣一副神氣，活像對於任何問題可以隨時作出絕對正確的結論……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群眾性的討論中逐漸得到正確答案。有一部分問題甚至在一個時期的討論以後暫時也還不能得出確定的答案。有許多問題，雖然已經有了正確的答案，應該在群眾中加以廣泛宣傳，但是這種宣傳也並不排斥適當的有益的討論。相反，這種討論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認識答案的正確性。而且就是正確的答案，也經常需要在群眾的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
黨中央肯定人民日報改版經驗的124號文件甚至發出這樣的告示：
“今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除了少數的中央負責同誌的文章和少數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
黨報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恰恰是想放開討論，鼓勵黨內外更多的人貢獻意見，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清華大學傳播學係教授劉建明提出：這是一種“民主開放的黨性”，試圖“把黨的意誌和人民的意誌統一起來”。與此相反，另一種黨性則是值得警惕的——
“像希特勒的國社黨、林彪和‘四人幫’之類的專製主義黨團報刊的黨性，則隻為黨派少數領袖集團從事錯誤的輿論活動，製造各種謊言，冒充人民的聲音;同時，實施嚴格的控製，重大的事情不讓人民知道，經常歪曲事實，製造輿論，壓製敢於說真話的記者，禁止發表不同於領導者的意見以維護少數領袖集團的專製統治。”
不幸的是，《人民日報》1956年改版所體現的黨內清新理性的政治思維，被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廬山會議粗暴打斷。
1956年《人民日報》“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聲猶在耳，“大躍進”一來就變成全黨“都以為《人民日報》代表中央”，而且連人民日報自己也認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點什麽。黨報作為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一部分職責發生功能障礙，“人民不敢說的、不能說的、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已經不可能通過黨報渠道反映出來。
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精心設計的黨和人民、耳目和喉舌、宣傳政策與考察政策、宣傳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呼聲的巧妙平衡，在現實麵前竟然不堪一擊。
顯然，問題的症結要從人民日報以外去尋找。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大躍進”時期一個不引人注目的變化，1959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國監察會議批判了黨的監察委員會與黨委平行的錯誤，明確規定監委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工作，當好黨委的助手。
這是一個與廬山會議同樣嚴重的信號。不僅僅是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會被打成“反黨”，現在從監察委員會到黨報，黨內權力製衡、輿論監督的民主機製得到徹底破壞。而且，沒有資料表明這種政治倒退受到過任何有力的抵製和質疑。
中華民族的列車隻能在一個錯誤的軌道中瘋狂前進，沒有刹車，沒有方位標識，眼睜睜地駛向一個毀滅性的深淵，終於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躍進”和大饑荒。
以數千萬人的慘死為代價，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本可以成為中共曆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可惜的是，7000名黨內精英開會將近1個月，“白天出氣，晚上看戲”，隻是圍繞“大躍進”具體做法的得失坦率地或委婉地進行討論，未能深入觸及黨內民主機製被破壞和如何修複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雖然飲恨退居二線，但他粗暴破壞黨內民主的做法沒有得到認真追究，很快又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旗幟下卷土重來。
盡管人民日報在“七千人大會”受到全黨的責難，但全黨也沒有作出努力，對黨報管理體製作出任何修正。秘書班子出身的吳冷西既不可能鼓起勇氣、恐怕也缺乏反省能力，去思考和建議如何從根子上克服劉少奇所批評的人民日報的缺點錯誤，以避免黨報下一次的荒唐和恥辱。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