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江渭清回憶錄:大躍進江蘇寶應縣餓死3萬多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中央曾於1959年11月27日轉發《關於劃
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當時，省委常務書記是劉順元同
誌。劉順元同誌為人正派，嚴於律己，理論修養很深，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
他對社會主義改造是積極擁護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充滿熱情的。後來，
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
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
“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隻會在嘴上賣弄“三麵紅旗”、“六億人民”
、“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
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裏。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
束時，曾向我提出要批評劉順元同誌，暗示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
作了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
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
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
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我和省
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我向他老人家匯報說：我們有
“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
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
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我們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
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
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
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雖然比
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但畢竟傷害了一些同誌。這
批被錯戴帽子的同誌，在以後中央舉行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全部平反。
由於從上到下層層“反右傾”，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蘇在內，在煞“五風”時開始製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
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
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
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麵“壓縮空氣”，下調過高的指
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
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麵減產。全省原
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隻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
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隻完成248.
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
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不僅如此，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
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
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
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
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
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
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
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
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
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
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
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
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
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
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
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
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中央曾於1959年11月27日轉發《關於劃
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當時，省委常務書記是劉順元同
誌。劉順元同誌為人正派，嚴於律己，理論修養很深，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
他對社會主義改造是積極擁護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充滿熱情的。後來，
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
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
“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隻會在嘴上賣弄“三麵紅旗”、“六億人民”
、“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
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裏。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
束時，曾向我提出要批評劉順元同誌，暗示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
作了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
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
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
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我和省
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我向他老人家匯報說：我們有
“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
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
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我們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
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
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
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雖然比
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但畢竟傷害了一些同誌。這
批被錯戴帽子的同誌，在以後中央舉行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全部平反。
由於從上到下層層“反右傾”，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蘇在內，在煞“五風”時開始製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
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
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
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麵“壓縮空氣”，下調過高的指
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
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麵減產。全省原
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隻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
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隻完成248.
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
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不僅如此，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
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
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
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
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
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
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
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
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
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
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
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
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
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
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
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
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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