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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大衛自述:“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 (圖)

(2010-03-21 18:36:26) 下一個

韋大衛自述:“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圖)


1956年1月7日,韋大衛從台灣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 ,舉世震驚。海峽兩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但都能化險為夷。有人說他是越獄專家,還有人說他是“傳奇”。他說:“我倒是沒有委曲求全,沒有向命運低頭,該走的道路我走了,該幹的事我幹了,而且幹成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兩個朋友談笑風生地走進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廳。
歌舞廳裏人頭攢動,年輕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熱鬧。我和朋友們像往常一樣喝酒聊天,舉杯痛飲。看著人影綽綽,想著明天我的那個“計劃”,處於極度亢奮中的我反而難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緊張還是平靜,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過去就“玩”過去,“玩”不過去就“拉倒”了。
就這樣我們像往常一樣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淩晨五點多。我帶著兩個決定和我一起冒險的朋友離開舞廳,叫了個出租車,直奔台北鬆山機場,1月7日淩晨6點,天氣預報說這一天有小雨,多雲,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機坪,那裏停著一駕蔣緯國的專機“塞斯納”,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納飛機,美國經典機型。安全、操作性能無與倫比。我選擇它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飛的能力。因為沒有進入機場的通行證,我隻能選擇從停機屏起飛。停機坪的距離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補補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飛條件比較惡劣。機場邊上都是高射炮。根據我的技術、準備情況,我覺得自己可以操縱它,但是有沒有絕對成功把握,我不敢說。
我叫警衛把飛機給我推出來,我說我要試機。警衛把飛機推出機庫。我啟動飛機檢查沒有問題後,把警衛打發到值班室喝咖啡、看報紙,隨即示意躲藏在暗處的兩個朋友上飛機。
我的鑰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順利地開著了,他們上來以後我一開,開不著了。我一看,擰彎了,於是安排兩個朋友又隱蔽了起來。然後,我若無其事地走進了機庫工作室,敲敲打打這麽弄弄。警衛一直在看報紙,並沒有注意到我。
修好鑰匙,我再次登上飛機,這一次順利啟動。當時飛機馬上就發動起來,馬達聲音很響。警衛員一看我這兩個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飛機,就衝出來大聲問“幹什麽,幹什麽”。我不理他,兩個朋友一上來,我就滑動飛機。警衛一看不對,馬上掏出槍來向我的飛機射擊。
我先踩著刹車加足馬力,一鬆開刹車飛機就滑了出去。但是距離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飛機扭來扭去的,速度不夠大。那個時候顧不得這麽多了,到了停機坪盡頭,我就一下子把飛機拉起來,雖然速度不夠,但飛機最終還是搖搖晃晃地飛離了地麵。
耳機裏傳來塔台通過無線電的喊話:“誰從這裏起飛?趕緊回場落地!”他們很緊張,後來又來個女的通過無線電跟我說:“你年紀輕不懂事,不要受壞人利誘。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回來會原諒你的。”我心想,你們都騙了我七年了,我為什麽還聽你們的。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
我們家鄉父老講,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裏的那頭豹子,從小性格特別頑劣,天不怕地不怕。我從小就有飛行夢。我的三個叔叔都是空軍,參加過抗戰,有兩個是空戰中犧牲的,有一個從德國學習回來,在飛機表演時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學,參加了學生運動,反饑餓,反迫害。因為我是帶隊的積極分子,比較活躍,後來被特務注意到了,準備抓我。我和幾個同學聽到風聲連夜就跑了。
我們跑到廣州,沒有親戚,沒有熟人。廣州那個時候還沒有解放,兵荒馬亂、人心惶惶,治安情況很糟糕。國民黨到處貼招生廣告——空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陸軍騎兵學校,炮兵學校,坦克部隊什麽的都招。招生廣告上講成績優秀的學員還可以保送到美國深造。我們沒有地方去,以為到了台灣可以讀書,有個立足之地,就報名參加了陸軍騎兵學校考試。那個時候年輕,沒有什麽社會經驗,稀裏糊塗的對台灣不了解,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根本想不到那麽遠。
1949年8月23日,我們到了黃埔港。當時國民黨征用了一些商輪、客輪,每天往台灣那邊一批批的送人。指揮官指揮我們上了一個叫“惠民輪”的輪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兩三千人吧。船開離黃埔港以後,船上水手都跟我們說,你們根本不是什麽軍官學校的學員,而是“賣豬崽”到台灣去,就是“抓壯丁”。據說這個招兵的人每招一個年輕人,國民黨要發給他13塊銀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沒有跟著上船。
聽說了真相,周圍的人也有哭的,也有罵的。我很氣憤,覺得上當受騙了。我發誓要離開台灣,回祖國大陸去,要出這口氣。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高雄。到了高雄碼頭,我們看到很多兵包圍著碼頭港口,機關槍都架好了,誰要反抗就開槍打誰。迫於時局,我隻能暫時安頓下來。我和一同來台灣的兩個同學被強行分開,我被編入國民黨陸軍第八十軍三百四十師,成為了一個二等彈藥兵。
當時,在台灣雖然到處充斥著“一年準備、兩年返攻、三年勝利”的口號,但是我們看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軍隊裏沒有自由,兩三個人在一起說話都會懷疑你們密謀什麽玩意兒,給人人心惶惶的感覺。有些被騙來的“豬仔”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這個事實自殺的。有一次,在南部恒春,一個晚上上吊自殺了三十幾個。那是集體感到沒有前途了、沒有希望了。我聽到這種自殺的消息,心裏罵那幫人愚蠢,你們就是笨蛋嘛。都是長著腿的人,你不會跑啊。
有一年的中秋節,軍隊裏的的同學們、他們的家長都邀請我到家裏去過節,我沒去。一個人拿了一瓶酒,跑到那個圓山,到那上麵去喝酒。就我一個人,就是想家了,要是早點回去跟家人團聚就好了。最思念、最擔心的是在母親,特別想她。那時候拿著一瓶酒在山頭上的時候,也沒人能傾訴這個心裏的事,我就開始自己一個人唱歌。《嘉陵江上》、《黃河大合唱》在台灣是禁止唱的“禁歌”。但是我專門要唱,才不管你這些規定。“層雲的後麵,便是我親愛的故鄉。海水茫茫、白雲蒼蒼,白雲蒼蒼、海水茫茫。回故鄉,回故鄉吧…”
我暗自盤算著逃亡的方式。從陸軍軍營逃出來以後,我考取了海軍士官學校,伺機從海路逃回祖國大陸。後來我發現,從海上回家的路並不好走。海軍船上有很多人,你想回來別人不想回來。我那時候原來想弄個小艇,可我看一個人不行。另外,再快的快艇也慢,飛機很容易就追上你。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1952年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進入空軍軍官學校學習了兩年飛行,各科成績優秀。畢業後,我進入了台北飛行社,當上了一名飛行教官。
七年的等待,我覺得機會終於來了。
桃園新竹空軍基地四架一級戰備的F一86噴氣式戰機得到警報,緊急起飛攔截。
根據他們的速度和距離,我判斷他們再有八分鍾就可以攔截到我。1月7日那天雲很多很濃,又下著雨,攔截機一直在高空飛,我又飛得低,他們不敢飛那麽低,所以他們看不見我。我就從雲中間穿出去,從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那上頭鑽出去。
出去一看,美國第七艦隊好幾艘軍艦,雷達在那轉來轉去在搜索,他們已獲知消息了。原來計劃從淡水河出海,我一看這種情況,就掉頭了。我回來到基隆,從屏風山俯衝下去,為了避開雷達搜索,我貼著海麵就飛出去了,浪花有時候都能打到我。
經過一個多小時左閃右避的飛行。時隔七年,我再一次看到了越來越清晰的祖國大陸海岸線。
我飛得比較高,從比較高的高度進了泉州。一進泉州,那高射炮叮咣叮咣就打上來了。有的就在身邊爆炸,有兩發差不多就要擊中我的飛機,把我的飛機給晃得很厲害。
我沒辦法,就又鑽到雲裏去了。鑽到雲裏去,高射炮看不見我了,就沒辦法打我了。後來我從雲裏下來以後他們又打。
為了向地麵表明來意,我隻好冒著密集的炮火大幅度擺動機翼。在空軍來講,搖動機翼就是表示我有困難,或者我要投降,我沒有敵意。但是祖國大陸的部隊那時候不懂這個動作的含義,我一出去他就打。
後來我才得知,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將軍已經接到一架台灣飛機侵入泉州的報告。根據這架飛機的行蹤,他判斷可能是一架起義飛機,隨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內陸飛就停止射擊,如果返回就堅決擊落。我當然不知道他的命令,但也福至心靈,一直往內陸飛。高射炮就不打了,可是地麵的部隊(在野外的那些解放軍)沒接到命令,他們的機關槍、步槍都紛紛開始向我射擊。我的飛機中了四彈,沒辦法,隻能找地方迫降。
福建山多樹多,沒有平地,更沒有機場,地麵武裝打得那麽厲害,我想不落不行了。我在空中看到一條大車道。那天福建也下雨,大車道盡是爛泥,我知道這大車道落下去也挺危險的,但不落不行了,好不容易飛了回來,要是飛機給打下來不是太冤枉了嗎?
野外的解放軍趴在樹林裏在打我,我從他們頭頂上擦著樹梢就下來了。因為有爛泥,踩刹車沒有用,飛機在爛泥上滑,滑到盡頭的時候,距離一個橋越來越近,那橋飛機是過不去的。飛機激烈晃動著向橋頭快速滑去,我們以為要機毀人亡了。但還差一點點距離就要撞上橋頭的時候,飛機停下來了。
著陸後,我說下飛機吧,咱們別做出什麽過激動作啊,叫我們舉手,咱們就舉手。
這時候槍炮還在響,我們三個人下了飛機。一下飛機,看到解放軍在不遠處匍匐前進,喊著“交槍不殺”,問“你們是幹什麽的”。我們舉著手說“我們是起義回來的”。他們把我們圍了起來。確認我們的身份和動機後,解放軍拿來了列寧服、解放鞋什麽的讓我們換上。我覺得挺土的。那解放鞋不就是膠鞋嗎,我說我不要這種,我有皮鞋。後來有個幹部還告了我一狀,說韋大衛拒絕穿解放鞋,一群當地的農民漁民歡呼著跑過來,跟我們握手、擁抱,我心裏就很放心了——祖國大陸是歡迎我們的。
我們回來以後,受到了祖國大陸方麵的熱烈歡迎。當天中午,葉飛將軍設宴接見。下午,我到了福州。第三天,我妹妹就打電話給我了。
我很佩服共產黨,這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他聽我說我是廣西什麽什麽地方人,馬上就去查,找到我父母親,還有妹妹他們,在電話裏,我聽到了已經七年沒有任何音信的家人的聲音。
那年春節,我第一次回老家。雖然沒有正式宣布我回來,可是我一看,好家夥,來了得有一二百人。那些人我都不認識,我離開家的時候他們都沒生呢。家裏人當時那狂歡啊,我祖父說我知道這小子,他有機會他一定要會回來的。我媽媽見我第一麵就哭啊,她已經很老了。
駕機歸祖國大陸以後,我成了聞名全國的英雄,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國家領導人也相繼接見了我。這些熱情的招待,是我當時在駕機起義之前無法想象得到的。駕機起義時,我連命有沒有都還不知道,沒敢想到了這裏會是什麽樣。
周恩來總理接見我的次數最多,因為他經常到首都機場來送往迎來,有的時候我找他,有時候他找我。當時,我已是隸屬空軍的中國民航的航空駕駛員了,成了家,並有了兩個女兒。有時候,周總理在首都機場等某個外賓但外賓沒及時到,他就問韋大衛同誌在不在。在,在,在,就把我找來。
文化大革命快要開始的時候,周總理找過我兩次。第一次他送給我四卷《毛澤東選集》。他說你呀不理解運動,群眾也不了解你,你就不要介入運動了,到西安去吧,我給你安排到西安去學習。我說總理呀,我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說我不去,我就在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他搖搖頭就沒說什麽。第二次他又找我談這個事情,我很感動,我說總理您那麽忙,你還老惦記著我這事,我說好吧我去吧。周總理是擔心我這的個性,怕我闖禍。
在周總理的安排下,我離開了北京到西安“學習”。
幾個月後,我得知有人寫大字報說我有曆史問題,非常憤怒。我馬上返回了北京,跟那些寫我大字報的人鬥上了,他們寫大字報我也寫。那幫人跟吳法憲、林彪他們都有關係的,他們說我是“731駕機叛國投敵案”首犯。
我堅信自己是清白的,沒有問題。但是,1968年3月14日,吳法憲大筆一揮,將我逮捕了。
我在東北一個看守所一關就是三年。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看守所傳出的消息是:韋大衛已經瘋了,在看守所裏麵還唱歌啊、罵人啊、打人啊什麽的。
我知道,我要是嘴軟點可以少吃點苦,但我是不會屈服的。有時候他們把我打得遍體鱗傷以後,往牢房裏邊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說,小子,我隻要養足精神我還跟你們鬥。
我大喊大叫,我大聲唱歌,想唱什麽就唱什麽,唱草原上的歌曲。有時候看守來質問我為什麽唱外國歌,我說哪個國歌我不可以唱,我說好聽,我喜歡唱我就唱。唱了歌我心裏能舒坦點、亮堂點。後來我爭取到一個合法權利,就是每天唱一小時,上午半小時,下午半小時。他們後來說,你別看韋大衛他不聽管教,他唱歌唱得不錯喔。那些打我的人,後來我出來以後,有些申請調走,有些是請了長期病假,有些是見了我就溜,有的見到我就敬禮。他們知道我是塊硬骨頭。
入獄後,我就不斷地給中央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1971年,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專案組”突然以組織名義宣布我“不夠資格享受家庭幸福”,強迫我跟我愛人離婚。我說我饒不了你們,出去以後非得跟你們幹。那個專案組的頭兒說:“你放心,你一輩子也出不去了。”
多年前,我從戒備森嚴的台灣陸軍軍營裏跑出來,一個人在甘蔗田裏走了21天。多年前,國民黨空軍因為懷疑我有共產黨嫌疑,幾次要把我除掉。我沒有想到天下之大,竟沒有我的立足之地。這一次,我再次想到了逃離。
1972年我被轉到了北京豐台的一所監獄之後,我做出了一個決定:我要越獄,我要到中央去申訴。
監獄是兩層院子,戒備很森嚴。牆很高,而且有電網,人是爬不上去的,隻能從上往下跳。上麵有個瞭望塔,有十來米高。瞭望塔上麵的看守,他拿衝鋒槍在那裏看。隻要被看守發現逃跑,就會被開槍打死。
為了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以便實施計劃,我一改一向不服管教、頑固不化的性格,主動要求到監室外參加勞動。這樣積極的表現,很快就得到獄方的批準。但是他們對我不放心,每次勞動派了一二十個看守在周圍圍著我。我根本沒機會跑。我每天按時出工、收工,老實勞動。一個月後,獄方漸漸放鬆了對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個看守,就留三個看守看我。
1974年,十月底,經過幾個月周密細致的籌劃,我認為條件已經成熟了,開始為越獄做最後的準備。我平時穿一件黑毛衣,裏麵藏了一件藍色的中山服,把毛衣穿在中山服外麵。原來也不戴帽子,快要走了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肚子裏。
10月30號上午,和往常一樣,我在三個看守的押送下,離開監室到監區勞動。這一天,幹部安排我檢修暖氣管道。幾個小時後,我一直等待的機會突然出現了。
三個看守,兩個在聊天在抽煙,其中有一個去拿工具。我一看,瞭望塔上麵那個警衛下來了,他說是上廁所。機會稍縱即逝,我沒有任何猶豫,立刻開始了行動。
我躲過兩個看守,從後麵繞過去,叮叮咚咚我就上了那瞭望塔。到瞭望塔,毫不猶豫的我就跳下來,落在那電網的兩邊,站上了以後我就一翻身,跳出監獄高牆,迅速衝進了一片玉米地。
那時候監獄裏邊電鈴已經響了。“43號跑了,43號跑了!”抓捕小組緊急出動。
讓抓捕小組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臨時改變了乘火車先逃往外地的計劃,而是直接逃向了北京城區。他們決斷錯誤往豐台車站追,而我逃到一個路口,扒上了一輛開往城區方向的卡車。
我把毛衣脫下來,帽子也戴上了。這算是簡單的化妝吧,跟出來的時候樣子不一樣了。這化妝很成功,當時各地的派出所都接到命令說跑掉一個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頭、沒有帽子等等,這套打扮就對不上了。
卡車開得很快。進入北京,我輾轉來到了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聯合接待室。我的情況被很快上報,葉劍英元帥親自負責處理此案。我再次勝利逃亡。平反之前,我已經在看守所裏被關押了近七年。後來我才知道,我是那所監獄曆史上唯一一個成功的逃亡者。
這麽多年過去了,有人說我是越獄專家,還有人說我是“傳奇”。我隻是不願意聽命於這個那個。我覺得我應該幹、可以幹,我就幹。我一輩子曆的這些險、過的這些坎都和這個時代緊密相連。我倒是沒有委曲求全,沒有向命運低頭,該走的道路我走了,該幹的事我幹了而且幹成了。我這一輩子,我覺得也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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