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曆程
楚青
一、粟裕本人申述始末
1979年10月9日，粟裕寫了申訴報告，（1979年8月22日，粟裕應中共中央葉劍英副主席之邀去煙台。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訪葉副主席。有一天粟個人前去拜望葉副主席，回來後特別高興地告訴我說，葉副主席很關心粟，葉副主席說：“關於你1958年的問題，也該解決一下了。這件事我向小平同誌說過，他也點了頭。你給中央寫個報告吧。” 粟裕即表達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葉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後寫了這份申訴報告上報中共中央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副主席。回想當年情景至今曆曆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開軍委擴大會批鬥粟裕，當時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業部上班，早出晚歸。他和我都經常加班，為了互不幹擾，我們分住套間內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輕手輕腳習以為常，我完全沒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變化。那天早晨，我正準備上班去，粟突然從內室開門出來，麵容憔悴，神情憂鬱地低聲對我說：“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請個假幫我個忙。我頭痛極了，腦袋都快炸開了。”原來軍委正在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本來的主題是討論當前局勢、國防工作和今後的建軍方針，實際進行中卻以“反教條主義”錯誤地批評了劉伯承等主持部隊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的幾位同誌。後來突然轉批粟裕，無端地對他百般指責，他被迫作了違心檢討，並進行了少量的實事求是的解釋，不料由此卻招來更加猛烈的批判，種種誣陷不實之詞紛至遝來，一頂頂駭人的帽子強加於他，上綱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已在內室自我封閉有足足七天了，血壓也上升至低壓110高壓240。他邊把一堆會議材料全部簡報交給我，邊沉痛地說：“你看看這些，幫我寫個檢討吧，我自己下不了手。隻要能夠通的過，怎麽寫都可以。”我看了這些材料，太吃驚了，又擔心不違心檢討要被打成敵我矛盾，隻得不顧實際代他寫了一份檢討，把強加給他的罪名統統兜了下來。用這個稿子在大會上檢討總算過了關。回家後他冷冷地說：“還是你有辦法，寫出的檢討讓我過了關！”我看出他內心極為痛苦。以後，他多次因實在控製不住內心痛苦，大聲責備我：“你為什麽把我寫成這樣！簡直不成樣子！”我心裏覺得委屈，也痛苦地說：“不是你說的怎麽寫都可以，隻要過關就行嘛！”他默默無語，我們相對而泣。現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這樁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壓在他心頭的沉重負擔將從此甩掉，他的餘生可能過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熱了起來。
補記：“四人幫”垮台後，中共中央陳雲副主席曾當麵指示粟裕，在適當的時候，在黨的會議上，把1958年這件事說一下。
1979年10月16日，葉副主席對粟裕的申訴報告作了批示，並批送華主席、小平、先念、陳雲、克誠、耿飆、國清、楊勇同誌。陳雲、克誠兩位因病未閱，其餘六位均圈閱。葉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馮文彬同誌遵葉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過，隨後送總政辦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
“華主席、小平、先念、陳雲、克誠、耿飆、國清、楊勇同誌：
粟裕同誌送來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他的申訴報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誌看我時，也曾提到有關那次會議反教條主義的事。我認為五八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那次會議的錯誤，我建議總政組織力量，認真地研究，向軍委提出實事求是的報告，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妥善處理。當否，請酌。
葉劍英
10月16日”
在得悉葉副主席批示後，粟曾兩次向總政韋國清主任詢問辦理情況，未得到明確答複。
今年（1980年）春節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節期間，我陪同粟裕同誌拜望聶榮臻副主席，在室內隻有我們三人時，粟向聶副主席匯報了自己向中央寫了申訴報告和葉副主席已批示總政辦理的情況，請聶副主席為這件事說說話。聶副主席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裏，我會說話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還拜望了徐向前元帥，並向徐帥報告了自己寫申訴報告的事。徐帥也說這件事應該解決。朱楹秘書當天隨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將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訴報告抄了兩份，一份送交肖勁光同誌，一份送交肖克同誌，並各附一短信，告以據悉葉副主席對申訴已批示總政處理。
葉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個多月，粟裕仍未見有關部門落實解決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聽說陳雲同誌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後分別給陳、葉兩位副主席又寫了信，信稿如下：
一、 致陳副主席信
去年10月間，我曾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問題的申訴報告，當時您身體不好，這個報告您可能沒有見到，現將原件複抄一份呈上，請審閱。
您對我這件事是關心的。“四人幫”垮台後，您還當麵指示我在適當的時候在黨的會議上將這個問題說一下。在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寫了這份書麵申訴報告。我懇請您在不影響健康的情況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決，使我放下壓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夠心情舒暢地貢獻出全部精力，為國防現代化建設作出微薄的貢獻。
二、 葉副主席信
您老人家好！
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擾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寫了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問題的申訴報告，至今已經五個月了。在此期間我歡慶又有許多冤案得到了處理，同時也痛苦地想到我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聽說您對我的報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謝您老人家對我的一貫的關懷。為了使我的問題能早日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我再次懇請您老人家能為我的問題再說一次話。請原諒我再次打擾您。
1980年3月26日，葉副主席辦公室王文理秘書給粟裕的秘書朱楹打電話講了以下內容：“葉副主席昨天交代，讓把以下情況告訴粟裕同誌：去年10月9日粟裕同誌給中央寫信申訴五八年受批判的問題，葉副主席於10月16日作了批示。（王秘書將該批示複述了一遍）今年3月15日肖勁光同誌把粟裕同誌給陳雲同誌的信轉來葉辦，陳雲同誌因病未看。我們了解一下情況，在該件上注了一下：此事葉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總政辦理，據總政說，報告已寫好，不久可上報。”粟當時在南京，朱楹同誌即電話告之郭樹元同誌轉報粟裕同誌。對給陳雲同誌的信，後來中央辦公廳馮文彬同誌又傳話說：第一次報告已有批示，又電話查詢過情況，這次信就不再批了。
3月28日上午，粟裕從南京打電話給朱楹，要朱向總政領導報告以下內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的申述報告，我要求總政在總政作出結論上報前，將有關我的結論部分同我見麵。” 朱楹當即將電話記錄抄送韋主任的秘書江波同誌，請江秘書呈韋主任。
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書隨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總書記。時趙紫陽同誌與耀邦同誌住在一起，一同見了麵。他們三人進入內室，粟向胡總書記報告了自己申述的問題。耀邦同誌說：這件事要解決一下，要找個機會在中央的會議上議一下。
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隨後發作腰椎錯位住入301醫院。15日，粟交代秘書朱楹向總政韋主任處詢問3月28日電話後的情況。韋主任的江波秘書回答說：“5月13日總政黨委討論一次，感到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對會議本身如何評價應慎重，應由中央來作，對批評錯了的同誌應給予平反。當時就責成總政組織部和軍紀委對批評錯了的同誌起草平反決定。現決定已草出，尚未討論。這件事黃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較多。後甘渭漢副主任來也抓了，具體工作是組織部張伯祥副部長辦的。決定討論後上報前要送粟裕同誌看的。”
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這件事至今未得結果，粟找甘副主任（他還是軍紀委書記）請他催辦。甘說你放心，我一定催辦。後甘副主任到301醫院看望粟時又說，此事張伯祥同誌在辦，決定初稿已寫出，總政黨委還沒有安排時間討論，定當催辦。8月17日上午，甘渭漢同誌告訴粟裕，這件事進行得不順利。總政黨委討論後認為，這件事涉及對軍委擴大會議的評價問題，要等中央討論後再定。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決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於次日晨誘發心髒病並臥床不起。此後，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無人再提，他自己已無力過問，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二、楚青向中央寫信的前前後後
1981年2月1日，粟裕發作腦溢血，此後頻繁發作腦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繼續過問申訴的事了。我異常痛苦，既不忍心讓他背著沉重的包袱離去，又覺得自己無能為力。能否由我出麵替他向黨申訴，同時為免刺痛他而暫不告訴他呢？我內心反複鬥爭著。
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陳丕顯同誌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16日，我考慮再三，鼓起勇氣向陳書記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陳書記：您好！
現將粟裕同誌1979年10月9日給中央的申訴報告送上，我還追記了報告上送後的一些進展情況，一並呈上請您參閱。
這件事是長期壓在粟裕同誌身上的包袱，極大地損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會後曾設想解決問題的條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問後，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對於這件事，我從不敢過問。本來寄希望於他病體的恢複，不幸經一年較好的恢複而於上月又再次發生腦血栓。醫生會診，病情發展不容樂觀。近周來思維狀況又見衰退。由他自己出麵申訴事實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軍委會為他作出公正結論的，我也堅信他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實踐已足夠為自己作出正確的評價。但是，作為親人、同誌，總是希望讓他在尚能正常思維的有生之年，能夠見到黨的政策的落實；而實在不忍心讓他終於背著沉重的包袱去見馬克思。這不是太不公道了嗎？為此我晝夜不安，憂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義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輕，未見得能有結果，徒然耽誤時間。您曾長期同粟裕同誌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慮再三，覺得還是把以上情況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懇請您將我的呼籲轉報耀邦同誌和尚昆同誌，如能報告鄧主席和幾位老帥，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慮到他的病情實況，把他的問題同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麵評價分開處理，先行為他作出平反決定，撤消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對他的錯誤批判。我認為這是符合中央領導同誌圈閱的，葉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總政有關領導如此對待象他這樣一個老同誌的平反問題是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的。
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辦，而我又來打擾您，心情很不安，但確實也是無可奈何，想您是會諒解的。是否有當，請指示。臨書急切，即頌
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
我還把自粟裕提出申訴前後發展至今的簡要情況，包括1979年夏葉副主席在煙台對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訴報告，10月16日葉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領導同誌的圈閱，曾兩次詢問總政韋國清主任未得明確答複，聶帥、徐帥、耀邦同誌都曾表態要解決，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陳雲副主席和葉副主席送呈報告，3月26日葉辦王文理秘書的電話，28日粟要朱秘書向總政打的電話，7月15日總政韋主任處江波秘書的回話，以及1980年8月軍委紀委甘渭漢同誌答應催辦，至今卻石沉大海的情況，和粟1980年秋以來病情日益嚴重，他本人已無力再催問等情節，寫了一份“追記粟裕同誌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訴的有關過程”的書麵材料，一並送呈陳書記。
1982年12月21日，國防部張愛萍部長到301醫院看望粟裕同誌。當時我剛好回家了，是惠寧在她爸爸身邊陪護。張部長對惠寧說，讓你媽媽查查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誌個人形成文件沒有？22日我即給張部長寫了一信，感謝他去醫院探望粟裕同誌，向他匯報了據我所知，軍委擴大會議雖未對粟裕同誌個人形成結論文件，但當時把他的所謂錯誤傳達到團一級，並有文字的傳達提綱，而當時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等均有文字材料，並都已存檔。我在信中還匯報了1958年對粟裕同誌的錯誤批判是壓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和粟裕同誌已於1979年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申訴至今未有結果，以及我於本月16日給陳丕顯書記寫信的情況。同時把粟裕同誌的“申訴報告”和我寫的“追記粟裕同誌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訴的有關過程”兩複印件附在信中，於今晚由惠寧去張部長住宅送交。
12月22日下午5時，陳小津同誌來電話說：“你給我爸爸的信已經轉上去了，轉報給耀邦、尚昆同誌。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說粟裕同誌是我的老領導，長期在一起工作，我對他的政治品質，他幾十年來為戰爭作出的貢獻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維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
1983年1月18日，陳丕顯同誌來電話告訴我，他已把我的信轉給耀邦同誌看了，耀邦同誌已批轉尚昆同誌處理。據尚昆同誌說，耀邦同誌在批轉時寫了“我對這個情況不大了解，請你處理這個問題。”聽尚昆同誌的意思，是乎是當時會議沒有對粟裕同誌個人形成文字結論，準備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許在適當的時候，由某位負責人同粟裕同誌談一下，說清楚中央對粟裕同誌是了解的，象這類事不存在了，已經過去了。我向陳書記反映：當時雖未做出文字結論，但會議文件，包括簡報，那些誣陷不實的發言、粟裕同誌違心的檢討等材料都已存入檔案，軍事科學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閱看。所以其流毒和影響至今還在擴散、傳播。因此希望有個文字平反材料為好，要不然，在組織上同粟裕同誌口頭說清楚時做個談話記錄，同原來的材料一並存檔。丕顯同誌聽了我的話，建議我直接同尚昆同誌聯係請示，希望能對這個問題早點有個結果。
1983年1月21日，經過秘書朱楹同誌同楊副主席的陳秘書電話聯係，我請求約見楊副主席。我還準備了一個受接見時的匯報提要。
2月2日晚8時，軍委楊尚昆副主席兼秘書長應我的請求在他的住地接見了我，同我談了話。楊副主席第一句話就說：“粟裕同誌1958年的事我了解，當時我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得罪了兩個半元帥，兩個是彭和聶，半個是陳。”我當即表示感謝楊副主席對粟裕同誌的關心和信任，並請楊副主席理解粟裕同誌的沉痛心情。粟裕同誌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當年的會議文件又都存了檔，並不斷被查閱，繼續擴散著歪曲曆史、顛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誌的心靈創傷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劇更迫切期待問題早日解決。接著楊副主席懇切地談起來，我回家後立即追記如下：
楊：我本來就想找你來商量商量，你寫的信耀邦同誌轉給了我，我把當時的材料粟裕同誌的發言都找來看了。
楚：謝謝您這樣周道。
楊：我同愛萍、秋裏，我們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個解決辦法。這件事，就是元帥們當時對粟有些意見，主要是彭、聶、賀，陳也有些意見。當時都說了過頭話。粟裕同誌自己的發言，特別是第二次發言也說了過頭話，按現在的說法，就是違心話。
楚：當時他不作違心的發言是過不去的。
楊：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問題是怎樣處理？怎樣不引起新的矛盾？
楚：那時的當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楊：當時有意見的現在還有在的嘛！聶嘛。搞得不好那頭又起來了。我為此事同聶老總談過，問他怎樣處理？他說：“我考慮考慮。”這次會議還批了其他的人，很複雜。我們三人研究了一個方案，即宜粗不宜細，發一個文件，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全部收回、銷毀。收文件時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寫銷毀也可以不寫，待收回後再由辦公會議作出決定銷毀，這是一方麵。另外怎樣同粟裕同誌談一下，明確說這件事已經不存在了。要談就是軍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談。愛萍同誌認為這樣處理可以，撤銷這次會議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誌談一談。
楚：我原來設想能起草一個簡單的決定，就寫經中央軍委決定，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誌的批判。
楊：當然也可以這樣設想，寫個決定，但又顧慮到引起別的問題。寫決定就要寫對與不對，覺得還是回避這個問題，收回全部文件為好，以後曆史上就不提這次會議了。本來就打算找你來談一談，聽一下你的意見。
楚：我個人認為如果這樣處理也是一個辦法。據我了解，粟裕同誌本人沒有設想過要逐項地甄別他的問題，這已是曆史問題了，有當時的曆史背景。但是我覺得如發文件收回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以注明“撤消”“銷毀”為好，否則將弄不清楚。我還要報告一下，我這次寫信是瞞著粟裕同誌的。因為現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問或再申訴，而我對能否有結果也無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處理，將更使他受刺激。
楊：那就這樣，你先同粟裕同誌說說，可以說你有這樣的設想，也可以說是我的設想，聽聽他的意見，不算是最後定下來，他有什麽意見我們還可以考慮。過了年我再找你來，你把他的意見告訴我，然後我來辦。
楚：那就太感謝了。我就同粟裕同誌談談，他近來病情尚穩定，頭腦還清楚，我告訴他是您的意見。他對你是非常信任的。本來他以為三中全會後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豈知總政一拖再拖。粟裕同誌上送申訴報告後，曾同聶總當麵談過，聶總當時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裏，我會說話的。”其他領導同誌也都表示應該解決，可是總政卻不辦。我甚至曾經想過，如果中央認為還應該維持對粟裕同誌的批判，那也應該告訴他本人，並允許他申訴，而不能置之不理。
楊：中央哪有這個意思！
楚：我也相信中央不會有這個意思。
楊：總政未處理是什麽人負責的時期？是韋國清同誌的時期嗎？
楚：是韋國清同誌的時期。
楊：他是不會辦的。他就是不辦這樣的事。那就這樣！你征求一下粟裕同誌的意見，年後我才能有時間辦，到時候我去同粟裕同誌談。事前我先找你再談一次。
楚：謝謝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誌談話時請秘書同誌作個記錄，我們留個記錄好嗎？
楊：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寫好個記錄給你。
楚：太感謝了。
在結束談話時，楊副主席還說到陳丕顯同誌是主張把這個問題盡快給解決了的。又說到有人說肖克同誌有個平反決定，他看了，也隻是個很簡單的含糊的東西。
我追記完這次談話已經晚上10點半了。
1983年2月4日上午，我對粟裕同誌說：“我有一件事，先前一直不敢告訴你，還好，現在看來這件事還算辦得可以，所以才敢對你講。我為你1958年受錯誤批判一事向中央寫信作了申訴，還得到中央受理呢！現在有了一點結果。”接著我便對他講了全過程。他當時的表情顯得很深沉冷靜，思索一下說：“好！這件事了了，我也就沒有什麽放不下的事了。”接著他交代我在尚昆同誌再次約見我時，替他本人講一講，表示自己的態度。我記錄如下：
“一、衷心感謝您親自主持來解決我的申訴，衷心感謝中央、中央軍委對我的關心。我因病不能前來當麵致謝，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謝意。
二、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一個曆史問題，情況複雜，牽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細的精神來處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見不再就我個人的問題寫文字的東西，而是把這次會議的問題一次解決掉。我相信妥善地處理了這個問題，將大大有助於恢複和發揚我黨我軍實事求是、有錯必赳的光榮傳統，並有利於肅清所謂“反教條主義”的流毒，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建設。
三、對於起草文件有幾點具體要求：
1、要求文件明確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樣。因為這次處理是政治上作出的處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為是就文書檔案作出的技術性處理，若幹年後還會產生歧義。
2、撤銷的範圍，應包括文件、發言、簡報、記錄等全部會議材料，存放在個人那裏的，由組織上收繳。
3、請求由中央軍委辦公廳派人負責收回全部文件、材料，並負責銷毀。”
1983年2月13日是春節，節後有一段時間了，還沒有得到楊副主席的召見。3月14日我給楊副主席寫了如下一封信：
楊副主席：
您好！
遵照您的指示，我於2月4日向粟裕同誌轉述了您對我的接見。粟裕同誌得知您親自過問他的問題，十分高興，十分感激。他說，他完全信賴您，期待著您的來到。對於處理原則，他很同意；有一點具體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見時麵報。
我們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這個問題能早日有個結果，請您能諒解我們這種急切的心情。何時賜見，請秘書同誌通知我。請恕我打擾。
此致
敬禮
楚青
3月14日
隨後我又托楊昭明同誌向他父親報告我要求召見。過了不久昭明同誌打來電話，說他爸爸這幾天較忙，身體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過來，就約見我。
1983年4月末，粟裕同誌病情加重，30日楊副主席來301醫院看望他，粟已連續幾日呃逆不止，當時正在輸液。楊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後，出來對我說：“粟裕同誌病得這樣痛苦，今天我就不對他講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談吧。”我聽後內心極度失望和痛苦，並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楊副主席未按預案談話，粟病得厲害、病得痛苦確是實情，但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呢？
晚上，我在一張日曆紙上寫下：他的病情正在迅速惡化，大概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少奇同誌有一句名言：“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相信人民總是會正確判斷他的，我隻有將它交付曆史了。
此後，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經專家匯診，決定安裝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裝起搏器的當夜引發暴發性肺炎，於1984年2月5日下午4時33分逝世。（301醫院與阜外醫院、北京醫院的三位專家會診，一致認為粟裕同誌需要安裝起搏器，專家們的診斷是準確的，他們醫治認真，手術也是成功的。但由於醫療外的環節出現意外，導致粟裕同誌接受了兩次手術，並在進行第二次手術過程中嚴重受凍，引發了暴發性肺炎。第一次進行手術時，專家們已在病人胸部切開口子，但打開起搏器密封包裝時，卻發現型號不對，該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囑用的型號，不得已隻好臨時縫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並緊急派人重新采購。第二次手術是另一天下午，2時許，病人坐上輪椅，我們把他推到手術室，而手術室的門卻鎖著，趕忙去叫管鑰匙的人開門，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見來人開門，隻能在走廊裏挨凍等待。手術樓比病房溫度低得多，走廊裏則更冷，我們雖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開門，已將近下午5點。進入手術室，室內是冷的，立即打開暖氣，但一時溫度上不來。粟裕同誌脫去衣服躺在幾乎是零度的X光手術台上做手術。手術結束，三位專家麵帶笑容說：“成功，成功。”我們還特地向他們寫了感謝信。當晚半夜，粟裕同誌發高燒，發生暴發性肺炎，終於不治身亡。）他終於沒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結果，他離去時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靜的。他已經不相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指望解決這個問題了。他相信自己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了。我深信人民和曆史自有公斷。
楚青
一、粟裕本人申述始末
1979年10月9日，粟裕寫了申訴報告，（1979年8月22日，粟裕應中共中央葉劍英副主席之邀去煙台。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訪葉副主席。有一天粟個人前去拜望葉副主席，回來後特別高興地告訴我說，葉副主席很關心粟，葉副主席說：“關於你1958年的問題，也該解決一下了。這件事我向小平同誌說過，他也點了頭。你給中央寫個報告吧。” 粟裕即表達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葉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後寫了這份申訴報告上報中共中央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副主席。回想當年情景至今曆曆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開軍委擴大會批鬥粟裕，當時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業部上班，早出晚歸。他和我都經常加班，為了互不幹擾，我們分住套間內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輕手輕腳習以為常，我完全沒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變化。那天早晨，我正準備上班去，粟突然從內室開門出來，麵容憔悴，神情憂鬱地低聲對我說：“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請個假幫我個忙。我頭痛極了，腦袋都快炸開了。”原來軍委正在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本來的主題是討論當前局勢、國防工作和今後的建軍方針，實際進行中卻以“反教條主義”錯誤地批評了劉伯承等主持部隊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的幾位同誌。後來突然轉批粟裕，無端地對他百般指責，他被迫作了違心檢討，並進行了少量的實事求是的解釋，不料由此卻招來更加猛烈的批判，種種誣陷不實之詞紛至遝來，一頂頂駭人的帽子強加於他，上綱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已在內室自我封閉有足足七天了，血壓也上升至低壓110高壓240。他邊把一堆會議材料全部簡報交給我，邊沉痛地說：“你看看這些，幫我寫個檢討吧，我自己下不了手。隻要能夠通的過，怎麽寫都可以。”我看了這些材料，太吃驚了，又擔心不違心檢討要被打成敵我矛盾，隻得不顧實際代他寫了一份檢討，把強加給他的罪名統統兜了下來。用這個稿子在大會上檢討總算過了關。回家後他冷冷地說：“還是你有辦法，寫出的檢討讓我過了關！”我看出他內心極為痛苦。以後，他多次因實在控製不住內心痛苦，大聲責備我：“你為什麽把我寫成這樣！簡直不成樣子！”我心裏覺得委屈，也痛苦地說：“不是你說的怎麽寫都可以，隻要過關就行嘛！”他默默無語，我們相對而泣。現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這樁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壓在他心頭的沉重負擔將從此甩掉，他的餘生可能過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熱了起來。
補記：“四人幫”垮台後，中共中央陳雲副主席曾當麵指示粟裕，在適當的時候，在黨的會議上，把1958年這件事說一下。
1979年10月16日，葉副主席對粟裕的申訴報告作了批示，並批送華主席、小平、先念、陳雲、克誠、耿飆、國清、楊勇同誌。陳雲、克誠兩位因病未閱，其餘六位均圈閱。葉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馮文彬同誌遵葉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過，隨後送總政辦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
“華主席、小平、先念、陳雲、克誠、耿飆、國清、楊勇同誌：
粟裕同誌送來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他的申訴報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誌看我時，也曾提到有關那次會議反教條主義的事。我認為五八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那次會議的錯誤，我建議總政組織力量，認真地研究，向軍委提出實事求是的報告，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妥善處理。當否，請酌。
葉劍英
10月16日”
在得悉葉副主席批示後，粟曾兩次向總政韋國清主任詢問辦理情況，未得到明確答複。
今年（1980年）春節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節期間，我陪同粟裕同誌拜望聶榮臻副主席，在室內隻有我們三人時，粟向聶副主席匯報了自己向中央寫了申訴報告和葉副主席已批示總政辦理的情況，請聶副主席為這件事說說話。聶副主席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裏，我會說話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還拜望了徐向前元帥，並向徐帥報告了自己寫申訴報告的事。徐帥也說這件事應該解決。朱楹秘書當天隨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將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訴報告抄了兩份，一份送交肖勁光同誌，一份送交肖克同誌，並各附一短信，告以據悉葉副主席對申訴已批示總政處理。
葉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個多月，粟裕仍未見有關部門落實解決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聽說陳雲同誌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後分別給陳、葉兩位副主席又寫了信，信稿如下：
一、 致陳副主席信
去年10月間，我曾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問題的申訴報告，當時您身體不好，這個報告您可能沒有見到，現將原件複抄一份呈上，請審閱。
您對我這件事是關心的。“四人幫”垮台後，您還當麵指示我在適當的時候在黨的會議上將這個問題說一下。在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寫了這份書麵申訴報告。我懇請您在不影響健康的情況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決，使我放下壓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夠心情舒暢地貢獻出全部精力，為國防現代化建設作出微薄的貢獻。
二、 葉副主席信
您老人家好！
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擾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寫了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問題的申訴報告，至今已經五個月了。在此期間我歡慶又有許多冤案得到了處理，同時也痛苦地想到我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聽說您對我的報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謝您老人家對我的一貫的關懷。為了使我的問題能早日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我再次懇請您老人家能為我的問題再說一次話。請原諒我再次打擾您。
1980年3月26日，葉副主席辦公室王文理秘書給粟裕的秘書朱楹打電話講了以下內容：“葉副主席昨天交代，讓把以下情況告訴粟裕同誌：去年10月9日粟裕同誌給中央寫信申訴五八年受批判的問題，葉副主席於10月16日作了批示。（王秘書將該批示複述了一遍）今年3月15日肖勁光同誌把粟裕同誌給陳雲同誌的信轉來葉辦，陳雲同誌因病未看。我們了解一下情況，在該件上注了一下：此事葉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總政辦理，據總政說，報告已寫好，不久可上報。”粟當時在南京，朱楹同誌即電話告之郭樹元同誌轉報粟裕同誌。對給陳雲同誌的信，後來中央辦公廳馮文彬同誌又傳話說：第一次報告已有批示，又電話查詢過情況，這次信就不再批了。
3月28日上午，粟裕從南京打電話給朱楹，要朱向總政領導報告以下內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彭德懷同誌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的申述報告，我要求總政在總政作出結論上報前，將有關我的結論部分同我見麵。” 朱楹當即將電話記錄抄送韋主任的秘書江波同誌，請江秘書呈韋主任。
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書隨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總書記。時趙紫陽同誌與耀邦同誌住在一起，一同見了麵。他們三人進入內室，粟向胡總書記報告了自己申述的問題。耀邦同誌說：這件事要解決一下，要找個機會在中央的會議上議一下。
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隨後發作腰椎錯位住入301醫院。15日，粟交代秘書朱楹向總政韋主任處詢問3月28日電話後的情況。韋主任的江波秘書回答說：“5月13日總政黨委討論一次，感到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對會議本身如何評價應慎重，應由中央來作，對批評錯了的同誌應給予平反。當時就責成總政組織部和軍紀委對批評錯了的同誌起草平反決定。現決定已草出，尚未討論。這件事黃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較多。後甘渭漢副主任來也抓了，具體工作是組織部張伯祥副部長辦的。決定討論後上報前要送粟裕同誌看的。”
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這件事至今未得結果，粟找甘副主任（他還是軍紀委書記）請他催辦。甘說你放心，我一定催辦。後甘副主任到301醫院看望粟時又說，此事張伯祥同誌在辦，決定初稿已寫出，總政黨委還沒有安排時間討論，定當催辦。8月17日上午，甘渭漢同誌告訴粟裕，這件事進行得不順利。總政黨委討論後認為，這件事涉及對軍委擴大會議的評價問題，要等中央討論後再定。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決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於次日晨誘發心髒病並臥床不起。此後，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無人再提，他自己已無力過問，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二、楚青向中央寫信的前前後後
1981年2月1日，粟裕發作腦溢血，此後頻繁發作腦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繼續過問申訴的事了。我異常痛苦，既不忍心讓他背著沉重的包袱離去，又覺得自己無能為力。能否由我出麵替他向黨申訴，同時為免刺痛他而暫不告訴他呢？我內心反複鬥爭著。
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陳丕顯同誌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16日，我考慮再三，鼓起勇氣向陳書記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陳書記：您好！
現將粟裕同誌1979年10月9日給中央的申訴報告送上，我還追記了報告上送後的一些進展情況，一並呈上請您參閱。
這件事是長期壓在粟裕同誌身上的包袱，極大地損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會後曾設想解決問題的條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問後，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對於這件事，我從不敢過問。本來寄希望於他病體的恢複，不幸經一年較好的恢複而於上月又再次發生腦血栓。醫生會診，病情發展不容樂觀。近周來思維狀況又見衰退。由他自己出麵申訴事實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軍委會為他作出公正結論的，我也堅信他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實踐已足夠為自己作出正確的評價。但是，作為親人、同誌，總是希望讓他在尚能正常思維的有生之年，能夠見到黨的政策的落實；而實在不忍心讓他終於背著沉重的包袱去見馬克思。這不是太不公道了嗎？為此我晝夜不安，憂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義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輕，未見得能有結果，徒然耽誤時間。您曾長期同粟裕同誌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慮再三，覺得還是把以上情況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懇請您將我的呼籲轉報耀邦同誌和尚昆同誌，如能報告鄧主席和幾位老帥，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慮到他的病情實況，把他的問題同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麵評價分開處理，先行為他作出平反決定，撤消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對他的錯誤批判。我認為這是符合中央領導同誌圈閱的，葉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總政有關領導如此對待象他這樣一個老同誌的平反問題是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的。
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辦，而我又來打擾您，心情很不安，但確實也是無可奈何，想您是會諒解的。是否有當，請指示。臨書急切，即頌
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
我還把自粟裕提出申訴前後發展至今的簡要情況，包括1979年夏葉副主席在煙台對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訴報告，10月16日葉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領導同誌的圈閱，曾兩次詢問總政韋國清主任未得明確答複，聶帥、徐帥、耀邦同誌都曾表態要解決，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陳雲副主席和葉副主席送呈報告，3月26日葉辦王文理秘書的電話，28日粟要朱秘書向總政打的電話，7月15日總政韋主任處江波秘書的回話，以及1980年8月軍委紀委甘渭漢同誌答應催辦，至今卻石沉大海的情況，和粟1980年秋以來病情日益嚴重，他本人已無力再催問等情節，寫了一份“追記粟裕同誌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訴的有關過程”的書麵材料，一並送呈陳書記。
1982年12月21日，國防部張愛萍部長到301醫院看望粟裕同誌。當時我剛好回家了，是惠寧在她爸爸身邊陪護。張部長對惠寧說，讓你媽媽查查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誌個人形成文件沒有？22日我即給張部長寫了一信，感謝他去醫院探望粟裕同誌，向他匯報了據我所知，軍委擴大會議雖未對粟裕同誌個人形成結論文件，但當時把他的所謂錯誤傳達到團一級，並有文字的傳達提綱，而當時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等均有文字材料，並都已存檔。我在信中還匯報了1958年對粟裕同誌的錯誤批判是壓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和粟裕同誌已於1979年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申訴至今未有結果，以及我於本月16日給陳丕顯書記寫信的情況。同時把粟裕同誌的“申訴報告”和我寫的“追記粟裕同誌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訴的有關過程”兩複印件附在信中，於今晚由惠寧去張部長住宅送交。
12月22日下午5時，陳小津同誌來電話說：“你給我爸爸的信已經轉上去了，轉報給耀邦、尚昆同誌。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說粟裕同誌是我的老領導，長期在一起工作，我對他的政治品質，他幾十年來為戰爭作出的貢獻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維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
1983年1月18日，陳丕顯同誌來電話告訴我，他已把我的信轉給耀邦同誌看了，耀邦同誌已批轉尚昆同誌處理。據尚昆同誌說，耀邦同誌在批轉時寫了“我對這個情況不大了解，請你處理這個問題。”聽尚昆同誌的意思，是乎是當時會議沒有對粟裕同誌個人形成文字結論，準備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許在適當的時候，由某位負責人同粟裕同誌談一下，說清楚中央對粟裕同誌是了解的，象這類事不存在了，已經過去了。我向陳書記反映：當時雖未做出文字結論，但會議文件，包括簡報，那些誣陷不實的發言、粟裕同誌違心的檢討等材料都已存入檔案，軍事科學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閱看。所以其流毒和影響至今還在擴散、傳播。因此希望有個文字平反材料為好，要不然，在組織上同粟裕同誌口頭說清楚時做個談話記錄，同原來的材料一並存檔。丕顯同誌聽了我的話，建議我直接同尚昆同誌聯係請示，希望能對這個問題早點有個結果。
1983年1月21日，經過秘書朱楹同誌同楊副主席的陳秘書電話聯係，我請求約見楊副主席。我還準備了一個受接見時的匯報提要。
2月2日晚8時，軍委楊尚昆副主席兼秘書長應我的請求在他的住地接見了我，同我談了話。楊副主席第一句話就說：“粟裕同誌1958年的事我了解，當時我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得罪了兩個半元帥，兩個是彭和聶，半個是陳。”我當即表示感謝楊副主席對粟裕同誌的關心和信任，並請楊副主席理解粟裕同誌的沉痛心情。粟裕同誌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當年的會議文件又都存了檔，並不斷被查閱，繼續擴散著歪曲曆史、顛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誌的心靈創傷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劇更迫切期待問題早日解決。接著楊副主席懇切地談起來，我回家後立即追記如下：
楊：我本來就想找你來商量商量，你寫的信耀邦同誌轉給了我，我把當時的材料粟裕同誌的發言都找來看了。
楚：謝謝您這樣周道。
楊：我同愛萍、秋裏，我們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個解決辦法。這件事，就是元帥們當時對粟有些意見，主要是彭、聶、賀，陳也有些意見。當時都說了過頭話。粟裕同誌自己的發言，特別是第二次發言也說了過頭話，按現在的說法，就是違心話。
楚：當時他不作違心的發言是過不去的。
楊：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問題是怎樣處理？怎樣不引起新的矛盾？
楚：那時的當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楊：當時有意見的現在還有在的嘛！聶嘛。搞得不好那頭又起來了。我為此事同聶老總談過，問他怎樣處理？他說：“我考慮考慮。”這次會議還批了其他的人，很複雜。我們三人研究了一個方案，即宜粗不宜細，發一個文件，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全部收回、銷毀。收文件時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寫銷毀也可以不寫，待收回後再由辦公會議作出決定銷毀，這是一方麵。另外怎樣同粟裕同誌談一下，明確說這件事已經不存在了。要談就是軍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談。愛萍同誌認為這樣處理可以，撤銷這次會議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誌談一談。
楚：我原來設想能起草一個簡單的決定，就寫經中央軍委決定，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誌的批判。
楊：當然也可以這樣設想，寫個決定，但又顧慮到引起別的問題。寫決定就要寫對與不對，覺得還是回避這個問題，收回全部文件為好，以後曆史上就不提這次會議了。本來就打算找你來談一談，聽一下你的意見。
楚：我個人認為如果這樣處理也是一個辦法。據我了解，粟裕同誌本人沒有設想過要逐項地甄別他的問題，這已是曆史問題了，有當時的曆史背景。但是我覺得如發文件收回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以注明“撤消”“銷毀”為好，否則將弄不清楚。我還要報告一下，我這次寫信是瞞著粟裕同誌的。因為現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問或再申訴，而我對能否有結果也無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處理，將更使他受刺激。
楊：那就這樣，你先同粟裕同誌說說，可以說你有這樣的設想，也可以說是我的設想，聽聽他的意見，不算是最後定下來，他有什麽意見我們還可以考慮。過了年我再找你來，你把他的意見告訴我，然後我來辦。
楚：那就太感謝了。我就同粟裕同誌談談，他近來病情尚穩定，頭腦還清楚，我告訴他是您的意見。他對你是非常信任的。本來他以為三中全會後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豈知總政一拖再拖。粟裕同誌上送申訴報告後，曾同聶總當麵談過，聶總當時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裏，我會說話的。”其他領導同誌也都表示應該解決，可是總政卻不辦。我甚至曾經想過，如果中央認為還應該維持對粟裕同誌的批判，那也應該告訴他本人，並允許他申訴，而不能置之不理。
楊：中央哪有這個意思！
楚：我也相信中央不會有這個意思。
楊：總政未處理是什麽人負責的時期？是韋國清同誌的時期嗎？
楚：是韋國清同誌的時期。
楊：他是不會辦的。他就是不辦這樣的事。那就這樣！你征求一下粟裕同誌的意見，年後我才能有時間辦，到時候我去同粟裕同誌談。事前我先找你再談一次。
楚：謝謝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誌談話時請秘書同誌作個記錄，我們留個記錄好嗎？
楊：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寫好個記錄給你。
楚：太感謝了。
在結束談話時，楊副主席還說到陳丕顯同誌是主張把這個問題盡快給解決了的。又說到有人說肖克同誌有個平反決定，他看了，也隻是個很簡單的含糊的東西。
我追記完這次談話已經晚上10點半了。
1983年2月4日上午，我對粟裕同誌說：“我有一件事，先前一直不敢告訴你，還好，現在看來這件事還算辦得可以，所以才敢對你講。我為你1958年受錯誤批判一事向中央寫信作了申訴，還得到中央受理呢！現在有了一點結果。”接著我便對他講了全過程。他當時的表情顯得很深沉冷靜，思索一下說：“好！這件事了了，我也就沒有什麽放不下的事了。”接著他交代我在尚昆同誌再次約見我時，替他本人講一講，表示自己的態度。我記錄如下：
“一、衷心感謝您親自主持來解決我的申訴，衷心感謝中央、中央軍委對我的關心。我因病不能前來當麵致謝，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謝意。
二、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一個曆史問題，情況複雜，牽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細的精神來處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見不再就我個人的問題寫文字的東西，而是把這次會議的問題一次解決掉。我相信妥善地處理了這個問題，將大大有助於恢複和發揚我黨我軍實事求是、有錯必赳的光榮傳統，並有利於肅清所謂“反教條主義”的流毒，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建設。
三、對於起草文件有幾點具體要求：
1、要求文件明確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樣。因為這次處理是政治上作出的處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為是就文書檔案作出的技術性處理，若幹年後還會產生歧義。
2、撤銷的範圍，應包括文件、發言、簡報、記錄等全部會議材料，存放在個人那裏的，由組織上收繳。
3、請求由中央軍委辦公廳派人負責收回全部文件、材料，並負責銷毀。”
1983年2月13日是春節，節後有一段時間了，還沒有得到楊副主席的召見。3月14日我給楊副主席寫了如下一封信：
楊副主席：
您好！
遵照您的指示，我於2月4日向粟裕同誌轉述了您對我的接見。粟裕同誌得知您親自過問他的問題，十分高興，十分感激。他說，他完全信賴您，期待著您的來到。對於處理原則，他很同意；有一點具體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見時麵報。
我們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這個問題能早日有個結果，請您能諒解我們這種急切的心情。何時賜見，請秘書同誌通知我。請恕我打擾。
此致
敬禮
楚青
3月14日
隨後我又托楊昭明同誌向他父親報告我要求召見。過了不久昭明同誌打來電話，說他爸爸這幾天較忙，身體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過來，就約見我。
1983年4月末，粟裕同誌病情加重，30日楊副主席來301醫院看望他，粟已連續幾日呃逆不止，當時正在輸液。楊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後，出來對我說：“粟裕同誌病得這樣痛苦，今天我就不對他講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談吧。”我聽後內心極度失望和痛苦，並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楊副主席未按預案談話，粟病得厲害、病得痛苦確是實情，但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呢？
晚上，我在一張日曆紙上寫下：他的病情正在迅速惡化，大概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少奇同誌有一句名言：“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相信人民總是會正確判斷他的，我隻有將它交付曆史了。
此後，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經專家匯診，決定安裝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裝起搏器的當夜引發暴發性肺炎，於1984年2月5日下午4時33分逝世。（301醫院與阜外醫院、北京醫院的三位專家會診，一致認為粟裕同誌需要安裝起搏器，專家們的診斷是準確的，他們醫治認真，手術也是成功的。但由於醫療外的環節出現意外，導致粟裕同誌接受了兩次手術，並在進行第二次手術過程中嚴重受凍，引發了暴發性肺炎。第一次進行手術時，專家們已在病人胸部切開口子，但打開起搏器密封包裝時，卻發現型號不對，該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囑用的型號，不得已隻好臨時縫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並緊急派人重新采購。第二次手術是另一天下午，2時許，病人坐上輪椅，我們把他推到手術室，而手術室的門卻鎖著，趕忙去叫管鑰匙的人開門，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見來人開門，隻能在走廊裏挨凍等待。手術樓比病房溫度低得多，走廊裏則更冷，我們雖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開門，已將近下午5點。進入手術室，室內是冷的，立即打開暖氣，但一時溫度上不來。粟裕同誌脫去衣服躺在幾乎是零度的X光手術台上做手術。手術結束，三位專家麵帶笑容說：“成功，成功。”我們還特地向他們寫了感謝信。當晚半夜，粟裕同誌發高燒，發生暴發性肺炎，終於不治身亡。）他終於沒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結果，他離去時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靜的。他已經不相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指望解決這個問題了。他相信自己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了。我深信人民和曆史自有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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