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令人肅然起敬：一個普通美國姑娘的超凡境界 (圖)

[轉貼]令人肅然起敬：一個普通美國姑娘的超凡境界(

在她生前，我們有一麵之緣。那時除了同情，我對她沒有多少了解。在她死後，我才開始有點認識她了。

她有一個好聽的名字：TAMI FISK，還有一個親切的中文名：費田妮。高挑的個子，俊美的麵龐，文雅的舉止，走到哪裏都引人注目，有人讚歎：她就是英國王妃戴安娜的翻版！

美麗的女人大概都會在最佳年齡被上帝召回，讓那美貌永遠定格在世人的記憶。有人說那是天妒紅顏，真是這樣的話，老天豈不太殘忍？也有人說，那是造物主珍惜創造，不忍心完美一點點消蝕。戴安娜凋謝於鮮花盛開的36歲，田妮僅僅多活了四年。

對她的辭世，我不知道應該痛惜，還是應該慶幸。她留給家人和朋友們的遺言則充滿了歡欣：

今天，我徹底解脫了！也許這不是你們希望、祈禱和等待的，但是我卻得到了一副嶄新的健美身軀，可以自如地奔跑跳舞，不再疼痛，精力充沛。在天堂，上帝親手擦去了我的淚水，讓我沉浸在愛、舒適與溫馨的幸福中，那是人間極少嚐到的甜蜜。在愛我勝過愛他們自己的上帝和基督身邊，我知道，今天我獲得了新生。

如果你知道她在人世的最後幾年一直深受癌細胞的折磨蹂躪，也許會衷心祝福她的離去，和她一樣為最終擺脫痛苦喜極而泣，我寧願相信一切都像她所說的那樣。

從她的詩一般的遺言中，不難看出，她是一個基督徒。宗教是神奇的，對於信奉它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內容豐富駁雜，不管詆毀它們，還是讚美它們，都無法抹煞一個事實：每個教義均包含著勸善憐弱悲苦慈愛等道德指示。有人視而不見，有人閱而不從，有人謹守終生，端看受教者如何領悟。田妮則信得深，悟得透，持得牢，行得久。

她出生於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小學一年級的老師也是循循善誘的信徒，給她的啟蒙期注入深厚影響。從記事起，教堂和家、學校一樣熟悉；聖歌和兒歌交織一起伴隨著她逐漸長大；常聽的聖經故事、先知告誡、使徒行跡，使她的藍眼睛更加純潔清澈。田妮曾寫信說，她是一朵遲開的花，特笨，很晚才真正覺悟要為上帝服務，而不是簡單轉述父母和老師的教導。她這樣說對自己有點過於苛刻。事實上，她的覺悟是在八九歲時。她回憶道，八或九歲在教堂看的一部電影一下子讓她明白了自己的人生目標。電影的片名和內容已經不記得了，或者說，當時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裏麵的一位教會護士身上。深深打動她的不是演員的容貌和穿著打扮，而是通過治病救人把上帝的愛帶給人間的行為。整個放映期間，她一直能夠感受到上帝的召喚。雖然沒有聲音，但是她強烈地感覺到了。她說，那時起，就認識到了自己要做傳教的醫學使者。聽著有點神奇，這分明是一個早熟的天使。在別人仍然抱芭比娃娃玩過家家時，她已經鎖定了未來的方向。以後，她一步步走向這個目標，跨進了愛默瑞醫學院。田妮內心蓄積的善良博愛沒有隨著人情世故的積累而消退，相反日益充沛，時時催動著她邁入塵世凡間，趕到每一個需要救助的人身旁。她甚至等不及畢業，上學期間，報名參加了一個短期服務隊去過非洲的讚比亞。這次經曆讓她認識到選定的道路坎坷不平，除了信仰、幫助窮人解脫苦痛的願望，還要有腳踏實地的準備，包括語言溝通，技術支持等等。

從非洲回來後，她認識了幾個參加教堂活動的中國訪問學者。這些黃皮膚的人，每個禮拜日都會帶來親手烹製的中國飯菜，讓教友們分享。飲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由此引起的興趣自然轉入其來源與主人。中國學者對本國自然地理、風俗習慣、傳統文化以及中醫藥的介紹，讓她著迷。她說，等你們回國後，我會去中國看望你們。這句似乎不經意的話，改變了她的服務對象。她的眼光從非洲移向了東方，在即將投身的計劃中列入了亞洲、中國。她覺得到亞洲去，到中國去，是上帝傳達給她的意誌。

經過一年多的尋找、聯係，寄送了無數封信，她興奮地給朋友寫信說，上帝打開了大門，讓她獲得了一次絕妙機會，被選送中國做三個月住院醫生。她乘興而去，一見鍾情。在那兒，她常常忘了自己是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覺得如同在家裏一般，隱隱有一種前生來世的神秘緣分。結束時，她承認“我愛上了中國”。她相信這是上帝的指引，未來她的使命就是把上帝的愛奉獻給中國。

父母不是有錢人，田妮欠下的學生貸款和日常生活費用全靠自己打工賺錢支付。然而她還是不為國內的職位所動，堅持尋找申請到中國服務的工作。盡管工資低得多，但上帝在那裏召喚，召喚她回到中國去。那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信息閉塞，生活環境、物質享受遠遠落後於美國。在西方經濟學課堂上，中國是和非洲相差無幾，經常被用作貧窮社會範例。何況田妮曾親身體驗過，但她矢誌不移。

在美國，學校教育鼓勵學生當義工。義工經曆是大學錄取的重要參考指標，大中學生一般都會參加。可像田妮一樣熱誠到癡迷程度，就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積極做義工的年輕人，我接觸過幾個，有的是為宗教信仰所趨，有的則純為善的觀念，與宗教無關。他們的心願都是到偏僻落後貧窮的地方去，為需要救助的人們，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無論支撐他們的力量是什麽，都令人肅然起敬。

在中國，一些一般城市人打死也不願去的地方，如西南少數民族村寨、西北高原大漠，卻常可見到近現代西方傳教士的蹤跡。過去說是文化侵略，未免以偏概全。仔細想想，不免心生疑惑，為什麽要侵略到人煙稀少的荒山野嶺窮鄉僻壤？為什麽自掏腰包用昂貴的西藥救治重病的受苦人？為什麽潛心研究當地土語，為沒有文字的民族編製完整的拚音係統？為什麽在物資嚴重匱乏，各種生活享受條件都不具備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輩子？我相信大多數堅守荒漠的傳教士，他們內心充滿了高尚的人類道德和宗教情感，秉持著借救助窮苦為形式傳播上帝之愛的神聖使命。沒有這種精神力量支持，很難想象他們會心甘情願地長期生活於自小習慣的文明社會之外。

田妮和她的教會前輩們相比絲毫不遜色，一樣精神可嘉。她把自己稱為“醫學傳教士”，認為行醫和傳教是她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1990年從醫學院畢業後，她在羅柴斯特大學醫院做過四年兒科醫生。九三年，曾到北京兒童醫院和昆明醫學院工作過三個月。九五年，如願以償，參加了國際醫療服務機構的一支醫療隊，深入到中國的腹心，在四川涼山州西昌市涼山衛生學校，一邊行醫，一邊教學，直到九八年。她本來懷揣著向中國同事、學生以及病人傳播上帝大愛福音的願望，不過，她知道，中國的“宗教自由”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她留下的書信中，很少涉及這方麵的內容。大量的記載是她對中國，對朋友、同事，對兒童，對病人的深厚感情。可以這樣說，她是有意識地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輸送了愛的溫暖，展現了愛的魅力。

涼山是彝族聚居的主要地區之一，山高林深，荒僻落後。從中國的一個衛星發射場設在此地，可知那裏的基本麵貌了。千百年來，涼山來過一些外國人，但在當地彝族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定有一個是費田妮。涼山印下了她的腳印，邛海保存著她的倩影。田妮去過世界不少地方，但中國、四川、涼山是她心目中僅次於美國故鄉的一方土地。一旦提及，清澈美麗的藍眼睛便更加溫柔，語氣更加溫馨。

2009年10月4日，諾貝爾基金會評選出三位在諾貝爾獎一百多年的曆史中最受尊崇的獲獎者，他們是1921年物理學獎得主愛因斯坦，1964年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以及1979年和平獎得主特雷莎修女。這三位都是名實相符的響當當人物，不像歐巴馬總統爭議頗多。特雷莎修女是歐洲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虔誠的天主教徒。她12歲加入一個教會所屬的兒童慈善會時，就知道自己未來的職業是幫助窮苦人。15歲和姐姐到印度接受傳教士的訓練。27歲決定終身作修女。她在印度加爾各答從行醫入手，收容救治窮人。她展示愛心的同時，把尊嚴還給了窮人。一位重病流浪老人被收容後，臨死前拉著特雷莎的手，感激涕零地說：“我一輩子活得像條狗，而我現在死得像個人。謝謝了！”這個感謝的分量，遠遠超過了諾貝爾獎牌。印度人感謝特雷莎修女，當她97年去世時，舉國哀悼，如喪考妣，規格不亞於本國聖雄甘地。田妮深受特雷莎的影響，始終踏著特雷莎的腳步前行。一個融入印度，一個投身中國，若天假時日，田妮成為舉世聞名的特雷莎第二，亦未可知。

特雷莎和田妮選擇印度與中國有一定偶然性。她們內心濃濃的善良與博愛情感，在任何地方都會璀璨綻放，廣撒博施。她們不是因為喜歡印度、中國而在此貢獻愛心，而是本來具有愛心，才貢獻給了那裏。同時，也是由於看到了當地存在的某些與自己理念衝突的現象。比如，田妮痛心許多中國人視錢為上帝，迷失了生活意義，需要有人引導。如果把因果顛倒，把她們說成單純愛印度或中國，那就歪曲了兩位聖女的本意，同時也是把她們豐富的內心情感，貶低為守土守炕守鍋台的短識村姑了。正是由於她們內心充滿深厚的善良與博愛情感以及救苦救難的胸懷，人們才覺得可親可敬。

涼山彝族人記得，當得知外國醫生來到此地為人看病，村村寨寨轟動了，不約而同趕來投醫。幾十幾百紮成堆，擠成團。田妮和國際醫療隊的同事們忙得連軸轉，不僅在門診看，還要在住處看。最多的時候，曾在三天裏接待了800多個病人，要是告訴美國同學，一定會把他們驚得嘴要張成大“O”形，半天合不上。田妮說，這樣雖然累點，但對病人有好處。而且當地醫生通過臨床觀摩，可以提高水平，更好地服務於病人。要不然，窮苦的彝族人隻能跪拜薩滿，懇求“畢摩（巫師）”施法，憑運氣決定生死。一位彝族婦女說，費大夫看病，連少吃鹽，最多一點點，都要叮囑幾遍。洋大夫不懂彝語，但人人都能感受到，“費大夫真的有一顆好心！”一個幼兒得了肺炎，母親喂奶增加了孩子的呼吸困難。費大夫比母親還著急，想了好幾種辦法，買來適用的嬰幼兒用品送給那位母親。一個重病孩子，因為家貧，無錢交住院費而被父母抱回山寨。費大夫急了，跑去問醫院領導，為什麽醫院不能像巫師那樣，收些雞豬代替錢呢？那樣不是可以解決窮人的困難，多挽救兩個病人嗎？領導知道她是真心為病人著想，可是隻能苦笑。特雷莎嬤嬤說過，人類的不幸並不在於有貧困、疾病或饑餓，真正的不幸是當人們生病或貧困時，沒有人伸出援手。田妮常常為自己不能給別人提供更多幫助而自責，在書信中留下了大量祈禱和祝福。在祈禱和祝福中，病人總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國，田妮表現的像個工作狂。她全身心投入，每天都把自己的工作時間安排得滿滿的，行醫、教授醫學知識和英語，同時還自學漢語和彝語。當她能夠越來越多地聽懂並理解內在含義時，她高興地寫道，上帝打開了我的耳朵。可以直接聽病人描述病情，並向病人解釋，不需要借助翻譯之口了。為了更多接觸普通人，增加學習漢語和彝語的機會，她積極參與舉辦街頭講演和義診，宣傳戒煙、戒毒、營養學知識和防治肝炎、艾滋病等的常識。她特別得意有些孩子能聽得津津有味，十分高興每次都有人向她保證今後一定戒煙。這是對她苦口婆心的最好回報。

從富裕的美國來到貧窮的中國山區，田妮沒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認為自己是普通人，所以要和普通人在一起生活。她謝絕了當地的特殊安排，堅持從條件較好的賓館搬到醫院宿舍樓。盡管這裏經常停電，沒有暖氣，冬天很冷，但她照樣抓住了歡樂。她跟家人說，你們想像不到，我在西昌打破了一項紀錄，坐在屋裏，身上要穿15件衣服，這可是在寒冷的丹佛都從未有過的。停電時，我們點著蠟燭洗澡，點著蠟燭吃“浪漫的”晚餐，幹任何事情都需要舉燭照明，很好玩。在宿舍樓裏，每天可以聽到人們在窗下交談，哼著歌曲走過，洗衣服的嘩嘩聲，做飯的鏘鏘聲，小孩子遊戲、練琴，還能聽到商販們的吆喝：“買饅頭”“賣牛奶”“修理鍋碗”。這一切，田妮都饒有興味，就像在美國的歌劇院聽歌劇。她慶幸有了真正的鄰居，這才是生活。一切她都自己動手，有一次興奮地向家人報告，你們猜猜我的晚飯吃什麽菜，“螞蟻上樹”，是我自己做的，很好吃啊！儼然徹底中國化了。

和所有善良博愛的人一樣，田妮也特別喜歡孩子。當年她在西昌住所鄰居的孩子們，如今已經成年了，他們還記得，每天一有空就往好脾氣的“費阿姨”屋裏鑽，把那裏當成自己的第二個家。“費阿姨”給他們講好多童話故事，領他們到山坡采摘野花，圍成一圈，用泥土做生日蛋糕，表演聖誕節的歡慶場景。對這位外國“阿姨”，他們喜歡極了，發誓一定要教會她彝語。田妮則記得，男女孩子，她的語言小老師們，身穿彝族的服裝，和她一起玩“老鷹抓小雞”。拉著她去爬山，野花塞了滿懷。溪邊戲水，像蝴蝶一樣撲向她。天地山林間響徹稚嫩童音“費阿姨，費阿姨”的呼喚。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石頭捧來一捧又一捧，衣襟拉起兜不下，孩子們仍在嚷著：“費阿姨，給你一個，再給一個，都給你。”這裏的孩子慷慨大方得絕無僅有，空前絕後，把田妮本來就柔軟的心徹底融化了。

田妮獻出了愛，從不後悔。值得欣慰的是，她每天也能感受到周圍人給她帶來的溫暖和快樂。孩子們自不必說了，那是快樂的源泉之一。節日來臨也無需細表，一家接一家熱情邀請，她是最尊貴的客人。圍成圓圈跳舞，唱歌，狂歡，隻要她在場，必定是眾星捧月的。即使平時，為了感謝她不嫌窮僻和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好客的涼山人也恨不得傾其所有，把最好的美味獻給她。後來田妮回憶時，仍掩蓋不住享受溫暖的愉悅。她說，當地人的好客和慷慨，讓她打破了以往遵守的三項飲食習慣：1、不吃生長在石頭下的東西；2、不吃超過十條腿的東西；3、不吃活著的動物。假如一直生活在美國或其它什麽地方，她決不會改變。可是在中國，在涼山，她不忍看到人們失望的眼神，無法拒絕人們如火樣的熱情。所以，她吃了，而且不是一條，而是兩條，長著“可愛的”22條腿的油炸“爬沙蟲”，沒有任何怪味，感覺還可以。當同事像給“畢摩”獻貢品一樣，捧上蠶蛹，裏麵有蠶寶寶的那種，也是盛情難卻，她也吃了。如果不知道吃的是什麽，嗯，味道還不錯。這已經不是歐美的禮節，而是中國式的人情。

當然，她並不總是微笑，有時也會寫信抱怨，比如，互聯網老出問題，不能及時收到電子郵件；彝族人更相信薩滿；中國人到處噴雲吐霧，缺乏公德心等等。有一次感冒，躺在床上，雖然有中國同事精心照顧，但她還是情不自禁想念起遠隔萬裏的家鄉，想念飄香的咖啡、新鮮的蔬菜沙拉……

隨著和周圍人們越來越熟悉，越來越融洽，中國朋友很自然地開始關心起田妮的戀愛婚姻問題。她大方地坦白，我已經年過三十，有時候，特別是在生病時，會感覺孤單。如果選擇丈夫，我隻有一個條件，並不高。因為我的目標在中國，在這裏至少要工作一段時間，所以，他必須跟我想的一樣。我知道，這樣可能會讓我失去一些很好的機會，但是我不會改變。事實上，她有過幾次機會，但都沒有結果。那個在她看來十分簡單的條件，對別人來說也許是無法逾越的鴻溝。98年後，她的健康狀況惡化，以致終其生命，沒有人相伴相守。這是她短暫一生中的缺憾。中國朋友說起這事，無不感慨她是為了中國耽誤了。

2005年初，我和太太去看望過她。我太太曾經指導她做過實驗，點撥過中文，有半師之誼。那時，她已經跟癌症搏鬥了好幾年，疾病和化療折磨得她虛弱不堪，說話有氣無力，她主動談起了纏身病魔，知道癌細胞全麵擴散了。她說，發作起來，疼啊，真疼啊。然而在談話中她隻是微微皺了幾次眉頭，咬了幾下嘴唇。我們為她的堅強感動得心疼，卻找不出合適的話來安慰，於是聊起了中國。她憔悴的臉上立刻浮現微笑，透出紅暈，拿出在中國時的相片簿指點著，講起往事，還會笑出聲來。對那一段經曆和中國，她的懷念和熱愛，深厚真摯，令我心口陣陣發熱。臨分手時，她堅持送到門口，扶著門框說，我還想去中國，這次去西安，看兵馬俑。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既有對她的敬意，也為了掩飾眼中的淚光。

兩個月後，朋友打電話說，田妮走了。我和太太，彼此“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在她的追悼會上，每個發言者都提到了她與中國的緣分，那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朋友還特意重複涼山彝族人對她的評價“她有一顆好心”，在場者無不認為恰如其分。那句質樸語言，是對她善良博愛情懷的最高褒獎。看著田妮的遺像，與會的中國人都痛感失去了一位同胞姐妹，許多人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