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員，糖果和孩子們

飛行員，糖果和孩子們

飛行員--糖果--孩子們，這條意想不到的鏈子讓我看到關於一個美國飛行員哈佛森感人的紀實。轉載於此希望這篇“甜甜的”博文和我的美好的心情能與博友分享：

1948年6月，蘇聯人剛一切斷所有通往柏林的水陸交通，哈佛森就接到命令，開始向柏林城運輸食品和其他生活資料。在空運最繁忙的時候，他和同伴們每隔三分鍾就著陸一架次。“我們在機場卸載138袋麵粉，就返回萊因-美茵機場，再裝貨。自己甚至都沒有機會看看柏林城，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不停地起飛、休息。那天我決定不睡覺了，四下裏轉轉。”


在機場拍照的時候，哈佛森遇見了一群大約三十個孩子，他們聚在機場欄杆外麵，看著運送物資的飛機不停地起飛降落。“我跟他們聊了一個多小時，在我最後轉身離開的時候，突然意識到這些孩子們有點特別。我曾到過巴拿馬和南美的一些地方，那裏的小孩子們會圍著你，揪著衣服，一路追著你要糖吃。”“這些德國的孩子們根本就吃不飽，都餓著肚子。但是他們對於正在進行的物資運輸感到非常驕傲，甚至沒有一個人想到要糖吃。”哈佛森在口袋裏翻到兩個口香糖，他把每個口香糖掰成兩段，隔著鐵絲網，遞給外麵的孩子們。“我簡直不敢相信得到口香糖的那幾個孩子臉上的表情。他們非常仔細地剝開糖紙，小心翼翼地不碰掉一點碎渣渣，然後，把糖紙撕成小片，分到大家手裏。其他的孩子們快活地聞著糖紙的香氣。”

“隻要三十美分，我心裏盤算著，就能給這些孩子們帶來幸福和快樂。”

盡管這是違反紀律的事情：從飛機上麵投擲救濟物資是很正常的，而口香糖則不然。哈佛森還是決定下次飛往柏林的時候，用幾個小點的降落傘空投幾袋糖果下去。第一回空投用的是三個手帕做成的降落傘，投下去的是哈佛森和副駕駛員還有機械師三個人每周定額配發的糖塊。


“當我們飛過機場的時候，我向下望去，那群孩子們擠了一堆在那裏。我向他們振動機翼，孩子們看見以後，都高興得快發瘋了。我們把包裹扔下去，但是不知道結果如何，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滑行在跑道上麵了。我很緊張，不知道是不是被發現了，或者有沒有傷到孩子們。”卸完貨以後，哈佛森趕緊跑到機場邊上，“我看見鐵絲網外麵三條手絹正在瘋狂地舞動著。”

這就是日後被柏林人稱之為的“小食品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裏，哈佛森繼續著自己的冒險，每隔幾天就投下一些糖果。最後，他的行動被發現了，被帶到了上級辦公室。

上校問我在做什麽。我說：“忠實完成任務，長官。”他說：“哈佛森，我並不蠢。你還幹了些什麽？”我隻好告訴他事實真相，他嚴厲批評了我，然後告訴我我很幸運。“你的一個降落傘差點砸到一個記者頭上。” 他取出一份報紙，整個頭版上都在報道這件事情。上校對我說：“將軍打電話過來表示祝賀，我甚至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繼續幹吧！”

接下來，“簡直像掃蕩一樣”。飛行隊裏的同事們都把配給他們的糖果捐獻出來。這真的是捐獻呢，因為在那個時候，一塊巧克力就能讓一個德國人洗一星期衣服呢。大家還把自己的手帕拿出來繼續糖果空投行動。後來，他們飛行隊的手帕都用完了。舊T恤衫也派上了用場。當孩子們聽說哈佛森沒有降落傘了，他們把以前投遞糖果的降落傘送回來，接著用。

寄給哈佛森的信封上寫著：“巧克力投手收”或者是“振機翼叔叔啟”。第一次空投糖果以後，信件就如潮湧般飛向機場。哈佛森的空投行為被發現以後，給他專門配備了兩個德國秘書來處理每周上千封孩子的來信。大多數信件都采用統一形式回複。有些特殊的還是交給他本人來處理。


“有個叫比德的孩子寄給我一份地圖，讓我往他家門口投些糖果。他告訴我，飛到柏林的時候，先飛到斯伯裏河上，然後折回來，過兩座鐵路橋，他家就在角落上一處被轟炸過的房子裏。他還說，他會每天下午兩點種都會去那裏等我。”

“我找了他幾次，但一直沒有找見他。” 後來這個孩子又給我寫了一封信：“我給你了一份地圖，你都找不見地方。你是美國空軍，還是個飛行員，像你這樣，你這家夥怎麽能打勝仗啊？”最後，我們隻好寄給他一個包裹，捎了些糖過去。


還有個叫墨西迪斯的小姑娘也寫了同樣的一封信：“我家很好找，因為院子裏有幾隻白顏色的小雞，你隻要找這些白色的小雞就可以了。”哈佛森和他的機組人員反複地找這些小雞，最後也隻得寄些糖果給那個小姑娘。

他們給東德這邊的也投遞了一些糖果，但是蘇聯方麵抗議說，這是侵犯東德領空的行為，是“令人發指的資本主義詭計”，他們隻好作罷。

哈佛森所做的一切傳到了美國，成千上萬個掛著糖果的降落傘寄到德國來，請他們投遞下去。在匆匆回國期間，哈佛森遇見了一個糖果公司的老板，他非常願意出點力。“我告訴他我們需要大量的糖果，然後就忘了這件事了。有一天，我飛回萊因-美茵機場的時候，有個夥伴說想給我看點東西。他領著我走到停機坪旁邊，停放著一輛集裝箱車。裏麵裝了3000磅糖果，在接下來一周時間裏，又送來3500磅。”

這幾噸糖果，簡直就是黑市上的金礦，有哨兵全天守衛，以後再往柏林運送物資的時候，每次都帶上100磅糖果，這也是飛機允許的最大超載量了。在柏林的一個監守所裏專門騰出了兩個單間，先把糖果鎖在那裏，直到給全城的孩子們舉辦聖誕節聚會的那一天。

後來，哈佛森升任少校，70年代，重返柏林負責管理這個空軍機場。當時，柏林人像迎接自己的孩子一樣歡迎他。“我管理這個基地四年時間，在此期間，每天都會接到晚餐邀請，或者官方的招待宴請。”由於日程安排太滿，哈佛森把來自一對德國夫婦的邀請推遲了一年多時間。“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隻是覺得我們應該去赴宴，因為他們一直在堅持而且非常耐心。女主人在門口迎接我，把我帶到他們的小瓷櫃前，取出了很多年以前我寫給她那封信，在信裏我告訴她找不到她家在哪裏。”“我就是墨西迪斯。她說，現在我們一塊出去，我給您看看您一直找不到的那些白色的小雞在哪裏吧。”


多年以後，重返柏林，哈佛森一下子就被認出來了，人們衝上來抓住他的手，熱情地問候，擁抱，淚水伴著笑容流淌。在柏林封鎖期間，羅斯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他回憶說：“我家當時就住在機場隔壁。每天一放學，哥哥和我就飛奔回家，坐在房頂上，看飛機降落。有一天，我們正坐在那裏張望，突然，有個降落傘掉在我家院子裏。是從天而降的巧克力！今天聽上去這一切太富有戲劇性了。但在當時，這是個特殊的信號：我們柏林人會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