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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八九攤牌餘談 zt

(2010-01-20 09:14:56) 下一個
趙紫陽八九攤牌餘談

● 當趙費盡心力,無法改變四二六社論定性時,便決定訴之於天下輿論,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但決定趙的成敗的關鍵人物是楊尚昆。

《改革曆程》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令人想起《赫魯曉夫回憶錄》。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曆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隻得到“模糊性”的解釋,給後人留下發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製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衝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嚐試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政治家(politician)。人物一旦交給曆史,便任由評說。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製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隻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甚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甚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社的宗鳳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改革曆程》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甚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誌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製了。”(宗鳳鳴著作中收入的“同楊繼繩的談話記錄”中,並無上述這些話。)

總書記務求“現場直播”

我在這裏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位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天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中央電視台對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感到驚訝,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種細節,而“直播”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當趙紫陽確信電視“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隻手有節奏地拍著沙發扶手,打起腹稿來。

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顯示,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可能是一件驚人的秘密。那時,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譁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隻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裏,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曆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麵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據說,當晚鄧小平一家人看到這番群情激憤,反應竟至於此:“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趙紫陽事後稱他“始料不及”,顯然很勉強,看看上麵的標語就知道,爆料出“鄧掌舵”的政治意味,隻有一個,也是“路人皆知”的:撤簾嘛!趙作為總書記,政治靈敏度決不至於比老百姓還低。另有一個直接的類比,就是“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改革曆程》二十九頁)。趙很清楚鄧家最怕“暴露到第一線”。而且,即便如三種“事後解釋”所稱,要向戈氏單獨說明,完全不必“現場直播”,反而是避開媒體才對。

紫陽風頭正健

所以本文認為,這是趙紫陽的一個大動作──在他殫精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論”定性,便決定訴之於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甚麽?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那麽,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隻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在此回憶錄中也表明,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賴趙之深,此其一;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誌,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曆數老人政治。“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甚麽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餘,“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甚麽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隻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鳳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楊家將“玩火”兩頭耍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麵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曾有一個製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裏、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份量不夠。萬裏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權力否決戒嚴令的嚐試,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隻敢中立。

在高層另有一個人是舉足輕重的──楊尚昆。無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改革曆程》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如石沉大海。我們隻可鉤沉一二。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隻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三○一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曆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二○○一年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玩別人,最終也玩了自己。

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緩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隻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複出後,八○年初廢華國鋒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製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複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麽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係,聶、徐兩帥皆不準,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鄧於是隻好自樹權威抓兵權。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績。葉劍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裏沉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而葉帥就在“十一”前病危,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衝擊國慶,醫生隻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曆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隻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的談話》和《改革曆程》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從私人情感來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隻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曆史。這裏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甚麽,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曆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弔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裏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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