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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張寶昌:中南海內部電影

(2010-01-19 20:30:03) 下一個
[轉貼]張寶昌:中南海內部電影

所謂“中南海內部電影”,通常說的就是西樓大廳所放映的電影,是中央領導人同機關幹部、職工一起看的公開發行,或暫不公開發行的電影。張寶昌在中南海工作了27年,耳聞目睹了許多與中南海內部電影有關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相當感人,有些十分有趣。《中南海內部電影》刊載於《百年潮》2010年1期,由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


  西樓大廳觀看電影故事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看電影,分工作片和娛樂片兩種。供片單位和影片類別,有電影局的送審片;文化部通過發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國產片、外國片、香港片;中國電影資料館購進或交換來的外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及文化動態方麵的內部片;中央軍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來的舊片等等。對於首長們來說,通過觀看和審查這些片子,既能擴大視野,了解世界,又能減輕疲勞,得到休息,如果在規定的日子看即將發行的故事片,還能接觸不少機關幹部和職工群眾,無疑,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興的事。當然,西樓地屬中南海甲區,警衛級別是高的,相關人員出入,必須要持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名製作的通行證。但就看電影而言,凡是能進入甲區或在甲區內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幹部工人,職務高低,除了個別情況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這兩天晚上的7時30分,到西樓大廳買票看電影,每場票價兩角,包括首長及其家屬,無一例外。對此,在20世紀60年代初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鄧小平談到幹部作風時,還專門以此為例。他說:“這是中央以身作則,帶了個好頭,它好就好在:(一)不論是誰自己掏錢買票;(二)堅持同機關群眾一起看,並且形成了製度;(三)在規定時間、地點放映,沒有誰等誰、照顧誰的問題,到時間就放;(四)不搞首長個人專場,沒有特殊化。”


  此前,有關部門為了保證中央負責同誌能及時看到國產新片,也曾安排過專用拷貝。雖然後來取消了,但發行公司得到新片時,仍優先供應並收每場折舊費10元 (含新聞、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廠留用拷貝,則每場收折舊費15元。西樓電影同外麵影院一樣,取片是要付錢的,所以看片就得買票,沒有公款招待一說。從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樓大廳看電影的首長有劉少奇、鄧小平、李富春、楊尚昆、譚震林、胡喬木、張際春等,特別是前四位,幾乎每場必到。


  西樓每月在規定的日子裏,平均要放映9-10場電影,國產片一時接不上,就由放映組挑選一些暫時適合機關內部小範圍觀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兩部電影曾引起不小的議論。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舊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剛製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員孫道臨、上官雲珠、謝芳等主演,因此來的首長和機關工作人員較多,當時快把整個大廳都坐滿了。大家看後反映熱烈,紛紛叫好,尤其是鄧小平夫人卓琳興奮地說:“電影拍得真好,演員演得也好,我們當初不少青年參加革命時,就是這個樣子……”其他幾位首長夫人也讚揚道:“故事編得曲折生動,人物感情含蓄細膩。”然而過了不久,這部在我們看來拍得不錯的《早春二月》,卻被人扣上“宣揚小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帽子。問題反映到高層,周總理親自過問。據放映組組長於器海回來對我們講:總理在西花廳看過片子後,還找導演談了話。


  至於20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電影,那天在座的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演員中有江青(江青當時叫“藍蘋”)。當銀幕上出現“某某藍蘋飾”的文字時,場內頓時發出了一陣輕微的驚詫聲。隨著故事逐漸展開,藍蘋的鏡頭也多了起來,由於她演的是個舉止輕浮、不算正麵的角色,所以給人的感覺相當沉重。散場時,王光美習慣性地回頭看看大家,突然一驚,發現江青的女兒李訥也在場,就大聲說:“這個片子的內容我們事先不知道,服務科的同誌也沒有告訴我們一聲。”話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尷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鄧小平出來解圍,他邊走邊說:“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訴他們(指服務科),這裏不要再放這種片子了。”此事說大就大,說小也小,畢竟江青已參加革命多年,是從延安來的老人,當時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過去在上海演的那種電影,自然影響不好。所幸此事無人查問,平靜地過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過了一個月,竟有幾位心直口快的人對我們說:“感謝服務科放映組的同誌,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樓大廳放映的另一類影片,就是專供首長看的工作片(也叫參考片或審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為例,片子從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幹問題的決定》開始,在3年多的時間裏,涵蓋了多方麵的設計、實驗、準備,直至成功進行第一次核試爆的一係列機密內容。中央軍委將此片作了嚴格的分級監管,按不同部門和幹部的不同級別,有針對性地選擇密級放映。在我的印象裏,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當片子由部隊幾名武裝幹部護送到西樓,給中央領導層審查觀看時,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讓人頗感意外。原本在現場值班的工作人員,也被明確規定一律不準擅入放映大廳,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長接電話,才能進去通報並須盡快退出。就連在放映室內,都有隨片而來的武裝警衛嚴加保衛,以防他人進入。這種措施對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遇到。


  作為首長看的工作片,還有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由戰爭罪犯改造為新人的紀錄長片;60年代蘇聯的《雁南飛》、《第41》等,以及西歐、日本的原聲片(現場配同聲譯員翻譯講解)。毫無疑問,所有首長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為黨內高層分析形勢、作出判斷、決定問題提供了不少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毛主席和周總理對電影的關注


  毛主席早期看電影的場所,是離住地僅一牆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組一些零星資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過的美國片有《羅密歐與朱麗葉》、《蘇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鏡》、《血海飛雷》、《基督山複仇記》等。此外,毛主席另一個看電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齋,它位於風景秀美的靜穀園內,未經修飾前,是所很陳舊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長經常來此跳舞;後來安裝了放映座機和銀幕,便成了跳舞和看電影的活動場所。不過平時毛主席很少看,隻是逢年過節為了招待大家,增加節日氣氛,在舞會結束後放映一至兩部香港片或蘇聯片。每到這個時候,舞廳又是另一番輕鬆歡樂的景象:舞伴們和工作人員,人人提著一把椅子,緊緊地圍著毛主席,高高興興地一邊看電影,一邊自在安逸地休息著,而此刻首長也顯得格外安詳,像過年家裏團聚時的老人一樣。


  後來隨著毛主席年齡增高和工作壓力增大,看電影的次數就更少了,甚至一兩個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後他僅在新住地——遊泳池,偶爾看看“樣板戲”拍成的電影。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他老人家健康狀況越來越差,視力和腿力衰退尤為明顯。江青為了調節毛主席的生活節奏和增加他的活動量,精心搞來了若幹“過路片 ”。所謂“過路片”是我們一種專用的通俗叫法,這些片子由香港派專人選定送到廣州,再由廣州當天將片子送上飛往北京的客機,片子到北京後歸江青管,別人不能過問,相當保密,一般不超過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總理對於電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來看待的,不僅重視本國的,也重視外國的,而且還切實做到了“洋為中用”。例如:美國阿波羅宇宙飛船登月的影片出來後,周總理很快就在國務院小禮堂,邀請各部部長和有關領導前來觀看,並極少有地在放映前講話,他說:“今天我和幾位副總理請大家一起來看這部影片,是要了解現在世界科學技術已發展到了什麽水平,看到了他們,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級幹部當然要抓政治、抓業務,但也要重視國外的先進技術,要不斷開闊眼界,增加知識……我們不能長期落後,長期落後是要吃虧的。中國有過沉痛的曆史教訓。”


  當時國內形勢雖然有了初步好轉,但“左”的思想還很重,不少人一談起美國,就說是“帝國主義”,也不敢多說它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現的鏡頭,加上周總理的講話,大多數人開始沉思起來,有人甚至不斷歎息。


  在一段時間裏,我國先後引進了美國的《巴頓將軍》,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軍》、《大海戰》,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歐洲和北非國家的一些影片。對於這些反映曆史、戰爭或描寫某國現狀的片子,周總理在不同場合都十分明確地講過:“就是要花點錢買進來,因為我們同各國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搞禁運、搞封鎖,想孤立我們,用盡各種辦法不讓我們見識世界先進技術,但搞了幾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說我們自己也總會有打開國門、麵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僅要正確認識和總結自己的東西,也要不斷了解和研究外國的東西。看他們——些有價值的電影,是我們了解世界簡易而直觀的辦法。 ”在周總理細心周密的安排下,進口電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樓大廳、國務院小禮堂放映,讓中央首長先看,然後逐步轉為機關內部看,最後上市公演,廣大群眾都能看。如此有條不紊,逐級下來,大家都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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