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堂裏一聲槍響，我的母親刺殺了孫傳芳zt

佛堂裏一聲槍響，我的母親刺殺了孫傳芳

　　1935年11月13日，佛堂裏一聲槍響，30歲的施劍翹為報父仇，近距離刺殺孫傳芳，而她也被冠以“俠女”、“烈女”頭銜，在此後幾十載中，不斷成為民國時期多種演義故事的女主角。

　　1935年11月13日，佛堂裏一聲槍響，30歲的施劍翹為報父仇，近距離刺殺孫傳芳，而她也被冠以“俠女”、“烈女”頭銜，在此後幾十載中，不斷成為民國時期多種演義故事的女主角。

　　家仇

　　母親刺殺孫傳芳的原因很簡單，就為報殺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從濱，安徽桐城人。用了30多年，做到山東省軍務幫辦兼奉係第二軍軍長。

　　1925年秋，孫傳芳聯係了一些反對張作霖的勢力，與奉係軍閥為爭奪安徽、江蘇展開大戰。張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對抗孫傳芳。在安徽固鎮，外祖父被三麵圍住，他乘鐵甲車撤退，但孫傳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鐵軌，鐵甲車翻覆，倒在地裏，外祖父和他的隨從全部被俘。外祖父從固鎮被帶到蚌埠車站孫傳芳的指揮部，雖然有周圍人求情，勸孫傳芳不要殺俘虜，但孫傳芳還是命大刀隊將外祖父斬首，並下令把外祖父的頭掛在蚌埠車站示眾。為了增加羞辱意味，還命人在白布上用紅字寫著“新任安徽督辦施從濱之頭”，並暴屍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親隻有20歲。母親是家中長女，從小聰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歡，父女間感情很深。聞聽外祖父死得那麽慘，母親當時就決意報仇。

　　調查

　　1935年農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親不敢在家裏哭，怕外祖母聽到了更難過，隻好跑到日租界的觀音寺裏燒紙祭祀外祖父。和尚見她跪哭不止，就過來勸慰她皈依佛門。和尚無意中說:“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嗎？”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母親一聽，立刻止住了哭聲，追問下去。

　　原來“九一八”事變後，孫傳芳由東北遷回天津定居。當時華北局勢複雜，一方麵日本極力拉攏這些舊軍閥，當時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都造訪過孫傳芳。另一方麵，南京國民政府的特務機關對孫傳芳這些人也加緊監控，警惕他們為日本人所利用。孫傳芳也深知自己所處環境的複雜，所以他公開聲明不被任何政權利用，閉門謝客，深居簡出。

　　曾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靳雲鵬，下野後也住在天津，他勸孫傳芳皈依佛門。1933年，兩人共同出麵，把天津城東南角草場庵的一座清修禪院買過來，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雲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規定每星期日居士們來林念經。當時陸續來參加活動的有3000多人。母親便化名“董惠”，混進了“居士林”，她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孫傳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孫傳芳的活動規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聽經。母親特別細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別留心一些細節:比如注意觀察孫傳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從哪個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還給自己專門設計了一件大衣，就是為了把手槍安全地擱在口袋裏。

　　1935年11月13日是母親預計下手的日子，但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還沒停。母親想，這種天氣孫傳芳可能不會來了，所以她大衣也沒穿、槍也沒帶，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兒一看，孫傳芳的那個位置空著，而且下麵聽經的人也不是很多。母親以為這一天又沒機會了，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她看見有人過來，給孫傳芳坐的那個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識到:孫傳芳可能要來了！沒過多久，披著袈裟的孫傳芳走進佛堂——據說那天孫傳芳起床後，一上午都在書房裏練書法，吃過午飯，他準備出發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勸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還是出了門。

　　母親連忙出居士林，租了輛車回家，她穿上大衣，裝好槍和傳單，又匆匆地走出家門。那一年我哥哥6歲多了，看見母親回來，就跟在她後麵，“娘娘”地叫，母親也沒多回頭，很快打著出租車又去了。

　　行刺

　　下午3點半，母親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穩定情緒後，她看見離孫傳芳的座位比較遠，便向看堂人說:“我的座位離火爐太近，烤得難受。前麵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對方點頭同意，母親站起來，緩步走到孫傳芳身後，拔出槍對準孫傳芳耳後扣動了扳機，一聲槍響，孫傳芳撲倒在地，母親又朝他腦後和背後連開兩槍。

　　槍聲一響，佛堂裏大亂，母親站起來大聲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後向人群中發了一份傳單。上麵寫著:一、今天施劍翹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傳單一起分發的，還有《告國人書》和一張身穿將校服的軍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從濱。

　　見孫傳芳已死，母親讓人通知警察局趕快來人，自己決意自首，不想趁亂逃脫。這時孫傳芳的隨從也跑了進來，見孫傳芳已死，而母親手持手槍站在原地，也不敢貿然行動。不久，警察到來，將母親帶走。

　　行刺前，她給家裏留了一份類似遺囑的東西:一是告訴家人，留了一筆錢給我和哥哥，以後讓姨母撫養我們倆。二是囑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邊。母親是抱著必死之心去的。她的複仇計劃，隻有一個人知道，就是母親的大弟弟施則凡。母親畢竟是舊社會環境裏長大的，傳統觀念很重。她覺得男的是家裏的頂梁柱，父親已經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麽意外，家裏的損失就太大了，所以執意自己行動。決定行刺前，她專門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後和舅舅仔細商議了行刺計劃，包括如何寫傳單等細節。她事先買來油印機，印好傳單以便散發，還特地拍了一張照片，以便複仇成功後給新聞界使用。母親能行刺成功，表麵上看，她確實有一係列不可思議的運氣。但如果考慮到這是她用10年時間尋找出來的線索和機會，與其說她幸運，不如說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殺事件轟動了天津。當天下午，天津的許多報紙都發了號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報都在頭條位置上刊登了這條消息，一時全國轟動。

　　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審理。母親在法庭上說:“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那時，支持孫傳芳的一些人也在四處活動，希望置母親於不利境地。孫傳芳雖然下野，但結拜兄弟很多。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母親大多持支持態度，畢竟孫傳芳是個罪惡累累的大軍閥，社會各界，特別是婦女界，也都予以聲援並強烈呼籲國民政府釋放或特赦母親。法庭一審判決母親有期徒刑10年；母親不服，上訴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為7年。母親仍不服，再上訴到南京的全國最高法院。在輿論壓力下，1936年10 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公告，決定赦免母親。

　　為母親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馮玉祥。馮玉祥並不直接認識母親，但他早年曾與母親的叔叔施從雲一道參加過反清運動，他聞訊後立即聯合李烈鈞、張繼等30餘位黨政要人，呈請國民政府要求特赦。結果母親服刑不到一年便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