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惠口述：李銳“夜闖美廬”與廬山會議的急轉直下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於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複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複出以後，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幹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後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製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隻知道有萬裏，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後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曆過黨史上重大曆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隻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曆。“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裏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裏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曆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麽？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麽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裏，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於“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後，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麵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誌來說，相當於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裏去發牢騷，後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麽，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裏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誌。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裏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後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麽？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麽，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後，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裏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製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後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於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麽要撒謊？是不是心裏有鬼？還隱瞞了什麽？究竟在搞什麽陰謀？由於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於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麽陰謀，但我們並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後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麽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後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裏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後家英跪在主席麵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麽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裏，怕什麽？”（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裏）；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幹擾了主席，大家今後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麽，也許隻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於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麽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裏知道啊！隻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係很好，和田家英的關係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後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後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後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係，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複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裏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誌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麽有遭到那麽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複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並不明白是什麽意思，幾年後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麽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於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複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複出以後，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幹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後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製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隻知道有萬裏，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後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曆過黨史上重大曆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隻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曆。“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裏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裏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曆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麽？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麽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裏，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於“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後，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麵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誌來說，相當於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裏去發牢騷，後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麽，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裏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誌。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裏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後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麽？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麽，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後，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裏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製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後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於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麽要撒謊？是不是心裏有鬼？還隱瞞了什麽？究竟在搞什麽陰謀？由於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於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麽陰謀，但我們並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後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麽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後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裏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後家英跪在主席麵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麽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裏，怕什麽？”（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裏）；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幹擾了主席，大家今後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麽，也許隻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於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麽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裏知道啊！隻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係很好，和田家英的關係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後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後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後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係，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複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裏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誌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麽有遭到那麽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複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並不明白是什麽意思，幾年後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麽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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