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董樂山在“1984
作者：馮翔
“四月間，天氣寒冷晴朗，鍾敲了十三下。”
這是《1984》的第一句話。
寫下這句話時，英國人喬治·奧威爾一定不會想到，這部小說將被翻譯成60多種文字出版。將這句話翻譯成漢語時，中國人董樂山卻很清楚地知道：這部小說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掀起巨大的反響。
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烏托邦的隱喻小說，《1984》於1949年在倫敦出版，1979年在中國以內部資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譯者董樂山認為：翻譯這本書是他作為社會主義者，對信念的一次堅持，正如他年輕時參加中共地下黨運動一般。
理想引導全家
單純從家世來看，董樂山無疑具備了做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充分條件。
1924年出生在一個逐漸沒落的中產商人家庭，從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覺慧；才華橫溢，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
如果有人硬要從履曆尋找什麽先兆的話，那就隻有他的學曆了：聖約翰大學的英國文學係，對多年後他翻譯來自英國的《1984》而言，也許隻是個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讀中學的董樂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對淪陷區學校去汪偽政權登記注冊並懸掛汪偽國旗發起激烈抗議，因此被開除。他並未氣餒，更把弟弟發展為交通員，到民間傳播抗日思想。不到20歲的他，便以“麥耶”為筆名，蜚聲上海戲劇評論界。
抗戰結束後，在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係就讀的董樂山等人又不斷去劇院散發左翼傳單，發動工人“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直到他單線聯係的直接領導被捕，與黨組織失掉聯係為止。
1949來了。許多朋友勸董樂山去香港，他拒絕了，留在了大陸。他並非職業革命者，但從當時他手不釋卷的兩本書《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來看，至少心向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追求民主、自由，是毫無疑問的。
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倫敦出版，大獲成功。但董樂山並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會有心思翻譯。他正忙著引導全家，投入對這個新政權的服務中。
1950年他考上新華社外文部，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蘭從上海叫到北京：“隻有參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蘭向來都為這個額頭寬寬戴副眼鏡、一身書生氣的三哥對她的關愛，而感覺自豪和溫暖。
過了兩年，四弟董名山從解放前三哥推薦他報考的“共產黨活動中心”——浙江大學畢業，也分到北京。80歲的時候他還對哥哥當年的話刻骨銘心：“一旦你入了黨，就要一輩子為共產主義理想服務。”
幾年後，董木蘭以“革命幹部”身份，給在美國的二哥董鼎山寫了一封信：“你現在還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那兒工作，不回來參加祖國的建設，我要堅決和你劃清界線，從今以後我和你斷絕關係，你再也不是我的親阿哥了。”
從這封信後，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節糧度荒歲月時，二哥托人從香港給董木蘭一家幾次寄來奶粉、豬油、白糖等食品，保證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樂
1957年，剛在“八大”上與錢鍾書等人一起擔任過英文翻譯的董樂山被劃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張職業自由，開放職業市場，並認為蘇聯的產品質量不好。
“董樂山那人性格特別耿直，孤傲。這樣的人不當右派，誰當？”他的妹夫，同時被劃為右派的伍文煦說。
被剝奪翻譯權利的董樂山當了一名基礎英文教員，後又在新華社打下手管理資料。在地下倉庫裏，他發現了一本厚厚的英文書被當作墊腳的磚頭泡在水裏——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兩個星期內，他讀完了這本130萬字的著作，馬上通過朋友向當時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推薦。由他領銜翻譯的這套書在1963年出版。雖然是內部發行，但仍產生極大轟動，一時奇貨可居，連董樂山自己家裏留的一套都被借丟了下冊。
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隻是董樂山本人不甘荒廢，在政治風暴中苦中作樂而已。據他的兒子董亦波講，“文革”期間，董樂山有一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編亂造，編出一個子虛烏有的特務組織，董樂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關入牛棚，被長期關押、審訊和逼供。因為不肯誣告他人，董樂山一直被關到隻剩自己一個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親去看他，關他的‘造反派’告訴我們，他還有‘罪行’沒有交代，叫我們要他趕緊交代。他見到我們時，當著監視我們的人說，他實在沒有什麽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電子郵件中對記者回憶。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幹校”勞動時，董樂山因疲累過度，從拖拉機上摔下來斷了一隻胳膊，這才被允許回到北京。受他影響來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隨”了他的處境——董名山質疑蘇聯出兵匈牙利，董木蘭對當時的支部書記提意見，後果可想而知。
後來，有一次相見，董樂山抱歉地對妹妹說：“我對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來……結果你們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蘭說，她並不責怪哥哥。因為在那個年代，“參加革命是非常光榮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後期，董樂山才恢複工作的權利。這時，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華社工作時，董樂山曾經看到過奧威爾的名字，當時僅知道他是“反極權主義的”。對“老大哥在看著你”“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等句子，並未用心去揣摩。
這一次不同。
“我這一生讀到的書可謂不少了，但是感到極度震撼的，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誌要把它譯出來，供國人共賞。”十幾年後他在一篇文章中說。“《1984》在今天仍有價值……隻有徹底否定了……極權主義，才能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人，帶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會主義。”
機會很快就來了。1978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陳適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國外作品選譯》，專門刊登“某些有參考價值而篇幅過長或性質不合的材料，供領導及其他同誌參考”，向董樂山約稿，他選擇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國外作品選譯》分三期刊登，這是《1984》同中國讀者的第一次見麵。5000份的印數，又是內部發行。董樂山得到的稿費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書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時任花城出版社編輯、著名學者林賢治向記者回憶：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譯文編輯室主任蔡女良決定，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烏托邦三部曲》。這三部曲便是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前蘇聯作家紮米亞京的《我們》，奧威爾的《1984》。
定價1.75元的《1984》獲得了廣東地區優秀翻譯獎，董樂山本人獲得了一座繆斯女神像，但《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出版並未引起什麽轟動效應。這一年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關心：中國裁減百萬軍隊，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及由此帶來的一係列“鐵幕”的鬆動。
董樂山將這本新書送給了自己的弟弟董名山——他平反沒幾年——原話是：“你看看吧，這書……挺好。”
至死不泯的信念
兩次內部發行的《1984》迅速在知識界掀起一波激流。
花城版的《1984》和第一次刊登它的《國外作品選譯》，受到熱捧，因為印量較少，不斷地在社會上轉借、轉手，奇貨可居。
198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了《1984》，這一次，是公開發行。
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回憶，1994年初，他從朋友處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公開發行的《1984》，不到一周就被借走，再也追不回。直到6年後，他才從一個書商朋友手中弄到兩本新的，還給當初借給他書的朋友。
1980年，一個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商品學專業的學生拿到了幾本《國外作品選譯》。他在回憶中寫道：
“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奧威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曆……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曆史了。不管怎麽說，烏托邦和曆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曆。前者和實際相比隻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學生的名字叫王小波。
至今，《1984》在廣州、上海、遼寧等地出了近10個中文版本。
《1984》給董樂山帶來了巨大聲譽。由於他，中國讀者得以在對這本政治隱喻小說的全球性閱讀、理解中，不至於落得太遠。
在中國，《1984》、喬治·奧威爾迅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詞”。在2008年末的中國，一家南方報紙辦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本書”評選中，《1984》榜上有名。
這一書榜上，還有另外兩本董樂山領銜或參與翻譯的書：《第三帝國的興亡》和《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
“3本——30本，1/10都跟董樂山有關。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多年研究文化名人的《人民日報》著名記者李輝評價：晚年的20年，是董樂山一生真正的工作高峰期。而《1984》，不過是董樂山這段翻譯工作的開端之作。
這段時間，董樂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基本上以每年一本的速度進行國外名著的翻譯或推介工作。《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蘇格拉底的審判》、《古典學》《第三次浪潮》以及反極權主義小說《正午的黑暗》……他還重新翻譯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
董樂山的侄子董森林回憶，他去探望晚年的三叔，發現董樂山與妻子各居一室，埋頭寫作。“桌上堆滿書稿，滿屋都是(單詞)卡片”。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過度勞累的工作奪取了董樂山的健康。“一位瘦弱的長者，屋子裏是一股煮中藥的味道”，令當時的每一個來訪者留下深刻印象。其間，在美國的二哥邀他出國定居休養身心，他拒絕了。
何以這麽累？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美國文藝研究室副主任潘曉鬆說，當年的董樂山並沒有翻譯書的工作任務，譯不譯、譯什麽、譯多少，都是他自己說了算。翻譯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樂山自己選擇的。
“這些譯作中間埋藏著一條思想線索。”林賢治說，董樂山晚年的譯作，全都帶有鮮明的指向性，充滿人文啟蒙的社會責任。
李輝認為，董樂山晚年發憤工作的動力，是幾十年失去工作權利，懷才不遇而積累的情緒。“這種痛苦遠比肉體上的痛苦更深刻。”
需要強調的是，董樂山和奧威爾的晚年一樣，都以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自居，並以此作為工作的思想基礎。
林賢治引了兩段話，一段是董樂山翻譯的奧威爾文章《我為什麽要寫作》：“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
另一段是董樂山在《正午的黑暗》中所寫的譯後記：“……光明正大地、毫無隱晦地正視這段曆史，讓人民和曆史作出應有的判斷，是任何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義務。”
“如果不翻譯這麽多書，而是好好休息，他不會死那麽早。”潘曉鬆說，“董樂山絕對是積勞成疾。”
死後超脫
一生曆經坎坷的董樂山，至死也沒有改掉耿直和孤傲，晚年還變得更加敏感。
1997年，二哥董鼎山從美國回來。兄弟二人見麵10分鍾後，董樂山就嚴詞斥責哥哥“塗脂抹粉”、“粉飾太平”，二人不歡而散。實際上，董鼎山隻是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中美之間不可能爆發核大戰而已。
此前，董樂山曾對侄子董森林說：20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和專製的世紀，“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東流”。個中緣由，董森林認為是一戰、二戰、韓戰、越戰和“文革”等。
“我想他的心靈勢必受到了創傷，心情抑鬱使他後來患上了不治的癌症。”與董樂山同為美國研究所“三駕馬車”之一的翻譯家，梅蘭芳的兒子梅紹武這樣評價董樂山。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樂山拒絕了最後搶救，靜靜地在北京一家醫院去世。他的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臨近太平洋的一個山崗上的陵園裏。骨灰安放處坐東朝西，麵對太平洋遙望中國。“他在這塊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定居加州矽穀的董亦波說。
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普遍命途多舛。包括梅紹武本人在內，“三駕馬車”如今已全部去世，病因均為癌症。
今天，翻譯界的一種普遍共識是：像“三駕馬車”那樣的翻譯家，那樣的翻譯行為，再也不會有了。
關鍵的變化在於社會的價值取向。二三十年前，翻譯家想翻譯什麽，就能出什麽。隻要出版社的編輯覺得這本書對社會有價值。冷僻，賣不出去？不要緊，出版社有國家補貼，“賠這筆錢，就是為了做社會文化事業的”。
如今，出版社首先考慮的現實問題是——錢。國家撥款已成曆史往事，他們必須考慮這本書是否能賣出去，至少印5000冊才能保本。光叫好不叫座的書，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今天，想說服出版社出版一本很冷僻的西方人文著作，已經是一種奢侈。基本不可能。”一位曾和董樂山合作過的翻譯家說。
然而，董樂山生前並未享受過“國家補貼賠錢”的待遇。他翻譯的一係列書籍，即使今天看來再冷僻，都既叫好又叫座，從來沒讓出版社賠過錢。原因很簡單：“文革”後的中國，正是對知識最渴求的時刻，圖書市場卻幾近空白狀態，既沒有暢銷書、成功學，也沒有股票證券、網絡文學。勿論《1984》這樣充滿神秘感的小說，就是厚重的大部頭曆史著作《第三帝國的興亡》，都能在公開發行後接連再版，暢銷熱賣。
與董樂山的名字有關的書，真正讓出版社賠錢的隻有一套：他自己的文集。
《董樂山文集》出版於2001年，收集了從他40年代以“麥耶”為筆名寫的那些回憶、劇評、小說，一直到晚年寫的雜文、隨筆、時評，足有140多萬字。這套可稱純紀念性質的書隻印了2000套。通過李輝的牽線，河北一家出版社自願賠錢出書。價格定為128元以盡量減少經濟損失。許多大圖書館收藏了這套外觀樸素的文集，借閱的人卻很少。
這位一生追求理想的老人，死後終於享受了一次超脫現實的待遇
作者：馮翔
“四月間，天氣寒冷晴朗，鍾敲了十三下。”
這是《1984》的第一句話。
寫下這句話時，英國人喬治·奧威爾一定不會想到，這部小說將被翻譯成60多種文字出版。將這句話翻譯成漢語時，中國人董樂山卻很清楚地知道：這部小說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掀起巨大的反響。
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烏托邦的隱喻小說，《1984》於1949年在倫敦出版，1979年在中國以內部資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譯者董樂山認為：翻譯這本書是他作為社會主義者，對信念的一次堅持，正如他年輕時參加中共地下黨運動一般。
理想引導全家
單純從家世來看，董樂山無疑具備了做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充分條件。
1924年出生在一個逐漸沒落的中產商人家庭，從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覺慧；才華橫溢，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
如果有人硬要從履曆尋找什麽先兆的話，那就隻有他的學曆了：聖約翰大學的英國文學係，對多年後他翻譯來自英國的《1984》而言，也許隻是個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讀中學的董樂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對淪陷區學校去汪偽政權登記注冊並懸掛汪偽國旗發起激烈抗議，因此被開除。他並未氣餒，更把弟弟發展為交通員，到民間傳播抗日思想。不到20歲的他，便以“麥耶”為筆名，蜚聲上海戲劇評論界。
抗戰結束後，在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係就讀的董樂山等人又不斷去劇院散發左翼傳單，發動工人“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直到他單線聯係的直接領導被捕，與黨組織失掉聯係為止。
1949來了。許多朋友勸董樂山去香港，他拒絕了，留在了大陸。他並非職業革命者，但從當時他手不釋卷的兩本書《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來看，至少心向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追求民主、自由，是毫無疑問的。
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倫敦出版，大獲成功。但董樂山並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會有心思翻譯。他正忙著引導全家，投入對這個新政權的服務中。
1950年他考上新華社外文部，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蘭從上海叫到北京：“隻有參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蘭向來都為這個額頭寬寬戴副眼鏡、一身書生氣的三哥對她的關愛，而感覺自豪和溫暖。
過了兩年，四弟董名山從解放前三哥推薦他報考的“共產黨活動中心”——浙江大學畢業，也分到北京。80歲的時候他還對哥哥當年的話刻骨銘心：“一旦你入了黨，就要一輩子為共產主義理想服務。”
幾年後，董木蘭以“革命幹部”身份，給在美國的二哥董鼎山寫了一封信：“你現在還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那兒工作，不回來參加祖國的建設，我要堅決和你劃清界線，從今以後我和你斷絕關係，你再也不是我的親阿哥了。”
從這封信後，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節糧度荒歲月時，二哥托人從香港給董木蘭一家幾次寄來奶粉、豬油、白糖等食品，保證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樂
1957年，剛在“八大”上與錢鍾書等人一起擔任過英文翻譯的董樂山被劃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張職業自由，開放職業市場，並認為蘇聯的產品質量不好。
“董樂山那人性格特別耿直，孤傲。這樣的人不當右派，誰當？”他的妹夫，同時被劃為右派的伍文煦說。
被剝奪翻譯權利的董樂山當了一名基礎英文教員，後又在新華社打下手管理資料。在地下倉庫裏，他發現了一本厚厚的英文書被當作墊腳的磚頭泡在水裏——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兩個星期內，他讀完了這本130萬字的著作，馬上通過朋友向當時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推薦。由他領銜翻譯的這套書在1963年出版。雖然是內部發行，但仍產生極大轟動，一時奇貨可居，連董樂山自己家裏留的一套都被借丟了下冊。
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隻是董樂山本人不甘荒廢，在政治風暴中苦中作樂而已。據他的兒子董亦波講，“文革”期間，董樂山有一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編亂造，編出一個子虛烏有的特務組織，董樂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關入牛棚，被長期關押、審訊和逼供。因為不肯誣告他人，董樂山一直被關到隻剩自己一個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親去看他，關他的‘造反派’告訴我們，他還有‘罪行’沒有交代，叫我們要他趕緊交代。他見到我們時，當著監視我們的人說，他實在沒有什麽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電子郵件中對記者回憶。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幹校”勞動時，董樂山因疲累過度，從拖拉機上摔下來斷了一隻胳膊，這才被允許回到北京。受他影響來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隨”了他的處境——董名山質疑蘇聯出兵匈牙利，董木蘭對當時的支部書記提意見，後果可想而知。
後來，有一次相見，董樂山抱歉地對妹妹說：“我對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來……結果你們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蘭說，她並不責怪哥哥。因為在那個年代，“參加革命是非常光榮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後期，董樂山才恢複工作的權利。這時，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華社工作時，董樂山曾經看到過奧威爾的名字，當時僅知道他是“反極權主義的”。對“老大哥在看著你”“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等句子，並未用心去揣摩。
這一次不同。
“我這一生讀到的書可謂不少了，但是感到極度震撼的，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誌要把它譯出來，供國人共賞。”十幾年後他在一篇文章中說。“《1984》在今天仍有價值……隻有徹底否定了……極權主義，才能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人，帶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會主義。”
機會很快就來了。1978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陳適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國外作品選譯》，專門刊登“某些有參考價值而篇幅過長或性質不合的材料，供領導及其他同誌參考”，向董樂山約稿，他選擇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國外作品選譯》分三期刊登，這是《1984》同中國讀者的第一次見麵。5000份的印數，又是內部發行。董樂山得到的稿費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書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時任花城出版社編輯、著名學者林賢治向記者回憶：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譯文編輯室主任蔡女良決定，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烏托邦三部曲》。這三部曲便是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前蘇聯作家紮米亞京的《我們》，奧威爾的《1984》。
定價1.75元的《1984》獲得了廣東地區優秀翻譯獎，董樂山本人獲得了一座繆斯女神像，但《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出版並未引起什麽轟動效應。這一年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關心：中國裁減百萬軍隊，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及由此帶來的一係列“鐵幕”的鬆動。
董樂山將這本新書送給了自己的弟弟董名山——他平反沒幾年——原話是：“你看看吧，這書……挺好。”
至死不泯的信念
兩次內部發行的《1984》迅速在知識界掀起一波激流。
花城版的《1984》和第一次刊登它的《國外作品選譯》，受到熱捧，因為印量較少，不斷地在社會上轉借、轉手，奇貨可居。
198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了《1984》，這一次，是公開發行。
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回憶，1994年初，他從朋友處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公開發行的《1984》，不到一周就被借走，再也追不回。直到6年後，他才從一個書商朋友手中弄到兩本新的，還給當初借給他書的朋友。
1980年，一個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商品學專業的學生拿到了幾本《國外作品選譯》。他在回憶中寫道：
“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奧威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曆……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曆史了。不管怎麽說，烏托邦和曆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曆。前者和實際相比隻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學生的名字叫王小波。
至今，《1984》在廣州、上海、遼寧等地出了近10個中文版本。
《1984》給董樂山帶來了巨大聲譽。由於他，中國讀者得以在對這本政治隱喻小說的全球性閱讀、理解中，不至於落得太遠。
在中國，《1984》、喬治·奧威爾迅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詞”。在2008年末的中國，一家南方報紙辦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本書”評選中，《1984》榜上有名。
這一書榜上，還有另外兩本董樂山領銜或參與翻譯的書：《第三帝國的興亡》和《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
“3本——30本，1/10都跟董樂山有關。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多年研究文化名人的《人民日報》著名記者李輝評價：晚年的20年，是董樂山一生真正的工作高峰期。而《1984》，不過是董樂山這段翻譯工作的開端之作。
這段時間，董樂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基本上以每年一本的速度進行國外名著的翻譯或推介工作。《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蘇格拉底的審判》、《古典學》《第三次浪潮》以及反極權主義小說《正午的黑暗》……他還重新翻譯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
董樂山的侄子董森林回憶，他去探望晚年的三叔，發現董樂山與妻子各居一室，埋頭寫作。“桌上堆滿書稿，滿屋都是(單詞)卡片”。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過度勞累的工作奪取了董樂山的健康。“一位瘦弱的長者，屋子裏是一股煮中藥的味道”，令當時的每一個來訪者留下深刻印象。其間，在美國的二哥邀他出國定居休養身心，他拒絕了。
何以這麽累？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美國文藝研究室副主任潘曉鬆說，當年的董樂山並沒有翻譯書的工作任務，譯不譯、譯什麽、譯多少，都是他自己說了算。翻譯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樂山自己選擇的。
“這些譯作中間埋藏著一條思想線索。”林賢治說，董樂山晚年的譯作，全都帶有鮮明的指向性，充滿人文啟蒙的社會責任。
李輝認為，董樂山晚年發憤工作的動力，是幾十年失去工作權利，懷才不遇而積累的情緒。“這種痛苦遠比肉體上的痛苦更深刻。”
需要強調的是，董樂山和奧威爾的晚年一樣，都以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自居，並以此作為工作的思想基礎。
林賢治引了兩段話，一段是董樂山翻譯的奧威爾文章《我為什麽要寫作》：“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
另一段是董樂山在《正午的黑暗》中所寫的譯後記：“……光明正大地、毫無隱晦地正視這段曆史，讓人民和曆史作出應有的判斷，是任何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義務。”
“如果不翻譯這麽多書，而是好好休息，他不會死那麽早。”潘曉鬆說，“董樂山絕對是積勞成疾。”
死後超脫
一生曆經坎坷的董樂山，至死也沒有改掉耿直和孤傲，晚年還變得更加敏感。
1997年，二哥董鼎山從美國回來。兄弟二人見麵10分鍾後，董樂山就嚴詞斥責哥哥“塗脂抹粉”、“粉飾太平”，二人不歡而散。實際上，董鼎山隻是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中美之間不可能爆發核大戰而已。
此前，董樂山曾對侄子董森林說：20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和專製的世紀，“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東流”。個中緣由，董森林認為是一戰、二戰、韓戰、越戰和“文革”等。
“我想他的心靈勢必受到了創傷，心情抑鬱使他後來患上了不治的癌症。”與董樂山同為美國研究所“三駕馬車”之一的翻譯家，梅蘭芳的兒子梅紹武這樣評價董樂山。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樂山拒絕了最後搶救，靜靜地在北京一家醫院去世。他的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臨近太平洋的一個山崗上的陵園裏。骨灰安放處坐東朝西，麵對太平洋遙望中國。“他在這塊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定居加州矽穀的董亦波說。
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普遍命途多舛。包括梅紹武本人在內，“三駕馬車”如今已全部去世，病因均為癌症。
今天，翻譯界的一種普遍共識是：像“三駕馬車”那樣的翻譯家，那樣的翻譯行為，再也不會有了。
關鍵的變化在於社會的價值取向。二三十年前，翻譯家想翻譯什麽，就能出什麽。隻要出版社的編輯覺得這本書對社會有價值。冷僻，賣不出去？不要緊，出版社有國家補貼，“賠這筆錢，就是為了做社會文化事業的”。
如今，出版社首先考慮的現實問題是——錢。國家撥款已成曆史往事，他們必須考慮這本書是否能賣出去，至少印5000冊才能保本。光叫好不叫座的書，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今天，想說服出版社出版一本很冷僻的西方人文著作，已經是一種奢侈。基本不可能。”一位曾和董樂山合作過的翻譯家說。
然而，董樂山生前並未享受過“國家補貼賠錢”的待遇。他翻譯的一係列書籍，即使今天看來再冷僻，都既叫好又叫座，從來沒讓出版社賠過錢。原因很簡單：“文革”後的中國，正是對知識最渴求的時刻，圖書市場卻幾近空白狀態，既沒有暢銷書、成功學，也沒有股票證券、網絡文學。勿論《1984》這樣充滿神秘感的小說，就是厚重的大部頭曆史著作《第三帝國的興亡》，都能在公開發行後接連再版，暢銷熱賣。
與董樂山的名字有關的書，真正讓出版社賠錢的隻有一套：他自己的文集。
《董樂山文集》出版於2001年，收集了從他40年代以“麥耶”為筆名寫的那些回憶、劇評、小說，一直到晚年寫的雜文、隨筆、時評，足有140多萬字。這套可稱純紀念性質的書隻印了2000套。通過李輝的牽線，河北一家出版社自願賠錢出書。價格定為128元以盡量減少經濟損失。許多大圖書館收藏了這套外觀樸素的文集，借閱的人卻很少。
這位一生追求理想的老人，死後終於享受了一次超脫現實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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