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告訴我們，盛世是靠不住的zt

清代告訴我們，盛世是靠不住的

2009-06-18 張宏傑

一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有史以來，我們這個國家達到的最高高度就是“盛世”。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有人統治過，數千年中國曆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二

“盛”、 “衰”相對。中國的盛世不過是漫長而黑暗的衰世中幾個光亮的孤島。

第一，中國曆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做為前奏。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二十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隻剩下了五千戶。《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隻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曆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五十。

至於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食貨誌》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曆史上最為人豔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隋煬帝出征高麗，渡過遼河的是三十萬人，回到遼河這邊的是二千七百人。李淵起兵滅宋老生，“僵屍數裏”。隋末起義領袖朱粲率眾大肆搶掠，在民不聊生找不到糧食後，他命令轄下各城堡都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婦女兒童，用來煮著吃當軍糧，還得意洋洋地宣稱：“沒有比人肉更好吃的，隻要其他國裏有人，哪裏還擔心饑餓？”

貞觀六年，魏徵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裏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 “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裏，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然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製，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蕩過去之後，新王朝隻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麽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麽高明的發展策略，隻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獲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複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許多時候，新王朝取得的統治成果其實並不那麽輝煌，但是卻在剛剛過去的禍亂痛苦的映襯下顯得分外耀眼。這一點在貞觀之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雖然被後世稱頌得無以複加，實際上貞觀之治創造的經濟成就遠不及隋王朝。隋煬帝時，天下土地五千多萬頃已開墾，而李世民統治下，耕地不到兩千萬頃。隋朝盛時全國戶數達到九百多萬。而直到貞觀十三年，人口才恢複到三百萬戶，也就是說唐朝建立二十多年後，賬麵人口仍不及隋代全盛時的三分之二。但是，在隋末的黑暗記憶映襯下，貞觀之治下的百姓仍然感覺幸福無比。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陸賈受劉邦之命總結秦及其他“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寫成了《新語》一書。事實很清楚，秦王朝暴興暴亡的主因是統治者興作過繁、勞民過度、重稅剝削、竭澤而漁。因此，漢初君臣明智地提出了“與民休息”、“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輕徭薄賦，發展生產。

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麵教員”。唐太宗“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貞觀政要·論刑法第三十一》）。貞觀年間大臣們上奏章諫議，動不動就引用隋煬帝的事例來警誡皇帝。而唐太宗下達詔旨，也經常都要拿隋煬帝說事。

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鑒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曆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曆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曆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三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獲盛世。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造成。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製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果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四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而盛世的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五千二百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五百裏中，在籍人口居然隻剩下一千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淒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漢武帝前期統治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麵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乾隆死前三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曆史上的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製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製製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製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製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通過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五



西方曆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曆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曆史上，它們被往往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曆史上的這個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麽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二十五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巨大混亂狀態，對麵則麵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們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曆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製度創新。

中世紀的英國和那時的中國一樣，實行封建君主專製，國王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1215年的《大憲章》把王權置於封建習慣法的約束之下，第一次明確國王也必須服從法律。

雖然有伊麗莎白女王這樣的“明君”通過強化君主專製的方式一段時間內迅速提高了英國國力，但是英國人並不迷信專製的力量。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專製統治，將實際權力轉移到議會手中，逐步形成了君主立憲政體。

君主立憲製的出現，標治著英國的統治方式從人治轉向法治。接著，為了解決決策和執行的問題，英國政治家將內閣逐漸獨立出來，形成責任內閣製。

隨著內閣會議的演變，輝格黨和托利黨形成了依據議會席位多少的變化而輪流組閣的政治習慣，兩黨製也因此逐漸形成。

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