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的破壞性影響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係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而這也是後來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創研究？]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37]。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跡則更是難以統計。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共計13000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關於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災害”，大多數人持質疑態度，認為是政府故意推卸責任的托辭），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經濟損失14200億元。近30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6500億元，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總的損失，是中國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誌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殺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書記）
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
受迫害身亡：
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中國十大元帥）
賀龍（1969年6月9日，中國十大元帥）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XXX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麵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麵隻能列舉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麵列出的人物隻是文革犧牲者中極不完整的一部分：（括號內為去世時間，曾擔任職務，按照去世時間排列）
自殺身亡：
黃紹竑（1966年8月31日，政務院政務委員，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羅廣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紅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國工人運動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陳璉（1967年11月19日，陳布雷之女、全國婦聯執行委員）
翦伯讚 曆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 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傅雷夫婦（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傅雷服毒自殺，妻子朱梅馥隨之上吊自殺
陳夢家（1966年9月3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詩人）
鄧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總編輯，作家） 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曆史學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陳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藝評論家）
劉永濟（1966年底，武漢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教授）
葉以群（1966年，文藝理論家）
劉盼遂（1966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
楊朔（1968年8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名作家）
李廣田（1968年11月2日，雲南大學副校長，作家）
周瘦鵑（1968年，現代作家）
劉綬鬆夫婦（1969年3月16日，武漢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教授）
吳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獄中自殺，死前頭發被拔光
聞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詩人）
範長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著名記者）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趙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氣象學家）
焦啟源（1968年，複旦大學生物係教授）
範樂成（1968年，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學教授，國學家） 絕食身亡
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1966年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主任 1966 開煤氣自殺
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 1968 自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上官雲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電影演員）病中跳樓身亡
顧而己（1970年6月18日，電影藝術家）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藝術家）
嚴鳳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試圖在她的遺體體內找所謂的發報機。
容國團（1968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北京龍潭湖畔上吊自殺
薑永寧 乒乓球國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傅其芳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 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受迫害身亡：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被造反派槍殺）
李達（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
楊端六（1966年9月，武漢大學教授）
向達（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張東蓀（1973年，著名哲學家）
顧準（1974年12月3日，病逝，經濟學家，思想家）
錢海嶽（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曆史學家，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張誌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處決，北京工人，《出身論》作者）
史雲峰（1976年12月19日，慘遭槍決，工人）
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 1966.12.16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電影導演）
田漢（1968年12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
趙樹理（1970年9月23日，中國曲藝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壽（1971年，著名畫家）
蓋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劇演員）
林昭（1968年4月29日，慘遭槍決，北京大學學生）
失蹤：
儲安平（1966年，光明日報主編，著名記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較為詳細的名單見：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殺死亡名單
文革受難者名錄（不限於名人）
文革名人死亡檔案
對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見上文）。
有些人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說沒有經曆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麵影響。
工農兵學員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係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台，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學使用。工農兵學員招收持續到1976年，雖然也有個別人日後做出成績，但總體上這是中國各大院校曆史上學生地位最高而學生素質最低的奇特階段。
以學生文化知識水平決定大學入學資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的知青大返城開啟階段才舉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錄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為之後中國新時代的精英。
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但是勞動人民除外的資本主義家，或者那些學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們的孩子上學都會遭到歧視，辱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科學工作者、藝術家、文學家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對準了中華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對西藏文化破壞
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製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大昭寺屋頂的象征金色的祥麟**也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裏麵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餘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熏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
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當時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不過達賴喇嘛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也受到了破壞，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而所謂的“牛鬼蛇神”，代表“舊西藏”的舊政府、舊廟宇、莊園主，自然成為文革的“三大領主”，成為要批判的對象。[38]
名勝古跡被破壞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係僅存輪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2]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塚掛上了大喇叭。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麵目。[4]
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物與骨駭示眾後焚毀，“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5]
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隻是半埋在二裏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6][7]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8]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隻撿回一包泥塑人頭。[9]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複存在。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誌》、《忠武誌》木刻文版焚燒。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鬆讚幹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河南蕩陰縣中學生將嶽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曆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周恩來總理派遣一連隊士兵堆壘包、架機關槍駐守防範紅衛兵破壞，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紅衛兵翻牆入寺敲毀。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嶽廟，連嶽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嶽武穆被焚骨揚灰。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幹二淨。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後妃遺骸自北京定陵裏掘出，著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和皇後骨骸一同焚毀。
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現存為後再植新株。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裏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幹二淨，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被挖。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裏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裏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隻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裏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餘，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區的恩濟莊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裏，隻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遊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遊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貼上了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塚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貪焚的中國商人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賣到海外。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曆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麵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鼇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簷鬥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曆時五年方修複。
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襃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今滁州市）琅琊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曆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貴州省鎮遠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內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現僅餘空房。廣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疊彩山等處摩崖石刻佛像頭部均被砸毀。
名勝古跡#珠海陳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現僅存二座，右邊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已無法考證受賜人，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
少數逃過一劫的名勝古跡
如西藏的布達拉宮和位於北京的紫禁城(現在為故宮博物院)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了。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麵。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皆因燒書汙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亦不複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幹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製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鍾樓大街的鍾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麵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裏。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部分的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麵。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隻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受的教育不多，變成了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對農村的建設作用也不大。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
日本文化界發表“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數百位作家、藝術家聯名發動抗議，盼望中國當局能保護中國曆代文物免遭破壞；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
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
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
澳大利亞大學漢語係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中華民國（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11月以複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複興運動以抵製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說話，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台灣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對文革的正負兩麵評價
負麵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采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方麵，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麵，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淩駕於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受此文件影響，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製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道後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台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麵。雖然台灣在這二三十年來有著非常驚人的變化，國民黨推行的許多價值觀已經被顛覆，但是對文革的負麵評價完全沒有被挑戰；多數台灣人（不論藍綠統獨）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麵的觀感。文革、紅衛兵一直是台灣人拿來罵人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台灣藍綠雙方視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
文革對中國的經濟破壞是災難性的。毛澤東曾經的戰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經私下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而所謂成就，有的是按低起點吹噓的高增長，有的本來就是將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績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門峽水庫1952～1957年建成的寶成鐵路、1959年發現並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慶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麵，中國政府因文革的進行與外國關係陷於緊張（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中國駐外人員在外國宣揚文革並輸出革命，還有與蘇聯的諸多緊張衝突，讓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問題最多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與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更降到冰點。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係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而這也是後來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創研究？]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37]。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跡則更是難以統計。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共計13000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關於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災害”，大多數人持質疑態度，認為是政府故意推卸責任的托辭），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經濟損失14200億元。近30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6500億元，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總的損失，是中國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誌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殺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書記）
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
受迫害身亡：
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中國十大元帥）
賀龍（1969年6月9日，中國十大元帥）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XXX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麵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麵隻能列舉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麵列出的人物隻是文革犧牲者中極不完整的一部分：（括號內為去世時間，曾擔任職務，按照去世時間排列）
自殺身亡：
黃紹竑（1966年8月31日，政務院政務委員，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羅廣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紅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國工人運動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陳璉（1967年11月19日，陳布雷之女、全國婦聯執行委員）
翦伯讚 曆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 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傅雷夫婦（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傅雷服毒自殺，妻子朱梅馥隨之上吊自殺
陳夢家（1966年9月3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詩人）
鄧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總編輯，作家） 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曆史學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陳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藝評論家）
劉永濟（1966年底，武漢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教授）
葉以群（1966年，文藝理論家）
劉盼遂（1966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
楊朔（1968年8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名作家）
李廣田（1968年11月2日，雲南大學副校長，作家）
周瘦鵑（1968年，現代作家）
劉綬鬆夫婦（1969年3月16日，武漢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教授）
吳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獄中自殺，死前頭發被拔光
聞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詩人）
範長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著名記者）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趙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氣象學家）
焦啟源（1968年，複旦大學生物係教授）
範樂成（1968年，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學教授，國學家） 絕食身亡
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1966年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主任 1966 開煤氣自殺
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 1968 自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上官雲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電影演員）病中跳樓身亡
顧而己（1970年6月18日，電影藝術家）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藝術家）
嚴鳳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試圖在她的遺體體內找所謂的發報機。
容國團（1968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北京龍潭湖畔上吊自殺
薑永寧 乒乓球國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傅其芳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 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受迫害身亡：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被造反派槍殺）
李達（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
楊端六（1966年9月，武漢大學教授）
向達（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張東蓀（1973年，著名哲學家）
顧準（1974年12月3日，病逝，經濟學家，思想家）
錢海嶽（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曆史學家，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張誌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處決，北京工人，《出身論》作者）
史雲峰（1976年12月19日，慘遭槍決，工人）
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 1966.12.16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電影導演）
田漢（1968年12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
趙樹理（1970年9月23日，中國曲藝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壽（1971年，著名畫家）
蓋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劇演員）
林昭（1968年4月29日，慘遭槍決，北京大學學生）
失蹤：
儲安平（1966年，光明日報主編，著名記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較為詳細的名單見：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殺死亡名單
文革受難者名錄（不限於名人）
文革名人死亡檔案
對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見上文）。
有些人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說沒有經曆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麵影響。
工農兵學員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係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台，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學使用。工農兵學員招收持續到1976年，雖然也有個別人日後做出成績，但總體上這是中國各大院校曆史上學生地位最高而學生素質最低的奇特階段。
以學生文化知識水平決定大學入學資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的知青大返城開啟階段才舉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錄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為之後中國新時代的精英。
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但是勞動人民除外的資本主義家，或者那些學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們的孩子上學都會遭到歧視，辱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科學工作者、藝術家、文學家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對準了中華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對西藏文化破壞
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製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大昭寺屋頂的象征金色的祥麟**也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裏麵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餘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熏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
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當時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不過達賴喇嘛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也受到了破壞，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而所謂的“牛鬼蛇神”，代表“舊西藏”的舊政府、舊廟宇、莊園主，自然成為文革的“三大領主”，成為要批判的對象。[38]
名勝古跡被破壞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係僅存輪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2]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塚掛上了大喇叭。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麵目。[4]
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物與骨駭示眾後焚毀，“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5]
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隻是半埋在二裏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6][7]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8]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隻撿回一包泥塑人頭。[9]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複存在。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誌》、《忠武誌》木刻文版焚燒。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鬆讚幹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河南蕩陰縣中學生將嶽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曆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周恩來總理派遣一連隊士兵堆壘包、架機關槍駐守防範紅衛兵破壞，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紅衛兵翻牆入寺敲毀。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嶽廟，連嶽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嶽武穆被焚骨揚灰。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幹二淨。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後妃遺骸自北京定陵裏掘出，著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和皇後骨骸一同焚毀。
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現存為後再植新株。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裏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幹二淨，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被挖。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裏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裏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隻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裏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餘，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區的恩濟莊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裏，隻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遊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遊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貼上了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塚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貪焚的中國商人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賣到海外。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曆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麵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鼇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簷鬥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曆時五年方修複。
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襃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今滁州市）琅琊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曆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貴州省鎮遠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內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現僅餘空房。廣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疊彩山等處摩崖石刻佛像頭部均被砸毀。
名勝古跡#珠海陳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現僅存二座，右邊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已無法考證受賜人，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
少數逃過一劫的名勝古跡
如西藏的布達拉宮和位於北京的紫禁城(現在為故宮博物院)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了。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麵。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皆因燒書汙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亦不複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幹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製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鍾樓大街的鍾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麵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裏。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部分的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麵。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隻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受的教育不多，變成了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對農村的建設作用也不大。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
日本文化界發表“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數百位作家、藝術家聯名發動抗議，盼望中國當局能保護中國曆代文物免遭破壞；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
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
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
澳大利亞大學漢語係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中華民國（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11月以複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複興運動以抵製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說話，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台灣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對文革的正負兩麵評價
負麵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采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方麵，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麵，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淩駕於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受此文件影響，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製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道後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台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麵。雖然台灣在這二三十年來有著非常驚人的變化，國民黨推行的許多價值觀已經被顛覆，但是對文革的負麵評價完全沒有被挑戰；多數台灣人（不論藍綠統獨）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麵的觀感。文革、紅衛兵一直是台灣人拿來罵人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台灣藍綠雙方視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
文革對中國的經濟破壞是災難性的。毛澤東曾經的戰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經私下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而所謂成就，有的是按低起點吹噓的高增長，有的本來就是將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績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門峽水庫1952～1957年建成的寶成鐵路、1959年發現並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慶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麵，中國政府因文革的進行與外國關係陷於緊張（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中國駐外人員在外國宣揚文革並輸出革命，還有與蘇聯的諸多緊張衝突，讓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問題最多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與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更降到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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