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毛澤東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
林伯野
改革、開放這兩個詞，這些年來人們使用得很多。大眾傳媒上天天可見。領導人的講話中也屢見不鮮。不少人認為隻要表示自己是擁護改革、開放的，就能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也有的人認為隻要把自己想要搞臭的人戴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搞臭。他們造謠說：毛澤東時代是僵化的，不進行改革的；是閉關鎖國的，不開放的。所以導致中國發展緩慢、貧窮落後。本文的任務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擊破這些謊言。本文將依據大量曆史文獻和統計資料，來證明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位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既有關於改革和開放的係統理論，也有豐富而卓有成效的改革開放的實踐。
一、毛澤東關於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關於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是建立在他對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辯證法中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係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的。他說：“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於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紀錄的論點匯編》第5—6頁）
改革是事物在長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毛澤東在其一生中，領導過許多改革。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並領導了根據地的政治改革，把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改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並具體規定在政府人員的分配上實行“三三製”，即共產黨員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以爭取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中等資產階級及開明紳士的支持。（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到了一九四二年，毛澤東根據各抗日根據地困難日益嚴重的實際情況，又提出了精兵簡政的主張，壓縮軍隊和政府人員的數量，提高質量，使我們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鞏固了根據地，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並領導了根據地的文化改革。他提出要反對主觀主義，整頓黨的學風，要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反對為地主資產階級和服務的文藝；反對片麵孤立地強調提高，忽視普及，提倡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主張文藝工作者要正確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這個講話，有力地推動了文藝改革，不久便湧現出一大批好的音樂、戲劇、小說和詩歌，使根據地的文藝欣欣向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還提出並領導了經濟改革。抗日戰爭時期，開展了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在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的三年恢複時期，又領導了土地改革運動。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五卷中，幾十次提到土地改革問題。他提出：“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土地製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7頁）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由於他們的積極參軍、參戰和努力生產，有力地保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平叛、剿匪工作的順利進行。
1950年6月，毛澤東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9頁）在這方麵，我們清除了原來的反動政治教育，充實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使教育向工農子弟敞開大門。我們對高等院校進行了調整，擴大了招生數量，適應了為國家建設培養人才的需要。
1959年，在西藏地區開始進行民主改革。我們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參加叛亂的和最反動的奴隸主，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徹底消滅了西藏的封建農奴製度。
取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社會醜惡現象，也帶有民主改革的性質。經過黨和政府的大力整治，解放後很快在中國大地上消滅了這些醜惡現象。形成了新的、良好的社會風氣，引得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驚奇和稱讚。
毛澤東是在新中國創建社會主義製度和體製的主要領導人。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毛澤東領導我黨從實際出發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最終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如果我們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會更加主動，我們的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誌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在從前，在舊中國，講改革是犯罪的，要坐班房，要殺頭的。但是在那些時候，有一些立誌改革的人，他們無所畏懼，他們在各種困難條件下，出書辦報，教育人民，組織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給我國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我們政權的建立還不過短短幾年，人們可以看到，不論在經濟方麵，在文化、教育、科學方麵，都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對什麽困難我們共產黨人都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誌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的奮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1頁）
我國農村的個體經濟轉變到集體經濟，是通過一係列的改革完成的。正如毛澤東所說：“從個體經濟轉變到集體經濟，是一個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我國是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這樣一些不同階段的部分質變而完成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匯編》第44頁）
中國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也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毛澤東領導我黨，創造了用和平贖買的辦法，把民族資本家的私有製工商業改變為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工商業。先是通過五反運動，即反行賄、反偷稅漏銳、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對資本家非法牟取暴利的行為進行揭發批判和懲處，粉碎了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在處理時又區別輕重，團結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一小撮。使絕大多數民族資本家還願意接受黨的領導。我們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廠方辦事要看支部書記和工人的臉色。後來又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由國家工作人員、職工和資本家三方麵的代表參加，實際上把很大一部分企業管理權掌握在國家工作人員和工人手裏。
接著采取收購產品、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辦法使國家同民族資本家在流通領域建立起固定有序的聯係，把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所有，公私矛盾，勞資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但是已從流通環節上卡住了資本家，便於使他們接受下一步的改造。
接下來是推行公私合營。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企業已成公私共有，由國家派幹部去管理和領導，利潤分配上資本家已隻能按私股比例取得一份，其剝削受到了限製。公私合營後生產力迅速提高。同時又大力發展了國營經濟和合作社工業。到了1955年下半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和合作社營的工業產值已占67.7%，公私合營已占16.1%，私營已隻占16.2%了。而在私營工業產值中，有82%已納入加工訂貨等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在商業領域的情況也與此相仿，這就為私營工商業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 1955年10月29日 ，毛澤東在懷仁堂邀集全國工商聯人士座談，並向他們作了懇切的講話，勸他們認識資本主義必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規律，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表示黨和國家會對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在政治上、工作上適當安排。在經濟上執行贖買政策。鼓勵他們把自己從剝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到1956年初，全國就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年底，我國已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並對原來的私企主進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
定股，就是對私企主的生產資料估價定股。到1956年底，全國私股共為24億元。
定息，就是國家給私股每年發5%的股息。每年共付股息一億二千萬元。十年之後，股息取消。
人事安排，就是讓原私企主都有事做，量才使用，適當照顧。有的參加生產勞動，有的擔任管理人員或技術工作，有的還當了國家幹部。
用這些辦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敲鑼打鼓，自願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就是要逐步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毛澤東領導我黨，用和平贖買的辦法，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探索到並勝利實現了這個消滅剝削階級的新辦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發展。
在通過一係列改革實現對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中，也出現過步子過快、工作粗糙等缺點和錯誤，但是成績是主要的。在一場涉及幾億人口的與傳統私有製決裂的群眾運動中，不可能一點差錯都沒有。發現偏差，及時糾正，就符合人民的利益。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基本上建立起來之後，還要不要繼續革命，繼續前進呢？毛澤東又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這個問題。
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1957年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些重要著作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上提出了重大的理論觀點，從而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會基本矛盾和概念。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器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4頁）這就為進一步推行各項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在建國初期，中國主要是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製。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必要的，也發揮過積極作用，使我們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但是毛澤東是我黨最早反對照搬蘇聯的做法，最早主張要根據中國國情，走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人。他在許多方麵，都提出了與蘇聯的做法不同的創見，這實際上是對許多方麵的重大改革。例如重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蘇聯是片麵強調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提出我們要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使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得快一些，反過來又可以更好地發展重工業。蘇聯是把農民挖得很苦，我們則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蘇聯是重視中央企業、大企業，我們則是中央和地方同時並舉，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這樣就提高了發展速度。毛澤東說：“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眾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75頁）
在企業管理體製上，毛澤東認為中央和省市，應該使企業有適當的自主權力，以調動企業的積極性。
1958年，當“共產風”在許多地方猛刮的時候，毛澤東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37—440頁）毛澤東認為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所以擴大商品生產十分必要。
毛澤東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又很快發現還應當適當恢複和發展一些私營經濟。因為全靠公有經濟還無法滿足人民許多方麵的需要，不少地方冒出了“地下工廠”。 1956年12月7日 ，毛澤東在同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的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上海的地下工廠，……要使他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對於方便群眾生活的服務業，“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
在企業管理製度方麵，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是實行一長製的。蘇聯的，也是實行一長製。但毛主席卻使中國的公有企業管理具有中國特點，即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
毛澤東說：“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是幹部的。幹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遵守勞動紀律，而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領導人員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摘編》第80頁）
1960年3月11日 ，毛澤東對鞍山市委關於鞍鋼企業管理經驗極為讚同，作了批示，把這個經驗稱之為“鞍鋼憲法”與蘇聯實現一長製的“馬鋼憲法”相區別。鞍鋼憲法主張實現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政治掛帥，發動群眾大稿合理化建議，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實現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
毛澤東倡導的改革，既包括經濟方麵、政治方麵，也包括文化方麵。
新中國成立不久，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就開始了對漢字的改革工作。專門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經過艱苦工作，於1956年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教育部又發布了《關於簡化漢字的聯合通知》。如今，在中國大陸上所有人使用的漢字，都是文字改革後新規範的，那些汙蔑毛澤東時代是不搞技術改革的時代的人，也無法否定文字改革為我們認識、書寫漢字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毛澤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一方麵，他提倡大力宣傳和學習馬列主義，引導知識分子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另一方麵，又重視利用實際例子開展對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1951年，開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4年，毛澤東又支持兩位青年對《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進行批判。1957年，毛澤東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是解決科學文化領域內部矛盾的正確方針。
毛澤東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的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9頁）
在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爭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活動中，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者是資產階級最好的助手，認為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他說：“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害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反對或者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幾十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上述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文化改革方麵也有失誤。例如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就擴大化了，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更是嚴重錯誤。但綜觀毛澤東領導的28年的改革曆史，錯誤隻是支流，而非主流。成績是主要的。
以上我們舉一漏萬地敘述了毛澤東倡導的許多重大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目的是用鐵的事實封住造謠者的嘴巴。用鐵的事實，擦亮無知者的眼睛。下麵，我們再引用一段毛澤東關於將來也還會有改革的預言來使那些把毛澤東排除在改革倡導者之外的人更加不得人心。毛澤東說：“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製度還有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候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會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係，人民就要改革它。”（《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8—319頁）
毛澤東在擁有長期、豐富是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係列搞好各個必須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是：
（一）、改革要堅持正確的方向。改革是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向將來的共產主義。像赫魯曉夫那樣把蘇聯共產黨改成“全民黨”，把蘇聯改為“全民國家”是毛澤東解決反對並深刻批判的。
（二）、在改革中要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左”傾冒進。主張“積極領導，穩步發展”。
（三）、要從實際出發，先搞試點，取得經驗，再逐步推廣。
（四）、在改革中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二、毛澤東關於開放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明確提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67頁）改革是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開放是調動國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毛澤東對開放的重視是建立在他對唯物辯證法的深刻理解基礎之上的。他在《矛盾論》中就已指出：“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作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他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係著和互相影響著。”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外因的事物發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毛澤東曆來主張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我們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並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5頁）
開放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一相情願是不行的。我們要開放，敵人要封鎖，就開放不成。毛澤東說：“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同上書第1507頁）
新中國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製裁”，禁止向中國輸出各種戰略物資。 1949年11月22日 ，西方國家還成立了“對過程國家出口管製統籌委員會”。蔣介石的海軍對中國大陸的港口實行封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16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蔣介石海軍的攔截。把閉關鎖國的罪名安在毛澤東頭上的人，完全是顛倒黑白！完全是在為敵人開脫罪責！
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對外開放隻能是麵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就決定與我國建交，互派大使。十 二月六日 ，毛澤東親赴蘇聯，經過與斯大林的多次會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簽訂了蘇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的協議，年利率僅為百分之一，這是十分優惠的。後來，蘇聯又幫助中國援建了156個大項目，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的進展。毛澤東說：“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麽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隻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1頁）
對世界上不同類型的國家，毛澤東主張區別對待。他說：“我們的基本方針是鞏固同蘇聯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同時也要鞏固和發展同亞非國家和人民的團結。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裏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製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同上書，第402頁）
對外開放，一個是向外國學習，另一個是對外國進行國際主義的援助。在向外國學習方麵，毛澤東主張“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同上書第285—287頁）
毛澤東以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的戰略眼光，積極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他認為亞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這裏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打擊帝國主義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力量。在亞洲我們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支援了柬埔寨和老撾的抗美鬥爭。僅1971年到1973年，中國向越南援助金額就達近90億元人民幣。對朝鮮、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我們都提供了大量的無償援助。這些對外援助工作成績是巨大的，促進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貿易關係的發展，我們在國際事務中，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
1971年10月，在主要是亞非拉友好國家的支持下，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和權利。
要擴大開放，就必須和其他國家建立起新的平等的外交關係。毛澤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重要方針。“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外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毛澤東說：“我們同外國的外交關係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這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毛澤東傳》第57頁）
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建國初期，我國同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等23個國家建交。在1956年到1965年，又有24個亞非拉國家以及法國和南斯拉夫與我國建交。從1966年至1976年，又有64個國家，其中包括日本和美國與我國建交。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已達111個。這些打破封鎖、擴大開放的成績難道不是毛澤東及其親密戰友周恩來等創造的麽？
毛澤東非常重視全麵發展對外貿易關係。毛澤東說：“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毛澤東軍事文選》第190—191頁）他說：“搞經濟關門是不利的，需要交換。”（《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71頁）他指出：
“對外貿易方針，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幫助民族主義國家建立獨立經濟。”“對外貿易隻能起輔助作用，主要靠國內市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41頁）在毛澤東發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原則和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我國的外貿工作逐漸衝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阻撓，不斷擴大。1967年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以後就年年舉辦。到1973年底，同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已有150個，中國在亞非拉和歐洲共25個國家舉辦了貿易展覽會，與世界上550個港口開展了貿易往來，並參加了國際博覽會。
在外貿工作中，我們還十分重視引進新的技術和設備。從1950年到1976年，在我國對外貿易進口總額中，生產資料的進口占80％多。50年代，我國主要是從蘇聯和歐洲引進了一批新技術和設備。60年代，主要是從日本和西歐國家引進新技術和設備。主要是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精密儀器、機械設備等。1972年前後，我國決定從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引進26套成套設備，其中包括一套 一米 七軋機、13套大型化肥設備、三套電話設備、三套石油化工設備、三個大電話以及汽輪機、燃氣輪機和透平壓縮機等。1973年初，又增加43套綜合采煤機組和其他項目。總計43億美元。這些都是經毛澤東批準的。這些技術設備的引進，對於填補國內某些技術空白，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1970年到1975年，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由45.9億美元增加到1475億美元。五年間增加了22倍。
這些事實，不明曆史真相的人可以去查閱曆史資料。而一小撮肆意歪曲曆史事實、惡意攻擊毛澤東時代是“封閉的”、“不開放的”那些人，是何等可恥！也是極其可笑的！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曆史的真相是掩蓋不了的。
毛澤東關於開放的教導，對我們今後仍有指導意義。這些教導是：
開放是為了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開放決不能違背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
開放是為了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是為了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決不能搞民族利己主義。
開放要分清敵我友，區別對待；
開放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決不允許損害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對外國的東西要區別對待，學習其好的東西，拒絕其落後的、腐朽的東西。
隻有堅持上述原則的開放，才是正確的開放。一切不符合上述原則的開放，都是錯誤的開放。錯誤的開放既違背愛國主義，也違背國際主義。我們要擁護正確的開放，反對錯誤的開放。
三、毛澤東時代的輝煌成就永放光芒
那些惡意醜化毛澤東，並通過醜化毛澤東來醜化新中國的人，還故意抹煞新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他們把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的28年，說成是貧困的、落後的、經濟停滯不前的28年，說成是造成了經濟瀕臨崩潰邊沿的惡果的年代。然而這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
要確認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績，首先要知道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經濟的起點是多麽落後。在1949年，中國的鋼鐵產量為15.8萬噸；煤炭產量為0.32億噸；糧食產量為11320萬噸； 棉花產量為44.4萬擔；石油產量僅12萬噸。在生產技術方麵也很落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早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25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還不到比利時工業產量的1/15。然而在帝國主義敵視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的28年內，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的工業產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長著，而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是4.6％。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年均增長率達到18％。其後雖然文化大革命期間速度受到影響，但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間，工業生產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1952年到1976年，我國的鋼鐵產量從140萬噸產量增長到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50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12萬噸增長到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增長到869.3萬噸；毛澤東去世時的中國，已經能成批地生產噴氣式飛機、拖拉機、火車機車和現代海船。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1976年氫彈試驗成功。1970年把衛星送上軌道。中國還成功地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中國成了擁有核武器的強國。
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為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打下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在1952年，工業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但到1975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2%，農業則隻占28%。可見毛澤東時代絕不是經濟停滯的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壯舉之一。
在農業發展方麵，由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和完善，由於毛澤東對水、肥、土、種、密、保、工、管諸方麵生產經驗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2378萬擔增長到1978年的6095萬擔，年均增長3.6%；棉花產量從1952年的130.4萬擔增加到1978年的216.7萬擔，年均增長1.97%。馬克8226;塞爾頓說：“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都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從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0%的人口手中”。（《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第244頁）
在教育、醫療、保健、衛生和對貧困人員的生活保障方麵，毛澤東時代做得也很出色。正如美國人莫裏斯8226;邁斯納所說：“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在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它低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開創了成人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障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在農村實施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後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剛起步但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以前的平均35歲到70年代中期的平均65歲。”（《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第244—245頁）
綜上所述，可知毛澤東時代是不畏強權，和世界人民一道為消滅壓迫和剝削而鬥爭的時代，是中國人民既反對教條主義，走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又反對修正主義，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的時代，是中國人民揚眉吐氣，通過改革和開放，走向繁榮富強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清除了舊中國的汙泥濁水，社會風氣良好的時代，是工人不愁失業，農民不愁失地，大學畢業生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人民向高科技進軍，成了世界核大國之一的時代。
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楊振寧是這樣評價毛澤東的，他說：“在艱難的道路上，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犧牲中，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輝煌成果的每一個過程中，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是中國的明燈，是中國的舵手。”（《舉世悼念毛澤東主席》第174頁）
巴基斯坦前總統布托，對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的，他說：“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裏隻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台，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曆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強有力的影響在全世界億萬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記。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確實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他為中國及其8億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澤東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領袖。他對當代局勢發展的貢獻是沒有人可以比擬的。”
“他的光榮和偉大，他的英勇和勝利，將永垂青史。毛澤東的名字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鬥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誌。”（《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第147—148頁）
所以，任何貶低、造謠誣蔑毛澤東的人，必將如蜀犬吠日，如蚍蜉撼樹，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下場。
毛澤東的業績、思想和風範將與世長存，永放光芒！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永遠向前！
林伯野
改革、開放這兩個詞，這些年來人們使用得很多。大眾傳媒上天天可見。領導人的講話中也屢見不鮮。不少人認為隻要表示自己是擁護改革、開放的，就能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也有的人認為隻要把自己想要搞臭的人戴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搞臭。他們造謠說：毛澤東時代是僵化的，不進行改革的；是閉關鎖國的，不開放的。所以導致中國發展緩慢、貧窮落後。本文的任務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擊破這些謊言。本文將依據大量曆史文獻和統計資料，來證明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位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既有關於改革和開放的係統理論，也有豐富而卓有成效的改革開放的實踐。
一、毛澤東關於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關於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是建立在他對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辯證法中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係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的。他說：“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於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紀錄的論點匯編》第5—6頁）
改革是事物在長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毛澤東在其一生中，領導過許多改革。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並領導了根據地的政治改革，把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改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並具體規定在政府人員的分配上實行“三三製”，即共產黨員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以爭取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中等資產階級及開明紳士的支持。（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到了一九四二年，毛澤東根據各抗日根據地困難日益嚴重的實際情況，又提出了精兵簡政的主張，壓縮軍隊和政府人員的數量，提高質量，使我們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鞏固了根據地，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並領導了根據地的文化改革。他提出要反對主觀主義，整頓黨的學風，要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反對為地主資產階級和服務的文藝；反對片麵孤立地強調提高，忽視普及，提倡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主張文藝工作者要正確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這個講話，有力地推動了文藝改革，不久便湧現出一大批好的音樂、戲劇、小說和詩歌，使根據地的文藝欣欣向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還提出並領導了經濟改革。抗日戰爭時期，開展了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在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的三年恢複時期，又領導了土地改革運動。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五卷中，幾十次提到土地改革問題。他提出：“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土地製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7頁）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由於他們的積極參軍、參戰和努力生產，有力地保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平叛、剿匪工作的順利進行。
1950年6月，毛澤東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9頁）在這方麵，我們清除了原來的反動政治教育，充實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使教育向工農子弟敞開大門。我們對高等院校進行了調整，擴大了招生數量，適應了為國家建設培養人才的需要。
1959年，在西藏地區開始進行民主改革。我們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參加叛亂的和最反動的奴隸主，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徹底消滅了西藏的封建農奴製度。
取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社會醜惡現象，也帶有民主改革的性質。經過黨和政府的大力整治，解放後很快在中國大地上消滅了這些醜惡現象。形成了新的、良好的社會風氣，引得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驚奇和稱讚。
毛澤東是在新中國創建社會主義製度和體製的主要領導人。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毛澤東領導我黨從實際出發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最終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如果我們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會更加主動，我們的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誌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在從前，在舊中國，講改革是犯罪的，要坐班房，要殺頭的。但是在那些時候，有一些立誌改革的人，他們無所畏懼，他們在各種困難條件下，出書辦報，教育人民，組織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給我國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我們政權的建立還不過短短幾年，人們可以看到，不論在經濟方麵，在文化、教育、科學方麵，都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對什麽困難我們共產黨人都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誌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的奮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1頁）
我國農村的個體經濟轉變到集體經濟，是通過一係列的改革完成的。正如毛澤東所說：“從個體經濟轉變到集體經濟，是一個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我國是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這樣一些不同階段的部分質變而完成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匯編》第44頁）
中國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也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毛澤東領導我黨，創造了用和平贖買的辦法，把民族資本家的私有製工商業改變為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工商業。先是通過五反運動，即反行賄、反偷稅漏銳、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對資本家非法牟取暴利的行為進行揭發批判和懲處，粉碎了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在處理時又區別輕重，團結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一小撮。使絕大多數民族資本家還願意接受黨的領導。我們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廠方辦事要看支部書記和工人的臉色。後來又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由國家工作人員、職工和資本家三方麵的代表參加，實際上把很大一部分企業管理權掌握在國家工作人員和工人手裏。
接著采取收購產品、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辦法使國家同民族資本家在流通領域建立起固定有序的聯係，把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所有，公私矛盾，勞資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但是已從流通環節上卡住了資本家，便於使他們接受下一步的改造。
接下來是推行公私合營。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企業已成公私共有，由國家派幹部去管理和領導，利潤分配上資本家已隻能按私股比例取得一份，其剝削受到了限製。公私合營後生產力迅速提高。同時又大力發展了國營經濟和合作社工業。到了1955年下半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和合作社營的工業產值已占67.7%，公私合營已占16.1%，私營已隻占16.2%了。而在私營工業產值中，有82%已納入加工訂貨等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在商業領域的情況也與此相仿，這就為私營工商業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 1955年10月29日 ，毛澤東在懷仁堂邀集全國工商聯人士座談，並向他們作了懇切的講話，勸他們認識資本主義必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規律，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表示黨和國家會對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在政治上、工作上適當安排。在經濟上執行贖買政策。鼓勵他們把自己從剝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到1956年初，全國就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年底，我國已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並對原來的私企主進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
定股，就是對私企主的生產資料估價定股。到1956年底，全國私股共為24億元。
定息，就是國家給私股每年發5%的股息。每年共付股息一億二千萬元。十年之後，股息取消。
人事安排，就是讓原私企主都有事做，量才使用，適當照顧。有的參加生產勞動，有的擔任管理人員或技術工作，有的還當了國家幹部。
用這些辦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敲鑼打鼓，自願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就是要逐步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毛澤東領導我黨，用和平贖買的辦法，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探索到並勝利實現了這個消滅剝削階級的新辦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發展。
在通過一係列改革實現對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中，也出現過步子過快、工作粗糙等缺點和錯誤，但是成績是主要的。在一場涉及幾億人口的與傳統私有製決裂的群眾運動中，不可能一點差錯都沒有。發現偏差，及時糾正，就符合人民的利益。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基本上建立起來之後，還要不要繼續革命，繼續前進呢？毛澤東又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這個問題。
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1957年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些重要著作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上提出了重大的理論觀點，從而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會基本矛盾和概念。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器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4頁）這就為進一步推行各項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在建國初期，中國主要是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製。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必要的，也發揮過積極作用，使我們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但是毛澤東是我黨最早反對照搬蘇聯的做法，最早主張要根據中國國情，走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人。他在許多方麵，都提出了與蘇聯的做法不同的創見，這實際上是對許多方麵的重大改革。例如重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蘇聯是片麵強調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提出我們要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使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得快一些，反過來又可以更好地發展重工業。蘇聯是把農民挖得很苦，我們則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蘇聯是重視中央企業、大企業，我們則是中央和地方同時並舉，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這樣就提高了發展速度。毛澤東說：“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眾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75頁）
在企業管理體製上，毛澤東認為中央和省市，應該使企業有適當的自主權力，以調動企業的積極性。
1958年，當“共產風”在許多地方猛刮的時候，毛澤東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37—440頁）毛澤東認為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所以擴大商品生產十分必要。
毛澤東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又很快發現還應當適當恢複和發展一些私營經濟。因為全靠公有經濟還無法滿足人民許多方麵的需要，不少地方冒出了“地下工廠”。 1956年12月7日 ，毛澤東在同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的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上海的地下工廠，……要使他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對於方便群眾生活的服務業，“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
在企業管理製度方麵，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是實行一長製的。蘇聯的，也是實行一長製。但毛主席卻使中國的公有企業管理具有中國特點，即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
毛澤東說：“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是幹部的。幹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遵守勞動紀律，而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領導人員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摘編》第80頁）
1960年3月11日 ，毛澤東對鞍山市委關於鞍鋼企業管理經驗極為讚同，作了批示，把這個經驗稱之為“鞍鋼憲法”與蘇聯實現一長製的“馬鋼憲法”相區別。鞍鋼憲法主張實現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政治掛帥，發動群眾大稿合理化建議，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實現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
毛澤東倡導的改革，既包括經濟方麵、政治方麵，也包括文化方麵。
新中國成立不久，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就開始了對漢字的改革工作。專門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經過艱苦工作，於1956年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教育部又發布了《關於簡化漢字的聯合通知》。如今，在中國大陸上所有人使用的漢字，都是文字改革後新規範的，那些汙蔑毛澤東時代是不搞技術改革的時代的人，也無法否定文字改革為我們認識、書寫漢字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毛澤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一方麵，他提倡大力宣傳和學習馬列主義，引導知識分子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另一方麵，又重視利用實際例子開展對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1951年，開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4年，毛澤東又支持兩位青年對《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進行批判。1957年，毛澤東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是解決科學文化領域內部矛盾的正確方針。
毛澤東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的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9頁）
在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爭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活動中，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者是資產階級最好的助手，認為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他說：“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害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反對或者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幾十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上述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文化改革方麵也有失誤。例如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就擴大化了，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更是嚴重錯誤。但綜觀毛澤東領導的28年的改革曆史，錯誤隻是支流，而非主流。成績是主要的。
以上我們舉一漏萬地敘述了毛澤東倡導的許多重大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目的是用鐵的事實封住造謠者的嘴巴。用鐵的事實，擦亮無知者的眼睛。下麵，我們再引用一段毛澤東關於將來也還會有改革的預言來使那些把毛澤東排除在改革倡導者之外的人更加不得人心。毛澤東說：“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製度還有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候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會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係，人民就要改革它。”（《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8—319頁）
毛澤東在擁有長期、豐富是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係列搞好各個必須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是：
（一）、改革要堅持正確的方向。改革是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向將來的共產主義。像赫魯曉夫那樣把蘇聯共產黨改成“全民黨”，把蘇聯改為“全民國家”是毛澤東解決反對並深刻批判的。
（二）、在改革中要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左”傾冒進。主張“積極領導，穩步發展”。
（三）、要從實際出發，先搞試點，取得經驗，再逐步推廣。
（四）、在改革中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二、毛澤東關於開放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明確提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67頁）改革是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開放是調動國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毛澤東對開放的重視是建立在他對唯物辯證法的深刻理解基礎之上的。他在《矛盾論》中就已指出：“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作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他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係著和互相影響著。”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外因的事物發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毛澤東曆來主張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我們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並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5頁）
開放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一相情願是不行的。我們要開放，敵人要封鎖，就開放不成。毛澤東說：“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同上書第1507頁）
新中國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製裁”，禁止向中國輸出各種戰略物資。 1949年11月22日 ，西方國家還成立了“對過程國家出口管製統籌委員會”。蔣介石的海軍對中國大陸的港口實行封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16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蔣介石海軍的攔截。把閉關鎖國的罪名安在毛澤東頭上的人，完全是顛倒黑白！完全是在為敵人開脫罪責！
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對外開放隻能是麵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就決定與我國建交，互派大使。十 二月六日 ，毛澤東親赴蘇聯，經過與斯大林的多次會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簽訂了蘇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的協議，年利率僅為百分之一，這是十分優惠的。後來，蘇聯又幫助中國援建了156個大項目，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的進展。毛澤東說：“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麽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隻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1頁）
對世界上不同類型的國家，毛澤東主張區別對待。他說：“我們的基本方針是鞏固同蘇聯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同時也要鞏固和發展同亞非國家和人民的團結。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裏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製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同上書，第402頁）
對外開放，一個是向外國學習，另一個是對外國進行國際主義的援助。在向外國學習方麵，毛澤東主張“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同上書第285—287頁）
毛澤東以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的戰略眼光，積極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他認為亞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這裏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打擊帝國主義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力量。在亞洲我們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支援了柬埔寨和老撾的抗美鬥爭。僅1971年到1973年，中國向越南援助金額就達近90億元人民幣。對朝鮮、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我們都提供了大量的無償援助。這些對外援助工作成績是巨大的，促進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貿易關係的發展，我們在國際事務中，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
1971年10月，在主要是亞非拉友好國家的支持下，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和權利。
要擴大開放，就必須和其他國家建立起新的平等的外交關係。毛澤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重要方針。“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外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毛澤東說：“我們同外國的外交關係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這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毛澤東傳》第57頁）
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建國初期，我國同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等23個國家建交。在1956年到1965年，又有24個亞非拉國家以及法國和南斯拉夫與我國建交。從1966年至1976年，又有64個國家，其中包括日本和美國與我國建交。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已達111個。這些打破封鎖、擴大開放的成績難道不是毛澤東及其親密戰友周恩來等創造的麽？
毛澤東非常重視全麵發展對外貿易關係。毛澤東說：“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毛澤東軍事文選》第190—191頁）他說：“搞經濟關門是不利的，需要交換。”（《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71頁）他指出：
“對外貿易方針，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幫助民族主義國家建立獨立經濟。”“對外貿易隻能起輔助作用，主要靠國內市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41頁）在毛澤東發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原則和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我國的外貿工作逐漸衝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阻撓，不斷擴大。1967年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以後就年年舉辦。到1973年底，同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已有150個，中國在亞非拉和歐洲共25個國家舉辦了貿易展覽會，與世界上550個港口開展了貿易往來，並參加了國際博覽會。
在外貿工作中，我們還十分重視引進新的技術和設備。從1950年到1976年，在我國對外貿易進口總額中，生產資料的進口占80％多。50年代，我國主要是從蘇聯和歐洲引進了一批新技術和設備。60年代，主要是從日本和西歐國家引進新技術和設備。主要是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精密儀器、機械設備等。1972年前後，我國決定從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引進26套成套設備，其中包括一套 一米 七軋機、13套大型化肥設備、三套電話設備、三套石油化工設備、三個大電話以及汽輪機、燃氣輪機和透平壓縮機等。1973年初，又增加43套綜合采煤機組和其他項目。總計43億美元。這些都是經毛澤東批準的。這些技術設備的引進，對於填補國內某些技術空白，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1970年到1975年，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由45.9億美元增加到1475億美元。五年間增加了22倍。
這些事實，不明曆史真相的人可以去查閱曆史資料。而一小撮肆意歪曲曆史事實、惡意攻擊毛澤東時代是“封閉的”、“不開放的”那些人，是何等可恥！也是極其可笑的！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曆史的真相是掩蓋不了的。
毛澤東關於開放的教導，對我們今後仍有指導意義。這些教導是：
開放是為了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開放決不能違背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
開放是為了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是為了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決不能搞民族利己主義。
開放要分清敵我友，區別對待；
開放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決不允許損害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對外國的東西要區別對待，學習其好的東西，拒絕其落後的、腐朽的東西。
隻有堅持上述原則的開放，才是正確的開放。一切不符合上述原則的開放，都是錯誤的開放。錯誤的開放既違背愛國主義，也違背國際主義。我們要擁護正確的開放，反對錯誤的開放。
三、毛澤東時代的輝煌成就永放光芒
那些惡意醜化毛澤東，並通過醜化毛澤東來醜化新中國的人，還故意抹煞新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他們把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的28年，說成是貧困的、落後的、經濟停滯不前的28年，說成是造成了經濟瀕臨崩潰邊沿的惡果的年代。然而這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
要確認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績，首先要知道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經濟的起點是多麽落後。在1949年，中國的鋼鐵產量為15.8萬噸；煤炭產量為0.32億噸；糧食產量為11320萬噸； 棉花產量為44.4萬擔；石油產量僅12萬噸。在生產技術方麵也很落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早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25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還不到比利時工業產量的1/15。然而在帝國主義敵視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的28年內，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的工業產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長著，而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是4.6％。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年均增長率達到18％。其後雖然文化大革命期間速度受到影響，但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間，工業生產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1952年到1976年，我國的鋼鐵產量從140萬噸產量增長到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50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12萬噸增長到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增長到869.3萬噸；毛澤東去世時的中國，已經能成批地生產噴氣式飛機、拖拉機、火車機車和現代海船。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1976年氫彈試驗成功。1970年把衛星送上軌道。中國還成功地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中國成了擁有核武器的強國。
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為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打下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在1952年，工業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但到1975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2%，農業則隻占28%。可見毛澤東時代絕不是經濟停滯的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壯舉之一。
在農業發展方麵，由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和完善，由於毛澤東對水、肥、土、種、密、保、工、管諸方麵生產經驗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2378萬擔增長到1978年的6095萬擔，年均增長3.6%；棉花產量從1952年的130.4萬擔增加到1978年的216.7萬擔，年均增長1.97%。馬克8226;塞爾頓說：“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都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從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0%的人口手中”。（《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第244頁）
在教育、醫療、保健、衛生和對貧困人員的生活保障方麵，毛澤東時代做得也很出色。正如美國人莫裏斯8226;邁斯納所說：“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在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它低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開創了成人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障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在農村實施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後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剛起步但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以前的平均35歲到70年代中期的平均65歲。”（《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第244—245頁）
綜上所述，可知毛澤東時代是不畏強權，和世界人民一道為消滅壓迫和剝削而鬥爭的時代，是中國人民既反對教條主義，走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又反對修正主義，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的時代，是中國人民揚眉吐氣，通過改革和開放，走向繁榮富強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清除了舊中國的汙泥濁水，社會風氣良好的時代，是工人不愁失業，農民不愁失地，大學畢業生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人民向高科技進軍，成了世界核大國之一的時代。
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楊振寧是這樣評價毛澤東的，他說：“在艱難的道路上，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犧牲中，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輝煌成果的每一個過程中，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是中國的明燈，是中國的舵手。”（《舉世悼念毛澤東主席》第174頁）
巴基斯坦前總統布托，對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的，他說：“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裏隻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台，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曆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強有力的影響在全世界億萬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記。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確實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他為中國及其8億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澤東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領袖。他對當代局勢發展的貢獻是沒有人可以比擬的。”
“他的光榮和偉大，他的英勇和勝利，將永垂青史。毛澤東的名字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鬥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誌。”（《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第147—148頁）
所以，任何貶低、造謠誣蔑毛澤東的人，必將如蜀犬吠日，如蚍蜉撼樹，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下場。
毛澤東的業績、思想和風範將與世長存，永放光芒！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永遠向前！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