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宋 慶齡寫給王 明的信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這是一封宋慶齡寫給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誌: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係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著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誌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複，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裏隻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麵。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誌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幹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誌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係。”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著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裏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麽我們的同誌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這封信中提及蔣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間承諾的條件，主要是指周恩來同蔣介石單獨進行談判時達成的相關內容。
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載了蔣介石當時對周恩來的三點承諾:“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事情發生後的稍後不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接連用英語和德語發表了講話，披露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允諾的條件。隨後，《紐約時報》分別於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對此事做了報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發表了《一位美國女人，活躍在西安的共產黨人》的報道。
共產國際獲悉這些情況後，十分震怒，1月19日，致電中共中央稱:中共“應該公開宣布和堅決實行這樣的方針:支持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內戰，聯合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反對日本侵略的措施”。電報認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37年1月21日給潘漢年的電報中，也認為她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並解釋說，“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
由此可見，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講話之前，沒有得到中共的許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誌去中國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萊抵達上海，1935年初與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見了幾次麵。
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1935年5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主任米夫，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王明，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康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說，出版反帝機關報的計劃已經落入警察手裏，“此外，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係），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蹤，一些外國同誌和一些中國同誌可能會暴露”。因此建議放棄最近一個時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報的計劃；並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第二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就作出決定，通過了米夫等人的建議。5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做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於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傑（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誌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宋慶齡認為，“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這一評價應該說是非常中肯的。為了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安全，她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情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這是一封宋慶齡寫給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誌: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係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著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誌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複，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裏隻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麵。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誌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幹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誌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係。”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著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裏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麽我們的同誌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這封信中提及蔣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間承諾的條件，主要是指周恩來同蔣介石單獨進行談判時達成的相關內容。
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載了蔣介石當時對周恩來的三點承諾:“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事情發生後的稍後不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接連用英語和德語發表了講話，披露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允諾的條件。隨後，《紐約時報》分別於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對此事做了報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發表了《一位美國女人，活躍在西安的共產黨人》的報道。
共產國際獲悉這些情況後，十分震怒，1月19日，致電中共中央稱:中共“應該公開宣布和堅決實行這樣的方針:支持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內戰，聯合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反對日本侵略的措施”。電報認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37年1月21日給潘漢年的電報中，也認為她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並解釋說，“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
由此可見，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講話之前，沒有得到中共的許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誌去中國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萊抵達上海，1935年初與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見了幾次麵。
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1935年5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主任米夫，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王明，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康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說，出版反帝機關報的計劃已經落入警察手裏，“此外，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係），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蹤，一些外國同誌和一些中國同誌可能會暴露”。因此建議放棄最近一個時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報的計劃；並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第二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就作出決定，通過了米夫等人的建議。5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做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於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傑（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誌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宋慶齡認為，“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這一評價應該說是非常中肯的。為了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安全，她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情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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