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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4-09-01 莊祖鯤 ijingjie
文/莊祖鯤
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夕，全歐洲可能沒有比英國更糟糕的社會。上流人士沉迷於賭博與奢侈浮華的宴樂之中，兒童卻常常要在苦不堪言的惡劣環境中每天工作十八小時。為了阻遏犯罪，就采取嚴刑峻法，偷幾先令都會被處死，真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然而在法國大革命的血腥風雨四、五十年之後，英國的社會風氣卻煥然一新。他們通過了一連串的法案——其中包括著名的廢止蓄奴法，還有全世界最早的勞工法、監獄改革法等等，迎來了維多利亞女王掌政的黃金時期(1837-1901)。曆史學家公認，擔任下議院議員長達四十幾年的威伯福斯，是扭轉乾坤的關鍵人物之一。
“我們都應該承認有罪，而不是以指責別人來卸責”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是富商的獨子，九歲時父親去世。他被送到叔叔家中，他們是敬虔的基督徒，因此威伯福斯自幼就從他們身上受到熏陶。他叔叔的至交之一，就是膾炙人口的聖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的作者約翰.牛頓牧師。牛頓年輕時放蕩不羈，曾做過奴隸船的船長，悔改後擔任牧師，終身為廢除奴隸製度奔走。威伯福斯年幼時就認識牛頓，他後來也成為威伯福斯的屬靈導師。
威伯福斯在劍橋大學求學期間的朋友，其中以後來成為他一生至交和政壇盟友的皮特(William Pitt, 1759-1806)最為著名。皮特在二十多歲就擔任英國首相，而且長達二十幾年之久。因著他的鼓勵，威伯福斯才決定參政，並在1780年當選下議院的議員，年僅21歲(這是法定的議員最低年齡)。他不但口才極佳，而且音調鏘然有韻，贏得“下議院的夜鶯”之譽。
1784年威伯福斯與知名的劍橋數學家和科學家艾薩克.米訥(Isaac Milner)結伴到歐洲旅遊，米訥也是福音派傳道人。兩人一路研讀聖經。旅遊回來後，威伯福斯又去拜訪牛頓牧師。1785年，威伯福斯有了一次靈性複蘇的大轉變，這使他慎重考慮是否該辭去議員的職務轉任牧師。
但是牛頓認為，政府更需要道德的呼聲，勸他留在國會。他說：“我盼望並且深信，主耶穌高舉了你，是為了他的教會與我們國家的好處。”皮特也勸他留在國會：“基督教的原則與實踐，不應該隻引向靈修，也應該導致行動。”
於是威伯福斯帶著新的使命感，在國會忠心服務長達45年(1780-1825)之久。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他自稱，神給他兩個神聖的使命：就是奴隸貿易的禁絕，以及社會道德的更新。
1787年，英國的海軍部長─也是下議院的議員，期望威伯福斯提出有關遏止運輸奴隸的法案，皮特首相也鼓勵他。經過兩年的準備，1789年5月12日他首次為廢奴發聲。在長達三小時的發言中，他說：“我無意指責任何人，我隻是個人引以為恥。因為在我們大英帝國的國會授權之下，我們整體在忍受這種可怕的貿易行動。我們都有罪——我們都應該承認有罪，而不是以指責別人來卸責。”
他又說：“我不是要指責貿易商，我隻想訴諸於他們的感受與人性。”他這種說之以理的方式，雖然不能立刻見效，但是長久下來卻逐漸顯出影響力。雖然這提案在1790年獲得委員會同意，開始實質審查與聽證。但1791年第一次表決的結果，卻是以88票對163票的懸殊比例慘敗。
失敗的原因很明顯，這妨害了英國在西印度群島每年六百萬英鎊的貿易利益，並且牽涉到160艘船隻與五千多名水手的生計。因為從1783年到1793年的十年間，單單利物浦就曾運送三十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
由於法國大革命的陰影，廢奴法案遭到更大的阻力。但是威伯福斯卻屢敗屢戰，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和11次的失敗，終於在1807年，以283票對16票，通過第一個《禁止奴隸販賣法案》。那一天，整個國會違反慣例地為威伯福斯大聲歡呼三次，他自己卻坐在椅子上掩麵痛哭！
雖然奴隸製度尚未廢除，這法案隻是宣告運輸奴隸為非法，但是奴隸運輸量已經立即減少了75%。但威伯福斯並未就此罷手，他透過外交手段，推動各國共同簽署《廢除販賣奴隸條約》。結果在1815年，因為拿破侖複辟，歐洲各國在詭異的政治局勢下，居然奇跡式地通過這個條約。
然後威伯福斯又在國會推動《奴隸登記法案》及《奴隸解放法案》。雖然他在1824年從國會正式退休，卻仍然在幕後繼續努力。當《奴隸解放法案》終於在1833年7月25日通過時，英國的奴隸製度才正式廢除。這個法案使西印度群島的七十萬黑奴獲得自由，而且英國政府將撥款兩千萬英鎊，贖回這些黑奴，來完成這項創舉。三天後，威伯福斯就與世長辭了！
“克拉朋聯盟”的合縱連橫
威伯福斯在國會的奮鬥，並不以獨行俠的方式進行。他團結了許多不同黨派卻同樣有福音信仰的議員一起努力。在剛擔任國會議員時，議會中他可能是唯一的持福音派信仰的議員。但是在四十多年後，上、下兩個議院已經總共有超過一百多位福音派議員，這些議員經常或偶爾支持他的提案，其中有三十位左右則是他的核心骨幹。
1787年開始，他招集了七位基督徒議員，加上誌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企業家、律師、牧師和研究收集資料的人，幾乎每周一次到他位於倫敦南郊克拉朋的家裏討論。當時這些“戰友”們都還年輕，為了法案奔走遲遲未婚，後來這八位國會議員幹脆搬進克拉朋的一棟大宅，過起群居生活，因此被後人稱為“克拉朋聯盟”。
後來大家先後結婚，才結束了這段群居的日子。但是“克拉朋聯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因為新血的加入而壯大。他們被稱為是下議院的“聖徒”，又被謔稱為是威伯福斯的“白奴”，經常在靈性上彼此激勵，在戰略上腦力激蕩。
這些夥伴還進行調查，協助收集資料與數據，因為威伯福斯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動之以情，更要說之以理。他們善用報紙等傳媒，對國會議員施展壓力。他們可能是近代民主政治社會裏最早也最懂得運用民意的政治家。在一次推動法案的過程中，克拉朋聯盟總共收集了五十萬人的簽名支持，而當時英國總人口不過九百萬！
除了這些鐵哥兒們之外，外圍的後援隊伍也功不可沒。在國會裏，皮特首相是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人，雖然他不是克拉朋聯盟的一員，卻對廢奴法案始終如一地支持。當他1806年病危時，他對威伯福斯的最後遺言是：“兄弟！沒有任何借口了，把它搞定吧！”
威伯福斯懂得合縱連橫，但絕不違背良知，使用齷齪技倆。所以不但皮特，連皮特的政敵，後來繼任首相的福克斯，也全力支持廢奴法案。
1789年，威伯福斯曾清楚表示，自己乃是蒙神呼召作為一個“基督徒政治家”，而不僅是一個剛好是基督徒的政治家而已。這種信念，表現在他45年的投票紀錄上。
他不隻一次基於自己的良知和信仰，與他自己的政黨及摯友皮特唱反調。雖然有人說，他因此失去繼承皮特擔任首相的機會，但是他正直不阿的品格卻贏得多人(包括對手)的尊敬，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然而作為一個基督徒政治家，有時會在現實與理想間掙紮，也會在群眾心理與政治良知之間難以取舍。被譽為“英國良心”的威伯福斯也經常碰到天人交戰的兩難局麵。
英法戰爭期間，英國海軍大臣被發現有犯法違紀的事，反對黨要求將他撤職查辦，但皮特首相為了避免陣前換將，就全力維護他。在雙方僵持不下時，作為執政黨的一員，又是皮特多年的摯友，威伯福斯經過長考之後痛苦地投票讚成反對黨的提案。
於是情勢急轉直下，海軍大臣被撤職，皮特當場痛哭，兩人二十多年的情誼幾乎毀於一旦。最後臨危上陣的新海軍大臣與海軍元帥納爾森，合力將拿破侖的海軍艦隊完全殲滅，威伯福斯與皮特的關係也恢複了。由此可見，威伯福斯看重公義的原則勝過私人的情誼。
另一個例子是，在戰爭期間常有人聚眾滋事，甚至發表一些極具煽動性的言論。一向對社會弊端直言不諱，也極力擁護言論自由的威伯福斯，卻讚成限製群眾集會的法案——即群眾集會必須事先申請，獲得許可後方得進行。
雖然有人因此批評威伯福斯，他卻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容許人以言論自由為借口，卻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謬論，乃是危害公眾及國家利益的。在一次反對黨組織的非法群眾大會上，群情激昂，威伯福斯坐了兩天馬車飛奔前去，在風雨中單刀赴會。他一上台，短短的一番話，立刻扭轉情勢，群眾也和平散去。
有人批評威伯福斯雖在奴隸法案上竭盡心力，卻未在本地勞工的權益上作同樣的努力。這是不公平的說法。雖然在威伯福斯有生之年未能通過全套的勞工法案，但至少他已經推動了一些最早的法案。並且在他的感召下，一些被稱為是第三代的克拉朋聯盟之國會議員合力完成了威伯福斯的未盡之工。威伯福斯已經“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
社會革新背後的信仰推手
英國曆史家恩舍(R. C. K. Ensor)說過，要了解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崛起的曆史，必須了解那個時期英國的信仰。他說，十九世紀的英國商人贏得“全世界最誠實的商人”之美譽，是因為他們篤信有天堂與地獄，就像相信明天太陽會從東方升起一樣。
而那之前，英國一直在沉睡。1740年開始，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菲德所領導的福音運動，雖然對英國下層社會的勞動階層影響很大，但是卻受到中上階層人士的抵製與鄙視。
威伯福斯在1797年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實際的觀點：在這個與真正的基督教背道而馳之國家中，中上階層基督徒的有影響力之宗教體係》。這本書一出版，六個月之內就售出7500冊，並且再版多次(英國15次，美國25次)，並且被譯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這本書在英國上層社會的影響非常大。特別在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之下，該書喚醒了英國精英的良心，促成了社會改革。
威伯福斯的期望，不僅是要改變不合理、不合人性的法律，他也希望能喚醒國家的良心。因為他深信，要使政治改變，至終文化也必須改變。隻有文化被更新，社會未來才有希望。威伯福斯的努力帶來長久的效果。正是因為他的影響力，以及那個時代的基督教社會改革家們，矢誌成為社會上的光和鹽，帶來了從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使英國的社會全然改觀。
這從數據可見。例如：在1740年銷量高達700萬加侖的杜鬆子酒，到1780年已經跌到100萬加侖。原來失學嚴重的貧苦兒童，在1780年開始推動的主日學運動後，到1840年已有三分之二的兒童入學。185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英國1800萬人口中，每個星期天有80%的人會到教堂參加禮拜。
依據經濟學庫茲涅茲定理，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分配不均的貧富懸殊現象。當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社會將出現危險的分裂。如果有權有錢者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而貧者弱者在絕望下鋌而走險，社會將騷亂叢生。十八世紀末的法國與英國，在麵對現代化與工業化的衝擊時就選擇了兩種途徑，得到兩種結果。
法國大革命采取的是暴力的、去宗教化、急速改革的方式。他們沒收了天主教龐大的教產，強迫修女、神父還俗；處決了無數貴冑富商，最後變成暴民政治。結果不但使歐洲遍地烽火，還迎來了另一個封建獨裁政權——拿破侖王朝，使民主運動成為鬧劇。
相反，英國卻在衛斯理領導的福音運動下，整個社會靈性與道德有極大的複蘇。貧富階級間的摩擦，因著道德的共識而紓解，社會逐漸邁向和諧。最支持廢奴運動的就是貴格會及約翰·衛斯理領導的循道會。
約翰·衛斯理早就多次撰文抨擊奴隸製度的殘酷不仁，他在1791年過世前三個月的最後一封信，就是寫給威伯福斯的。在信中，衛斯理鼓勵這位年輕的國會議員，要為神所托付給他的神聖使命持之以恒、忠心到底。
英國的福音運動對英國走上漸進的、良性的社會改革，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位曆史學家說，到了1820年，英國男男女女都自豪地顯示出一種使命感，表現出獻身的熱情。正是這種被基督新教倫理更新後的英國文化，不但規範了社會道德，也將英國推向了曆史的高峰。
#延伸閱讀#
威伯福斯一生的成就並不僅限於推動廢奴法案，以下是其它較著名的例子：
l 他在1787年首先提出“道德提升法案”，雖然受挫，但是他創立了“道德重整協會”(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orals)，以便繼續推動道德更新運動。之後他推動並使英王喬治三世發布《鼓勵虔誠與美德宣言》，使約翰衛斯理領導的福音運動，可以合法地傳播；
· 1788年他提出一項減少虐待兒童的法案；並推動一連串提供窮人與兒童免費教育的法案；
· 他與友人一同創立免費的英國平民學校，兼收女生和黑人。著名的電學大師法拉第曾經擔任校長。
· 他在1793年首次提議，要求英國政府容許東印度公司接納宣教士進入印度。之前，為了擔心宣教士會妨害他們的商業利益，東印度公司曾禁止宣教士進入他們的商業區。但這個法案拖延了二十年，直到1813年才通過。
· 他與克拉朋聯盟弟兄們創立浸信會宣教協會，並在1792年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著名的“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裏——去印度。這個協會後來改名為倫敦傳道會，曾差派戴德生（中國內地會創辦人）到中國。
· 他推動全世界第一個《禁止虐待動物法案》，並在1824年創立英國皇家防止動物虐待基金會；
· 1791年他與友人集資成立獅子山公司，在西非買下一大塊土地，讓1900名被釋放的黑奴成立自治區。這個地區就是今天的獅子山共和國。
· 1786年他提出《罪犯死刑後屍體的處置法案》，以廢除傳統上淩辱罪犯屍體的陋規。這個法案經過49年，也就是在他過世前一年才通過；
· 他推動包括全世界第一個工廠法，以及一連串保護勞工及童工的法案，例如限製每天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
· 他推動各項醫院的改革工作；
· 他接續「監獄改革之父」約翰?霍華德的未竟之業，推動監獄改革。1796年提出《監獄法案》，使監獄更人性化。最後在1832年，將兩百多個判死刑的罪例去掉一半，製定較合理的量刑標準；
· 他曾在69個誌願社團(主要是慈善和宗教性質)擔任委員，又捐款支持至少70個社團。
（本文選自莊祖鯤牧師的新書《迥別的祝福》，大小標題均為《境界》編者所加，2014年6月出版，華文出版社，各大基督教書房有售）
文/莊祖鯤
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夕，全歐洲可能沒有比英國更糟糕的社會。上流人士沉迷於賭博與奢侈浮華的宴樂之中，兒童卻常常要在苦不堪言的惡劣環境中每天工作十八小時。為了阻遏犯罪，就采取嚴刑峻法，偷幾先令都會被處死，真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然而在法國大革命的血腥風雨四、五十年之後，英國的社會風氣卻煥然一新。他們通過了一連串的法案——其中包括著名的廢止蓄奴法，還有全世界最早的勞工法、監獄改革法等等，迎來了維多利亞女王掌政的黃金時期(1837-1901)。曆史學家公認，擔任下議院議員長達四十幾年的威伯福斯，是扭轉乾坤的關鍵人物之一。
“我們都應該承認有罪，而不是以指責別人來卸責”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是富商的獨子，九歲時父親去世。他被送到叔叔家中，他們是敬虔的基督徒，因此威伯福斯自幼就從他們身上受到熏陶。他叔叔的至交之一，就是膾炙人口的聖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的作者約翰.牛頓牧師。牛頓年輕時放蕩不羈，曾做過奴隸船的船長，悔改後擔任牧師，終身為廢除奴隸製度奔走。威伯福斯年幼時就認識牛頓，他後來也成為威伯福斯的屬靈導師。
威伯福斯在劍橋大學求學期間的朋友，其中以後來成為他一生至交和政壇盟友的皮特(William Pitt, 1759-1806)最為著名。皮特在二十多歲就擔任英國首相，而且長達二十幾年之久。因著他的鼓勵，威伯福斯才決定參政，並在1780年當選下議院的議員，年僅21歲(這是法定的議員最低年齡)。他不但口才極佳，而且音調鏘然有韻，贏得“下議院的夜鶯”之譽。
1784年威伯福斯與知名的劍橋數學家和科學家艾薩克.米訥(Isaac Milner)結伴到歐洲旅遊，米訥也是福音派傳道人。兩人一路研讀聖經。旅遊回來後，威伯福斯又去拜訪牛頓牧師。1785年，威伯福斯有了一次靈性複蘇的大轉變，這使他慎重考慮是否該辭去議員的職務轉任牧師。
但是牛頓認為，政府更需要道德的呼聲，勸他留在國會。他說：“我盼望並且深信，主耶穌高舉了你，是為了他的教會與我們國家的好處。”皮特也勸他留在國會：“基督教的原則與實踐，不應該隻引向靈修，也應該導致行動。”
於是威伯福斯帶著新的使命感，在國會忠心服務長達45年(1780-1825)之久。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他自稱，神給他兩個神聖的使命：就是奴隸貿易的禁絕，以及社會道德的更新。
1787年，英國的海軍部長─也是下議院的議員，期望威伯福斯提出有關遏止運輸奴隸的法案，皮特首相也鼓勵他。經過兩年的準備，1789年5月12日他首次為廢奴發聲。在長達三小時的發言中，他說：“我無意指責任何人，我隻是個人引以為恥。因為在我們大英帝國的國會授權之下，我們整體在忍受這種可怕的貿易行動。我們都有罪——我們都應該承認有罪，而不是以指責別人來卸責。”
他又說：“我不是要指責貿易商，我隻想訴諸於他們的感受與人性。”他這種說之以理的方式，雖然不能立刻見效，但是長久下來卻逐漸顯出影響力。雖然這提案在1790年獲得委員會同意，開始實質審查與聽證。但1791年第一次表決的結果，卻是以88票對163票的懸殊比例慘敗。
失敗的原因很明顯，這妨害了英國在西印度群島每年六百萬英鎊的貿易利益，並且牽涉到160艘船隻與五千多名水手的生計。因為從1783年到1793年的十年間，單單利物浦就曾運送三十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
由於法國大革命的陰影，廢奴法案遭到更大的阻力。但是威伯福斯卻屢敗屢戰，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和11次的失敗，終於在1807年，以283票對16票，通過第一個《禁止奴隸販賣法案》。那一天，整個國會違反慣例地為威伯福斯大聲歡呼三次，他自己卻坐在椅子上掩麵痛哭！
雖然奴隸製度尚未廢除，這法案隻是宣告運輸奴隸為非法，但是奴隸運輸量已經立即減少了75%。但威伯福斯並未就此罷手，他透過外交手段，推動各國共同簽署《廢除販賣奴隸條約》。結果在1815年，因為拿破侖複辟，歐洲各國在詭異的政治局勢下，居然奇跡式地通過這個條約。
然後威伯福斯又在國會推動《奴隸登記法案》及《奴隸解放法案》。雖然他在1824年從國會正式退休，卻仍然在幕後繼續努力。當《奴隸解放法案》終於在1833年7月25日通過時，英國的奴隸製度才正式廢除。這個法案使西印度群島的七十萬黑奴獲得自由，而且英國政府將撥款兩千萬英鎊，贖回這些黑奴，來完成這項創舉。三天後，威伯福斯就與世長辭了！
“克拉朋聯盟”的合縱連橫
威伯福斯在國會的奮鬥，並不以獨行俠的方式進行。他團結了許多不同黨派卻同樣有福音信仰的議員一起努力。在剛擔任國會議員時，議會中他可能是唯一的持福音派信仰的議員。但是在四十多年後，上、下兩個議院已經總共有超過一百多位福音派議員，這些議員經常或偶爾支持他的提案，其中有三十位左右則是他的核心骨幹。
1787年開始，他招集了七位基督徒議員，加上誌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企業家、律師、牧師和研究收集資料的人，幾乎每周一次到他位於倫敦南郊克拉朋的家裏討論。當時這些“戰友”們都還年輕，為了法案奔走遲遲未婚，後來這八位國會議員幹脆搬進克拉朋的一棟大宅，過起群居生活，因此被後人稱為“克拉朋聯盟”。
後來大家先後結婚，才結束了這段群居的日子。但是“克拉朋聯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因為新血的加入而壯大。他們被稱為是下議院的“聖徒”，又被謔稱為是威伯福斯的“白奴”，經常在靈性上彼此激勵，在戰略上腦力激蕩。
這些夥伴還進行調查，協助收集資料與數據，因為威伯福斯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動之以情，更要說之以理。他們善用報紙等傳媒，對國會議員施展壓力。他們可能是近代民主政治社會裏最早也最懂得運用民意的政治家。在一次推動法案的過程中，克拉朋聯盟總共收集了五十萬人的簽名支持，而當時英國總人口不過九百萬！
除了這些鐵哥兒們之外，外圍的後援隊伍也功不可沒。在國會裏，皮特首相是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人，雖然他不是克拉朋聯盟的一員，卻對廢奴法案始終如一地支持。當他1806年病危時，他對威伯福斯的最後遺言是：“兄弟！沒有任何借口了，把它搞定吧！”
威伯福斯懂得合縱連橫，但絕不違背良知，使用齷齪技倆。所以不但皮特，連皮特的政敵，後來繼任首相的福克斯，也全力支持廢奴法案。
1789年，威伯福斯曾清楚表示，自己乃是蒙神呼召作為一個“基督徒政治家”，而不僅是一個剛好是基督徒的政治家而已。這種信念，表現在他45年的投票紀錄上。
他不隻一次基於自己的良知和信仰，與他自己的政黨及摯友皮特唱反調。雖然有人說，他因此失去繼承皮特擔任首相的機會，但是他正直不阿的品格卻贏得多人(包括對手)的尊敬，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然而作為一個基督徒政治家，有時會在現實與理想間掙紮，也會在群眾心理與政治良知之間難以取舍。被譽為“英國良心”的威伯福斯也經常碰到天人交戰的兩難局麵。
英法戰爭期間，英國海軍大臣被發現有犯法違紀的事，反對黨要求將他撤職查辦，但皮特首相為了避免陣前換將，就全力維護他。在雙方僵持不下時，作為執政黨的一員，又是皮特多年的摯友，威伯福斯經過長考之後痛苦地投票讚成反對黨的提案。
於是情勢急轉直下，海軍大臣被撤職，皮特當場痛哭，兩人二十多年的情誼幾乎毀於一旦。最後臨危上陣的新海軍大臣與海軍元帥納爾森，合力將拿破侖的海軍艦隊完全殲滅，威伯福斯與皮特的關係也恢複了。由此可見，威伯福斯看重公義的原則勝過私人的情誼。
另一個例子是，在戰爭期間常有人聚眾滋事，甚至發表一些極具煽動性的言論。一向對社會弊端直言不諱，也極力擁護言論自由的威伯福斯，卻讚成限製群眾集會的法案——即群眾集會必須事先申請，獲得許可後方得進行。
雖然有人因此批評威伯福斯，他卻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容許人以言論自由為借口，卻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謬論，乃是危害公眾及國家利益的。在一次反對黨組織的非法群眾大會上，群情激昂，威伯福斯坐了兩天馬車飛奔前去，在風雨中單刀赴會。他一上台，短短的一番話，立刻扭轉情勢，群眾也和平散去。
有人批評威伯福斯雖在奴隸法案上竭盡心力，卻未在本地勞工的權益上作同樣的努力。這是不公平的說法。雖然在威伯福斯有生之年未能通過全套的勞工法案，但至少他已經推動了一些最早的法案。並且在他的感召下，一些被稱為是第三代的克拉朋聯盟之國會議員合力完成了威伯福斯的未盡之工。威伯福斯已經“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
社會革新背後的信仰推手
英國曆史家恩舍(R. C. K. Ensor)說過，要了解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崛起的曆史，必須了解那個時期英國的信仰。他說，十九世紀的英國商人贏得“全世界最誠實的商人”之美譽，是因為他們篤信有天堂與地獄，就像相信明天太陽會從東方升起一樣。
而那之前，英國一直在沉睡。1740年開始，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菲德所領導的福音運動，雖然對英國下層社會的勞動階層影響很大，但是卻受到中上階層人士的抵製與鄙視。
威伯福斯在1797年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實際的觀點：在這個與真正的基督教背道而馳之國家中，中上階層基督徒的有影響力之宗教體係》。這本書一出版，六個月之內就售出7500冊，並且再版多次(英國15次，美國25次)，並且被譯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這本書在英國上層社會的影響非常大。特別在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之下，該書喚醒了英國精英的良心，促成了社會改革。
威伯福斯的期望，不僅是要改變不合理、不合人性的法律，他也希望能喚醒國家的良心。因為他深信，要使政治改變，至終文化也必須改變。隻有文化被更新，社會未來才有希望。威伯福斯的努力帶來長久的效果。正是因為他的影響力，以及那個時代的基督教社會改革家們，矢誌成為社會上的光和鹽，帶來了從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使英國的社會全然改觀。
這從數據可見。例如：在1740年銷量高達700萬加侖的杜鬆子酒，到1780年已經跌到100萬加侖。原來失學嚴重的貧苦兒童，在1780年開始推動的主日學運動後，到1840年已有三分之二的兒童入學。185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英國1800萬人口中，每個星期天有80%的人會到教堂參加禮拜。
依據經濟學庫茲涅茲定理，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分配不均的貧富懸殊現象。當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社會將出現危險的分裂。如果有權有錢者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而貧者弱者在絕望下鋌而走險，社會將騷亂叢生。十八世紀末的法國與英國，在麵對現代化與工業化的衝擊時就選擇了兩種途徑，得到兩種結果。
法國大革命采取的是暴力的、去宗教化、急速改革的方式。他們沒收了天主教龐大的教產，強迫修女、神父還俗；處決了無數貴冑富商，最後變成暴民政治。結果不但使歐洲遍地烽火，還迎來了另一個封建獨裁政權——拿破侖王朝，使民主運動成為鬧劇。
相反，英國卻在衛斯理領導的福音運動下，整個社會靈性與道德有極大的複蘇。貧富階級間的摩擦，因著道德的共識而紓解，社會逐漸邁向和諧。最支持廢奴運動的就是貴格會及約翰·衛斯理領導的循道會。
約翰·衛斯理早就多次撰文抨擊奴隸製度的殘酷不仁，他在1791年過世前三個月的最後一封信，就是寫給威伯福斯的。在信中，衛斯理鼓勵這位年輕的國會議員，要為神所托付給他的神聖使命持之以恒、忠心到底。
英國的福音運動對英國走上漸進的、良性的社會改革，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位曆史學家說，到了1820年，英國男男女女都自豪地顯示出一種使命感，表現出獻身的熱情。正是這種被基督新教倫理更新後的英國文化，不但規範了社會道德，也將英國推向了曆史的高峰。
#延伸閱讀#
威伯福斯一生的成就並不僅限於推動廢奴法案，以下是其它較著名的例子：
l 他在1787年首先提出“道德提升法案”，雖然受挫，但是他創立了“道德重整協會”(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orals)，以便繼續推動道德更新運動。之後他推動並使英王喬治三世發布《鼓勵虔誠與美德宣言》，使約翰衛斯理領導的福音運動，可以合法地傳播；
· 1788年他提出一項減少虐待兒童的法案；並推動一連串提供窮人與兒童免費教育的法案；
· 他與友人一同創立免費的英國平民學校，兼收女生和黑人。著名的電學大師法拉第曾經擔任校長。
· 他在1793年首次提議，要求英國政府容許東印度公司接納宣教士進入印度。之前，為了擔心宣教士會妨害他們的商業利益，東印度公司曾禁止宣教士進入他們的商業區。但這個法案拖延了二十年，直到1813年才通過。
· 他與克拉朋聯盟弟兄們創立浸信會宣教協會，並在1792年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著名的“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裏——去印度。這個協會後來改名為倫敦傳道會，曾差派戴德生（中國內地會創辦人）到中國。
· 他推動全世界第一個《禁止虐待動物法案》，並在1824年創立英國皇家防止動物虐待基金會；
· 1791年他與友人集資成立獅子山公司，在西非買下一大塊土地，讓1900名被釋放的黑奴成立自治區。這個地區就是今天的獅子山共和國。
· 1786年他提出《罪犯死刑後屍體的處置法案》，以廢除傳統上淩辱罪犯屍體的陋規。這個法案經過49年，也就是在他過世前一年才通過；
· 他推動包括全世界第一個工廠法，以及一連串保護勞工及童工的法案，例如限製每天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
· 他推動各項醫院的改革工作；
· 他接續「監獄改革之父」約翰?霍華德的未竟之業，推動監獄改革。1796年提出《監獄法案》，使監獄更人性化。最後在1832年，將兩百多個判死刑的罪例去掉一半，製定較合理的量刑標準；
· 他曾在69個誌願社團(主要是慈善和宗教性質)擔任委員，又捐款支持至少70個社團。
（本文選自莊祖鯤牧師的新書《迥別的祝福》，大小標題均為《境界》編者所加，2014年6月出版，華文出版社，各大基督教書房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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