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首、割喉美國記者的ISIS，為何如此來勢洶洶？

2014-09-05 臨風 ijingjie

（圖為9月2日，ISIS正要對史提夫·薩特洛夫實施割喉，並對著攝像機發出威脅）

斬首、割喉美國記者的ISIS，為何如此來勢洶洶？
 
文/臨風

最新消息傳來，又一位在敘利亞采訪難民的美國新聞記者史提夫·薩特洛夫被“伊斯蘭國”（ISIS）的凶手割喉了。薩特洛夫是去年8月被綁架的，跟斬首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一樣，在殺掉手無寸鐵的薩特洛夫之前，手持利刃的凶手比手畫腳，對著攝影機發出威脅，下一位將輪到一名英國記者。

我一方麵對屠殺記者的行為痛心疾首，但一方麵也深深為詹姆斯·福利和薩特洛夫臨死前那種勇敢、堅定的神采所折服，在揮舞凶刀的屠夫麵前他們竟然如此鎮靜！

雖然人類一直希望能蘇醒過來，但今天仍然不斷重複上演著“9·11”式的噩夢！

最讓人吃驚的莫過於：居然有2000-3000名ISIS的戰士是從西歐和北美參加的，其中包括割下兩位美國新聞記者腦袋的英國籍凶手。這批喝西方奶水長大，受過西方人權與自由熏陶的青年，怎麽會很快變成如此野蠻、凶殘的惡魔呢？最近居然還有一位英國母親，拋棄兩個孩子，去參加ISIS，並聲稱要親手割掉基督徒的腦袋。巴格達迪和他的同黨憑什麽力量，可以驅使這種狂熱和仇恨？這或許是今天的“天問”！？

在混亂中成長的ISIS和領袖巴格達迪

任何一個組織，包括政府、宗教、企業、機構，如果希望擴充、強大，它一定要有個“同仇”的對象。它不見得相信上帝，但它肯定得相信“惡魔”，也就是製造一個令人懼怕，深惡痛絕的共同敵人，否則，它就變得鬆散，失去警惕心。

另一方麵，它需要有“信仰”高度的內聚力，讓成員接受一種言說，一種權威。否則，它的成員會缺乏獻身的激情和犧牲的勇氣。這個“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信仰，卻具有宗教的熱情。

這是人類群體心理普遍的現象，不論是為真理和正義的理由，還是為強權和暴力的目的。在人類曆史上， 羅伯斯比爾、拿破侖、 華盛頓、列寧、希特勒等的興起都是鮮明的例子。

這個原則用在“伊斯蘭國”身上更恰當無比。從2014年春天開始，伊斯蘭國聖戰組織肆虐伊拉克和敘利亞，他們殘暴且令人發指的行徑，不斷成為新聞焦點。

他們所到之處屠殺無辜、滅族、搶奪、強奸，無所不用其極。凡是非我族類就是誅殺的對象，連惡名昭彰的基地組織都斥責它野蠻和殘暴，與它劃清界限！

曆史就像環環相扣的小說：西方世界在中東的政策（以巴爭執、控製油源），以及現代主義世俗化帶來的道德危機，讓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找到了共同的敵人，就是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這個共同敵人遭到了“9·11”的懲罰。不過，“9·11”也讓西方世界覺醒，有了危機意識,因此發動了攻擊基地組織大本營的阿富汗戰爭，以及（美國新保守主義）為了消除隱患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然而，伊拉克戰爭中種種策略上的失誤給暴亂提供了溫床，使得占領軍所受到的歡迎轉變成了與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長期消耗戰。由於失業，生活無著，許多薩達姆從前的軍人更是成為暴亂的中堅。2007年的“增兵”（The Surge）雖然把由基地組織主導的暴亂壓製下來，但問題仍然存在。事實證明，努裏·馬利基領導的伊拉克政府宗派主義的作風，使得境內遜尼宗的人民和複興黨的舊部結合，這些被排除於權力之外的勢力蠢蠢欲動。

阿拉伯之春帶來了敘利亞人民對民主的渴求，刺激了兩個族群的權力鬥爭。掌權的阿薩德政府屬什葉宗，他對遜尼宗人民的壓製和殘殺，引起了全世界輿論的公憤。阿薩德雖然有俄國和伊朗撐腰，但還是岌岌可危。為了製造對手間的分裂，他故意釋放了一批伊斯蘭極端分子，並且故意不去攻打這批極端分子所掌控的地盤，間接培養這個聖戰組織壯大，以壓縮自由派的反政府力量。

ISIS 就在敘利亞的混亂中成長。它的首領是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他的跟隨者並非一批烏合之眾，能在戰場上驍勇善戰，打敗十倍以上的正規軍。他們並且善用社交網絡，還有官方 App，以及攻心戰術，擊潰敵人的心防。這位巴格達迪究竟是誰？

巴格達迪出生於巴格達西北一個叫薩邁拉城附近，曾在一所伊斯蘭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3年，當美軍入侵時，他正在一所清真寺作阿訇（伊瑪目）。2004年曾被占領伊拉克的美軍逮捕，但因證據不足，無條件釋放。

由於美軍當初戰略錯誤，把薩達姆複興黨的軍隊全部解散。這批帶著武器的無業遊民有過作戰經驗，包括中高級的軍官。這批人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到了2010年，因為基地組織伊拉克的首領紮卡維被擊斃，薩達姆手下的一位將軍把巴格達迪介紹給基地組織。這是噩夢的開始。

奧巴馬外交政策與小布什相反，主張民族自決，盡可能不幹涉他國內政。但他因為過分謹慎，給人軟弱的印象，使得ISIS借機坐大，從敘利亞擴張到伊拉克。到了去年，巴格達迪的組織與其它聖戰組織合並，擴充，成立了ISIS，與基地組織分道揚鑣，成為整個區域的毒瘤。他作戰的中堅就是從前薩達姆旅經戰陣的舊部。

今年6月底，巴格達迪囂張地宣布，他接續1924年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建立伊斯蘭國，並自封為哈裏發。他要建立一個伊斯蘭式的烏托邦，自認為全世界20億穆斯林的領導中心，凡是不跟從他的就是敵人 。

醒悟的恐怖分子的自白

《華爾街日報》8月30周末版有篇題為《解讀西方聖戰分子的心靈》的文章。在這篇報道中，作者訪問“國際激進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一位高級研究員馬赫先生。馬赫的父母從巴基斯坦移民英國。他說，因為英國政府沒有警惕，90年代中期，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已在年輕穆斯林中灌輸伊斯蘭聖戰思想，並被這批年輕人接受為理所當然的觀念。

他本來也是個受到灌輸的激進分子，屬於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後來他開始有了懷疑，但他發現自己非常孤立。那時，他已在組織中爬到很高的位子，進入了決策層。不過，在劍橋讀研究所時，他開始意識到伊斯蘭信仰中的多元性，更進一步發現那種激進神學基本上是宗教垃圾。同時，他也意識到這些激進的意識形態將會導致恐怖主義。於是，在2005年倫敦地下鐵車站恐怖爆炸案發生以後，他拋棄了激進思想。

根據馬赫的研究，大約有500-600名英國籍穆斯林參加了ISIS的聖戰組織，而且其中有將近一半已回到英國。他說，一個標準的英國ISIS成員大約20歲左右，來自於南亞（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的家庭背景。他們一般受過些大學教育，曾參加過一些伊斯蘭的活動。他說，這批人可以分成三個類型。

第一類是冒險型的人。他們在英國涉及幫派或毒品，對伊斯蘭一知半解。僅僅在去敘利亞之前開始惡補伊斯蘭。他們的動機是希望改善生活。第二類型的人是真正的壞蛋，他們性情凶殘，以殺人為樂。這些人無可救藥。還有第三類型的人，這些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從人道主義的思想開始，希望拯救遭受迫害的人們。但他們被灌輸極端思想，最後甘心投身於伊斯蘭帝國大業。

馬赫說他自己屬於這第三類型。如果他晚生十年，很可能今天就是名ISIS的聖戰分子。人們應當幫助這類型的人覺醒。當記者問他，作為一個過來人，你能告訴這些聖戰分子什麽呢？他說，要告訴這些人，你被洗腦了。不要一頭鑽進去，要去了解一下外麵的真實世界。

很可惜，文章就結束在這裏。其實，如果仔細想想，問題並不那麽簡單。

近在咫尺的敵人

首先關於歐洲的穆斯林，他們多半是新移民，其中有很多是從亞洲和非洲來的難民家庭。與地主國不同，他們的生育率特高，然而下一代在歐洲社會的競爭力比較低，失業率非常高。作為失敗者，對前途沒有希望，自然對宗主國不滿。同時長輩們對歐洲自由開放的風氣也不滿，認為在腐化伊斯蘭社會。這兩個交叉的隱憂使得歐洲的穆斯林社會始終是個動亂的溫床，更不要說激進分子在煽風點火了。這給第一類型不斷提供人員。

其次，受到洗腦的狂熱分子與常人不同，他們不容易被理性思維或事實證據所說服。換句話說，這些理想主義者已經從追求真理走到盲目跟隨。他們活在一個幻想世界。這也就是一般所謂邪教共同的問題！

1951年，美國的道德和社會哲學家埃裏克·霍弗（Eric Hoffer）出版了一本名著《真信徒》，討論狂熱的心理因素。這本書分析，並試圖解釋不同性格類型的動機與群眾運動的關係，不論這個群眾運動是政治的還是宗教的，是激進的還是反動的。

他發現，宗教、民族、以及社會運動，無論是激進的還是反動的，往往會吸引某種固定類型的追隨者。這批人帶著信仰的熱誠，以及全盤接受的心態，不論所接納的是真實還是謊言，全心追隨運動的領導者。他們的表現方式相仿，甚至使用相同的手法和詞匯。這種現象後來被借用，通稱作“真信徒綜合症”。馬赫有幸從這個綜合症中覺醒。因為他進入劍橋大學，受到學術界的耳濡目染。一般人或許沒有這麽幸運。

貝勒大學神學教授羅傑·歐爾遜（Roger Olson）今年三月在博客上討論“新改革宗” 時，提到他早年接觸高維理（Bill Gothard）的“培基教育機構”的跟隨者，所觀察到的共同特征。這些人認為高維理對人生一切問題都有答案，例如“上帝的命令鏈”。凡是對他的教訓質疑的都被跟隨者看作異類，要堅決抵製。

歐爾遜發現，這些認為擁有“答案”的人有個通病，他們缺乏批判性思維。他們不一定頭腦簡單，其中許多人還有高等學位，擁有高度專業的工作。但他們腦子裏似乎有個過濾器，凡是遇到與行為有關的問題，高維理已經替他們思考過了，他們不信任自己的思考能力。

不論是政治領域或宗教領域，總有一類人，也就是前麵所提到患有“真信徒綜合症”那種類型的人，對人生的問題他們特別需要有絕對的把握，否則就會坐立難安。他們不能忍受模糊性與風險。這些人以意識形態掛帥，不論是“上帝的命令鏈”，或是“上帝的主權”、“美國例外主義”、“女性主義”、“自我形象良好觀”、“市場經濟論”，還是任何其它“主義”或“特色”。問題其實還不在於這些“主義”的本身，而是這批人的態度。他們像匹狂奔的馬，戴著眼罩，直往前奔，完全無視周圍的現實。

這種個性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熱情地、無條件地投身於那些“本身就有限度的領袖”或是“不完美的核心理念”，排斥客觀性的思維。他們不去閱讀任何有批判性的資料，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所掌握的“真理”就是全人類人生的一切答案。

這就是“真信徒綜合症”的表現，在ISIS聖戰戰士的身上表露無疑，而且彼此加強，彼此肯定。也唯有這樣，那批原來充滿理想的人才會去屠殺婦女、兒童，以及無辜的族群。就像對待邪教徒一般，如果要去解除他們身上的“魔咒”，可能必須經過冗長的“解毒”過程。

上世紀50年代，漫畫家華特·凱利（Walt Kelly）藉畫中主角坡哥（Pogo），說了一句極富哲理的名言：“我們已經接觸到敵人，他就是我們自己。”一個文明社會所能做的，大約就是盡量培養可以冷靜思考的青年人，盡量減少灌輸教條的衝動，讓他們不成為自己的敵人，讓他們的熱情不蒙蔽他們作客觀判斷的能力。這種熏陶不但對他們的一生很重要，對他所身處的社會也很必要。

1968年查爾斯·赫斯頓領銜主演的科幻電影《人猿星球》的結局發現，人類已經自我毀滅了。這部老電影多年來給了我很大的提醒，人類社會最大的課題或許就是如何不要自我毀滅，因為那種毀滅性的衝動，或是“真信徒”的盲動，無時無刻不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因為它製造無知、偏見、仇恨、暴力，我們如果不正視它，它可能會把我們吞噬。

所以，無論是什麽領域，什麽組織，它必須具有自我檢驗的機製和能力，能夠容許批判，而不是去壓製異聲，“真信徒綜合症”才不至於成為流行病。

同樣地， 一個人有個信仰，特別是宗教信仰，原是好的，而且甚至是必須的。宗教信仰可以幫助我們有個穩固的核心思想，讓我們不至於蒙蔽在私欲之下。可是，我們每個人也要自我警惕，不要讓信仰的激情衝昏我們的腦袋，讓我們變成自己的敵人，落入“真信徒綜合症”的重病當中。


附注：伊斯蘭國的稱謂從ISIS到ISIL，到IS －Islamic State一直在改變，但其實是同一個組織、同一批人，用IS意義上不同了，他們不僅是個局部的王國（伊拉克、敘利亞），而是伊斯蘭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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