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苗族失喪生命的英國人伯格理

2014-09-15 向郢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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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郢

石門坎，這個貴州西北角的鄉鎮在中國地圖上幾乎難以找到，但在20世紀上半葉，從歐洲寄往這裏的郵件包裹，收件地址卻可以這樣寫：“中國石門坎”。

　　

在數十年間，這片荒涼貧瘠得隻有十餘戶人家的苗族村寨一度被建設成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 英國傳教士伯格理(SamuelPollard)通過辦教育，提高整個苗人的文化水準，他和當地的漢人，苗人一起，開啟了這個地區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從而使這個地方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社會變遷。　

大約一百年前的1915年9月15日，伯格理在護理傷寒病人時不幸染病，去世時51歲。在長達11年的艱辛創建之後，這個相貌文弱但內心堅韌的英國牧師長眠中國。

送葬時，數千苗民為之失聲痛哭，高聲唱著頌揚他的民歌。墓碑上寫著“人竟宿於石門，神將賜以木鐸”。再後來，很多苗族教民死後都葬在了墓地周圍，陪伴他。

“苗族文化複興聖地”

1904年7月12日，威寧和水城一帶的4個“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幾天，找到了昭通聖經公會布道所的牧師柏格理。

大花苗人稱這年為“龍年得道”。為逃避殺戮，這支被稱為“大花苗”的族係逃到了滇黔川最荒涼偏僻的山區，他們沒有土地，靠租種彝族頭目地主的土地過著刀耕火種、結繩刻木的生活。困苦的時候，“迷失在山野裏的羔羊”的傳言讓他們看到了“苗家的希望”。

這年，柏格理39歲。這個22歲就來到中國的牧師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傳道的李文斯頓那樣引領一個民族皈依基督。他在昭通創立“中西學堂”和“女子學校”，發動過“天足會”，還曾冒生命危險到金沙江附近的涼山彝族中去傳教，但效果甚微。一直在默默祈禱的他抓住了大花苗民伸過來的猶豫的手。

這年冬天，柏格理和幾名苗族、漢族信徒到滇黔交界處的石門坎。他向彝族土目討要到一塊地方。

早先的教會並未資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傳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學校的100萬個銅板都是苗民們每人100個銅板捐助出來的。1906年，學校開班授課。20多個學員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歲的楊雅各還不是年齡最大的。他是當年最早從安順帶回來“耶穌的信息”的4個獵人中的一個。因為既能說流利的苗話，又會一些簡單的漢話和彝話，楊雅各一邊念書，一邊教柏格理苗語。

穿著苗族服裝的柏格理很快就會在路上給人讓道，嘴裏說地道的苗話，“老哥得罪了”。他這種語言天賦後來被總結為——因為他是英國康沃爾郡人。這也許是很奇怪的事情，康沃爾的古老發音似乎與苗語很相似，某些語音幾乎完全相同。

柏格理的語言天賦還表現在苗文的創立上。苗族原本沒有文字，祖先的曆史都是用古歌口口相傳。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漢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楊雅各、張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結合苗族衣服上的符號花紋，創立了一套簡明易學的拚音文字。

為區別於1949年後的苗文，苗族人稱這套文字為“老苗文”。牧師們很快翻譯了老苗文版的《聖經》和讚美詩，學校也用苗文來編寫《苗文基礎》、《苗族原始讀物》等教材，出版苗文報。

石門坎鄉政府56歲的老秘書張國輝是石門坎小學和中學的畢業生，他曾翻閱過他父親的課本。他的父親張文明是1909年入讀的第三批學生。《苗族原始讀本》上麵除了基督教的一些常識，大部分都是苗族古史傳說、科普知識和一些生活常識。

簡陋的教室很快滿足不了四麵八方匯集而來的教徒。雲南的威縣、鎮雄、楚雄，甚至遠至紅河的苗族學生都趕來就讀。1908年柏格理回英國療傷時募集到2000英鎊，回到石門坎後，他用這筆錢修建了一幢有煙囪和壁爐、可容納200多人的寬敞教學樓。在獲得循道公會的津貼後，石門坎小學相繼修建了宿舍、禮堂、足球場和遊泳池。

與此同時，“平民教育”也在開展。教會創建“節製會”，不準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創建“改良會”，約束十五六歲早婚的習俗，規定“男子年滿二十，女子年滿十八然後結婚”。對於那些沒進到學校讀書的成年人，教會開辦“平民學校”，苗族信徒在主日進禮拜堂時，不僅要禮拜，還要在晚上分班學習文化，通讀苗文《平民夜讀課本》。威寧縣在1949年後的一次教育普查顯示，當地苗族接受現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過其他少數民族，甚至超過漢族。

“哪裏有教堂，哪裏就有學校”

在伯格理沒去之前，苗人的性關係非常混亂，每一個苗寨，村頭的地方有一個公共場所，苗人稱之為花撩房，這是一個公共空間，女孩子十三四歲後，就可以進入這個房間和其它男人發生性關係。伯格理剛去後，發現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約13，14歲的女孩子，懷裏抱著一個小孩，肩上背一個小孩，這種早婚、早育、性關係的混亂，是導致疾病、貧窮的重要原因。

伯格理來到這裏之後，規定每一個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歲，女性要20歲才能結婚。隻要他進到一個村寨，就讓苗人把花繚房燒掉，讓他們講文明、講衛生、注重家庭關係、注重道德倫理。

此前，因為不會說漢話，不會計數，怕受彝族漢族欺侮，苗人幾乎不趕鄉場，柏格理和教會親建了“公益場”，用來給苗族人進行商品交易，這個鄉場後來發展成為威寧縣最大的鄉場。

教會還從1910年開始將五月端午對麵山坡上對歌縱情的花山節改為“同樂會”，運動會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項目。比賽的項目有籃球、足球、長短跑、跳高、跳遠、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歡的賽馬。這個運動會開到後來就成了附近所有教會學校和教區的運動會了。1932年的第21屆運動會，就有貴州、雲南、湖南、四川100多支運動隊參加。

1934年第23屆運動會，更是一場盛會。就在這年，駐紮在昭通的貴州省第三綏靖區司令楊森聽聞石門坎足球隊的名聲，帶著他的部隊足球隊來參加比賽。因球場寬度不夠，球很容易滾下山，所以球員們不得不練就高超的控球本領。輸了兩場、勉強贏一場的楊森，走時硬是帶走了4個球員。1950年代，石門坎8名主力入選第一屆貴州省足球隊的時候，“貴州足球搖籃”的名聲不脛而走。

教會究竟建成了多少學校？這數據一直比較模糊。關於石門坎教區的數字據說是50多所，而滇黔川毗鄰幾十個縣的數據統計下來有100多所。最精確的數字是1950年威寧縣的一次調查，有28所教會學校。柏格理的一句話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流傳：“哪裏有教堂，哪裏就有學校。”實際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學校都是同一幢建築，房頂上插著塗了紅色顏料的木頭十字架，平時做教室，禮拜天變成教堂。

　

最鼎盛的是石門坎中學。1943年，華西大學教育係學成歸來的朱煥章說服了彝族和苗族知名人士出資，創辦了“西南邊疆石門坎初級中學”。他是一個無比堅毅忍耐的人，還在大學時就用課餘時間編寫了《滇黔苗民夜讀課本》。

董事會沒有經費支持時，他這個校長將教會提供的經費和學生交來的包穀，按教職工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以保證人人都能勉強維生。遇到斷糧，他和大家一樣挖野菜充饑。就這樣，從開辦那天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辦，石門坎中學一共招收10個班400多學生，其中考入大專畢業的有23人。

柏格理去世後，石門坎一度處於低穀階段。1918年糧食歉收，次年發生嚴重饑荒；1922年再次歉收，次年又發生大饑荒。麵對饑荒，教會巧妙地采取了一種以工代賑的方式。

熟悉曆史的張國輝說，“我父親當時就負責發糧食，每人每天領一碗包穀和一碗鬆籽，栽完那碗鬆籽，就得那碗包穀”。就這樣，饑荒之後的一年時間裏，教會組織苗民在石門坎溝腳下栽了很多樹，修築了通往昭通的一段道路，更重要的是，還修建了麻風病院和孤兒院。

饑荒年之後，隨處可見孤兒。教會利用以工代賑，並借助一筆來自英國的捐款，在學校附近山泉不遠的山坡上建起了孤兒院。據說當時有20多名孤兒免費入學讀書，他們在課餘需要跟著老師在周圍開墾土地，學習農耕技術。

 

“我將與你同在”

柏格理是在1915年照顧傷寒病人的時候染病去世的。

很多時候，這個牧師更像是一名熱忱勇敢的醫生。他還在昭通時就開始用簡單的西醫衛生知識給人看病發藥了。僅1898年的第一個月，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個試圖服用鴉片自殺的人。在他因生病結識了昆明教會醫院的護士海孝貞(中文名)並與她結婚後，這個英國傳教士在昭通的家庭住所很快變成了當地的西醫醫院。

在與當地的巫師鬥爭取得勝利之後，石門坎的藥房最初也設在他們居住的“五鎊小屋”中。這個藥房成了與教堂、學校同樣熱鬧的地方。每每禮拜之後，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藥房求醫求藥。海孝貞通常把粉末藥物包在紙包內，液體藥則是倒進半個雞蛋殼內。

柏格理甚至為當地人種牛痘。他專門從家鄉帶來一批小刀片和疫苗。當自己顧不過來時，他就辦班培訓。很快，那些被選中的傳道士兼教師又成了接種員，揣著令人羨慕的閃亮鋒利的小刀，滿腔熱忱地到處為苗民接種。

“柏格理親自為我們苗家人治大膿瘡，連大麻風都不怕。”這是1957年貴州省工作組下到石門坎進行調查時所記錄的苗族教徒的話。

麻風病人在過去是被厭棄的群體。1914年，當柏格理聽說廣西都督誘殺活埋麻風患者的消息時，他在報刊上憤怒地譴責，英國一個麻防組織很快與之聯係並匯來一些錢。柏格理用這些錢買了糧食和布，定期發放給附近的患者。

他去世後，教會對麻風患者的道義責任一直延續了下來。4年以後，繼任者張道惠向傳教團申請到了資金，購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這個滇東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風病院很快就容納了昭通、威寧、彝良一帶的幾十名麻風病患者。很多病人拖著潰爛的身體過來，接受治療後，就在這裏過集體生活。至今，這個麻風村還在。

柏格理去世後，海孝貞帶著兒子回到了英國。石門坎的醫療條件直到1926年才重新好了起來。這年，吳性純從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畢業，他回到石門坎將藥房擴建成為一所平民醫院。他是苗族曆史上第一個受到專業培訓的醫學院學生，十餘年後從華西畢業的另一個學生張超倫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了貴州省第一任衛生廳廳長。

醫院的首字母縮略為“P.M”，這既是漢語“平民醫院”的縮寫，也是苗語“Pi－MiaoHospital(我們苗族的醫院)”的縮寫，而另一層更深的意義，則是寄托在英文中來表達的，“PollardMemorialHospital”，翻譯過來就是“柏格理追思醫院”。

傷寒在1915年7月傳到石門坎，這是苗族人所說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學生都病倒了，一個剛打了預防針的牧師也病倒了。學校山崖下的一個山洞作了臨時隔離治療室，在那裏，柏格理一直守護著病人。

然而之後他也被感染上了。同年9月15日病故。後來牧師們發現，他的日記本上最後一頁，7月5日，隻有寥寥兩句：“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學校裏的孩子們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考試。”

這本日記是從1887年開始記錄的，那時，他和另一個牧師剛剛結束在安徽的漢語培訓，啟程從長江乘船到重慶再轉道到昆明。那時他23歲，在長江一個叫“撐天灘”的險灘上，船被撞成碎片，他幸及遇救。當乘馬行進在西南的深山裏時，他說，“我感到孤獨，但上帝說，‘我將與你同在’。”

（原文刊登於《南方周末》 2006年10月19日，《境界》轉載編輯時有刪節，標題和小標題均為《境界》編者所加，原文標題為《福音下的石門坎》）

【延伸閱讀】

伯格理去世百年後尋訪石門坎

文/Pearl 《境界》讀者

2014年7月，我們一行去到了久已向往的雲南永善的馬楠和貴州威寧的蘇科寨、石門坎，尋訪柏格理和其它先輩的宣教足跡，也探訪當地的弟兄姐妹。

1904年，當四位苗族同胞長途跋涉到昭通找到柏格理，柏格理時年40歲。為這一刻，他已經禱告了17年，從此打開向苗族宣教的大門。

在柏格理的花崗墓門上，鐫刻著：牧師誠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在柏格理墓旁，長眠著另一位宣教士高誌華牧師。他從小敬佩柏格理，直至追隨柏格理服務苗家人。1936年高誌華牧師被土匪殺害，去世前他隻說了一句話：我要和柏格理牧師在一起。從此，他永遠陪伴在柏格理身旁。

山間風光無限，仿佛世外桃源的青草坡地上，牛羊點綴，與世無爭。無法想象，百多年前，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宣教士，舍棄家人和舒適安逸，克服多少國度、文化、語言、習慣的重重障礙，來到這交通閉塞，偏遠落後蠻荒之地，將自己一生埋葬在此。

他們的確是照著主的樣式，向自己和向世界死，死在他們身上發動，生卻在別人身上發動。一粒麥子不死，仍舊是一粒麥子，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的籽粒來。並非他們沒有家，並非他們不想家，乃是他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在世上做了客旅和寄居的。

今日苗寨，弟兄姐妹無論男女老少，均用最隆重的禮節，盛裝歡歌迎接我們的到來；殺雞宰羊，用一年難得一次的最好飯食招待我們。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主愛把我們連結。雖然陌生，卻是熟悉。

我們很欣喜地看到主在苗家人中得著了吳弟兄這樣的寶貴器皿。我們盼望主得著更多這樣屬神的人，接續柏格理走在這條十架窄路上，忠心遵行主的旨意，帶進真正的屬靈複興。讓百多年的複興不再隻是曆史和回憶，徒留悵惘。

讓我們紀念那為主的名遭受迫害仍堅強站立的弟兄姐妹們，他們為改變這片土地的蒙昧，辛苦辦學。雖然他們學校的教學成績最好，至今仍得不著正式承認，屢次要被強製取締。

也讓我們紀念這片土地上弟兄姐妹真實的需要，特別是醫療需要。嚴寒和惡劣的環境、不良的衛生習慣，讓他們迫切需要風濕、婦科、牙科、肺病、兒科方麵的醫療服務。求主紀念那看顧他們需要的人，那做在他們中最小的一個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神昨日行過，今日和明日仍可再行，藉著那真實信靠的潔淨流通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