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哈佛教授的自白：“自由”正是我痛苦的原因

2014-08-12 盧裏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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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裏（Glenn Loury，美國）

@我無法忠於婚姻，我不是單指對妻子不忠，而是我無法全情投入婚姻，無法放下一己之私與另一個人共同生活。婚姻包括施與受，但我付出的甚少，高傲與自我使我無法與人建立成熟的關係。

@做了基督徒之後，我才發覺惟有向別人委身盡責，才能獲得生命最深的滿足和最大的成就感。抱著小小的兒子在懷中，每天照神的心意做一個父親和丈夫，我經曆到那種深深的滿足感，我這才知道往日虛浮的情欲與放縱根本不能給我真正的快樂。

盧裏簡介：現為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之前任教於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治學院、西比大學、密歇根大學，教授經濟學及公共政策。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博士，曾擔任數間著名大學的客座學者，如英國牛津大學、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並曾任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經濟顧問。盧裏對於美國的種族不平等現象和貧民社會政策積極作公開評論和分析，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公眾利益》(The Public lnterest)、《新共和國》(New Republic)。

我不想進行神學分析，而是以旁觀者看自己生命轉變的方法，來描述自己的屬靈旅程。我要見證基督為我所成就的，也必能成就在別人身上。

有一次我聽一位牧師講道，提到為什麽我們要信耶穌基督複活。這是一件極不尋常、難以置信的事，他討論了經文，又陳述曆史證據與聖經吻合，然後就說我們也可親身經曆耶穌的複活。

也許要證明耶穌基督是主的最有力證據，就是人生命的改變。從前我是死的，如今活了，不是我自己有複活的力量，而是基督的能力重建我破碎的生命，補償被蝗蟲所吃掉的。

事業雖然成功，靈魂卻死亡

雖然有一位可愛美麗的女人愛我，做我的妻子，但我還是無法也不願意持守婚姻的關係。我無法忠於婚姻，我不是單指對妻子不忠，而是我無法全情投入婚姻，無法放下一己之私與另一個人共同生活。婚姻包括施與受，但我付出的甚少。高傲與自我使我無法與人建立成熟的關係。

我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擁有長期合約。我已達到事業的巔峰，夫複何求?我去到華盛頓，達貴名人都認識我。我有研究基金、有聲譽，可是我經常情緒低落，慨歎“人生無意義”。 事業雖然成功，靈魂卻死亡。我經常大聲歎氣，不停地說完又說，連妻子也聽慣了。我沒有自殺傾向，也沒有精神上的問題，隻是我沒有真正的快樂。

我的成就並沒有給我帶來滿足感，生命沒有深度和意義，我覺得自己一直活在生命的表層，人生隻不過是一件事務接一件事務，一場比賽接一場比賽。我固然想獲得高分，獲得人的讚揚，想財源廣進，可是連串的成就並不能串連起生命的意義，我也看不出這些成就有什麽永恒的價值。

除此以外，我也做了毒品和酒精的奴隸。這些捆鎖雖然持續多年，還好沒有嚴重破壞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情況不是一下子突然惡化的，我也沒有在課堂之間吸食海洛英，或作出其他卑汙的行為。我不想給你一個錯誤印象，以為我陷在醜惡、絕望和悲傷中，不過我的生活確實愁苦。我倚靠毒品過日子，我要吸食毒品才能享受晚間的娛樂，才有生命力與家人共同生活。要在派對中玩得高興，要在體育活動中找到歡樂，也得依賴毒品。

但我並不覺得這是問題，在社交中享受微醉已成為我的生活模式，可是當情況逐漸升級，終於影響了我的健康和聲譽。不過自始至終，我從不覺得自己有什麽問題。

我的人生這樣下去，若非有所突破，勢必婚姻破裂。若沒有突破，我真懷疑我的名譽、身分是否也能支撐我的情緒不陷入崩潰。我不知道毒癮、酒癮日益深陷，會不會使我的身體、事業、精神一敗不起。我裏麵似乎完全失去控製。

整整兩小時我都在抹眼淚

就在這時，有人把耶穌基督的福音介紹給我。他們宣稱有拯救的途徑，能救我脫離捆綁。他們叫我思想耶穌的話，例如：“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

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時我在醫院接受戒毒療程，每逢星期五，醫院都邀請一些宗教人士來講論屬靈的事。這一天，當地教會有一位年輕女士到來，我在聚會中提出許多對“有組織的宗教”的質疑，我鄙夷教會領袖的腐敗，這是我在芝加哥成長時所看到的情況。

聚會後，她約我談話，她的態度溫和，但不斷問我對將來的打算。她建議我跟她一起讀詩篇23篇。我們讀了，雖然我對這篇詩滾瓜爛熟，但從來沒有想過裏麵的應許竟是對我說的。這位女士告訴我，雖然我如今“行過死蔭的幽穀，但也不怕遭害”，因為我不是孤單上路。這些話令我甚為震撼。

第二天我出院了，她勸我周末到她教會去，那是1988年的複活節。在過去的十年裏，我上教堂不超過六次，但這回我接納了她的邀請。整個聚會令人愉悅舒服，尤其是那些音樂。我回想起孩童時代在芝加哥的教會，我家參加的是非洲衛理公會，這宗派有200年曆史，主要由美國的黑人組成。小時候我很喜歡去聚會，及至少年才漸漸離開。

當天的信息是救贖，整整兩小時我都在默默抹眼淚，想起自己的所作所為，需要的赦免何其多。我沒有上前禱告，沒有加入教會，也沒有認基督作我個人救主。聚會一完，我就飛快溜走，連那邀請我的年輕女士也沒有去道謝。我沒有對任何人承認，但我實在被神的靈感動了。

那個複活節的清晨確實使我心靈深處起了變化，這天之後每樣事情都不同了。接著幾個月裏也有別人邀請我去教會，我也讀聖經，有時也聽人禱告，隻是不太熱心。在我身上並沒有發生過什麽戲劇性的巨變，也沒有感受到神驀然臨到的特別經曆。

我有一位朋友是牧師，名叫夏蒙，他是我在哈佛當經濟學家時認識的。他不斷探訪我，我感到他是真誠關心我。他總是溫和而恒切地問及我生命的景況，最後他勸我參加查經班，此後我經常出席，又參加崇拜。

幾個月來當我開始讀經、上教堂、學禱告、真誠剖視自己時，我把自己的生命向神的靈開放，接受他的訓示和感動。我體會到自己生命有極大的缺欠，我之所以落到這般景況，是有個人原因的。我這才明白，原來我所有不對勁的地方，都與自己靈性的空虛有關。

不但如此，我發覺自己在進步，在改變。我領悟到做基督徒是很真實的事。我屬靈生命最大的進步，就是明白基督教不隻是一套有待研究的命題、有待考證的真理宣示，而是一位超然的神伸出手來與人類建立關係的實際行動。換言之，我開始體會所謂“信耶穌”不隻是人的理智探索，不是我素以為的一套儀文。

自由不應被視為最高的價值

作為任教於一流學府的高傲的知識分子，我根本連想也不屑想，更不用說去接受基督徒所說的信心，因為我看不出任何可信的證據，我不肯拿出信心接受沒有足夠證據的事物。但現在我明白，信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我對屬靈事情的抗拒越來越減退，我願意接納人家向我講述屬靈的事，承認它，承認那是真理。我的內心逐漸騰出空間，讓福音滋潤心田。我的生命開始轉變。斷絕了的關係開始複蘇，人生毫無目的的感覺也逐漸消除。我開始讀聖經，逐漸體會生命的深度與豐盛，原來喜樂與滿足並非遙不可及。我能夠超越事物的表層去重尋意義，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

例如，我發現一個能改變生命的真理：自由（或我所了解的自由）不應被視為最高的價值。我昔日不斷追尋“自由”，不願意受約束和限製，這正是我大部分痛苦的原因。從孩童時代開始我就追求自由、自主，喜歡做什麽就做什麽。婚姻多麽令人窒息，因為在婚姻裏人要顧及另一方的需要。雖然我在前一段的婚姻已經有了孩子，但我根本不想再要兒女，因為責任太大了。我不願回應家庭和朋友的需要，他們實在煩透了。

可是做了基督徒之後，我才發覺惟有向別人委身盡責，才能獲得生命最深的滿足和最大的成就感。抱著小小的兒子在懷中，每天照神的心意做一個父親和丈夫，我經曆到那種深深的滿足感，我這才知道往日虛浮的情欲與放縱根本不能給我真正的快樂。

過去自由不羈與放縱帶給我的隻是孤寂、漫無目的、前路茫茫等苦澀感受。如今我卻經曆到以前未想過的喜樂，脫離了對縱欲享樂的耽溺。生命何等甜美，我不再說，“生命毫無意義”。妻子蓮達如今常常聽見我說：“感謝主。”

信主後，我與家人關係大大改進，並開始與親戚們坦誠交往，與妹妹和母親的破裂關係也得以修好。我與前妻所生的兩個成年子女也有了更紮實的聯係，二十年前我與他們的母親離婚後，彼此一直疏離。這個和好與醫治的過程並不容易，我願意作個仆人，以新的眼光看待這些人際關係，以新的態度關懷他們。

我與妻子早已看為死了的婚姻又重活過來。主賜給我家庭，祝福妻子和我。五年前，我們生了第一個兒子格倫，如今又有了一歲大可愛的兒子馬太。我們的婚姻得到醫治，死而複活仿如奇跡。因為耶穌基督與我相遇，我那已枯死、空虛的生命得以被充滿，複蘇過來。

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麽獨特之處使自己改變，我並沒有做任何事情賺取這改變。聖經說耶穌到來，活在人間，死而複活，為的是叫人人得到新生命。我怎麽知道複活和整個福音是真的？我知道，不單是因為我熟知初世紀的第一手資料，也不單是因為聖經的話，我知道這真理，我向你保證這真理，是因為這是我的親身經曆。神對人施予的無條件的愛，成為我個人從事文化、種族和解、經濟和公義事務上的道德根據。

我的毛病就是自以為是，自視甚高

我的改變開始影響周圍的人。我和另一位同事在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倫理課，學生們都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在公共政策的舞台上嶄露頭角，捧他們所支持的人物或自己當選。我們需要在課堂上提出一些哲學性問題，叫學生在各種難題與處境中思考公平公義與是非黑白。

我思考怎樣用自己的信仰經曆與知識去完成這使命，訓練人正麵響應各項政治事務和公共政策。我向同事們發問，談論個人的信仰委身與公共事務的倫理道德關係，我給他們傳閱寇爾森所寫的《重生》的節錄。寇爾森是水門事件中的醜角，在白宮工作間犯罪，結果被判入獄。在政壇下台後，他與基督建立關係，出獄後開創監獄事工，幫助這群最被忽視的人。

寇爾森對人性“驕傲”的見解很吸引我。驕傲這問題對我很有個人意義，因為這正是使我被罪捆綁的部分原因。我的毛病就是自以為是，自視甚高，一心要攀上高位，我以為沒有一樣事情不在自己掌控之內。在我裏麵沒有規範（無論道德的還是法律的），規範是為別人設立的，我有豁免權。

“一切管他的”，就是我的做人態度。我會不顧一切隻求滿足自己：就如在最好的大學裏爭取教席，力爭在《紐約時報》榜上有名，或得到年輕貌美女子的垂青。寇爾森在他的回憶錄《重生》中分享他如何受“驕傲”的罪捆綁，我讀的時候好像看見自己的影子。我又看出雖然在程度上有別，但是在肯尼迪學院受訓練做政府工作的年輕學生，那種野心勃功、自以為是的性格也是一種驕傲。

我希望至終能傳遞這信念，就是個人的道德必須成為職業操守的根基，而宗教能夠有效地使人持守這道德準則。我希望同事能夠認識到，純學術性地處理這些課題是有限製的，我們至終的目標是去模造國家未來領袖的價值觀和品德。

道德倫理的學術知識固然可影響人的思想，叫人知道該做什麽，但相對於改造人的內在生命，使“該做什麽”變成“想做什麽”，然後真正去實踐，前者便起不了什麽作用。有人說過，世界上最遙遠的路程是從頭腦走到心靈，所言甚是。

我相信自己生命被重建，是要去激勵其他人把他的學術生命與神建立關係，將二者融合起來。我們的心靈是荒脊山野，在學校公開認信的事情少而又少，因為公開認信者往往被人排擠漠視。

但是作為大學教師，我們有責任在年輕人成長階段的關鍵時刻模造他們的思想。我們必須探求出路，學習以忍耐和尊重的態度挑戰年輕人從屬靈和學術的基礎去思考事情。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直接而坦率地宣告自己與主耶穌的相遇，邀請他們也接受這挑戰。

【延伸閱讀】

神在貧民窟——基督信仰對盧裏教授的學術研究的影響

文/盧裏（Glenn Loury，美國）

今天黑人要融入美國社會的機製雖仍困難重重，但情況已逐步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過去數十年，城市中黑人小區的其他屏障日益增多也是人所共知的，這些屏障大大削弱了黑人群體的力量。

這情況帶來的後果從種種行為反映出來，如犯罪、未婚懷孕、學業成績低劣、吸毒、無故使用暴力等。這些行為有損一個人爭取生存空間的能力，人若要求進步，便要有所改變。

導致這種情況實在是社會學家和政治家的責任。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談論如何解決黑人貧民窟問題都成為禁忌。這一現象近年有所緩解，黑人被視為二等公民的情況被正視，但並未化成有意義的討論，探討如何能在這個破碎的世界中找到辦法，以彌補過失。

自由派社會學家韋爾信(WilliamJulius Wilson)承認，黑人行為問題牽連甚廣，但他強調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黑人在經濟上沒有出頭機會,，一旦“工作與報酬都稱心”，他們的問題便自然消失。保守派人士如政治科學家默裏(CharlesMurray)則認為，黑人小區內的悲慘情況是誤用福利製度所帶來的意外後果“隻要政府不再資助那些不負責任的行為，窮人就被迫重拾自律的美德。”

這兩個表麵相反的立場，其實都相信人類行為的背後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甚至連性事、婚姻、生育、教養孩童都和經濟有關。兩個論點都認為黑人貧民窟問題可以從外麵改造，可借著改變政府策略和提供適切的經濟刺激而根治。

兩者都帶著機械決定論的意味，簡化理解人類行為微妙難明的內在動機，因此也無法解釋同樣是貧窮的少數族裔小區，為什麽一些地方人們的行為問題比其他地區少。

歸根究底，這些沒有結論的政策辯論並沒有處理好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個人道德、品格和價值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對吸毒、縱欲、遊手好閑、不受約束、目無法紀、不可靠、不誠實、不忠心等行為給予社會批判，以判斷這些行為是否有違道德。

美國的公共輿論不再倡導道德觀念和生活操守，尤其是在牽涉到種族和社會政策的時候。舉例說，黑人小區的婚姻製度已解體，大部分貧困的黑人孩童都是由母親獨力撫養的，可是誰會就此發言？誰會為孩童的緣故要求這些父親和母親繼續留在一起，改變如今的情況？誰會去提出任何種族的青年人都應該等到婚後才發生性關係呢？

在這個混濁的世代，專家無能為力，政府似乎也隻能為人們的行為做善後處理。沒有人去解決的問題，政府才去收拾殘局。

幸而政府並非惟一的權力來源。每個小區裏都有各種道德文化機構，教導人履行自己的責任，對人負責任，也向神負責任。家庭和教會是完成此任務的首要者。可是在黑人小區裏這些機製通常都麵臨解體，內外皆受壓力。而事實上，家庭和教會正是人們學習道德價值的自然場所，且可能是惟一學習道德價值的地方。若這兩個製度不能重新建立，貧民窟的行為問題便無法解決。

不過我認為，重建家庭和教會的目標並非由公共機構推行計劃和方案便能達到，而是必須從小區內部做起，由道德和政治領袖發動方見成效。

在這裏提及神似乎有點離題，但一個人靈性的委身會直接影響他怎樣看待為人父母的責任。任何經濟專家也無法設計一套獎勵計劃，鼓勵父母全心照顧兒女的發展和成長；惟有那些認定兒女是神所托付的人，才有那種動力。如果不引入屬靈概念，人根本無法有效地倡導節製性欲和禁絕暴力。至於針對濫用藥物的康複計劃，也是建基於一些屬靈原則。試看所有貧民窟若得到成功的更新和改造，都必然有宗教機構或信徒作為推動的核心。

強調屬靈力量並不等於否定社會的公眾行動。市中心貧民區的需要極大，須有社會公眾行動作為支持。許多任務都有待進行，其中之一就是對那些心存善意與忠誠的貧民區居民給予支持，他們的生活榜樣見證了信仰的力量。

可是這種信仰力量怎樣改變一個人的生命和小區的氛圍呢？改變必須從一個一個的人開始，我就是一個例子。

（《境界》編者節選自《我在哈佛遇見神》，編發時有修改，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0年7月，國內珠海出版社2008年也有出版同名書籍，延伸閱讀摘自盧裏刊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神在貧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