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死者記住我們

2014-08-07 王怡 OC

願死者記住我們

王怡

編者注：每一場災難，在不同時間、地點發生。然而每一場災難，對於幸存者說，都是一樣刻骨銘心的傷痛。每一次災難，其實都讓我們再次認清人生的目的和現存時間的緊迫感。可以說每一場災難都是一樣的。此文是王怡牧師在512之後深深的傾訴，對於現在，仍舊如洪鍾敲響。文章雖長，但對於如此艱難的命題，花時間去讀，是值得的。

敬畏感

在四川，當情感和內心的慌亂、災難的尖銳性、餘震的回響，甚至悲傷和憐憫的高潮都開始沉澱時，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擺在每個人的麵前∶媒體已在活著的眾人麵前記錄了這場災難，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在曆史中記錄這場災難？我們又將如何驚魂未定地，向孩子們講述這一切？

告訴他們，這是人類罪愆的報應？告訴他們天災多為人禍？告訴他們這是絕對的偶然，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個瞬間歸零？或者說，人定勝天，我們最終會戰勝大自然？還是告訴他們，其實爸爸媽媽和你一樣無知，一樣渴求答案，一樣盼望奇跡。

專家說，這一次，可能是陸地上發生過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這種災難麵前，每個人的價值觀，每種文化的回答，每一種講述災難的方式，都麵臨著被顛覆、被修正的可能。我們怎麽去記錄和講述呢，連我們的語言都開始搖晃了。

每 一個證據勘驗的故事裏，高超的法醫都會這樣說∶死人是會說話的，死者將告訴我們，他希望我們知道的事。當我看見瓦礫下孩子們屍體的照片，就不可抑製地想到 了法醫的信心。近九萬名死亡和失蹤的生命，在這個鼎盛的時代，以各種姿勢一起橫陳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臥，或蜷曲，或跪立；他們的麵容或鎮靜、或哀傷，或驚恐。我們若不能聽見他們在說什麽，我們如何記錄，如何講述？我們在死者麵前，隻是自言自語，隻是一個勁地說自己的話。

如果5.12之後， 何祚庥院士仍堅持認為，“人類無需敬畏大自然”，那這場地震對他而言，就沒有意義。如果5.12之後，一位將軍依然崇拜凱撒的名言，“我來了，我看見了， 我征服了”，那麽數萬遇難者對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後，成都還堅持要在彭州興建80萬噸乙烯工程，那這場8.0級的地震對成都而言，仍然顯得 太輕微。

一個公民僵硬的屍體，要一個國家學會敬畏生命；一張死去的臉，要生者學習敬畏人的靈魂；一個死在教學樓裏的孩子，則叫我們敬畏民族的未來；一座被摧毀的城市，要我們重新敬畏腳下的大地，和頭上的星空；一片劫後重生的災區，是要我們學習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當災難來自大地或天空時，人通常有兩種相反的回應。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為我們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毀去了一個縣份超過650年的財政積累。但感恩，是為我們得到的。

在 一場沒有邏輯、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災難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難的方式告訴我們一件事，就像一個遇害者臨死前拚命在地上劃一個符號來告訴法醫。那就是無論我們多麽強大，多麽發達，多麽驕傲，我們擁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間消失，我們並不是我們所擁有這一切的主人。就像20世紀著名的教士盧雲說的∶“生命是 一份應當去感激的禮物，不是一份緊緊抓在手中的財產”。

原罪感

90年前，一位內地會的蘇 格蘭傳教士陶蘭斯，來到這次大地震的主要災區，也是今天碩果僅存的30萬羌族聚居的茂縣、汶川、理縣、黑水及北川一帶。他驚訝地發現，羌族在服飾、建築、 歌調、婚俗和獻祭儀式上，都與被擄去巴比倫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來，在川西北一帶從事慈善工作的華人學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論及羌族在生活形態上與中東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獻祭，如舊約所記，是用沒有鑿過的石頭築壇，以全身完好、沒有折斷骨頭的羔羊獻祭。作為中國族裔的古老源頭之一，羌人的獻祭，不但飽含了對“天佑中華”的敬畏，也帶有強烈的贖罪意識。他們稱天為“靈父”，根據陶蘭斯的記載，羌族祭司殺羊之後，將血灑在祭壇上， 說“我們灑血是為著我們的罪”。

根據羌族的口傳曆史，他們的先祖也生了12個兒子。1925年，陶蘭斯給一位羌族祭司讀舊約中的《利未記》第16章，這位老人興奮地跳起來說，這就是我們失傳已久的聖書啊。

羔 羊是無辜的。用羔羊獻祭，表達的是人在造物主麵前對自身罪過的承認，和對救贖的盼望。盡管陶蘭斯的觀點，在曆史上有較大的爭議性，但這次大地震降臨到羌族聚居的地區，令我無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獻祭，和他們心中某種古老的原罪感。這種因著對生命、對宇宙秩序的敬畏，所產生的謙卑和對人心中的罪性與黑暗（台 灣學者張灝稱之為幽黯意識）的體認，在中國的當代文化中，是一種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們對不起這個地球，還是地球對不起我們？像一位詩人為受難孩子寫的那樣，“連地球也像一個知道闖了禍的孩子，和我們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當敬畏感僅僅指向人類自身的性命時，災難會帶來一種對人的道德 的聖化，連經曆災難也成為人類驕傲的本錢。在一些關於救災抗震的報導裏，已經可以看見，這種對經曆苦難的聖化、對戰勝災難的驕傲，是怎樣彌漫的。一方麵，地震局反複強調說，這是無法預測的“不可抗力”；另一麵，我們卻依然大力宣揚著“抗震”、“抗災”的英雄主義。當敬畏感不能與原罪感相調和時，真正的悲 憫，和對人類種種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沒了。

其實古文中，一係列以“示”為偏旁的漢字，都殘留著先人以羔羊獻祭的謙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獻祭和敬拜，“羊”是人獻上的祭物。我們的祖先曾經這樣期盼一個和諧社會，當人獻上羔羊為祭時，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災難勞苦中，我們的確需要被安慰，但我們更需要先知般驚聲尖叫、甚至略顯偏激的刺耳聲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傑裏邁亞，在國破家亡的時候，他卻這樣抨擊那些隻說安慰話的假先知∶“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使命感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發生後僅兩個小時，一位江蘇的企業家陳遊標，就親率120多人的救災隊伍和60輛挖掘機、吊車等大型車輛，向著四川星夜兼程，幾乎與政府的第一支救災軍隊同時到達災區。

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顯示出30年改革開放最偉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樓與股市，而是民間社會的孵化器。個人與個人，因著營利的、非營 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種原因，結合成一個個社團，從而形成一個網狀的、多元的民間社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治理”。在這樣的社會裏，政府的強 製性管製，在人類共同體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個相反的社會中，離開政府的管製，我們就沒有其它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們活在一個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時代。少數人自以為擔負著天下的使命，一談使命，就難免與對他人的支配聯係起來。而多數人以極端的個人立場為支點，認為天下滔滔，和自己沒有任何關係。其實這兩種都是驕傲的版本，也是絕望的版本。

當我在5.12的下午，從高樓上走下來時，還不知道震中在哪裏。我第一個反應是，上帝啊，我們要如何交賬？當一個人死在你麵前，不是死在別人麵前時，他人固然無權對你說，這件事你必須負責；但你也無法對自己說，這件事真的與我無關。

在綿陽三台中學，一位在地震時獨自逃生的教師，被學校開除了。而都江堰光亞中學的老師範美忠，因為在網上撰文，述說自己獨自逃生的經曆，和認為地震時沒有義務幫助學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軒然波瀾。學校迫於輿論，也已解聘了範美忠。

對 中國知識界來說，這也是一個頗具象征意義的事件。一種僅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自由主義，在民族的苦難和激情中，發出過許多先知般冷靜的聲音，並固守著一個個人與群體的邊界。然而，這種輕易拒絕了高貴品質的自由主義，卻無法在一件具體的苦難中，建立起我與他人、族群在盟約中的生命關係。花了多少年的代價，我們 才走出了集體。但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地震，卻借著無辜者的血，叫我們發現，自由知識分子們正在喪失重新走入集體的勇氣。我們可能守住了一個防止強製性闖入的邊界，但我們同時也失去了以愛的力量自願打破這個邊界的能力。

陳遊標和範美忠，是這個時代青黃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廢墟上，我看見民間社會曾被強奸的使命感，開始死灰複燃。每一雙緊閉地下的眼睛，依然看著我們，問∶我們死後，你們怎麽交賬？

曆史感

在各種地震博物館的建議裏，川籍學者查常平、作家魏明倫、冉雲飛、建築師劉家琨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遺產保護計劃”，是一個深具曆史感的呼籲。他們 反對對地震遺址的深度清理，主張活著的人，付出一個再大也不會比死者更大的代價，來保留這場大地震的遺跡。包括“六大遺址、三座紀念場所、三個中心、兩個 曆史博物館、一座誌願者空間公園”，形成一個從九寨溝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群址”。將我們的死亡、災難、憂傷和盼望，一一陳列在大地上。

作家蕭伯納曾說∶“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時候，要比我出生的時候更美好。 ”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權利要求，世界在他（她） 死之後，要比他（她）活著的時候更美好。這是一種催生使命感的曆史維度，真正的寫作、治理、救助、關懷、經營和崛起，都是麵向曆史的。當年，麥迪遜和傑斐遜曾爭論，憲法是否應該每隔20年就重新製定一次。因為活著的人已經死了，新生的人憑什麽要被一群死人統治呢？

如果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不屬 於一個共同體。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們低頭默哀，不值得國旗為他（她）垂落，他（她）的遺體也不值得我們挖掘、埋葬；那麽憲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為憲法在本質上是一個超越死亡的盟約，曆史也是。就如小學五年級的閱讀課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與子》，說1989年的洛杉磯大地震中，一位父親在學校廢墟上挖了36個小時，其他孩子的父母都傷心地離開了。他最終救出了兒子和其他14個孩子。這位父親的信心，並不在乎他知道孩子一定活著，而在於他持守的一個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對同學們說的，“隻要我父親還活著，就一定會來救我。因為他說過不論發生什麽，都會和我在一起。”無論發生什麽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個 人的死亡是一個悲劇，因為每個人的死亡都伴隨著他（她）獨特的苦難。但死亡本身是人類的遺產。一個有曆史感的社會，需要改變它的發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現出人類的死亡。對於墓地，流行的邏輯是“不能讓死人和活人爭地”；對於宗教，流行的邏輯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錢”。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後人也不會尊重我 們的死亡。於是死亡的痕跡不斷在曆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們看不見過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見曆史。換言之，死過的人都白死了，將死的人也要如此。

這正是道德衰微、物質主義成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實說，讓13億幸存者永遠記得那些遇難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學者 說的∶“讓活著的人記住死者，對活著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麵對無辜的死者，活著的人對生命總是虧欠的。我隻有懇請無辜的死者記住我，因為，他們活著，永遠活著，而我是將死的。我將屬於他們，所以懇請他們記住我。”

一個缺乏曆史感的社會，一定是一個記不住死者，死者也不會記住他們的社會。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倒了。發生過的事，最後就當沒發生一樣。

末世感

86歲的乞討者徐超，向災區捐出了他積攢的105元。

108歲的景頗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將她為身後事積攢的502元7角3分，捐給了災區。

這當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揚的個人抉擇，但在我看來，這也是兩個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發人送黑發人，是一件使曆史的意義遭受重創的事。無數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結隊地死去，不隻帶來一個對學校和建築商如何調查、追究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對於未來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個象征。當死亡循序漸進的時候，我們對未來還有一種假想的秩序感，看見一個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撫平三個老人離去的悲哀。我們以為世界就會一直這樣，按著固定的程序運轉。我們驕傲地以為，曆史是源源不斷的自來水，絕不會突然停止、轉身甚至傾覆。我們把自己賺來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當然地以為，連天地和造物主都應該和必須尊重我們的財產權。其實，我們的 發展觀和價值觀，我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都是建立在這個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觸目驚心的，是死亡的普遍與突然，這刺破了人類虛謊的秩 序感。30多年前，一個叫羅馬俱樂部的團體，發表了名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可能持續，這一類對世界性災難的悲觀論調，在西方文化中從來沒有少過，一方麵，這些觀點被高歌猛進的社會當作烏鴉嘴；另一方麵，卻因著好萊塢的電影而充滿了全世界的臥室。5.12那天，我從無數人那裏，聽見對地震場景的最多、最貼切的一個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國大片”。

一個缺乏敬畏感、原罪感和曆史感的社會，對於未來，要麽過於樂觀，要 麽失去盼望。看過無數好萊塢的災難片，我們從來都對美國人關於末日的描寫嗤之以鼻，僅僅對災難的場麵大呼過癮。因為中國文化中，從來缺乏一個對末世的啟示、描述和警示的傳統。我們的世界觀是生生不息的一個圓圈，似乎是一個永遠不會破口的雞蛋。所以直到今天，末世都是一個令人恐慌的詞，甚至被降低到社會學 的意義上，成為與“盛世”對立的、一個令人不高興的概念。

所以中國人無論經過什麽災難，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的一個族群。我不敢奢望這場大地震的餘震，將永遠回響在我們靈魂深處，從而有助於改變這一點。事實上，末世是一個充滿張力和盼望的概念，正如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絕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藥”。對今生的徹底的絕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帶來對今生的積極的擁抱。就像對集體的深刻的絕望，回到個體性的救贖道路上，反而會帶來對集體的重新的愛的接納。

一個最具有末世感的例子，就是馬丁路德的一句話，“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門去，懷著永恒的盼望，親手栽下一棵小樹苗。 ”

或許，死者們很想差一個回來，告訴我們，如何麵對曆史，如何真實地記錄和講述這一切，才不會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鬼殊途。生者是否能傾聽死者？死者是否能勸說生者？我們隻能祈禱，願死者永遠記得我們，記得5.12之後我們做了和沒做的一切；記得我們的愧疚，憂傷和敬畏；記得我們從此之後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長或短的一生。

讓活著的人被死者記住，讓我們值得被他們記住。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願。

王怡 (2013.4.23):我們怎麽去記錄和講述呢，連我們的語言都開始搖晃了。一個缺乏曆史感的社會，一定是一個記不住死者，死者也不會記住他們的社會。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倒了。發生過的事，最後就當沒發生一樣。我們的確需要被安慰，但我們更需要先知般驚聲尖叫、甚至略顯偏激的刺耳聲音。—《願死者記住我們》

刊於《海外校園》第九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