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平民時代的貴族精神

文 | 許紀霖

差不多六十年前，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到了今天，中國終於在經濟上站起來，成為了目前世界上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站起來的標誌之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如今神州富人遍地。

富人多了以後是不是就意味著有了貴族呢？今天的中國不僅有富人，而且有富人文化，我稱之為“暴發戶文化”。在當今中國，一個人是否有社會尊嚴、社會地位，不是看你的內在品質，而是由消費定性，看你穿什麽名牌、開什麽名車、住什麽等級的房子、還有住在哪兒。這些都是身份的炫耀。這樣一種奢侈之風如今到處彌漫。這是不是就意味著有了貴族呢？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興起了一種白領文化，特別是我居住的城市上海，小資情調特別濃，這些小資不一定錢很多，但他們講情調、講品位，要泡酒吧、看話劇、讀村上春樹的小說，他們覺得自己是精神貴族。那麽，有了情調和品位，是否就有了貴族精神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問題，不妨先把答案告訴大家：所謂的貴族精神，我認為是三個精神支柱：第一個是教養，第二個是責任，第三個是自由。

教養是被熏陶出來而非教育出來

首先說教養。歐洲貴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如今在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上還保留著許多古堡，這些古堡都是歐洲中世紀貴族權力的象征，一個古堡就意味這個主人是當地的貴族，統治一方，這是他權力的象征。歐洲中世紀的早年，貴族實際上都是一些鄉紳，住在古堡裏麵，統治著鄉村。早年的歐洲貴族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比較土，沒有太多的文化，說話比較粗魯，喜歡養馬、打獵，養了很多獵犬。最初的貴族是世襲的，主要看血統，有一些甚至是從古羅馬時期傳承過來的。16、17世紀以後，受到文藝複興的影響，這些貴族慢慢有了變化，除了血統之外，開始看是否有教養，教養開始替代血統，成為貴族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當貴族開始講究教養的時候，資產階級也開始出現，這些資產階級的暴發戶，一開始搞商業，後來搞工業。這個時候，貴族階級在經濟上開始沒落，他們不是最有錢的，甚至袍子都是破的。但是在封建等級製之下，貴族的地位還是比資產階級高，衣著體麵的資產階級碰到袍子破爛的貴族還得鞠躬行禮。在貴族麵前，暴發戶們有自卑感。荷包再鼓、金錢再多，但缺少一個最珍貴的社會象征資本，這就是教養。

在中國，端盤子的人可能被人看不起，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在巴黎或倫敦，在一些餐廳，特別是比較好的餐廳裏，那些服務生在我看來個個都是明星，氣質非凡，你沒有辦法看不起他，他收入可能也不會比你低，他有他的尊嚴。每一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尊嚴，相互之間形成了一套禮節。法國大革命高峰的時候，路易十六和皇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皇後上斷頭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後脫口而出：“對不起，先生。”這是平時所自然形成的禮貌習慣。不像中國的寶馬車撞到人，不僅沒有對不起，還要打被撞的人。

中國西周的時候還有類似歐洲的封建製，但東周時已經沒有了，孔夫子哀歎說禮崩樂壞，這就是封建禮製的崩潰。以後是兩千年的士農工商社會，這個四民社會有一個好，各個階級之間上下流動，通過科舉，平民可以一夜之間鯉魚跳龍門，像範進中舉一樣成為上流。但是也帶來了問題，有尊嚴的都是上層，越是上層越有尊嚴，越是低層越沒有尊嚴，被人瞧不起，所以人人都擠破頭往上走。中國的窮人最要命的不是窮，而是活得沒有尊嚴。

歐洲的貴族有教養，這個教養是從哪兒來的呢？主要通過三個途徑來培養：家庭、學校與社交。

教養這個東西首先來自於家教，中國人也很講究家教，但是現代人把家教理解得很狹窄，周末送孩子去彈鋼琴，或者讓孩子背《論語》，把家教理解為知識，好像知識越多家教越好。實際上這隻對了一半。家教不一定是知識，它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東西，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無形中形成的親切與自然、舉手投足中的優雅與高尚，這是一個氛圍，是被熏陶出來的，不是教出來的。如今有些家庭拚命送小孩子周末去學各種貴族知識，但在家裏父母說話談吐粗魯，缺乏基本的教養，使得孩子雖然有知識，卻不一定有素質。

英國貴族的孩子最希望進入的是伊頓公學，到現在它還是最著名的貴族學校，貴族家庭生了一個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到伊頓公學報名，否則到六七歲讀書時再去報名就晚了。伊頓公學教什麽呢？不要認為是打高爾夫球，那裏沒有高爾夫球場，也沒有今天熱門的工商管理、金融等等這些實用知識。到貴族學校，不是去學有用的知識，而是學在今天看來沒有用的知識，比如說拉丁文，熟讀從古希臘、中世紀到近代的各種宗教、人文經典，到今天還是這樣。貴族學校學的不是有用的知識，而是博雅之學。中國古代的儒家，孔夫子辦私學，朱熹、王陽明辦書院，教的也是類似的博雅知識，所謂的士大夫之學。

這幾年各地的大學，特別是理工科大學比較重視人文教養，開始了許多博雅之學的課程，有些大學還把《四書》作為公共必修課。以為人文教養就是通識課教養，上幾門人文知識的課程，大學生便有了人文精神。這是大錯特錯，人文教育不是通識教育，它像家教一樣，不是灌輸一些知識，而是要通過熏陶，通過各種道德和社會的實踐讓學生成為博雅之士。確切地說，人文教育的核心不是通識教育，而是人格教育。

第三步就是社交了。男孩、女孩到了16歲就要有一個成人禮，首先成為正人君子，學會與各種不同的人文明相處，這就需要社交。父母帶著成年的小孩子進入社交圈。這些社交活動，比如舞會、沙龍、晚宴、打獵，都產生了交往的公共空間，哈貝馬斯講的近代公共領域，其前身是貴族的公共領域，貴族的公共領域就是在這樣的社交圈裏產生出來的。

養成貴族差不多需要三代人，第一代是暴發戶，雖然腰纏萬貫，但是從小形成的粗鄙習性很難改變，雖然通過模仿要成為體麵人，但是有些東西是改不過來的。這是第一代，改不過來怎麽辦，趕快把第二代送到貴族學校培養。第二代從小接受貴族教育，但是家裏還不行，家庭還缺乏貴族那一套所需要的禮儀，他們理性上是貴族，但本身的氣質和血脈還不行，平時彬彬有禮，但是一到吵架的時候，原來的土話就脫口而出，本能地反映出來，第二代是後天教育出來，不是自然熏陶的。一定要到三代之後，貴族的教養真的滲透到血脈裏，習慣成自然。

中國曆史上也是有貴族的，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那時皇權比較弱，世家大族比較強大。但是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很多，農民起義第一件事就是殺貴族。貴族要三代養成，但一場大亂，每次像割韭菜一樣，貴族傳統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曆史傳統傳承下來。歐洲和日本都是長子繼承製，家產可以完整保存下去，但中國是兒子均產製，老子的遺產有幾個兒子，就在中間均分，均分以後，財產就分散，形成不了大勢力，這讓皇權最開心，專製權力就是建立在貴族權力有限的基礎上。

貴族責任轉變為公眾服務的精神

貴族精神的第二個支柱，便是責任。中國現在很多富人自認為是貴族，他們認為貴族就是有權力、有特權，這就是身份的象征，高人一等。中國這個社會越往上層，越有尊嚴，這個尊嚴從哪裏來呢？就是所謂的特權。權有兩種，一個是權利（right），一個是權力（power），兩個“權”的概念是不一樣的，權利是上帝和法律賦予每個人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而權力是指能夠控製和主宰別人的一種權勢。中國的一般人包括媒體、官員經常用錯這兩個詞。中國人的觀念裏麵沒有權利，隻有權力，我的權力越大，意味著我的權利也就越多。越是底層的越沒有權利，維護不了基本的人權。表麵是人人爭權利，實際上都在爭權力，爭能夠控製別人、為所欲為的權力。

真正的貴族當然是有權力的，但權力之外，還有責任。與權利相聯係的是義務，而與權力相聯係的就是責任。所謂責任，也意味著擔當，有多種層麵可以理解。首先是對自己的責任，嚴於自律。雖然伊頓公學至今為止是英國最好的貴族學校，但如果中國的小孩子去，我相信不到一個星期就想逃出來。每天的作息時間是很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平時不能出校門，隻有周末才能出來。越是貴族的學校，越要培養出有超常責任感和自律心的貴族。

歐洲的分封製度之下由長子繼承，長子以下就去打仗，當騎士。貴族的學校大部分都是這些非長子的貴族孩子，他們被培養成為年輕的軍官，首先就要有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儲安平先生比較了中國和英國的教育，他講到英國的學校重視人格的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傾向管製。但中國的教育是倒過來，思想管製、性格放縱。貴族學校所訓練的，除了自律之外，就是團隊合作精神。

責任第二個意思是對家族負責。歐洲的貴族非常重視名譽，名譽高於一切。歐洲貴族過去有一個習俗，貴族之間發生了糾紛，要為名譽而決鬥。是誰的名譽呢？不是個人的名譽，而是家族的名譽。一個貴族的家族為什麽輝煌，受人尊敬？乃是每一個貴族成員都珍惜家族的榮譽。個人所有的光榮與恥辱都與這個家族有關。貴族的權力太大了，個人要抵禦各種各樣的誘惑，靠個人道德很難抵禦，法律也沒有那麽細微，這時最大的的製約便來自於家族。出了一個敗家子，整個家族的榮譽就毀於一旦。

當代社會不講門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個新的門第，這就是什麽學校畢業的。清華、北大是天之驕子。但是中國的名校學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種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為母校爭光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但是在國外不一樣，如果是哈佛、牛津出身，校友中間有非常強的榮譽感，一旦某一個校友發生醜聞，整個學校都覺這是一個奇恥大辱，首先要跟他劃清界線。不像中國發生了抄襲首先就護短。有一年我到美國洛杉磯訪問，參觀一位朋友在那裏任教的一所小的學院，這所學院名不見經傳，但校友中間卻出了一個有名的美國總統尼克鬆。當初學院曾經考慮要為尼克鬆立一塊紀念碑，但校友們一致反對：他是因為水門事件的醜聞下台的，這是我們國家的恥辱。雖然我們學校沒有什麽名氣，也要與尼克鬆劃清界線！

責任的第三個意義是為臣民負責。貴族的權力很大，統治一方，但貴族與臣民的關係，不僅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且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如果貴族不好好保護臣民，這些臣民就會跑到自治的城市裏麵，當一個自由民。臣民跑光了，大塊的土地無人耕種，貴族的權力自然下降。所以，貴族的責任意味著對臣民負責，有非常重大的保護臣民的責任。這與中國過去的紳士是一樣的。天高皇帝遠，皇帝的權力隻到縣一級，鄉村主要是靠鄉紳來管理，鄉紳是地方的精英，權力很大，但比權力更大的是社會責任。士紳們要組織各種公共事務，修水利、搞宗教祭祀。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就要組織慈善賑災。

這種為臣民負責的精神到了現代發生了轉變，轉變成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我在國外對這一點感受很強烈，2001年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到周末的時候，哈佛的學生都不見了，都去社會服務了。或者在華人社區教剛剛來的移民們英語，或者是到醫院做護工，或者是到養老院為老人讀書。為公眾服務，這是一個好學生的重要指標，你要進哈佛、耶魯這些名校，EST考滿分沒有用，還要看你參加了多少社會服務，有沒有做過校報的主編，這些都是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新出爐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原來在芝加哥就是從社區服務開始，他的政治魅力、政治經驗不是讀書讀出來的，不是高爾夫球打出來的，而是從底層的服務開始，形成了他的領袖氣質，形成了一個政治家的非凡魅力。

回頭再說英國的貴族。雖然英國社會等級森嚴，但具有一定的開放性。每年英國國王或女王都要冊封貴族，到今天還是如此。每年都會有各種社會精英：商業巨子、科學家、大學者被冊封成為貴族。這個傳統使得英國的貴族不斷有新鮮血液加入，貴族階層可以保持某種活力。英國在曆史上並沒有發生過真正的革命，這與貴族一直承擔著社會責任、長期保持著精英性有關。而法國不一樣，法國之所以發生大革命，乃是與貴族的腐敗有關。法國的貴族相比英國的貴族比較封閉，到了路易十四之後便隻有特權，而不再盡社會責任。路易十四這位太陽王非常厲害，到了他統治的時代，王權專製達到了頂峰。專製權力最可怕的對手不是老百姓，而是貴族，貴族是國王權力最大的威脅者。路易十四想了一個花招，建了一個龐大的凡爾賽宮，凡爾賽宮之大，沒有去過的真是難以想象，我那年去凡爾賽宮參觀，一天走了九個小時，還有許多地方沒有光顧。皇族成員當然用不著住這麽大的地方，他讓各地的貴族統統住到周圍來，整天歌舞升平。那些鄉紳們覺得在這裏比過去住在城堡開心多了，生活豪華奢侈。貴族們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封地，便無法再為臣民們盡責任，但各種政治經濟的特權還是照樣享受。整個法國貴族階級成為了社會的寄生蟲。這就引起了平民階層的仇恨，欲除之而後快。一個精英階級，不在於他們有沒有特權，而在於他們是否盡到了責任，如果你有特權，但是你同時又盡責盡職，老百姓還能接受，一旦隻有特權沒有責任，那才是真正的腐敗，那就離革命不遠了。

社會總是要有精英階級。當貴族階級開始腐敗，社會就需要新的精英代替他們。於是知識分子就產生了。法國大革命的觀念引導者是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這些啟蒙思想家，他們都是新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貴族不一樣，貴族是舊製度的一部分，但知識分子遊離於舊製度之外，是精神上的波希米亞人。他們是社會的反叛者，是精神的反抗者，也是新的社會革命的動員者。

從曆史上來看，隻有三個國家有知識分子，一個是俄國，一個是法國，一個是中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這個詞源來自於法國，更早一點則來自於俄國，俄文叫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很有趣的是，隻有這三個國家發生過大革命，所謂的大革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改天換地的革命，叫社會大革命，一夜之間，不僅政權更替了，連社會結構也發生突變，貴族階級被消滅，新的階級產生。大革命的出現，與老的精英階級貴族的腐敗有關，於是便有新的精英階級知識分子的崛起。

自由精神是貴族精神的核心

法國貴族為什麽會死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自殺———自我謀殺。貴族失去了貴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國貴族不一樣。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奧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講的就是蘇格蘭貴族反抗英國國王的自由傳統，不自由勿寧死，這種自由精神是貴族精神的核心。

現代的自由有兩個淵源，第一個淵源來自於基督教，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開創了信仰自由。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人們可以不通過教會的中介，閱讀聖經獲得啟示，直接跟上帝溝通，這就是信仰的自由。第二個傳統來自貴族的傳統。貴族最大的敵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國王，國王代表了專製。於是，英國貴族要與英國國王簽訂權利法案，劃清楚貴族有什麽權利和義務，貴族的義務是向國王納稅，但是貴族有自己的權利，在法律上保障貴族的自由。所謂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強製，不隨便被逮捕。其次是財產的自由，國王不能隨便剝奪貴族的財產，不能像古代中國的皇帝那樣，一道聖旨，滿門抄斬，再厲害的貴族也完了。不要說沒收財產，連私人領地國王也不能隨便闖入。二戰的時候有一張流傳甚廣的照片，愛德華國王到倫敦貧民窟視察，國王站在門口，問屋裏一個一貧如洗的老太太：“我能夠進來嗎？”這一傳統也是中世紀貴族奠定的，不經貴族的同意，國王和他的軍隊不能隨意進入貴族的領地和古堡。

貴族的自由還體現在政治自由上，即對公共事務參與的權利，通過國會參與國家的管理，特別是納稅。國王要打仗加稅，需取得貴族們的同意，不能隨便加收。最後更重要的，乃是內心的自由，具有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

外在自由和政治自由和內心自由，這些貴族精神的傳統，在英國貴族那裏通過與國王的抗爭，保存了下來。但在法國貴族那裏，自由的精神卻死了。路易十四之後，貴族們在凡爾賽宮裏整天圍繞著國王、王後翩翩起舞，差不多就被軟禁了。他們雖然身為貴族，但是隻剩下貴族的軀殼，魂沒有了，貴族最重要的靈魂———自由的精神死亡了。有些人活著，卻已經死了。實際上，在大革命推翻法國貴族階級之前，已經在精神上自殺了。

法國大革命隕落之後，經過拿破侖的軍人專製，最後在19世紀上半葉產生了兩次王朝的複辟。第一次是波旁王朝，第二次是奧爾良王朝的複辟。王朝複辟之後的法國，貴族階級被鏟除了，人人法律和身份平等，一個平等的社會出現了，一個平民時代到來。

平等時代的到來，是否就意味著一個理想的社會呢？平等，既可以與自由相結合，也可以與專製相結合。平等與自由的結合，發生在美國，而平等與專製結合，發生在大革命後的法國。在一個平等的平民社會裏麵，專製製度竟然又重新複辟了。為什麽平等的社會之上，能夠建立政治威權？政治威權的社會基礎又是什麽呢？王朝複辟之後，法國的大思想家托克維爾出版了兩本書：《美國的民主》與《舊製度與大革命》，係統討論了這個問題。

托克維爾發現，新的專製製度的社會基礎，是平等社會之中原子化的個人。過去貴族時代講榮譽，到了平民時代，人人追求的不再是榮譽，而是自利，每一個人都是利己主義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世紀上半葉，法國工業高速發展，大量的資產階級產生，人人都在做發財夢，拚命地追求金錢。奧爾良王朝很聰明，他們積極扶持資產階級，讓大家可以自由地發財，但是在政治上實行控製，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領域，國民有充分的發財自由，愛幹什麽就幹什麽，王朝鼓勵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領域，對不起，你們就把權力交給我吧，我保證給大家穩定的秩序，保證民生和安全。原子化的個人加上政治上的威權時代，這就是大革命之後王朝複辟的法國。

那時大革命過去不久，大家都對革命時期的“參與爆炸”有恐懼，人們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對政治感興趣，拚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樂主義、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社會上不是楊朱，就是犬儒。楊朱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要緊的是自己的私利，拚命賺錢，醉生夢死。另外一些人，不願同流合汙，不滿社會又無可奈何，於是奉行犬儒哲學，潔身自好，獨善其身。但放棄了公共責任和公民行動。社會普遍彌漫的這種氛圍，成為威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在一個平等的平民社會之中，威脅人們自由的，不僅來自政治的威權，也來自於多數人的暴政。托克威爾說，古代民眾是追隨貴族，以貴族的標準為標準，貴族是公共社會的表率，但是到了平民社會之後，社會沒有精英了，於是就由多數人的意見說了算，大多數人的是否為是非，而少數人的意見被壓抑。社會被一種匿名的權威所擺布，所謂民意不可違也。那是平民時代出現的另外一種暴政，這種暴政甚至更可怕，因為它是匿名的，不是有形的。不要以為多數人的意見真的是代表了多數，要操控一個人很難，但操控多數人容易多了，隻要操控了主流媒體，主導了主流輿論，便能操控多數人。所以，所謂多數人的意見實際上也是被操控的。這是平等社會出現的另外一個對自由的威脅。

那麽，如何建立這種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威權主義呢？當時在法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有一個方案認為應該回到貴族時代，重新產生一批精英，這就是現代的中產階級，由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帶領社會前進。托克維爾雖然是貴族的後代，但是他知道人性是趨向平等的，貴族一旦消滅、平等出現之後，曆史潮流不再可逆。所以托克維爾思考的重心，乃是在一個沒有貴族的平民時代，如何重建貴族的精神？所謂的貴族精神，就是我今天講的教養、責任和自由。教養意味著每一個人不僅要關注自己的物質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質的追求。責任不僅要對自己負責，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擔當，承擔起公共責任。而自由，不僅要追求不受強製的權利，而且要有政治參與的自由和內心的自由。

在平民時代之中，這一貴族傳統不再是對少數精英的要求，而是對所有公民的要求。我們也可以說，在一個沒有貴族時代的貴族精神，就是現代的公民精神。

（本文是作者做客嶺南大講堂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