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傳教士蘇慧廉的故事

2014-01-24 新京報 

 不 得不向這書的作者沈迦致敬。為了找尋這位在溫州傳教的蘇慧廉的曆史足跡，沈迦先生幾乎跑遍全球，同時也對許多還活著的後人做了一係列的口述，這種對曆史的 溫情與敬意，這種堅忍不拔的搜尋，都讓我們肅然起敬。文中對那些曆史中平凡的小人物也有細致生動的描寫，讓人禁不住想起陶淵明那封有名的書信。做縣令的陶 淵明曾給兒子請了一名長工，信中陶淵明給兒子寫道：“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看到沈迦寫到的那些普通百姓的離合悲歡，我不斷地想起陶淵明的這句話。

　 　蘇慧廉英國傳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歐洲一流的漢學家。他一生最好的時光都在中國度過。二十出頭的他，漂洋過海從英國來到中國，他的未婚妻追隨而來，他的 孩子出生在這裏。他在溫州定居二十餘載，設立禁煙所，修醫院建學堂。學習溫州方言，編撰便於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四千常用漢字學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紹中 文典籍。由於他在教育方麵的傑出才能，被聘為山西大學堂的總教習。隨後受聘牛津，成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而蘇慧廉之後的繼任者，正是陳寅恪（因二戰未成 行）。蘇慧廉經曆中國最動蕩的時期，而他的曆程，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嚴複、王國維、蔡元培、吳佩孚、胡適、顧頡剛、費正清，這 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都與蘇慧廉有著或近或遠的聯係。

 

　 　我對外國傳教士角色的重新認知，來源於大學時代讀胡適的書。胡適文章中有很多讚美外國傳教士的話，在給教會學校金陵大學四十年紀念的題詞中，胡適寫道： 四十年的苦心經營，隻落得“文化侵略”的惡名。如果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聲喊著，“歡迎！”（《胡適日記全集》第五冊，第628頁）

　 　我還清楚記得我看到這句話時的疑惑，因為這與我所接受的中學曆史教育大相徑庭。為了釋疑解惑，我當時看了兩本關於傳教士的書：《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和 《司徒雷登回憶錄》。這兩本書顛覆了我對外國傳教士的最初看法。後來我還知道，完整版的《司徒雷登回憶錄》其實還有胡適精彩的序言，隻不過我看到的那本並 沒有胡適的序。

　　蘇慧廉的一生

 

　　回到《尋找·蘇慧廉》這本書，作者沈迦通過追尋蘇慧廉一家的足跡，為我們勾勒出了一群傳教士在晚清民國時期的風采。1883年，為了傳教，出身英國的蘇慧廉來到異國他鄉的溫州。

　　蘇慧廉傳教的方式效法的是使徒保羅，使徒保羅曾說；“和猶太人在一起就做猶太人，和希臘人在一起就做希臘人。”來到溫州的蘇慧廉，用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溫州話，這一方麵便利了他與溫州人的交流，同時也為他後來寫溫州方言版《聖經》奠定了語言基礎。

　　到溫州一年後，蘇慧廉的未婚妻路熙也來到了這裏。他們在中國成婚、育女。起初，這對外國夫婦的到來引起了當地人的好奇，他們的傳教更招致排斥。獵奇的人們圍著他的妻子路熙，仇視基督教的人向他們投擲石塊，甚至放火燒掉教堂。

　 　蘇慧廉深刻感受到了當地人民的疾苦與愚昧，為了緩解當地民眾的病苦，更為了得到當地人的認同，傳播西方文明，蘇慧廉還與其他傳教士創辦醫院，為當地民眾 醫治疾病，幫助那裏的民眾戒除鴉片毒癮。隨著影響力的增大，蘇慧廉還幫助李提摩太創建山西大學堂，而蘇慧廉的女兒謝福芸則創辦培華女校，林徽因就曾就讀於 那所學校。

　 　後來，回到英國的蘇慧廉因為傑出的漢學成就成為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在此期間，他寫了《中國與西方》，將《論語》翻譯成英文。1920年英國打算退還一 部分庚子賠款，對中國極為熟悉的蘇慧廉還成為了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的委員，與胡適、丁文江、蔡元培等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有了密切的交往。

　　此後的蘇慧廉，還曾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成為那裏的訪問教授，費正清就是他的學生。1935年，蘇慧廉在牛津逝世，享年74歲。

　　以德報怨與以德報德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大多數人都跟蘇慧廉一樣，對於中國充滿善意，樂於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文明之路。不論是說“我若有千鎊英金，中國可 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的戴德生，還是領導廣學會的李提摩太，為了使中國走向健康文明的現代化之路，他們都曾殫精竭慮。在 這方麵表現最明顯的事無疑是當他們麵臨教案時的態度。

　 　1900年，慈禧打算利用義和團對付洋人，各地發生了或大或小的教案。其中，山西教案是當時影響較大的教案。當時的山西巡撫毓賢嚴格執行慈禧的指令，在 山西境內肆意屠殺外國傳教士以及教民，釀成驚天血案。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之後，急於媾和的慈禧把毓賢作為替罪羊拋了出去，毓賢最終死於流放途中。

　 　此事過去十一年之後，辛亥革命發生，誓要驅除韃虜的革命誌士在山西殺戮滿人，作為滿人的毓賢的女兒在退無可退之時，逃到了山西教會，尋求避難。那些在山 西的傳教士都清楚她就是那個大力屠殺傳教士的毓賢的女兒，但依然接受了她，並幫助她躲過了這一劫難。這不就是以德報怨的典範嗎？

　 　同樣是在1900年，與山西巡撫毓賢屠殺傳教士不同，陝西巡撫端方則提前三天把慈禧的命令告訴了在陝西傳教的傳教士，提前得到信息的傳教士順利逃走了。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後，這些傳教士來到北京尋求軍隊保護。在此期間，他們看到有士兵要洗劫一座中國大宅，傳教士敦崇禮製止了這些士兵的胡作非為，保護了這 座宅邸，而這座宅邸的主人恰恰就是拯救他們的陝西巡撫端方，這也可以算得上是以德報德吧！

　　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

　 　對於外國傳教士而言，傳教除了要入鄉隨俗之外，最迅速的傳教方式就是蘇格蘭長老會牧師愛德華·歐文指出的“去拜訪思想和文化上的領軍人物”。受到愛德 華·歐文以及李提摩太的影響，在傳教過程中，蘇慧廉有意結交一些當時有重大影響力的文化名流。因此，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動成了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的盛事。

　　上世紀20年代的蘇慧廉，因為中英庚子賠款的關係，認識了很多知識分子，蘇慧廉父女與胡適的交往就是一件有趣的故事。

　 　蘇慧廉母女與胡適的交往，對於我們研究胡適的思想很有幫助。1926年前後的胡適，從思想上開始傾向社會主義，這主要表現在胡適對計劃經濟的迷戀以及對 蘇俄的公開頌揚兩方麵。許多研究胡適的學者都曾從這兩方麵對這一時期的胡適做過研究。而蘇慧廉女兒謝福芸跟胡適交往的史料則給我們提供了從宗教角度來審視 胡適思想的機會。

　　因為蘇慧廉父女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去往蘇俄的火車上，謝福芸與胡適交流了他們對宗教的看法。據謝福芸回憶，這一時期的胡適，曾不斷強調“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觀點。

　 　眾所周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是馬克思的名言，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胡適的宗教觀可能受了馬克思的影響。從這一角度出發也可以解釋當時胡適為什麽開 始“左傾”，而對於當時英美國家所宣傳的蘇俄的紅色恐怖，胡適則認為俄國的紅色恐怖被誇大了，或許正因如此，當時遊曆蘇俄的胡適在大力頌揚蘇俄成就的同 時，卻忽略了蘇俄陰暗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