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真是“反帝”的英雄嗎？

第3期
2011.05.25

導語： 高考製度使教科書成了中國孩子們的“聖經”，但如果有一天，當他們發現聖經的一部分正讓事實埋藏在白紙黑字之外，會有怎樣的困惑？在中小學課本上，我們曾讀到過這樣的內容：“由民間組織義和團發動的反帝愛國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到1900年春夏間在京津地區形成高潮。”那曆史上真實的義和團們，又是怎樣反帝，如何愛國的？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這是初中曆史教科書八年級上冊第20頁上對義和團的描述，接下來還有相關介紹：“甲午中日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一些外國教會也猖狂地欺壓中國人民。從1898年起，活躍在山東的民間組織義和團，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上麵的歌謠就是當時傳唱的。”



	“扶清滅洋”的義和團
	國內著名史學家白壽彝也在巨著《中國通史》中這樣敘述義和團運動：“義和團的反侵略鬥爭，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很多人踴躍參加……也提出了‘助清滅洋’、 ‘保清滅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號。後來‘扶清滅洋’這個口號逐漸為各地義和團所普遍采用，成為義和團的行動綱領。”（白壽彝:《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

國學大師錢穆在以傳統社會價值為立場的《國史大綱》中則從社會視角分析：“蓋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衰，學者惟有訓詁考據，不足以安心托命，乃轉而逃此。下之則為天理教、八卦教、白蓮教、紅燈教、上帝會之此仆彼起，上之則有朝廷親貴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釀成庚子之禍。庚子拳亂，雖挾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為中國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則一。”（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

“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

這些出身五湖四海的好漢，在鄒容、魯迅、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親曆了這個時代的人筆下，卻成了“橫暴恣睢” （鄒容語）、“反動”（魯迅語）、“頑固”（蔡元培語）、“陳死寂滅之氣象”（李大釗語）、“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陳獨秀語）等負麵形象的集合體。一曰“反帝愛國”、一曰“專製黑暗”，大家們對義和團的評價為何如此涇渭分明？這就需要了解在那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庚子年，義和團究竟是如何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的。

“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陳獨秀：《克林德碑》，寫於“義和團”運動後第18年，作者係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一大至五大黨的最高領袖。



	全國義和團起事後近一年隻殺掉一個洋人
	據美國曆史學家施達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注：時距義和團大師兄朱紅燈1899年夏在山東杠子李莊樹起‘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大旗已近一年）之前，在整個義和團運動中，在中國的任何地方，沒有一個外國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個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東的遇害”。（George Nye Steiger：《中國與西方：義和拳運動的起源和發展》，1927年英文版，轉引自牟安世著：《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而庚子事變期間在華洋人的大量死亡（據統計約五百人），則出現在清朝步軍統領莊親王載勳大貼懸賞洋人首級的告示之後，賞格明碼標價，很難賴賬：“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這也證明了一個道理：革命，不能隻靠自覺。

每殺一洋人就殺百倍華人

義和團運動平息後，外國教會經統計得出結論：共241名外國人在1900年夏被殺。根據其他材料，對於外國平民被殺的最高統計則是500多人。（陳獨秀：《克林德碑》，原載《新青年》5卷5號）而僅在直隸一省，中國籍教民的死亡人數就在兩萬人以上（據《曆史研究》 2001年第1期文章《義和團運動期間直隸省的天主教教民》，作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係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特級研究員），更遑論山東、山西、陝西等地的遇害者了。至於那些被義和團冠以“X毛子”、“白蓮教”等名目殺害的普通中國人，更是不計其數（據陳獨秀《克林德碑》，僅在北京城內，就有“死者十數萬人”。）

“反帝”階段性成果：北京城“死者十數萬人”

馬克思曾分析過，東方農民那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麵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載《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2卷）陳獨秀則在《克林德碑》一文中這樣敘述了義和團對北京市民的荼毒：“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陳獨秀：《克林德碑》，原載《新青年》5卷5號）就這樣，北京城內教民大部死於義和團刀下，幸存者便逃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依附洋人，築壘自保。

義和團大師兄朱紅燈因枉殺教民、竊取財貨，被極端仇洋的清朝官員毓賢捕殺。

為英國外交官傳遞消息的16歲中國女孩。

洋人和教民在西什庫教堂負隅抵抗。

“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寫於“義和團”運動後第17年，作者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反帝”措施一：劃成分殺同胞
	義和團既然隻“滅”掉了一個洋人，那為何還要對同胞痛下殺手呢？這是因為比起老毛子來，還是同為中國人的二毛子、三毛子……乃至十毛子更好“滅”。義和團當時用劃成分的辦法把鬥爭對象分為“十毛”：老毛子（即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二毛子是教民；三毛子以下分別以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等標準區分， “十毛之人，必殺無赦”（佐原篤介《拳事雜記》，載《義和團》第1冊），“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紀事》，載《義和團》第1 冊）。

逢“洋”必滅不滅者“惟洋錢而已”

這劃成分的辦法一旦流傳開來，義和團“於是閑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又如：“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身帶鉛筆、洋紙被團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某“有洋書兩箱，亦被團眾用刀斫。”（佐原篤介：《拳事雜記》，載《義和團》第1冊）更甚者，即使不沾“洋”字，劃不得成分，隻要得罪了義和團也下場可期，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八旗中各旗的副長官，秩正二品）慶恒就因義和團尋仇被滅門。慶恒既是二品高官，又是主導義和團入京的載勳、載漪兩王之好友，好友雖遭滅門，兩王也不敢深究，隻得草草以“偽義和團”銷案。

曾經雄偉壯觀的北京正陽門城樓

義和團進京後，火燒正陽門外商戶四千多家，大火蔓延城樓，三日不滅。

拳眾口號雲“必斬一龍二虎十三羊”，“揚言當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為上。二虎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也。”——郭則澐：《庚子詩鑒》，作者係清光緒年間進士，北洋政府代國務院秘書長。



	“反帝”措施二：必斬一龍二虎十三羊
	在一心“滅洋”的義和團麵前，平民百姓固然人頭落地，清朝高官也難逃無妄之災。當慈禧禦筆親批“拳民忠貞、神術可用”後，“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此時義和團又發現了新的鬥爭對象——“一龍二虎十三羊”。當然，這一榜單中仍並無一個洋人。時人記述，拳眾口號雲“必斬一龍二虎十三羊” （郭則澐《庚子詩鑒》）；“揚言當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為上。二虎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也。”（郭則澐《庚子詩鑒》）；拳黨又倡呼種種名目：“德宗謂之一龍，禮王、慶王謂之二虎，百官謂之羊……” （柴萼《庚子紀事》）從義和團的口號中可以看到，“一龍”指清德宗光緒皇帝，“二虎”指主導洋務運動的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但凡支持他們的維新派官員，都叫做“羊”，意即除了少數保守派官員，朝廷上下無不可殺。

光緒皇帝僥幸逃生

一如既往，義和團在殺中國人時毫不手軟。1900年6月25日，便有義和團六十餘人與數名滿洲貴族直闖瀛台屠 “龍”，雖被慈禧製止，但光緒這條“龍”也是生不如死，甚至被端郡王載漪的兒子麵斥為“十毛大逆”中的第二等——“二毛子”（據《景善日記》及多種雜著）。至於“二虎”，李鴻章當時被慈禧下放廣州，讓義和團鞭長莫及。據文獻記載，李氏初聞下放消息時樂不可支，義和團在北京大鬧時，他在廣州幸災樂禍：如今“北事大壞”，收拾殘局，“舍我其誰”（見《李鴻章年（日）譜》）。另一“虎”奕劻雖然留京，但由於多年位高權重，加之此時裝聾作啞，不好殺也。真正人頭落地的，便輪到“十三羊”了。

部級高官命喪刀下

“十三羊”如前文所述，所指何人說者不一，但他們和類似的什麽“十三太保”、“十八羅漢”等等一樣，前幾名都是固定的。前五“羊”應該是力主剿拳議和的五大臣：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7月28日被殺，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前戶部尚書立山則是8月 11日被殺。除此之外，“擒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思永”，“殺編修劉可毅”，逼得“京朝官紛紛南遁”（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載《義和團》第1冊），連兩位力保義和團進京的朝廷大員——吏部尚書孫家鼐和大學士徐桐也不能幸免，家中皆被義和團洗劫。徐桐被搶之時，義和團還把這位“老道”（徐之諢名）拖出公審。八十歲的老進士跪地哀求方得幸免。就這樣，“入團習拳”的團民們在北京殺盡搶夠了，再分頭攻打東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來助興。義和團已把半個北京夷為平地，另一半則有待於八國聯軍接班，而繼續其燒殺擄掠之餘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