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親眼目睹學界為“阿拉伯 之春”歡欣雀躍。當時，學者們的普遍共識是“‘穆斯林排斥民主論’徹底終結”（absolute end of Muslim exception）。一名原籍巴勒斯坦的教授大聲疾呼：“我們還要聽多少次‘阿拉伯沒有準備好迎接民主’的論調？”
但時至今日，“阿拉伯之春”的發展看起來不那麽美妙。敘利亞內戰未絕，突尼斯伊斯蘭激進勢力涉嫌暗殺世俗派領導人，就連曾經被認為轉型最平穩的埃及，血腥清場也打破了非暴力革命的元氣。
埃及清場的槍聲似乎證明了人們一貫的質疑：穆斯林對“自由民主製”(Liberal Democracy)沒有準備好，民選政府竟然被軍方武力推翻。還有人更悲觀地哀歎：伊斯蘭與民主無法共存。
這種大而化之的質疑，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阿拉伯之春”屬於“阿拉伯”，它幾乎沒有伊斯蘭屬性。
首先，從發生地點看，它僅限於阿拉伯國家，伊朗沒有呼應（盡管2009年發生過“綠色革命”），巴基斯坦也沒有。這個地域特征顯示，變革的骨牌效應，與人們使用相同的語言文字傳播信息有關。
更 重要的是，伊斯蘭教在起義中幾乎沒有扮演角色。麵對普通人對“平等、自由、尊嚴”的洶湧而來的要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薩拉菲等宗教力量一開始猶豫著要不 要參加，左看右瞧等待多日之後，確認眼下是推翻宿敵——埃及世俗政權的好機會，才率眾加入。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的第一次選舉中，宗教團體憑借無人能及的動員 能力，贏得執政權。然而，穆兄會違背了不把宗教帶入執政的承諾，引起革命始作俑者世俗派的憤怒。
軍方武力驅逐穆兄會勢力也可以這樣解讀：這場革命一開始就與你們無關，在短暫的“執政鬧劇”之後，再次宣告你們與革命成果無關——此處我無意為軍方粗暴的行動辯護，但這解釋了為什麽在埃及內部，軍方的清場行動沒有遭到鋪天蓋地的譴責，反而獲得支持與寬容。
可以這樣說，“阿拉伯之春”證明，對民主的訴求是普世的，無關宗教身份，但此後的民主化經驗，卻因發生變革的阿拉伯各國的曆史背景、社會文化、政治光譜的不同，各有各的幸與不幸。在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宗教傳統、宗教勢力成為主角之一。
一 人一票選舉，是民主最顯著的麵目。但人們常常忽略了這種製度的另一麵，即司法獨立、權力監督、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私產保護等，總稱為“自由 （Liberty）”的護航措施。南北半球，很多國家政府接受了投票選舉，行的卻是“無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比如拉美多國。在選舉橫掃全球的今天，“自由卻還在西方徘徊”（法裏德.紮卡利亞《自由的未來》）。從這個角度來看，埃及大選後出 現的混亂，並不特殊。
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斯蘭民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舉世公認的成功範例。土耳其通過“政教分離”，實施“世俗民主”，把 宗教排斥在政治進程之外。伊朗自詡的“民主”剛好相反，政教一體，神權代王權。馬來西亞等亞洲穆斯林國家，僅僅把伊斯蘭教看作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宗教法在 國家法律中占非常小的部分，也算不得因“伊斯蘭”而民主。黎巴嫩的民主口碑稍好，但它是唯一沒有把伊斯蘭教當作國教的阿拉伯國家。總之，在穆斯林為主體的 國家，相對成功的民主先例，都把宗教置於政治之外，或不讓它發揮關鍵作用。
伊斯蘭能不能與民主共存？學界眾說紛紜。肯定者認為，伊斯蘭教早 有“平等”因子，清真寺裏國王與庶民平起平坐，無分座次。曆史上也早有議事會、谘詢會的形式。悲觀者指出，伊斯蘭教膜拜的宗教權威，根本上與現代民主倡導 的製度權威相抵觸，伊斯蘭教法對於世俗生活的規定，有違現代精神（如男女不平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一上台，不思治國，忙於整頓社會風氣，強推伊斯蘭憲 法。與其說世俗派反對他們的“宗教性”，不如說是反對他們的“落後性”，即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部分。
投票選舉的模式，在多個穆斯林國家推 出了人脈廣泛的宗教黨上台。這些黨派未必不是好的執政者。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正義發展黨都曾帶領經濟向好，雖然宗教色彩濃厚，執政時卻較為收斂。等到土耳其 總理埃爾多安恃權傲物，宗教的手伸進世俗生活，便即刻遭遇國內狂風驟雨般的抵製。伊斯蘭政黨的執政智慧很重要，埃及穆兄會顯然在這個地方“菜鳥”了。
政 教分離，說來容易，但在伊斯蘭世界，把宗教勢力排除在民主化進程之外，代價卻恐怕是經年衝突。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當初以高度獨裁手段，強推該國世俗化。 而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伊斯蘭”興起，伊斯蘭信仰“激進化”，令它們剝離宗教身份變得非常困難。
當時以埃及為首 的阿拉伯大軍與以色列交戰連連失利，丟失大片土地，聖城耶路撒冷易手，阿拉伯人震驚了。主要參戰國的世俗政權，以及他們慣用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 徹底失敗，阿拉伯人需要新的身份認同。這時候，從伊斯蘭教本源尋找力量的潮流，填補了人們對自身認知的真空。
雖然伊斯蘭政治勢力的興起，並非必然（如果當時其他意識形態可以慰籍戰敗的阿拉伯人的話），但伊斯蘭身份與阿拉伯曆史文化結合得最好，所以至今獲得了極其廣泛的呼應。
“政治伊斯蘭”與世俗政權、西方“異教徒”纏鬥好幾個世紀，更以慈善手段牢牢抓住底層人士，成為阿拉伯世界最活躍的政治力量。要不要、能不能把伊斯蘭勢力排除在外，是個權力鬥爭的問題，很容易擦槍走火，暴力相向。
而穆斯林國家民主化道路上的障礙，又不止宗教勢力。強勢軍方，是中東又一大特色。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現代化改革中壯大，在各國扮演不同角色。
外 界一度寄望埃及走上土耳其道路，由軍方監國，保證國家的世俗性，待適當的時候還政於民。土耳其軍方曾在1960、1971、1980年屢次兵變幹政，趕走 宗教化政府。可是，這個過程必然導致軍權過大，不符合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的特征——軍隊屬於國家，而非相反。到了2010年終結軍隊幹政的，竟是宗教 色彩濃厚的埃爾多安政府！
埃爾多安政府最近又遭到世俗力量大舉抗議。由此看來，土耳其為埃及指明的，並不是軍隊要不要監國，而是這樣一種局麵：穆斯林國家民主化進程，很可能取決於宗教、軍方、世俗力量之間數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多重角力。
無論是否準備好，推翻穆巴拉克的埃及已經開啟了民主化大門，且無人能夠單獨主導這個進程。在這場多重角力中，真正有可能守護自由民主製微光的，是普通人個體意識的覺醒。
推翻穆巴拉克前後，埃及大城市裏成立了各種政治討論的小組，熱烈探討民主。趕走在位三十年的統治者，埃及人一夜丟開“恐懼”，也從此對任何形式的獨裁抱有警惕。別忘了，穆巴拉克下台後，軍方掌權15個月，不斷遭遇抗議，要求還政於民。
埃 及與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三十多年來，埃及人與西方對抗的神經漸漸放鬆，很多人不再需要宗教來鞏固身份認同，反而更加認同自己的國民性，相信執政的合法性來 源，應該是公平公正的選舉。這些人的經濟水平整體上高於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人數也足夠龐大，這保證埃及不會變成伊朗式的神權國家，也不會長久接受軍方 管治。
現代通訊手段發達，普通人有了組織動員的能力。2011年的埃及革命，可以說“沒有首領”，但革命之後“普通人”需要自我組織，顯示統一的政治力量。這股初生的力量，要與成熟頑固的宗教及軍方勢力斡旋，注定不易。但願埃及人能夠從過去兩年的反複中，汲取經驗與教訓。
最 後提一下，種種跡象表明，在“阿拉伯之春”過後的中東，美國的影響力正在減弱。變革初起，歐美政府反應極為遲鈍，甚至誤判形勢。埃及人普遍認為，盡管奧巴 馬曾經到開羅講演，但是缺乏幫助人們實現民主的具體措施，美國看上去還是更樂意跟中東的獨裁者們打交道。今天，美國在埃及、在敘利亞問題上進退失據。埃及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塞西，拒聽奧巴馬電話，還反駁美國的批評“毫無根據”。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曾在今年7月31日發布推特：“我與塞西將軍通電話，討 論使用武力的問題，相信是成功的。”但14天後，廣場上的槍聲，仿佛狠狠給了哈格爾一記耳光。
相比美國遲遲不敢取消的13億美元援助，沙特和阿聯酋許諾十倍於美國的數額，敦促埃及軍方對穆斯林兄弟會開刀。美國也隻好在口頭上弘揚道德，心裏明白：不是埃及需要美國，而是美國承受不起失去埃及！所謂“西方主導埃及民主進程”的論調，可以休矣。
（作者簡介：周軼君，現任鳳凰衛視記者。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和以色列長期生活。2002年6月，出任中國新華社駐巴以地區記者，成為唯一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多次采訪過阿拉法特、阿巴斯、亞辛等中東關鍵人物，著有《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