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9日07:13
美國大學學費在過去十年中的漲速高達消費者價格指數的三倍。其中原因何在，它又有什麽解決方法？三位來自高等教育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他們的見解。
事情怎麽會這樣？對此我們又能做些什麽？
為了解答這些疑問，《華爾街日報》邀請了高等教育界三位立場傾向截然不同的經濟學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魯 迪·菲希滕鮑姆(Rudy Fichtenbaum)在俄亥俄州費爾伯恩(Fairborn)的萊特州立大學(Wright State University)執教，擔任提倡學術自由與大學校園共同治理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主席。凱瑟琳·萊爾(Katharine Lyall)於1992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的校長。理查德·維德(Richard Vedder)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學學費與績效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的主任。它是一個研究高等教育的成本與效率問題的機構。
此次談話於8月28日至9月3日期間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下文為經過編輯的談話節錄。
大學學費為何如此之高？
《華爾街日報》：上大學的費用為什麽如此之高？
菲希滕鮑姆博士：拉動公立院校學費上漲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一直在減少。1987年至2012年期間，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金支持按不變美元計算，從每名學生8,497美元降至每人5,906美元。
第 二個主要原因是高校運營成本上升。批評高等教育的人常常將成本上升歸咎於教職員工的薪資。然而，按不變幣值衡量，公立院校全職教職人員的薪資實際上降低 了。推高成本的是日益龐大的拿著過高薪水的行政人員隊伍，以及我們的大學校長們。現如今他們的薪資水平好比管理企業的首席執行長，而且管理的還不是非常成 功。
此外，投在娛樂和生活設施上的支出也有提高。許多大學聲稱它們必須參與競爭，所以就借款數百萬去建造豪華宿舍、新食堂和攀岩 。它們還花費數百萬資金補貼校際體育賽事。
維德博士：菲希滕鮑姆教授對部分原因的分析很精辟。然而，教職人員並非全都是 賢。在許多高校中，獲終身教職的教師承擔的教學任務較少，而去從事微不足道的研究，然後發表在無人問津的期刊上。這迫使管理者去聘用薪資低廉的助教，請他們教課費用低，而且他們的教學往往還不錯。
州 政府撥款增長緩慢這個原因有些被誇大了。在撥款增加時，各高校都把一大部分資金投在效率低下的官僚部門上。此外，菲希滕鮑姆教授也忽略了聯邦學生資助項目 自1970年以來增長了50倍的事實。前教育部長比爾·本內特(Bill Bennett)曾說過，聯邦資助計劃使高校得以提高學費，助推了學術界的“軍備競賽”，他這個說法大體上是正確的。
菲希滕鮑姆博士：維 德教授提出了認為資助增加推動學費上漲的“本內特假說”。有關這個課題的文獻，綜述最全麵的大概是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學院院長唐納德·赫勒(Donald Heller)的研究（即《聯邦財政資助推高了大學學費嗎？》(Does Federal Financial Aid Drive Up College Prices?)）。其研究得出結論稱：“盡管本內特假說或許很有意思，但鮮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在解釋美國各院校的定價行為這方麵能站得住腳。”
萊爾博士：關於“行政機構臃腫”這一點，我想提出兩點看法。
(1) 它最大的一個推動因素就是高校采用了IT係統。一開始，教職人員（有一些）會處理同事的電腦問題。然而，對遍及全校的IT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很快就超出了 教職人員願做和能做的範圍，引發了要求聘用IT人員的呼聲。當然，後來IT服務的規模和複雜程度都迅速提高。因此，當教職人員哀歎“行政機構臃腫”時，首 要的問題應是他們是否願意回到要由他們（教職人員）應對所有問題的日子。
(2) 另一個減輕“行政臃腫”的方法是合並、取消和重組高等教育機構，將一大批單個的院係、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簡化，合並成數量更少的行政單位。任何嚐試過此舉的人都知道，教職人員是多麽小心翼翼地捍衛他們的領地。
維德博士：高 校對有關他們績效的某些基本問題都極其保密。聯邦政府每年向“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s)項目投入350億或400億美元，但是就我所知，各高校卻不公布比如說六年內畢業的佩爾助學金受益者的比例，這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數據。更基 本的是，我們甚至不知道比如哈佛大學(Harvard)、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和凱霍加社區學院(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的畢業生是否比入校時學到了更多知識，或者是否具有更強的批判性思維。
萊爾教授對行政機構迅速膨脹的辯護缺乏說服力。沒有政府機構強迫大學增加一批批可持續發展協調員、多樣性事務專員、通訊職員以及各類副職。IT服務的增幅一直很大，但在美國人生活的大多數方麵，它使生產率提高並降低了成本，而高等教育界的情況正好相反。
如何降低成本？
《華爾街日報》：讓我們談談削減成本的方法。菲希滕鮑姆教授提出了一個方法：“聯邦政府與評審機構可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製訂規定強迫各教育機構將一定比例的資金投入教學，並製訂規定減少競相修建豪華設施的行為。”
然而，這會不會相當於進一步助推監管過度？
維德博士：高等教育機構最不需要的就是來自聯邦政府與評審機構的更多規定，這些機構本身是反創新的，在他們處理的事務中存在巨大的利益衝突。
大 舉降低聯邦政府在學生資助項目中的參與度可達到兩個理想的目的：一定程度上降低招生率（從而改善可提供的好工作崗位與畢業生數量之間的不平衡狀況）；通過 減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來降低高校提高學費的能力。它會降低高校的收入，迫使它們采取措施實行節儉，比如減輕行政臃腫、迫使教授們多授課，遏止增加資本支出 的高校的大廈情結等等。
實行三年製本科，更多利用測試來展現職場能力，以及更多地借助電子學習方式，這類削減成本的想法或許站得住腳。州政府應把補貼發給學生而不是高校，以使高校重新關注教學和加強競爭。
萊爾博士：我們已經越過從“作為獲補貼的公共產品的高等教育”到“作為競爭性市場產品的高等教育”這一關鍵界限，我們需要從這一認識著眼。（對此我很遺憾，但情況的確如此。）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適用於公立大學的更誠實的新商業模式，一個不再把它們當作州機構，而把它們視為由市場驅動的珍貴實體的模式。
這 表示我們要減少對健康與安全問題的監管，使大學脫離州政府運作要求的束縛（如強製參加州醫療保險和養老金計劃），允許大學管理它們自己的資本關係和建設項 目，授予高校在州行政機構規定之外管理自己的人力資源（招聘及薪資）政策的權力。這也表示，如果有些高校無法在市場中競爭，我們就要讓它們倒閉。
菲希滕鮑姆博士：我部分讚同萊爾教授的說法，即我們至少處於越過一條關鍵界線的過程中，高等教育從獲補貼的公共產品轉變為逐漸私有化的產品。
但 是，與萊爾教授不同，我並不原意放棄保留高等教育作為獲補貼公共產品的狀況。如果走這條路的話，最終就會形成一批為工薪階層和中產階層家庭學生服務的“沃 爾瑪”(Wal-Mart)式高校，而美國的精英學生將繼續在精英化的私立大學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這會進一步加劇社會中不斷增加的不平等現象，引發我們 一直為世界所羨慕的高質量公立高等教育體係的瓦解。
Douglas Belkin
Lars Leetaru
過
去十年間，美國大學學費的上漲速度是消費者價格指數的三倍，是醫療保健費用漲速的兩倍。事情怎麽會這樣？對此我們又能做些什麽？
為了解答這些疑問，《華爾街日報》邀請了高等教育界三位立場傾向截然不同的經濟學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魯 迪·菲希滕鮑姆(Rudy Fichtenbaum)在俄亥俄州費爾伯恩(Fairborn)的萊特州立大學(Wright State University)執教，擔任提倡學術自由與大學校園共同治理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主席。凱瑟琳·萊爾(Katharine Lyall)於1992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的校長。理查德·維德(Richard Vedder)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學學費與績效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的主任。它是一個研究高等教育的成本與效率問題的機構。
此次談話於8月28日至9月3日期間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下文為經過編輯的談話節錄。
大學學費為何如此之高？
《華爾街日報》：上大學的費用為什麽如此之高？
菲希滕鮑姆博士：拉動公立院校學費上漲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一直在減少。1987年至2012年期間，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金支持按不變美元計算，從每名學生8,497美元降至每人5,906美元。
第 二個主要原因是高校運營成本上升。批評高等教育的人常常將成本上升歸咎於教職員工的薪資。然而，按不變幣值衡量，公立院校全職教職人員的薪資實際上降低 了。推高成本的是日益龐大的拿著過高薪水的行政人員隊伍，以及我們的大學校長們。現如今他們的薪資水平好比管理企業的首席執行長，而且管理的還不是非常成 功。
此外，投在娛樂和生活設施上的支出也有提高。許多大學聲稱它們必須參與競爭，所以就借款數百萬去建造豪華宿舍、新食堂和攀岩 。它們還花費數百萬資金補貼校際體育賽事。
維德博士：菲希滕鮑姆教授對部分原因的分析很精辟。然而，教職人員並非全都是 賢。在許多高校中，獲終身教職的教師承擔的教學任務較少，而去從事微不足道的研究，然後發表在無人問津的期刊上。這迫使管理者去聘用薪資低廉的助教，請他們教課費用低，而且他們的教學往往還不錯。
州 政府撥款增長緩慢這個原因有些被誇大了。在撥款增加時，各高校都把一大部分資金投在效率低下的官僚部門上。此外，菲希滕鮑姆教授也忽略了聯邦學生資助項目 自1970年以來增長了50倍的事實。前教育部長比爾·本內特(Bill Bennett)曾說過，聯邦資助計劃使高校得以提高學費，助推了學術界的“軍備競賽”，他這個說法大體上是正確的。
菲希滕鮑姆博士：維 德教授提出了認為資助增加推動學費上漲的“本內特假說”。有關這個課題的文獻，綜述最全麵的大概是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學院院長唐納德·赫勒(Donald Heller)的研究（即《聯邦財政資助推高了大學學費嗎？》(Does Federal Financial Aid Drive Up College Prices?)）。其研究得出結論稱：“盡管本內特假說或許很有意思，但鮮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在解釋美國各院校的定價行為這方麵能站得住腳。”
萊爾博士：關於“行政機構臃腫”這一點，我想提出兩點看法。
(1) 它最大的一個推動因素就是高校采用了IT係統。一開始，教職人員（有一些）會處理同事的電腦問題。然而，對遍及全校的IT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很快就超出了 教職人員願做和能做的範圍，引發了要求聘用IT人員的呼聲。當然，後來IT服務的規模和複雜程度都迅速提高。因此，當教職人員哀歎“行政機構臃腫”時，首 要的問題應是他們是否願意回到要由他們（教職人員）應對所有問題的日子。
(2) 另一個減輕“行政臃腫”的方法是合並、取消和重組高等教育機構，將一大批單個的院係、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簡化，合並成數量更少的行政單位。任何嚐試過此舉的人都知道，教職人員是多麽小心翼翼地捍衛他們的領地。
維德博士：高 校對有關他們績效的某些基本問題都極其保密。聯邦政府每年向“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s)項目投入350億或400億美元，但是就我所知，各高校卻不公布比如說六年內畢業的佩爾助學金受益者的比例，這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數據。更基 本的是，我們甚至不知道比如哈佛大學(Harvard)、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和凱霍加社區學院(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的畢業生是否比入校時學到了更多知識，或者是否具有更強的批判性思維。
萊爾教授對行政機構迅速膨脹的辯護缺乏說服力。沒有政府機構強迫大學增加一批批可持續發展協調員、多樣性事務專員、通訊職員以及各類副職。IT服務的增幅一直很大，但在美國人生活的大多數方麵，它使生產率提高並降低了成本，而高等教育界的情況正好相反。
如何降低成本？
《華爾街日報》：讓我們談談削減成本的方法。菲希滕鮑姆教授提出了一個方法：“聯邦政府與評審機構可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製訂規定強迫各教育機構將一定比例的資金投入教學，並製訂規定減少競相修建豪華設施的行為。”
然而，這會不會相當於進一步助推監管過度？
維德博士：高等教育機構最不需要的就是來自聯邦政府與評審機構的更多規定，這些機構本身是反創新的，在他們處理的事務中存在巨大的利益衝突。
大 舉降低聯邦政府在學生資助項目中的參與度可達到兩個理想的目的：一定程度上降低招生率（從而改善可提供的好工作崗位與畢業生數量之間的不平衡狀況）；通過 減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來降低高校提高學費的能力。它會降低高校的收入，迫使它們采取措施實行節儉，比如減輕行政臃腫、迫使教授們多授課，遏止增加資本支出 的高校的大廈情結等等。
實行三年製本科，更多利用測試來展現職場能力，以及更多地借助電子學習方式，這類削減成本的想法或許站得住腳。州政府應把補貼發給學生而不是高校，以使高校重新關注教學和加強競爭。
萊爾博士：我們已經越過從“作為獲補貼的公共產品的高等教育”到“作為競爭性市場產品的高等教育”這一關鍵界限，我們需要從這一認識著眼。（對此我很遺憾，但情況的確如此。）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適用於公立大學的更誠實的新商業模式，一個不再把它們當作州機構，而把它們視為由市場驅動的珍貴實體的模式。
這 表示我們要減少對健康與安全問題的監管，使大學脫離州政府運作要求的束縛（如強製參加州醫療保險和養老金計劃），允許大學管理它們自己的資本關係和建設項 目，授予高校在州行政機構規定之外管理自己的人力資源（招聘及薪資）政策的權力。這也表示，如果有些高校無法在市場中競爭，我們就要讓它們倒閉。
菲希滕鮑姆博士：我部分讚同萊爾教授的說法，即我們至少處於越過一條關鍵界線的過程中，高等教育從獲補貼的公共產品轉變為逐漸私有化的產品。
但 是，與萊爾教授不同，我並不原意放棄保留高等教育作為獲補貼公共產品的狀況。如果走這條路的話，最終就會形成一批為工薪階層和中產階層家庭學生服務的“沃 爾瑪”(Wal-Mart)式高校，而美國的精英學生將繼續在精英化的私立大學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這會進一步加劇社會中不斷增加的不平等現象，引發我們 一直為世界所羨慕的高質量公立高等教育體係的瓦解。
Douglas Bel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