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散去，“中國夢”留了下來。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中國夢是人民的夢，靠人民實現，為人民造福。官方媒體對此給予熱切而宏大的解讀，“人民們”卻有些不置可否。憤青一些的低聲譏誚說，若以此為標準，中國夢就是白日夢。
在或深情或戲謔的議論中，一個聲音讓人頗感意外。被很多人視作“永遠的批評者”的茅於軾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條微博中說：“習主席號召實現中國夢。其實過去的三十年已經實現了一個夢。我常說如果一個人三十年前睡一覺，今天醒過來，一定不認識這個國家，以為自己是做夢。這三十年的成就堪稱奇跡。”
在習慣了茅於軾“反政府”言論的人們看來，這個表態簡直有些諂媚。在這條微博的近500條評論中，就有不少舉出種種不如意現狀的質問之聲。
不過驚訝者很快就能找回他們更熟悉的那個茅於軾。在這條“奇跡”微博的同一頁上，更多的仍然是批評。他批評法治倒退、批評對朝立場、批評政府“蠱惑”好戰分子。在一條被轉發上萬次的微博中，他說：“一個母親絕不會讓她的兒子為了沒有價值的目標送命。但國家可不一樣。它會鼓動自己的百姓為了隨便一個目標送死……被洗了腦的同胞們可要小心啊。”這條微博的近8000條評論中，讚成的聲音和反對的聲音陣營分明，火藥味十足。
在意見市場愈發多元的今天，驚人之語和爭論分歧都已是公共討論的常態，但像茅於軾這樣時常不按常規出牌，且讓民意如此兩極分化的人物，仍不多見。
2012年歲末，在FT中文網推出年度中國報告之際，我約訪了84歲的茅老先生。他在3月份獲得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裏德曼自由獎，是去年中國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采訪那天，是北京這個霾冬裏難得的敞亮天，風刮得放肆。派去接茅老的車停在辦公樓前，司機跳下車，還沒趕到後座，茅老已推開車門，穩穩下車，伸出手來，與麵露驚訝的司機握手道謝。事後我意識到，茅老道謝，是以為司機就此告辭。這成了後來一個小插曲的伏筆。
這是我第二次采訪茅於軾。上一次采訪他是在2011年5月，談的是他之前不久寫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引發的巨大爭議。一年半過去，茅老依然挺拔，手腳輕健，思維敏銳，但聽力明顯下降，與人交談時需前傾側耳。他穿一件黑色羽絨外套，顯然摩挲了有年月了，羽絨有些塌，在大風天裏顯得單薄。
“現代唐吉訶德”
我們從弗裏德曼自由獎談起。這個獎，是為了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於2002年所設，兩年評選一次，旨在表彰推動個人自由的傑出人士。過去十年中，得獎的既有經濟學家、國家總理，也有法學院學生和異見作家。卡托研究所在頒獎詞中稱，茅於軾是中國為爭取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最敢言和最有影響力的人士之一，是推動中國建設公民社會的先驅人物。
消息傳回國內，自由派人士一片歡呼，左派陣營冷嘲熱諷。這樣的“待遇”，對茅於軾來說，太過熟悉。中國經濟學家中，他是最富爭議的一個。他的很多話，如同芥末嗆鼻，直衝神經而來。一些人聽了茅塞頓開，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網上流傳著多段茅於軾“雷人語錄”，包括“廉租房應該隻有公共廁所，這樣富人才不會喜歡”，“替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太少”，等等。
我問茅於軾：您這次得獎，和以往一樣，反應也是有彈有讚，而且根據意識形態站隊的現象依然突出，您怎麽看？
他沒有直接回答，卻說：“中國人缺的是一個獨立的理性的思考。正因為這樣，中國人拿不到諾貝爾科學獎。我們的教育是不斷灌輸一種東西，從廣播電台到報紙到老師到教科書，讓你思想就範，你一開口就是新聞聯播的口氣。你的思想很難擺脫這種控製，就是你方才所說的，不管有沒有道理，老跟著他，或者老反對他。這個我覺得都不對。”
我說：“您的很多話，說的也許是經濟學常識，但是‘政治不正確’，不能拿到台麵上說。這讓您困惑嗎？”
“我不管這個事兒，”他毫不遲疑。“我覺得我要說真話。你反對我也好，讚同我也好，我要說真話。”
在真話成為奢侈品，犬儒和忽悠盛行的當下，還要鄭重宣稱自己“說真話”，難怪茅於軾要被人比作“現代唐吉訶德”。他的許多表達率直拙樸，源自他對中國近百年變遷的親曆與思索。他很少拿捏揣度，把話說到滴水不漏，或包裹於莊嚴玄妙的經濟學理論中，還不時會坦承自己之前的某個表述不夠嚴謹。追隨他的人把他稱作經濟學界的魯迅，批評他的人認為他缺乏理論功底，很難算得上經濟學家，曾經出版的幾本著作也隻算得上“普及類，與真正的經濟學無關”。刺耳話說多了，連一些原本可以成為盟友的，也忍不住出來批評他。
比方說，他為慶祝《時代商報》創刊十周年題詞：“商業能夠創造財富，勞動則未必”。這番話來自何處，他自己後來有過解釋：“大煉鋼鐵，轟轟烈烈，誤用勞動的場麵在我腦子裏揮之不去”。但話一出口，已是嘩然。在“勞動光榮”口號中成長起來的人們表現出本能的抗拒，還有經濟學者引經據典，要證明茅於軾這番話與他自己倡導的自由主義相悖。比如，自稱“新右”的美國薩福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薛湧就給FT中文網撰稿，說，這樣的雷人話，會讓茅於軾和他代表的自由派失去公信力，反讓人投入左派懷抱。
更多人攻擊他，原因更簡單，就是網上盛傳他創辦和任榮譽理事長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接受了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於是“漢奸”、“西奴”、“美國狗”的謾罵不絕於耳。
對於特別難聽的人身攻擊，茅於軾從不怒起反擊，最多在微博和文章裏說幾句“批評不可諷刺挖苦”、“不要再執迷不悟了”，然後繼續自顧宣講他的觀點。
“跟我意見不同的人，我從來不要消滅他。我希望他們對於我，也不要采取消滅的態度，”他說。
“消滅”並非聳人聽聞。我上次采訪他時，他就處在一場輿論風暴的中心。他在2011年4月發表《將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激起“左派”陣營劇烈反彈。“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成立“公訴團”，收集簽名，上書人大，要求公審茅於軾，嚴懲他的“漢奸言論和反人民言論”。風暴最盛時，網上大字報式的申討鋪天蓋地，他收到過威脅電話，外出時有學生圍繞在側，以防他被襲。
就在那樣的節點上，他平靜地固守陣地，不應戰，也不收回對毛的評價。那年接受我采訪時，他說：“作為一個學者，我有責任告訴社會我的看法。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說什麽我也願意聽。當然我不讚成他們用開批鬥會的辦法，那是文革做法。”
在毛澤東去世40年後的今天，評價他有什麽意義？我問。
“意義太大了，中國將來的發展離不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你是走毛澤東的路線？還是改革開放的路線？這兩條路線是完全不同的。”
那次采訪當夜，有國安人員敲開茅於軾的家門，客氣地對他說，近期就不要對媒體談毛澤東了。茅老與我商量，我們決定把稿子壓下。
“權貴代言人”
在那次采訪後的一年半裏，中國政壇發生了一係列大事件，中國社會追問反思之聲不斷。我問茅於軾，他如何看待在他所說的“道路的選擇”上，中國在過去一年做出的回答？
沒想到他卻相當不樂觀：“過去的一年，進一步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朝哪個方向發展，這個事情沒有解決。哪條路對，還是有爭論的。”
我問：重慶模式的終結難道不能說明，中國起碼不會再朝極左的方向走了嗎？
“哈，難說。現在如果投票的話，我都不保證擁護毛澤東的人就一定失敗，因為毛澤東的道理是很有欺騙性的，”他說。
茅於軾：重慶並未終結中國道路之爭（視頻）
顯然，他頭腦裏關於毛澤東的這根弦，還繃著。
茅於軾出身世家，父親茅以新和二伯父茅以升，分別是中國著名的鐵道和橋梁專家。茅於軾自己也是學機械工程出身，建國後最早從事的是鐵路機車研究。他的家世在政治運動中成為沉重的負累。他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挨餓，文革時噩夢重來，夫妻倆曾被雙雙剃光頭。
78年平反後，他正式開始接觸現代經濟學，大量閱讀西方經濟學著作，並結合十多年勞動改造中的實踐，在85年寫出《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一書，完成了從工程師到經濟學者的轉型。
90年代開始，“因為被中國改革的巨大問題所吸引”，茅於軾走出書齋，從理論研究轉向經濟學的普及，出版了《生活中的經濟學》等著作。他對市場經濟不遺餘力的倡導，很大程度上正是出於他對毛時代的警覺，而這種警覺，又緣於他自身經曆中曾有信念的幻滅。“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也非常崇拜過毛澤東的，”他說。
“毛澤東的錯誤在什麽地方呢？他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就是說這個社會要平等，要人人享受幸福。為什麽我們不平等，沒有享受到幸福啊？因為有剝削者害了被剝削者。所以這個社會要好，就要打倒剝削者，這是他的理論。聽起來是很對的，實施的結果是非常糟糕的，”他說。
他認為，這套“剝削理論”不僅讓中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以貧為榮，更是今天中國人畸形的仇富心態的緣起。因此他不斷呼籲保護富人。他有一句名言：“為窮人辦事，為富人說話”。他以身踐行前半句——發起慈善，辦學扶貧，成立小額信貸——但更多人似乎隻注意到了後半句。他被貼上“權貴代言人”的標簽，這個標簽成了他的“原罪”。
“我這個話說了以後很多人就罵我，本來讚同我的也反對我——你是混蛋，你為富人說話，”他笑嗬嗬地說。
“窮人一樣有壞人，富人也有好人。中國大部分的富人還是靠本事致富的。認為富人就是壞人，要打倒富人，這個社會就完蛋了。”
但在今天的中國，不可否認很多財富的產生與特權息息相關？很多人仇視的，其實是財富背後的特權吧？我問。
“如果是這樣，他們應該起來反特權,”他說。“但是中國社會反特權的聲音是非常微弱的，而反富人的聲音是特別強大的。”
對特權的討伐，是貫穿茅於軾近年論述的一條主線。在他看來，特權已是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從經濟角度看，特權不除，則市場必入歧途，因為市場前提是平等交換，而特權意味著脅迫；從社會角度看，特權幾乎已成一切官民衝突的源頭。“我們怎麽得到人權？我們把特權取消了就有人權了。”
折衷的批評者
茅於軾的反特權，常常被理解為反政府，於是他被罵“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的反行政幹預，又常常被理解為鼓吹市場神話，放任資本和權力侵蝕窮人利益。但事實上，采訪中我發現，他既不認同市場萬能，也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他對中國政府過去三十年的執政，褒揚多過批評。他相信漸進改良，而且肯定政府——或者說統治精英——在其間的作用。如果說他是一個批評者，他也是一個折衷的，務實主義的批評者。
比方說，盡管他認為市場在財富創造上是最有效的，但他承認有許多問題市場解決不了，比如貧富差距、環境惡化、主持正義、保護財產。
他甚至認為，“政府來做市場做的事，越俎代庖，也是可以的”，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這和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市場是唯一有效配置資源途徑”、“政府進入就有罪”的觀點，相去甚遠。
對於中國政治生活的進步，他選取的“參照物”之謬暗，導致評價之寬容，也令我吃驚。比如他說，過去三十年，中國政府成功之處，首先就是政治穩定。“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年裏，隻有這三十年。”
“其次，跟毛澤東時候相比，我們不隨便殺老百姓了，政治犯沒殺過。還有就是領導人的鬥爭是和平的，沒有說不整死不歇手了。”
歸根結底，他不無寬慰地說，中國雖然仍是集權政治，“但這個集權是相信市場的，不是反市場的，這是最本質的東西”。
當然，作為市場經濟的擁躉，他不願見到政府之手伸得過長，比如他仍然堅持認為“十八億畝紅線”政策沒有必要、經適房作用弊大於利，對壟斷和政府“公司化”也十分警惕。但當我問到，如何才能管束這個過大的政府時，他的回答，再次讓我意外。
“一個強大的政府，甚至一個獨裁的政府，不一定是一個壞事，”他說。“壞人獨裁，老百姓倒黴。好人獨裁，比民主還好呢！”
“我們曆史上有好人獨裁的例子嗎？”我沒轉過彎來。
他想也不想地說：“我們改革開始的時候就是好人獨裁啊。好人獨裁不等於樣樣都好。大方向對，確實是為了老百姓，這就算好人獨裁。”
這話讓我對茅於軾的一個判斷越發清晰起來：在他而言，效率優先，主義第二。他的觀點從掉書袋子的人看來，與經典的個人主義、自由市場理論皆有出入。但他更為關注的，不是意識形態的高低，不是一種政治體製背後的道與義，而是如何技術性地消除財富產生過程中的壁壘。他對中國社會心態和頑疾的清醒了解，又讓他對中國進步的方式抱有極大的寬容和靈活性。
在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茅於軾還在公共領域奔突，隨時冒著槍林彈雨。我問：被罵的時候，您怎麽想？沒有一氣走開的念頭嗎？
他說：“其實就是我對社會的一種不放心，說的好聽點，叫社會責任感吧。”
“也不是現在才挨罵，從‘反右’就開始挨罵，多難聽的話都聽過了。罵的聲音我也習慣，”他笑嗬嗬地說。
甚至連挨罵，他也從效益出發，總結過一句：“從經濟學上講，寬容可以產生最大的邊際效益。”
采訪結束時，即發生了開篇提及的“小插曲”。在茅老起身穿衣的當兒，我打電話給在樓下候著的司機，請他做好準備。茅老有些吃驚：“司機一直都在等著？”回答是。他想了想說：“如果是這樣，能否請他送我去國貿地鐵站？我坐地鐵回家。”在場的人全都愣住。我們力勸：正是下班高峰，地鐵擠得不行，您老這麽大歲數。他從容回答：“正因為高峰，坐地鐵比坐車快呀！”幾番推讓，他終於同意由我們一個正好順路的同事護送，一同搭地鐵回家。
我不禁感慨茅老的謙謙雅風，這在與他打過交道的人中有口皆碑。轉念再一想，高峰時刻搭地鐵，講的依然還是效率為先。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純粹的，不折不扣的經濟學家。
茅公公頂著經濟學磚家的抬頭開始大量寫書，但是全部不是經濟方麵的，有許多經典雷人觀點，極力論證中華民族劣根性，極力為私有化鋪路。甚至為汪精衛的漢奸行徑洗地。後被網友考證茅於軾實為汪精衛私生子，茅以升為其養父。人稱汪三公子是也。
1.我國貧富差距不大
2.發展中國家不能搞福利
——《福利國家的利與弊》
3. 一個穩定的社會，一定是精英和大眾的結合，也就是說社會由精英來治理，他們考慮的是大眾的利益。
——《社會轉型需要精英掌舵》
4.高利貸並非大家所想象那樣的不合理。取締高利貸倒反而是不合理的。
5.如果高利貸合法化，利息率會降低。
——《重新認識高利貸》
6.幾千萬人下崗，結果怎麽樣呢？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提高了，大多數人確實好多了。
7.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必須是精英治理的。
——《建國六十的變化與反思》
8.對公平的要求太高，將會損害效率，造成經濟倒退，甚至於再次陷入貧困
——《**和建設：公平和效率——曆史的歸納》
9.我看不出糧食有什麽危機，糧食現在是越來越便宜
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物價漲了有十來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難道說物價都要降下來，那生活能好得了嗎？老百姓與經濟學家看問題不一樣。
——《房價高低與百姓購買欲有關係》
10.我覺得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化配置的結果。
——回答新金融雜誌記者采訪
11.國際糧食漲價，如果我們出口糧食，把糧價給壓下來，國內糧價上升，那是好事。
——茅於軾談糧食漲價
12.我看到市場上豬肉這麽短缺，排隊都買不到。我就發議論，豬肉為什麽不漲價啊，價格提高了，農民才有積極性養豬啊。
——茅於軾談豬肉漲價
13.中國主要的問題不是貪汙腐化
——接受搜狐財經記者采訪
14.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
——茅於軾談學費問題
15.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隻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
——茅於軾談致富
16.貪汙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汙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隻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麽一看，貪汙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茅於軾談貪汙
17.確保18億畝耕地以保障糧食安全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
——茅於軾談保護耕地
18.經適房隻有毛病沒好處
——茅於軾談經濟適用房
19.不是房地產商抬高了房價
——茅於軾談房地產
20.賣國並不是什麽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
21.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
22.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幹呢？
23.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後，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麽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茅於軾談主權
2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要重新評價汪精衛。文章我沒有看到。對汪精衛我也沒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隻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曆史就要改寫。”
25.在敗局已定的條件下，應該說，投降是正確的選擇
——茅於軾談汪精衛
26.在戰爭中犧牲的日本軍隊和百姓都是無辜的，他們對戰爭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的戰死是因為上了戰爭罪犯的當，而且大多數是被迫送死的。我們要紀念戰勝國的陣亡將士，同樣應該紀念戰敗國的陣亡將士
——茅於軾談我們應該紀念日本侵略者
27.國家的尊嚴，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事情。
28.進入21世紀以後，國防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了。
——茅於軾談國防
孫錫良 2013年
前按：有關茅於軾先生的爭論，俺本不想談更多看法。但是，茅先生把反對他的人都視為“糊塗、可憐、可悲”的一族，這就過頭了!您可以反對毛澤東，可以反對社會主義，怎麽就不允許有人反對您呢?莫非您真把自己當成是碰不得的思想家了?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夠對立了，象您這樣的老人本該做理性的思考者，何必反之呢?您老應該懂得“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的含義吧?
我看了一下茅老先生近些年來的言論，也看了不少網友們的爭論文章，稍微給茅先生總結了一下，不外乎下麵六大理論：
第一大理論：“洗腦迷魂湯理論”。
現時的中國，很多人見不得一點統一性，見不得有人公開說共產黨好，見不得有人讚揚社會主義。如果有人敢逆這種潮流，就被茅於軾先生之類的“先進分子”視為被共產黨洗腦了，就被說成是喝了迷魂湯，好象中國人已經容不得稍微統一一些的觀點。
說實話，本人也是個愛批評政府的人，也是主張個性自由的人。但是，我認為凡事得有個度，不可把一切事情皆絕對化，有些事，在大的群體上保持一點統一性並非是壞事。“統一”本身不是個壞名詞，古今中外都不排斥統一的觀念。歐美排斥嗎?不排斥，別看歐美宣揚個性，但大家看看他們在對待中國時，絕對是統一的，他們在對待國家整體利益時，從來都是觀點較為統一的。
共產黨是不是就要求絕對統一了呢?我看也沒有，無非隻是想尋求最大程度的和諧統一，無非是想減少一些改革的阻力而已。說幾句共產黨好就是被洗腦了嗎?就是喝了共產黨的迷魂湯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你茅於軾先生天天說資本主義好，天天說美國好，不也是被洗腦了嗎?不也是喝了美國迷魂湯了嗎?那些支持您的人，是不是喝了您灌的迷魂湯呢?
在對待共產黨和政府的問題上，作為國民，不應當走極端，看到有正確的決策，就理當鼓勵他們，就是要支持他們，大家都唱反調，能辦得好事嗎?做得不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大膽地批評。有人會說我孫某人講風涼話，會說我討好政府。其實不然，我從來都沒有公開讚美過政府，但我對政府的批評限定在就事論事。
茅於軾先生很奇怪，一邊罵毛澤東搞“打倒孔家店”破壞了中華文化，另一邊又罵老百姓不該迷戀共產黨，不該忠於政府忠於黨，人家一忠於黨就可悲了、可憐了、糊塗了!什麽理嘛?孔儒文化的核心是什麽?難道不是忠君和仁和嗎?您要罵毛澤東不該打倒孔家店，就應當是主張孔儒理念的。可人家一按儒家的來，您又恨他們不聽您的，聽共產黨的。您不能總根據自己的需要，把“中華文化”當抹布使用，用的時候抹一下，不用就扔掉。網友們為什麽會迷信“洗腦迷魂湯理論”呢?一是對社會矛盾和兩極分化加劇的深為不滿;二是正確理論信仰的嚴重失位;三是黨和政府忽視了給社會廣泛存在的不同思想給予公平交融的平台。
“洗腦迷魂湯理論”的主要目標還是撕裂群體，擾亂思想，不是單純的言論自由，如果真是主張言論自由，就不應當把反對他的人說成是“可憐、可悲、糊塗”。
第二大理論：“強奸不抵抗理論”。
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正確，茅先生舉了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最經典的事例是：日本因為沒有反抗美國占領，所以變成了強國，中國因為抗日、抗歐、抗美，所以變得落後，他把日本的這種作法稱為“以民為本”，他認為中國抗戰搞的是“以國為本”。
茅先生的這種理論也獲得了不少人的認同，為什麽呢?因為這裏麵他借用了“以民為本”這個詞。這是個非常吸引人的詞，茅於軾先生深諳吸心大法，政府不是很多事情不以民為本嗎?我這一把“以民為本”抬出來，吸引力當然強，尤其是有些人在看到中日的差距以後更以為然。
然而，稍有點思維能力的人都不會認同這種邏輯混亂的歪理論，我幫茅先生總結一下就叫“強奸不抵抗理論”，即隻要舒服，管他男人是誰。然而，日本是心甘情願被美國占領嗎?不是。它是苦於被打得無處可逃的情況下才接受投降決議的，後來被美國控製也不是心甘情願的，日本人也時刻想掙脫當“二奶”或被強奸的處境。日本的經濟發達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不是靠當“二奶”換來的。美國在全世界強奸的國家很多，真正走向富強的國家並沒有幾個。另外，“二戰”期間，日本政府讓國民死了那麽多，怎麽還“對民為本”了?
退一步講，即算中國當年不抵抗世界各國的侵略，願意被各國強奸，中國是不是就比現在更為強大呢?我不敢肯定，但至少可以打N個大大大的問號。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去當人家的“二奶”或樂於被人家強奸，祖宗會怎麽想?子孫會怎麽想?女人們會怎麽想?男人們會怎麽想?你中國願意當“二奶”，日本侵華時，日本人也許不會搞“三光政策”，但是，東條英機、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阪垣征四郎率領的動物們的獸性將如何解決?他們會善待“二奶”嗎?會善待咱的同胞嗎?他們會以中國的人民為本嗎?
如果是茅先生家中的女性淪為日本玩物並被刺刀剖腹，您將作何感想?俺可以肯定地講：被強奸並非都是舒服的，也並非每個被強奸者都能感覺到幸福。請茅於軾先生不要迷信每個“二奶”都是在享受，請茅於軾先生不要故意把“國本”與“民本”進行對立、割裂，在國家還沒有消亡之前，任何把“國”與“民”利益對立化的言論都是有害的謬論。
第三大理論：“領土不重要理論”
為了證明自己的大慈大悲，茅於軾先生最常談的觀點是：任何時候都不要戰爭，戰爭是政客撈取利益的工具，老百姓是白送性命，毛澤東好戰就是不尊重中國人的生命。
這些理說得非常好，你甚至都不敢挑毛病，硬要去挑，肯定又會遭網友罵成是“政客的槍手”或“漠視性命”的殘暴分子，茅於軾先生的聰明之處在於首先把占了道德高地——珍惜生命。誰反對他，誰就不珍惜生命了。然而，我還是要來挑挑看。你茅先生想不打仗，就不會打仗了嗎?你中國人不想打仗，世界就全不打仗了嗎?慈禧當年真的是不想打仗的，她已經忍讓到不能再讓了，結果呢?“八國聯軍”吃這一套嗎?
現在呢?是不是世界更文明了?是不是隻要中國放下武器不打仗，人家就不打咱了呢?不用問美國，就問問日本看看?茅先生說釣魚島既住不得人，又不能種莊稼，要它作甚?假若今天中國沒有戰略威脅力，您看看日本人跟您哆嗦不?您不是說日本政府總是“以民為本”嗎?日本政府為啥跟咱玩命地搶釣魚島呢?
茅先生表麵看總是尊重中國人的生命。問題是：你把釣魚島讓給日本了，性命是否保住了呢?你中國的商船路過那裏的時候，人家會不會還要掐你的脖子呢?釣魚島讓了，福建和浙江的島嶼若是又被日美看中了，是不是還得繼續讓?不讓很可能還得要打仗，為了尊重生命，是不是還得繼續送給它們?若他們再不滿足，看中了中國大陸，是不是又幹脆讓大中國被日美強奸得了?
用“尊重生命”來推廣“領土不重要理論”是一種典型瓦解國民意誌的行為，最終隻會讓更多人的生命得不到尊重。茅於軾先生您崇拜的歐美為什麽還要為領土打仗?英國幹嗎要跑那麽遠跟阿根廷打仗?英國政府不尊重國民生命了嗎?英國政府不“以民為本”了嗎?
第四大理論：“勞動不致富理論”
茅於軾先生說：勞動不創造財富，隻有資本才創造財富，不讚成“勞動致富”的觀點。
這個觀點很能打動人心，底層人還有一種普遍心態，那就是羨慕不勞而獲的人，因為他們不勞動也過得悠閑輕鬆，似乎也很符合現實：勞動的人不富，富的人不勞動。撇開現象看本質，是否果真如此?絕對不是。任何靠正常途徑富起來的人一定是勞動致富的，所謂資本創造的財富也是通過勞動者創造出來的，決非天上掉下來的，隻不過資本掌握者占有了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茅於軾先生不揭露資本創造財富的本質是剝削勞動者的勞動，反而說勞動不創造財富。如果沒有勞動者的勞動，財富怎麽來?天上飛下來的，印刷廠印出來的?
一般人可以試圖積累資本創造更輕鬆的財富，可依賴剝削別人的人也絕對是極少數，多數人未必可以做這樣的美夢，如果多數人都能途經此路，那財富到底會從哪裏出來?印錢的權力不是掌握在多數人手裏，挖礦的權力也不是在多數人手裏，銀行的鑰匙也不是掌握在多數人手裏，不勞動獲得財富的人可能是多數嗎?如果不勞動，不要說財富是否能獲得，在你將要餓死的時候，未必有一個財神爺施給你一碗米粥，很可能罵你：該死的懶漢!
底層人要想致富，要想突破上層人的防線，最好的出路便是通過勞動積累財富，直至超越比你更上層的富人。勞動有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想做好主人，終歸還是要勞動。古往今來，城裏人通常看不起鄉裏人，農村人剛進城，總是得不到尊重，也不是城市的主人。但是，大家仔細觀察會發現另一種現象：主導城市的往往總是後來人。老城市人寄望不勞而獲的日子終歸不長久，窮人的地位最後留給了老城市人。哪怕你曾經擺過地攤，哪怕你曾經當過傭人，隻要你努力打拚，你就有可能站在城市主人的位置之上，不是有很多農村人最後都成了城市領導者?隻有勞動，才能改變自己的未來。
茅於軾先生極力主張“勞動不創造財富理論”，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國搞權貴資本主義，並且是純粹的玩虛擬經濟的資本主義，一個否定勞動價值的理論，無論拿到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不到多數人認同，人類若都輕視勞動，那就隻有等死一條路了。
第五大理論：“窮人不要廁所理論”
前兩年，有關經濟適用房的問題炒作得很厲害，原因是腐敗很嚴重。茅於軾先生提出一個主張，要求政府不要給經濟適用房建廁所，說這是幫窮人說話。
我就在想：一個如此有名的經濟學家，怎麽就提出這麽好的建議呢?!你怎麽不給政府提出如何治理腐敗並防止經適房被占的建議呢?你的智慧為什麽偏用在房子結構上呢?再腐敗，畢竟經濟適用房還是窮人住戶占多數，真正的富人占著住房也是出租或空置的，如果哪位貪官還住在經適房，那他再貪也貪不到哪裏去?
我走訪了長沙兩個經適房小區，幾乎絕大部分的人都是中低收入者，腐敗現象並不是傳說中那麽嚴重。退一萬步說，即使存在，也不能以“懲罰窮人”的方式來遏製腐敗啊?你不建廁所了，腐敗就可以遏製住嗎?當官的想腐敗，你怎麽建，他都可以腐敗，反正自己不會住的。如果經適房建得連窮人都不想住了，那就全變成官員尋利的臨時租用住房了。
透過您的建議，我可以推測一下您的心理：既然是窮人，有房子住就不錯了，沒有廁所總比露宿街頭要強，您的內心其實還是鄙視窮人的。
第六大理論：“剝削利於窮人理論”。
茅於軾先生現在很愛講一句話：“幫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
大家初一聽，好象茅於軾先生為窮人辦了很多好事，好象一切言行的出發點都是拯救窮人。事實呢?到目前為止，我不知道您為窮人做了什麽事?小額貸款嗎?技工學校嗎?我這裏就不詳談，您自己心裏應當也有數，大家不妨去看看相關文章。
網上的朋友為什麽有很多相信茅於軾先生是幫窮人說話呢?因為茅於軾先生很巧妙地利用了“曆史”，他說：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剝削，但人民窮得要死，改革開放以後，有了剝削，所以，全國人民都吃飽飯了，都可以旅遊了。
乍一聽，是蠻有道理的，過去是沒有現在吃得飽、玩得好，好象剝削還真有理了。
毛澤東時代吃得不夠飽難道僅僅隻是因為政策約束了生產力嗎?我不認為是這樣。一個國家，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戰略目標。剛成立的新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執政經驗，又遭遇諸多封鎖和責難，要取得獨立有尊嚴的國家地位，戰略上偏於強硬也是無奈之舉，適當地偏重於國防建設也是可以理解的。與之相對應的是必然會遭受國際大國的封鎖與製裁，尤其是對生活生產物資的封鎖與製裁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毛澤東不想與西方大國靠攏，是時機不成熟，等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時機慢慢成熟了，毛澤東不是就打開了與西方接觸的大門嗎?生活不也是在一步步改善之中嗎?後來的成就不也是建立他的努力基礎之上嗎?
再看看今天的國家現狀，一些戰略產業如果沒有在當時起步，後麵都沒有取得獨立自主權，隻要在當時起步了的產業，後麵都得到了鞏固和提高，並且積累了戰略威脅力。改革開放的安全保障來源於毛澤東時代的積累和建設，後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前人的吃苦基礎之上的，有意切割新中國不同的階段是不理智的。
在階級社會裏，我承認剝削現象的存在仍將是長期的，但絕不同意“剝削利於窮人理論”，這完全是一種“強盜理論”。後幾十年的物質進步不是“剝削有理”的結果，是中國市場向世界開放和中國資源向世界輸出後的相應回報，缺少了這兩個條件，你怎麽剝削都不會有對窮人有利的結果。
茅於軾先生，您可以宣傳剝削長期存在的客觀規律，但請不要用“剝削利於窮人理論”來誤導國民!
爭論是沒有問題的，對抗是不理智的，如果茅先生有意製造對抗那就無藥可救，若您還保持一份老人的理性，我認為讓爭論走上理性軌道還是有希望的。茅先生，請您記住!所謂理性決非隻是針對暴力而言的問題，語言暴力同樣也是暴力，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拋出暴力觀點實質上也是非理性行為，結果必然將爭論引向非理性軌道。
茅於軾先生，您不是一直討厭“文革”期間戴大帽子的作風嗎?那為什麽人家一反對您，您就說人家“糊塗、可憐、可悲”呢?為什麽人家一反對您，您就說人家想走老路、想搞文革、想回到過去、想讚美貧窮呢?按您的邏輯，那就是所有人都要聽您的?就是要徹底否定中國前三十年嗎?您這又是什麽民主做派?
從政府角度講，我認為應當對一些言論作出規範，再有名的人也要尊重實事，尤其是涉及到數據問題時不能信口開河，拿不出真實有效的材料，就不能虛構曆史，虛構曆史必然引起混亂，人人都可以“寫”自己的曆史，以史亂華也就變得十分容易。隻要是個負責任的政府，錯誤的路就不會重走，正確的路就要堅定地走，與走的時間長短無關，隻與方向有關。
茅於軾先生扮演得那麽認真和富有“思想”，歸根到底還是兩個目的：反毛、反共。
茅於軾先生和他的擁護者現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陣地：天則經濟研究所和人文經濟學會。(當然還包括下麵的分支機構)
大家要看清楚，這兩個陣地打的都是“經濟”牌子。然而，他們在那裏是不搞經濟學研究的，他們搞的全是政治，因為這兩個機構的精英全是主流社會的人，全是隱藏在官方機構中的人，他們本身都有自己的研究平台，基本都是拿國家的錢做自己的事，他們走到這兩個陣地的目的是插上自己的“旗子”，實質上也可以叫“黨組織”，隻不過，他們不敢宣稱罷了。
作為民間人士，對茅先生構建“黨組織”的對錯暫且不評。但是，把茅先生的目的挑明不是什麽壞事。他當先鋒的安全之處在於年紀大，政府拿他沒什麽辦法。另外，他也是西方國家重點保護的對象，正如茅先生自己所言：“誰要是把我弄死了，那國際影響就大了，絕不是國內影響的問題。”他背後的國內外支柱是誰?
結束語：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多人的大國，自殘是可恥之舉，自賤是羞恥之舉，投降是無恥之舉。紫荊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團結吧!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