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中國男孩，幾乎都是從《三國演義》開始了解本國曆史的。我讀書讀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鄰居家的舊書架上撈到一本泛黃毛邊、繁體字版的《三國演義》。展卷閱讀，羅貫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十一歲的我給鎮住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直到三十多年後，在書堆裏埋頭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頭來，想找羅先生問一個問題：“為什麽？”為什麽天下大勢，必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為什麽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而合了就必定會再分呢？比如美國，1776年建國後就沒有再分過，而歐洲在羅馬帝國分裂後就沒有再合起來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國的大勢”，還是“天下的大勢”？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美國曆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專家魏斐德甚至將它看成是西方曆史與東方曆史的“區別點”。
在他看來，中國與歐洲在早期都是從部落製進化到了城邦製，東方的春秋戰國正與西方的古希臘同期，到公元前360年，東方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權式變法——商鞅變法，西方則在公元前356年出現了亞曆山大帝國。到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1年，漢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權製度的試驗，西方的凱撒大帝也讓高度集權的帝製替代了共和製。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3世紀，東西方世界分別出現了雙峰並聳的、大一統的大漢王朝與羅馬帝國。到公元184年，漢帝國陷入內亂，經曆了將近四百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帝國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後，東西方曆史突然“花開兩枝”，中國在公元589年重新實現了統一，並從此再也沒有長期分裂過。而歐洲進入中世紀，經曆了漫長的封建製，便再也沒有統一過，盡管在2000年出現了歐元，實現了貨幣意義上的“統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關於歐元的存廢又成了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魏斐德的問題正是：“在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曆史和歐洲曆史為何差異起來呢？”
這似乎是一個很難有標準答案的曆史懸案，你盡可以從地理條件、民族心理、宗教語言以及偶然性等等角度來給出解釋。魏斐德給出的答案很簡潔、但在我看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的精準，他說，“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統一的文化為中國贏得了曆史性的榮光，在《曆史研究》一書中，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稱中國為“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根據他的統計，人類曆史上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其中，中國社會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為完整的樣本。而這一成就正得自於“統一的文化”。
中國人最害怕、最不願意、最討厭、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術的邊界，盡管，統一本身並不能保證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甚至連湯因比都無法確認統一到底是“目的本身”，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不過他確定地認為，“大一統國家的成功崛起最終終結了亂世，親身經曆了這一過程的一代人對於大一統國家自然是無比向往，感激涕零。”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統一也不例外。若將這個漢字組合拆解開來，統者“歸總”，一者“劃一”，在這個詞組的背後隱隱約約地站立著一些讓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權、獨裁、專製。這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麵，你別無選擇。
由於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天然、終極性訴求，使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一直保持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另外的一種政治製度能夠保證統一的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集權的容忍度遠遠大於其他國家。而這種國家治理邏輯顯然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形成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原理，存在內在的衝突性。
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變革勢必將削弱中央的集權能力，最近兩次短暫的放權型變革試驗——即民國初期（1916-1927）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9），盡管刺激了民間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都沒有尋找到維持社會穩定的藥方，以致最後均以失敗和權力回收而告終。尤為可怕的景象則是，若分權失控，一些邊疆地區（如西藏、新疆以及吉林延邊等）出現獨立事件，則更是任何改革者所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必須理智地承認，“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結論，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找到其他的抉擇。
中華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實無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貨幣和帝國政治經濟史聞名的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這似乎是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這種籠統性的結論很可能把中國問題引向一個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歸宿。
我們看到的曆史事實是，政治大一統曾經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成長領先於世界。如果說，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那麽，這是製度必然的邏輯推導，還是製度劣質化之後的結果？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那麽，有沒有一種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大崛起，又將弗格森式的結論推導到了一個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打破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迷思，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重新尋找到發展經濟、穩定政權模式的過程，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中國實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在當今中國，知識界和民間社會呼籲法治化、司法獨立以及民主監督的聲浪日漸高漲，決策層也不斷釋放正麵信息，新當選總書記的習近平表示共產黨願意接受“最尖銳的批評”，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政治治理也許在未來有小幅改善的跡象。
不過，曆史是否真的會以塞繆爾·亨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方式“終結”，始終還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極左的民粹主義和極右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隨時可能失控的大龍，盤旋在中國的上空，為改革增添眾多的不確定性。一旦中國因改革失誤而發生動蕩，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衝擊遠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
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在中國都如同一盞大紅燈籠上的配飾，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個保守性的結論是：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憲政法治與中央集權體製之間尋找妥協點的、非西方式改革。內在的衝突性與生俱來，並且難以根本性解決。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長度。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