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社會如何才能變得更加公平一些？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0月30日訊／“今天的中國社會到處彌漫著不公平感。這顯然是非常危險的現象。對普通人來說，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有錢人，他們所擁有的一些都缺少合法性。中外曆史經驗表明，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是革命最強有力驅動力。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執政黨需要把實現基本社會公平正義提高到最高議事日程上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中國社會如何才能變得更加公平一些？”如是說，詳論如下：

 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已經變成了中國社會的毒瘤，是所有一切問題的根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但社會代價也是極其沉重的。海內外人們已經對中國社會有很多的判斷，例如“斷裂”、“解體”或者“崩潰”。社會已經發展到哪個地步，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估計，但可以確定地說，社會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賴以生存的秩序。 

那麽，一個基本社會秩序需要怎樣的社會公平或者經濟基礎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經濟公平。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們處於不能溫飽的狀態，那麽社會成員之間就會為了最基本的生存權而互相衝突。但一旦到了溫飽以上的水平，經濟公平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傳統中國，法家強調“養民”，而儒家則強調社會公平。法家相信“倉廩實而知廉恥”，就是說必須為社會成員提供一定的經濟利益；沒有這個經濟基礎，就不會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和這個秩序所需要得道德基礎。而儒家則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說，貧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均，就是經濟公平的缺失。從曆史發展的經驗看，法家和儒家的看法都有偏頗，把兩者結合起來更能反映事物的真實麵貌。法家強調經濟發展，這是對的。如果沒有經濟發展，社會成員處於極度貧窮狀態，那麽社會就很難成其為社會。大量的經驗證據證明，在極度貧窮下，就不會產生良好的社會秩序，更不用說是良好的社會道德了。但是僅僅有經濟發展也不行。經濟發展要看什麽樣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如果造成了極度的社會不公平，那麽也同樣會出現社會秩序問題。這裏，儒家是對的，沒有社會公平的經濟發展，就不能造就一個有序的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已經在短短的三十來年時間裏從一個貧窮國家上升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也已經並且正在導致無窮的社會不正義、不公平。 

中國收入差異在擴大

 第一是社會群體之間和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高度分化。中國的改革開始於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為了為社會成員和地方提供積極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這個策略應當說非常符合人性，它為人們提供了無限的動機來追求財富。問題在於一部分人確實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之後，並沒有導致其他社會成員和地區也跟著富裕起來。應當說，從整體上看，改革開放之後，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為收入差異過大，社會成員並沒有因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滿意。相反，今天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根源於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異。中國今天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收入差異最大的國家。盡管有關部門考慮到社會穩定等原因而已經很多年沒有公布衡量收入差異的基尼係數，但人們都不會否認巨大的收入差異的存在，中國的基尼係數是世界上最高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並且這種差異還在繼續加速擴大。 

第二，中國社會階層開始從開放向固化轉型，就是說從改革早期階段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的開放狀態轉型到封閉狀態，或者從包容性發展轉型到排他性發展。為什麽先富者越來越富，其他人要不富裕不起來，要不趨於貧窮？主要的原因就是社會階層的固化。人們用很多語言來形容這一情況，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之上的“出身論”開始發生作用，就是說，“官”和“富”都可以繼承和延續下去。當然，這種延續並非不正常，其他社會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一現象，但如果“官”與“富”這兩個領域都被各自的階層所壟斷，不再向其他社會階層開放，那麽就會出現“世襲”性質，體製就會出現封閉性。實際上，從社會階層流動性來說，中國已經出現“城堡”現象，也就是社會階層的固化。為官者，為富者，住在“城堡”之內，而無權無勢者則住在“城堡”之外。 “城堡”內外的社會群體之間城牆林立。無論是社會道德的衰落還是社會群體之間的互相不信任，都和林立於社會群體間的城牆有很大的關聯。

 第三是缺少保護社會的機製或者保護社會的機製還不夠健全。在任何社會，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保護社會。保護社會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會製度， 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等，保護每一個社會成員，在保障其不致於餓死、病死和凍死的最低水平的同時，給與他們基本的公民權利。今天的中國，問題並不在於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了，而在於政府沒有保護好那部分沒有富裕起來的人和地區，尤其是社會的弱勢群體。 

分蛋糕方式極其重要

 那麽如何才能使中國社會變得公平、公正一些呢？除了繼續改革，別無它路。同樣重要的問題是，什麽樣的改革能夠促進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很多年來，圍繞著社會公平，各方麵的改革也在進行，但問題是越改革，社會越不公正。 

一般上，大多數人都會關注二次分配，希望通過二次分配來達到基本社會公平。這也就是這些年來為什麽公共服務成​​為二次分配焦點的原因。這種思路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以前沒有分好蛋糕，隻要把蛋糕分好了，社會就公平了。從各國實踐來看，這種簡單思路盡管對民眾有吸引力，但並不能在任何意義上實現社會公平和公正。在達成社會公平公正方麵，最主要的還是要在一次分配上進行，而二次分配也就是分蛋糕隻是一個補充。並且，分蛋糕的方式也極其重要。

 一次分配要實現社會公平就要進行經濟結構上的改革。在中國，要在經濟結構上改善收入分配，主要是要達成如下幾個方麵的平衡，即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平衡，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中國的國有企業往往是大型企業，而民營企業是中小型企業。在任何國家，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最重要的經濟手段。凡是中小型企企業發達的社會，社會就比較公平；而凡是中小型企業得不到發展的社會，社會高度分化。 

在一次分配方麵，中國的經濟製度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第一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從而也是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嚴重的結構性失衡。民營和中小型企業受到國有企業的各種擠壓，沒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第二是勞動者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還是過低。社會成員的主要收入來自其勞動所得。勞動所得占GDP份額過低表明，在分蛋糕時，資方（無論是私人資本還是國家資本，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分到了過分的份額，而勞動者得到的份額過低。巨 大的收入差異也因此很容易理解。第三，國有企業的封閉性。民營企業必須競爭人才，沒有人才，就很難具有競爭力。但國有企業則不然，往往依賴政治和行政權力來獲取資源和財富，也很容易形成“城堡”，不對外開放。也就是說，國企內的職位沒有通過市場而分配，而是演變成為內部分配或者通過權力關係而分配。考慮到國有企業往往不是財富創造機製，而更多的是財富轉移機製，那麽不難理解國有企業是如何加劇社會不公平公正的。

 農村的土地問題也屬於經濟結構問題。城鄉差異可以說中國社會不公平、不公正的最主要體現形式。無論從國際的經驗還是中國本身的經驗，土地是農民脫離貧窮，實現基本社會公平的最主要的經濟要素。在這個方麵，中國需要第三次土地改革。在集體土地所有製下，集體的土地已經變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各方麵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掌權者個人、資本等等，一方麵維護著“集體所有製”，另一方麵一直在瓜分著這塊“唐僧肉”。唯獨名義上是土地的主人的農民則拿不到好處。要解決這個問題，土地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很多社會尤其是台灣的經驗表明，土地改革是農村窮人轉變成為中產階層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實際上，在中國，土地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社會公平問題，而且更是政權的基礎問題。很顯然，因為土地引出的社會衝突已經成為今天中國社會衝突的主要根源。 

名校農村背景學生越來越少

 在解決了諸多經濟結構上的問題之後，再來談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才有意義。公共服務主要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這些都屬於二次 收入分配。不過，也不能簡單地把二次分配理解成為分蛋糕。在任何社會，這些社會政策的確立是消費社會的基礎。中國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內需社會建設是關鍵，而社會政策又是內需社會的製度基礎。 

社會政策對社會公平的意義很明顯。例如教育。因為教育資源在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國社會呈現出了封閉性。在名校，具有農村背景的學生越來越少。即使是他們的學業優秀，也往往缺少經濟資源而不能進入大學。保持社會的流動性是實現社會公平最重要的方麵。當然，這不僅僅是教育，各個領域都是如此，包括國有企業、政府等等。

 更為嚴峻的挑戰在於如何打破公共服務領域的特權階層。政府官員（或者“小社會”），一直在享受著特殊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些“城堡”內部的公共服務產生著無窮的弊端。第一，這些特權使得政府部門沒有任何改革動機。中國這些方麵的改革沒有取得進展後者越改革越有問題，主要是改革者（也就是政府官員）已經有了優質的“公共服務”，而與一般老百姓所要求的公共服務毫無關聯。第二，這個“小社會”的內部交易有效地製約著經濟發展，因為內部交易不產生GDP，或者其所產生的GDP遠遠小於市場價格。第三，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小社會”一直在大量消耗著甚至浪費著本來應當讓全民共享的資源。現在所增加的資源例如養老保險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這個“小社會”，造成了大社會補貼小社會，或者窮人補貼政府官員的局麵。不取消掉這個“小社會”，不管如何強調公共服務，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也隻會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