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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M•布蘭特（Peter M. Brant）——63歲的實業家，房地產業的大佬，雜誌的所有人，藝術品收藏者，馬球玩家，一位超級名模的丈夫，九名子女的父親（兩任妻子所生）——多數人會把這樣一個人歸入1%之列。（譯者注：2011年“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自稱為99%的人，對應1%的富人。）他的財富淨值據報道在5億至14億美元之間；他對構建帝國有特殊的愛好（他有四名成年子女在他的商業帝國裏任職）；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擁有一塊53英畝的地產；他酷愛“安德森與謝潑德店”(Anderson & Sheppard)縫製的衣服。來赴我們的午餐時，身穿灰法蘭絨的雙排紐扣套裝、藍白相間的細條紋襯衫，佩戴海軍藍的編織領帶、白色的口袋手帕、金質打結的袖口鏈扣。如果你想描繪出一副標準的商界巨頭形象，大致會很像這個樣子。
但布蘭特本人會不同意。事實上，在吃飯時他很明確地說：“我自認為屬於那99%。”
這一聲明讓人有些猶豫。尤其是因為，布蘭特選定的餐館Sant Ambroeus，位於1%富人生活區的中心——曼哈頓的上東區，靠近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而且，我們吃這頓午餐的最初原因之一，就是要討論布蘭特作為對藝術的大資助者的角色——藝術資助通常也是一件1%的人做的事。
布蘭特在格林威治有他自己的藝術基金會。他也和第二任妻子史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及四個子女住在格林威治（包括一名繼子，係西摩與前夫、吉他手湯米·安德魯（Tommy Andrews）所生）。該基金會名為“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2008年創立，目前由他和第一任妻子生的女兒艾莉森（Allison）執掌，每年舉辦兩次展覽，同時也是研究機構。最近一次展覽是去年11月舉辦的，主要展出的是大衛·阿爾特默德（David Altmejd）的作品。阿爾特默德是一位加拿大藝術家，曾代表加拿大參加200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 （Venice Biennale），其著名作品是一些巨大的、常常令人不安的雕塑，將身體器官與其他有觸感的物質（水晶、毛發、織物）混合在一起。恰巧，挑戰性的藝術，又是一個通常會吸引1%的人的東西。
但布蘭特還是說，“我不認為藝術品收藏是專屬於那1%的，”這是在我們坐下，點了飲料之後（他點了冰茶，我是蘇打水）。我們還回憶起，我們之前也曾一起吃過飯，那是在時裝設計師阿瑟丁·阿拉亞（Azzedine Alaïa）主持的餐桌上。布蘭特的妻子和阿拉亞關係很親密。去年夏天，我到巴黎報道女裝時，曾住在阿拉亞經營的簡易酒店“三間房”（3 Rooms），當時布蘭特的兒子哈裏（Harry）也在那裏，報道為布蘭特家族擁有的《訪談》（Interview）雜誌舉辦的一些展覽。該雜誌是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在1969年創辦的。在布蘭特家族的世界裏，利益和私人關係常常交織在一起。例如，在和我共進午餐後，布蘭特將前往邁阿密－巴塞爾（Miami Basel）藝術展（他每年都會去），共同主持一場宴會，慶祝《采訪》俄羅斯版的創辦。該雜誌授權給俄羅斯億萬富翁弗拉德·多羅寧（Vlad Doronin），他恰好是娜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bell）的男友，坎貝爾則是阿拉亞和西摩的又一位密友。
不僅如此，那場宴會還是為了慶祝法拉利的新車型“蜘蛛458”（Spider 458），法拉利董事長盧卡·克勞德洛·迪·蒙特澤莫羅（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也將作為嘉賓出席。我問布蘭特，他是否認為蒙特澤莫羅會像大家廣泛傳言的那樣，競選意大利總理。“他把法拉利經營得很好，”他答道。“為什麽不呢？”他覺得當今的政府已經“出賣”了實業家，並喜歡實業家出任政府首腦這個想法。這就又回到了99%的問題。
“我正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這方麵去：努力通過圖畫和雕塑讓人們認識到，世界上有一些更好的東西。”布蘭特說。“世界正需要更多這樣的東西。要理解‘占領華爾街’運動，你就必須理解藝術家。藝術就是自由——表達的自由，而它表達的信息千百年來一直在全社會共鳴。”
你是否接受這一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你如何看待布蘭特。他近來相對更受公眾關注，這是因為他和西摩之間幾乎鬧到離婚的尖銳衝突。在2010年夏天的大部分時間裏，此事出現在全美的八卦專欄裏，傳得滿城風雨。故事細節涉及毒品（他談到她過去曾接受過戒毒治療）、懲罰（她說他撤銷了她的信用卡賬戶）和藝術品偷竊（雙方都指責對方偷走了他們的一些藏品）。盡管當時的報道通常都把布蘭特描繪為一名炙手可熱的大亨——《人物》（People）雜誌稱他為“擁有《訪談》（Interview）、《古董》（Antiques）與《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雜誌的馬球玩家”——盡管各類報刊都回述了他1990年因逃稅而入獄84天的往事，他首要的職務其實是白樺公司（White Birch）的董事長，白樺是北美最大的紙漿造紙公司之一。當前新聞用紙產業正麵臨艱難挑戰，白樺已在2010年申請《美國破產法》第11章規定的破產保護。
確實，在我們吃兩道菜的過程中（先是洋薊沙拉、布蘭特每次來Sant Ambroeus的必點菜，然後是金槍魚塔塔），明顯可以看出，布蘭特把自己看作一個梅隆與洛克菲勒式的老派富豪，就像我們其他人一樣，正在新潮富豪所製造的混亂裏掙紮前進。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n）（譯者注：黑石集團聯合創始人）、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譯者注：美國對衝基金經理）等商人是在概念化的金融工具組成的多變易逝的世界中工作，而布蘭特則是在紙漿與紙組成的切實世界裏工作。
因為布蘭特這個人確實是在生產出具體的東西，比如新聞用紙，而且擁有具體的東西，如房產、馬和藝術品。他的故事是經典的美國故事：一文不名的父親在1939年從歐洲來到美國，辛勤工作，創立一家小型紙漿造紙企業，兒子也辛勤工作，發了大財。但現在這個故事已經改變了。“20年前那個簡單的產業現在已經變得極為複雜了”，他說。因此他需要創造出一些新東西。這就需要藝術出場了：布蘭特已經準備給社會一些回報。
布蘭特在紐約的皇後區長大，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譯者注：美國房地產商，已宣布競選總統）上的是同一所小學（他們在五歲時就成為朋友，一起在許多運動隊比賽過，現在關係仍很密切；《紐約》雜誌（New York）曾稱布蘭特為“有品位的特朗普”）。他從18歲開始收藏藝術品，這是受了他的保加利亞裔父親的影響。他父親收藏法國的洛可可式油畫。彼得則集中在20世紀後期的作品。他購買的第一件作品是沃霍爾的一幅畫，現在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沃霍爾作品收藏家之一。據報道，他總共擁有500多件藝術品，但當我問他具體是多少時，他說：“我無法給你一個近似準確的數字，但我發誓，說在200件以內是沒錯的。”這在我看來很意外，但他解釋說，他是一個“雙魚座——我非常善於集中精力於大問題、大談判，但不善於日常規劃。我努力去跟著行動走，把這些日常事務留給管理層。”
他說，他和西摩總是會把他們藏品的“大約10%”放在他們居住的地方，每六個月左右輪換一些，其他藏品放在基金會，或者借給其他機構（他的基金會每年平均向12個其他展覽借出藏品）。他喜歡讓－米歇爾·巴斯基亞特（Jean-Michel Basquiat）。1996年，他的另一位藝術界的朋友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為巴斯基亞特拍了一部傳記片，他是製片人。他擁有賈斯珀·約翰斯（Jasper Johns）、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傑夫·昆斯（Jeff Koons）、卡琳·基利姆尼克（Karen Kilimnik）（美國畫家和裝置藝術家，將是今年一場展覽的主角）和烏爾斯·費舍爾（Urs Fischer）的作品。他這樣描述他的購買標準：“任何給我正麵或負麵的影響、而且我覺得不久後會很重要的作品。”他最近買的一件作品是納特·洛曼（Nate Lowman）的，那是一位創作塗鴉和拚貼畫的美國藝術家。當我問他是否憑內心直覺購買時，他哼了一聲，搖著頭，不過一開始很難判斷，這是在回應我的問題，還是表示拒絕侍者送上的麵包。
“任何告訴你他是在憑內心直覺購買的嚴肅收藏家都是在撒謊，”他一邊說，一邊戳著他開胃菜裏的一些帕瑪森乳酪和萵苣，這些食物的最終命運是進入他的胃腸（譯者注：原文為gut,雙關,既有內心直覺的意思，也有內髒的意思）。他說：“這就像是說‘情人眼裏出西施’：今天看上去美的東西，也許過幾年就不被視為美。沃霍爾畫的瑪麗蓮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在1960年代它被認為是俗豔的。藝術需要被社會化，你需要了解很多背景才能理解它，這不僅僅意味著讀過幾本藝術史書。”
當布蘭特發現某個他感興趣的藝術家時，他做兩件事：想辦法與他們見麵，並研究他們。有時他也會和他們成為朋友，就像和沃霍爾及烏爾斯·費舍爾。“當我第一次看到傑夫·昆斯的作品時，它真的讓我很苦惱，”他說。“我當時覺得它是巴洛克式的、高度雕飾的、挑釁性的。他的第一次展覽我去了六七次。”在那之後他就成為昆斯作品的熱心收集者，擁有他的多件作品，包括昆斯的43英尺高的花卉雕塑“小狗”（Puppy），該雕塑位於基金會的草地上，每年春天都會重新枝栽。
與大多數人不同，布蘭特與他的嗜好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係。例如，他不僅玩馬球，而且在20年裏他一直是世界最好的非職業馬球手。他過去還飼養賽馬，他的一匹馬曾在1984年的肯塔基賽馬會（Kentucky Derby）上獲勝，還有一匹在幾年後贏得了“育馬者杯”（Breeder's Cup）。1995年他準備和首任妻子桑迪（Sandy）離婚時，他意識到，他不能同時玩馬球和賽馬了，必須放棄一個。“我認定馬球是兩者中比較健康的那個。”他說。
一道份量相對較少的金槍魚上來了，碼在一個盤子裏，上麵綴著幾枝綠葉菜。鑒於他涉獵的範圍很廣，我不禁好奇，他對基金會的參與度有多高。“就像人們在打撲克時說的，我‘全押’，”他答道。“我決定展出哪些藝術家的作品，和他們一起安排展覽，單獨或與別人一道管理展會。”
不過，他的基金會依然是一個流動性的企業，就像他的藏品也在不斷變化一樣。“長期而言，我可能會把藏品放在一個真正想展示它的地方——一個城市、一個州或一個機構，”布蘭特說。“但要為此獲得一個好的報價，唯一的方法是收集一批好的藏品。”他經常賣出一些藝術品，用得來的錢購買另一些藝術品，或者，在必要的情況下，將錢投入他的紙漿造紙業務。
“如果我必須籌錢，我就會這麽幹，”他說。不過有些藝術品是他永不會放棄的。我問他，如果去一個荒島，他會帶上哪些作品，他說：“沃霍爾繪的一幅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小畫像，它原本是屬於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的，名為“甘草瑪麗蓮”（Licorice Marilyn），還有一副是我在1967年以5000美元買的、名為‘藍底色的瑪麗蓮’（Blue Shot Marilyn）。這幅畫的確被射了一槍，後來安迪就像補一個小瘡疤一樣，把那個彈洞掩飾過去了。我喜歡那幅畫。”（譯者注：shot既有拍攝的意思，也有開槍射擊的意思。）
他補充說：“如果18歲以後我賣的那些藝術品現在還都在我手裏，我將是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品收藏家之一。不騙你。但是，一切都在不斷的流變之中，你幹事情必須以此為前提。”
而且，對於布蘭特來說，藝術如此，工作亦然。再生環保紙的市場已經移到了中國，而作為他主要客戶的北美新聞產業，已經減速了。“40年前，當我踏入這個產業時，歐洲消費的新聞用紙隻有北美的50%，”他說。“現在歐洲消費得更多。10年前，90%－95%的新聞用紙銷往北美，現在則是65%離開北美。2000年，北美製造的新聞用紙有1600萬噸，現在隻有750萬噸。10年前，有誰能猜到新聞紙業會是現在的情況呢？”他用挑戰性的眼神看著我說。我揚了揚眉毛。然後我們都要了咖啡。
但他依然相信紙漿造紙業“將是一個可生存的產業，將會繼續前進。不是一個增長型產業，但是可生存的。就像汽車產業一樣，它正在經曆一場重組，但它將恢複穩定。”還沒等我開口問，他就補充道：“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但會很快，我覺得。”
侍者拿走了咖啡杯，餐桌看起來有點空蕩蕩的，隻有兩個玻璃水杯，但布蘭特依然談鋒甚健。“我是這麽看待世界的，”他說：“有的時候，有的資產能創造更多現金，其他資產則能帶來更多產權收益，過一段時間就又會變化。你必須玩長遠的遊戲，而且努力不要在這個過程中把船給弄沉了。多元化投資是關鍵。”
這讓我陷入了思考。在我們分手後，我走到街對麵的惠特尼博物館，它的正式名稱是“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向那裏的職員打聽它的起源。我得知，這座博物館是兩個人創立的：亨利•惠特尼（Henry Whitney），一位石油產業的繼承人；格特魯德•惠特尼（Gertrude Whitney），靠鐵路和航運生意發財的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曾孫女。也就是說，它源於實業。
此時我切實地感到，我原本應該知道這些的。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FT的時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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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 Ambroeus餐館
紐約麥迪遜大街1000號（郵編為NY10021）
健怡可樂 5美元
冰茶 6美元
冷蘆筍 16美元
洋薊沙拉 22美元
金槍魚塔塔（兩份） 44美元
拿鐵咖啡 6.5美元
卡布其諾咖啡 6.5美元
總額（含稅）115.41美元
譯者：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