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產階級無計可施

作者：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2月28日 星期四


今年是大選年，同時美國經濟又有可能陷入衰退、甚至更糟糕的境地。因此，美國政府人士七嘴八舌地討論一些計劃以防範這種危險，這不足為奇。布什總統(President George W.Bush)提出了150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所有主要總統候選人也都拿出了類似方案，其中包括削減中產階級稅收、提高基礎設施支出等。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聯儲(Fed)將利率再度下調75個基點。但這些方法都不會有多大作用，因為它們都不是針對美國選民目前最根本的焦慮。這個問題深藏在目前的經濟放緩之下，超越了商業循環的範疇。

實際上，中產家庭已經窮其使用了30多年的應對機製，依靠（計入通脹因素）僅比1970年略高一點的中值收入度日。其實，如今男性的工資低於當時的水平：現在，一個30多歲年輕男子的收入比三十年前與他年紀相仿的男子低12%。然而，多年以後的現在，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已經超出了其支付能力。盡管收入中值幾乎原地不動，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還是日益興旺。這種情況就要結束了，美國人已開始感覺到了後果。



第一個應對機製是讓更多的女性加入帶薪工作行列。自1970年以來，家有學齡孩子的美國職業母親比例幾乎翻了一番——從38%升至70%。現在有些父母甚至 24小時輪班，一個負責照看孩子，另一個工作。這就是所謂的“Dins家庭”（即“雙薪無性家庭”(double income, nosex)）

但是，可以繼續從事帶薪工作的母親人數已經達到了極限。怎麽辦呢？我們求助於第二個應對機製。當家庭已經竭盡全力的時候，那就努力堅持得更久一些。與30年前相比，現在的美國人一般每年多工作兩周。與任何其它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都是名副其實的工作狂，每年比歐洲人多工作350個小時以上，甚至比以勤奮著稱的日本人工作時間還長。

不過，我們工作時間的長度也有極限。隨著經濟上的必要性日益提高，我們求助於第三個應對機製。我們開始借錢，大筆地借錢。由於房價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一路猛漲、2002年到2006年之間甚至漲得更快，我們通過房屋淨值貸款(home equityloan)，把自己的房子變成了儲錢罐。美國人每個季度通過二次抵押與再融資獲得近2500億美元的房屋淨值。這幾乎占可支配收入的10%。隨著信用卡如天賜甘露般傾盆而降，我們購買等離子電視、新家具、休假……

由於美元虛高（因為盡管美國在債務中越陷越深，外國人還是繼續持有美元），我們可以從全球其它地方喚取便宜的產品和服務。

然而，這最後一個應對機製也無法再保證我們繼續前行了。來錢容易的年代已經結束。隨著房產泡沫的破裂，房屋淨值正在枯竭。正如信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房屋淨值貸款違約已升至10年來最高水平。汽車和信用卡債務緊隨其後。2007年上半年，個人破產上升了48%，下半年可能更多，掀起了一波消費者貸款違約的浪潮。與此同時，隨著外國人開始轉而放棄美元，我們也不再能夠獲取便宜的外國產品和服務。

簡言之，中產階級所麵臨的焦慮不隻是眼下經濟放緩的產物。根本問題始自1970年前後。如果哪位總統候選人想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更宏大的範疇考慮，而不是僅僅考慮為銀行和借款人紓困、或者是通過減稅和增加支出來刺激經濟。

在興起於30年前的高科技全球經濟中，大多數美國人現在仍不算富有。自那時起經濟增長的幾乎所有好處，都落在了位於最頂端的少數人手中。

承認這一點，並拿出對策，不隻是刺激經濟、同時也提高工資（比如說通過力度更大的累進式稅收、更強大的工會，以及從更長遠的角度說，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學校、讓他們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樣的候選人才很有可能贏得美國龐大而日益焦慮的選民。

本文作者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他曾任美國勞工部部長，著有《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