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人以及後代 17年大移民（轉載）——3

         

         尾聲 

 

　　永遠留在海石灣 

 

　　候星宇，候天鵬的兒子，今年18歲。在蘭州廣播電視局開辦的一所中專學校學平麵設計專業。暑期實習，他選擇了到父親開的飯館打工。對於未來，他的計劃是接手父親的飯館，學到的平麵設計知識可以用來設計店招、菜單。來自四川梁平的媽媽並沒有改變兒子滿嘴的“大茬子味兒”，可一口東北話的候星宇卻堅定地認為自己是海石灣人，並且想永遠地留在海石灣。 

 

　　與他一起在飯館打雜的馬海龍，是他初中同學，不過比他大一歲，目前還在蘭州省財政學校學會計專業。父母都是海石灣當地人的馬海龍對自己的故鄉反而沒有候星宇那樣深的感情，他正在計劃利用學校的安排，在畢業後先去外地實習三個月抓住機會站穩腳根。“等我在深圳發展好了，我就不是海石灣人了，到時候我再把我爹媽接到深圳去，我們一家人都變成了深圳人。” 

 

　　但是在候星宇看來，哪裏都不如家裏好，至少目前拿著209元低保的父親還有個飯館開，憑著父親年輕時闖蕩江湖積攢下來的龐大的朋友圈，雖然工人收入越來越低，但小飯館的收入也算不錯。有了這份家底，候星宇得以時不時去海石灣道北新開的酒吧裏喝上幾瓶啤酒，到網吧裏上網或者在路邊打會兒台球。這樣的日子似乎也很好過。 

 

　　候星宇與馬海龍結伴向道北的網吧走去，路邊一個戴著滿頭塑料花的瘋女人端正地坐著。瘋女人從隨身的旅行包裏掏出一個學生用的作業本，認真地翻開，麵對著夕陽，用混和著東北與西北的普通話朗誦著一首詩：幸福開了花，結滿了又紅又大的甜桃。 

 

　　兩個年輕人大聲地笑著朝著另一個方向跑去。 

 

　　第二篇 重慶：搬出深山之後 

 

　　背景： 

 

　　1984年，原重慶雙溪機械廠、四川慶岩機械廠、紅泉儀表廠、重慶渝州齒輪廠、重慶慶江機器廠、重慶平山機械廠、四川紅山機械廠、重慶鑄鋼廠、重慶青江機械廠分別納入了國家“七五”、“八五”三線調整計劃。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決定將“七五”項目中的紅山、紅泉、渝齒；“八五”項目中的慶江、鑄鋼、青江、再加上靠遷在大江工業園區內的重慶平山機械廠的資產全部劃歸大江，統一實施資產一體化經營管理。1999年12月26日，大江完成了對七家工廠注銷企業法人，取消代號等工作。加上原兼並的重慶雙溪機械廠、四川慶岩機械廠兩廠，在大江工業園區，實現了“九九歸一”。 

 

　　7年後的今天，重慶大江工業集團與股份公司已經成功申請了政策性破產，在債轉股並未見到奇效之後，大江人開始了對政策性破產後的未來的設計與期望。據說破產後的新公司都已經注冊好了新的名字，就等著大批未滿50歲的工人全部退休，就像把大批債務統統以破產的方式推向社會一樣，以獲求輕裝上陣，再展拳腳。 

 

　　不管是正在辦理政策性破產的蘭炭集團的工作人員，還是處理資產清算的信托投資公司的工作人員，在談到三線現狀時，都表示出對四川重慶地區三線軍工企業轉型成功的羨慕。在他們眼裏，四川與重慶的三線企業原本就不是重工業，當地又有資源又有新觀念，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不是邁步跑而是在展翅飛。 

 

　　隻不過，這樣的羨慕在重慶三線人眼裏，多少顯得有點兒哭笑不得。 

 

　　解放前就曾被國民黨當作大後方的重慶，似乎有著得天獨厚的兵器工業生產基地的優勢。今年是重慶市直轄十周年紀念，而在40年前，這座處處透著魔幻主義色彩的城市上空，盤旋過不少探測飛機。三線選址專家們無一例外都被這裏的自然條件吸引，從來沒有哪個地方像重慶這樣隱蔽，無數座深山被劈開，被鑽開，無數個龐大的卻生產著單一產品的兵器生產基地，就在這潮濕悶熱的山林裏悄悄紮下了根。隻是，誰到沒有料到，十多年後他們得親手把自己的根撥出來，移到別的地方。這一移，免不了磕了碰了折了斷了，隻留下山溝裏一片片數百畝荒廢的廠園，與當年被開腸破肚的山脊。 

 

　　重慶巴南區區府所在地有一個好聽的名字——魚洞。據說這個名字來自於一個傳說，那時候長江邊的一個山洞裏，每年會在一個時節湧出許多鮮魚，當地老百姓隻需要把網結好，就可以讓家人吃上好吃的魚，“打個牙祭”，過上好日子。 

 

　　對於這樣的傳說，擁有“九九歸一”稱號的大江工業集團的職工多半都沒有聽說過，因為他們大多都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才開始從重慶市轄邊遠的各個深山中搬遷而來的。 

 

　　“重慶鑄鋼廠”，或者叫“重慶晉江機械廠”，再或者也可以叫“中國兵器工業部100毫米高射炮生產基地5057廠”，是魚洞大江廠區最後一個搬來的工廠，雖然它是這個全國最大的“三線合並搬遷企業”中，距離重慶市最近的一家工廠。自2003年將廠房、職工及家屬全部搬到魚洞後，留在重慶江津夏壩山坳裏的，就隻有雜草遍野了。 

 

　　殘酷的和溫暖的(一) 

 

　　懷舊時讓我們回去看看 

 

　　海軍(化名)要過30周歲的生日了。已經在重慶某房地產公司當上銷售經理的他，每天工作都很忙。周末，他終於在7點準時下了班。與每個周末一樣，坐在同事的車裏，他先給在河北一家工廠“打工”的父親打個電話，也問候一下當“隨軍家屬”的母親。趕到重慶南坪的西餐廳時，他突然接到哥哥的電話。哥哥長海軍4歲，以前在鑄鋼廠的一個車間當一線工人，由於工作專業性很強，離開重慶後找工作並不太容易，之後在鎮江找到了一家工廠打工。海軍說，哥哥生活依然很艱辛，“找錢黑(注：黑，重慶土話，意為“很”)難哈！” 

 

　　海軍的普通話說得不錯，不過他說得最地道的是重慶話，偶爾還可以說幾句聽著很土氣的江津話。惟獨家鄉上海話對海軍來說是個難題，“晚上到我們家裏去玩”是海軍說得最拿手的上海話。“從小我父母就沒讓我說上海話，就這句也是學了很久才學會的。”1991年海軍最後一次回上海探親，那時候他聽父母與姑媽談得最多的是“回到上海”的話題。“不過我現在對上海的認識，差不多就是房地產了，啥時候重慶的地價可以像上海那麽高就好了，我也算掙滿了。”海軍把自己大學畢業後留在重慶的原因歸結於自己是個重感情的人，在他看來，在哪裏都是掙錢吃飯過日子，重慶的坡坡坎坎顯然比上海的裏弄石窟門更宜於他的生存。 

 

　　前幾天海軍所在的房地產公司為了開拓業務，招聘了不少新員工，海軍負責進行招聘麵試。“重慶這邊三線軍工廠可能是太多了，我居然還遇到幾個從三線山區裏走出來的人。”海軍自己也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麽會對這幾名應聘人員多些親切，“其實我自己很難得跟別人介紹自己是從三線廠裏出來的，可一聽別人這樣說，心裏就會有點兒不一樣。” 

 

　　坐在海軍身邊的是他的同事，直到今天他才知道原來同事也來自“三線”。隻不過比他大四歲的同事父親老家在北京，是從遼寧的一家科研所到了重慶永川。胖胖的同事對三線的概念似乎沒有海軍那樣深的感觸，因為他從來到重慶幾乎就一直生活在重慶市南坪區。“我對三線沒什麽感情沒什麽回憶，我甚至都沒想過三線人這個概念。”海軍聽到同事這樣的話之後，顯得頗為不屑：“你不要開腔了！” 

 

　　晚餐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可一邊吃快餐，海軍一邊不時接到公司領導及客戶的電話，大多都是在談新盤的銷售以及與推廣商的活動計劃，還有人問海軍可不可以給出一個更好的價格。“幸好是搞房地產了，還能在南坪給父母買套房子，要不他們在晉江幹了30年，連魚洞500塊錢一平米的房子都嫌貴。”其實海軍的父母並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樣慘，此前曾經擔任過晉江廠廠長的海軍父親並非無力承擔魚洞的房價，隻不過海軍勸說父母，既然已經“下山”了，就再沒必要住在魚洞，“在山裏生活一輩子了，總該過過城市生活吧？” 

 

　　海軍從外貌上看，是個典型的上海男人，精瘦白皙，架著黑邊眼鏡的他會注意觀察餐桌上其他人有何需要，並隨時幫著召喚服務員來添水換盤之類的。8歲的海軍第一次跟隨父母回上海，那時候晉江廠已經擁有了自建的奶牛場，他和他的夥伴們不但可以喝鮮牛奶，還可以吃到工廠自製的牛奶冰棍。不過在上海，海軍第一次吃到了冰磚，這給了他不小的震撼：“很‘行事’(注：行事——重慶方言，大意為出色、高人一等。)哦，用勺子舀著吃的冰磚哦！”不過，因為冰磚不能帶回晉江廠，年紀小小的海軍在返回重慶的火車上流了很多眼淚，那些眼淚被父母理解為海軍對故鄉的眷戀。 

 

　　不過海軍依然認為他在晉江廠的童年遠比現在任何一個城市裏的孩子幸福快樂：“每天都可以爬山、爬樓、打仗……哪裏像現在的孩子，除了打打電腦遊戲還能玩兒什麽？”30歲的海軍一直回避著自己失敗的婚姻，更不願意提及父母對抱孫子的渴望，“大城市裏每個人都很累，不像過去誰家都住一樣的小房子，喝一樣的水，從同一個食堂裏買飯，每天都在一樣的時間吃飯，每天早上都排在同一個半山腰的茅房外等著上廁所，誰家有好吃的全廠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我們體會不到父母的生活壓力，我們不用管工廠效益好不好，我們的任務就是玩兒，就是滿山遍野地玩兒。”海軍一說到這些，滿臉都是向往。他忍不住拿出手機給同學們發短信：找時間我們租車回趟老廠吧！ 

 

　　殘酷的和溫暖的(二) 

 

　　回不去的老廠 

 

　　吳遠洋在收到海軍的這條短信前，其實已經在自己的博客裏寫過自己對老廠的懷念了。“從出生、無憂無慮的童年、灰澀的青春期，到離開，一方麵是對山野裏放風箏野營探險的懷念，另一方麵又是對那個封閉環境下生活的厭倦和逃離。現在的老廠已賣給養殖場。回去過的同學說，家屬區的門窗以及街心花園的鐵柵欄已被當地人撬來賣掉。可是我的腦子裏閃來閃去的，總是一個紮了羊角辮的小女孩，穿著鮮豔的新衣服，站在街心花園的鐵柵欄外，笑得很甜。”8月的重慶就像永遠浸在汗水裏，吳遠洋終於從家裏十幾本相冊裏翻到那張“站在街心花園”的照片給記者看，隻不過從這張有點兒模糊的黑白照片上根本看不出所謂的“鮮豔”的衣服來。 

 

　　從小喜歡跳舞的吳遠洋是在讀高中的時候按照父母的要求變成“乖乖女”的，專心讀書認真考試後，吳遠洋考上重慶建築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了重慶上班。而後工廠搬遷，父母退休，把家安在了永川，她與夏壩老廠和魚洞新廠區之間似乎就斷了關係。她在重慶城建集團工作已經很多年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讓她很厭煩，除了每年數個長假選擇當頭“驢”四處旅遊之外，她目前正天天計劃著辭職，與男友一起到成都開始新生活。 

 

　　吳遠洋與海軍同歲，從小一起長大，但直到大學畢業很多年之後才重新建立聯係。兩個人已經參加過幾次高中同學的聚會，看過不少回過老廠的同學拍回來的照片，知道了自己原來的教室已經成了養豬廠。不過，海軍總是積極地看待發生的一切：“這些廠房能利用起來就是好事，總不能什麽都荒掉嘛。”而吳遠洋對此卻總是持著女人特有的敏感與傷感。 

 

　　這個夏天她決定去一趟老廠。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後，她向領導請了一天的假，卻因為父親的計劃臨時變化而把目的地放在了魚洞。“這居然是我第一次來魚洞！”吳遠洋必須借助父親的幫助才不會在龐大的107廠區裏迷路。“不過我覺得還是沒有我們老廠大，這裏沒山，沒有霧，沒有真正的花花草草，唉。” 

 

　　那些看著吳遠洋長大的父輩的老人，目前都已經退休了，吳遠洋覺得，他們互相都對對方的麵容不太能夠確認，這種在烈日之下寒喧的場麵，並不像表麵看起來那樣親切自然。對於這種幾乎有點兒虛幻的感覺，吳遠洋在今年春節隨男友回老家拜見家長時曾經有過體驗。這讓走在107的廠區大路上的她，一直在和男友短信聊天，他們聊的話題也是大三線。她的男友來自甘肅白銀，與她的家庭情況幾乎一模一樣，父親都是在大三線企業第一次麵向當地社會召工時進的廠，成了“三獻”人“獻了終身獻子孫”的見證人。 

 

　　吳遠洋在廠區內的行進時不時被打斷，因為她的父親曾經是晉江廠的“名人”，總會有人與父親打招呼聊天，而退休多年的父親也總會向別人打聽關於集團破產進展以及退休政策的相關情況。吳遠洋在這裏幾乎沒有遇到過童年時的夥伴，她說像她一樣出生在70年代末的二代人，就沒有真正願意留在工廠的。“考上大學離開老廠，是我們那時候從父母處得到的教育。就像現在每一個農村學生一樣，隻有考大學是惟一的出路。”吳遠洋說她與海軍一樣，都在參加高考的時候享受過“三線考生加分10分”的待遇，隻不過她的被優待感不像海軍那樣強烈。 

 

　　因為回老廠的計劃沒能成行，吳遠洋已經開始計劃與男友一起等到秋天再回去：“那時候山裏太漂亮了，我們正好回去拍點兒照片。”男友對吳遠洋的計劃表示了相當的熱情，他們甚至希望能夠在那裏拍一組結婚照，“一定挺有意思的。”吳遠洋希望能拍下她記憶裏濃濃的霧氣，能拍下她記憶裏絢爛的花朵，還能拍下她活潑的往昔。 

 

　　殘酷的和溫暖的(三) 

 

　　這一次搬遷與他緊密相關 

 

　　在吳遠洋為自己的夏壩老廠行計劃擱淺而在家裏懊惱不已的時候，她的父親吳學輝剛喝下一斤江津白酒的最後一杯。 

 

　　52歲的吳學輝已經在好幾個網站的論壇小有名氣了，擁有自己QQ號的他一直對自己駕馭文字的能力頗為自信。他評價自己以及與他一批的三線人的人生為“長身體時吃糠，該讀書時打槍，該工作時下鄉，精壯年時下崗”。這位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加入過重慶最大的造反派819兵團的“紅小兵”，在1972年時成為了一名工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工人，軍工企業難道是根不紅苗不正的人可以隨隨便便進去的麽？” 

 

　　2007年的8月，吳學輝開始準備自己的退休事宜了，對曆史與文學的熱愛使他至今還可以輕易地翻出自己第一次作為工廠青工代表，在成都錦江飯店參加的那個“抓革命、促生產”會的筆記本。這個於1972年9月召開的會議，在中國軍工企業的曆史上有著相當的地位。因為西南地區的軍工企業自建成投產以來幾乎一直都陷於文革動亂之中，軍工任務隻完成不到60%，而大多數的三線企業甚至還沒有完成基建，當年8月，四川省委與成都軍區黨委向中央打了關於企業生產的報告，中央當即召集會議並形成“31號文件”——迅速召開國防工業係統“抓革命捉生產”會議。“729”會議後，四川的軍工企業就比全國其它軍工礦企業提前四年結束了文革動亂。 

 

　　其實吳學輝找這次會議的紀錄已經很久了，他一直希望當年進廠即以青工代表出席這次意義非凡的會議的經曆，會成為他“四川省勞模”的證明，並以此享有他應該有的退休政策。“不過，沒什麽用。”吳學輝看起來很遺憾。對他而言，已經搬遷到重慶漁洞，並入大江工業集團的晉江廠並沒有消失，何況這一次的搬遷與他緊密相關。 

 

　　雖然早在1982年就開始打報告提搬出深山，但是等當時的“國務院三線調整搬遷辦公室”批準報告已經是數年之後。吳學輝與廠領導一起，對周邊幾個地方進行過考察，最終確定了與其它幾家工廠一起搬遷到現重慶巴南區的魚洞鎮。“確定搬遷的消息正式在工廠傳達的那一晚，全廠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沒睡著覺，都笑了一晚上。”吳學輝用他激昂的態度向我表示，他的記憶力非常可靠，“我後來被工廠派往北京，是因為之前駐京辦的同誌一年時間隻貸了800萬元錢，這些錢連搬個車間都不夠。我到北京後工作開展得很快，1999年成功貸到了3700多萬貸款回來。”順理成章，吳學輝也成了廠搬遷辦主任，並任新廠工程部部長。吳學輝並沒有真正在工廠新址上過班，有意思的是，他甚至選擇了“留”在夏壩老廠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