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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先生（後排左二）與複旦老同學在賈植芳先生（中坐者）家合影。後排左三為作者
1993年6月章培恒先生（前排中）與學生合影。前排左三為作者
今年6月7日是章培恒兄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時光荏苒，人生易老，很多記憶會隨著時光的流逝，逐漸淡忘，但我與培恒兄相識相交的往事，情同手足的友誼，卻曆久彌新，不能一日相忘。與他為友，是我一生的幸運和滿足。這些天來，50年來的往事，半個世紀的相濡以沫，點點滴滴，一起浮現在眼前。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培恒天資聰明，又勤奮學習，博覽群書，手不釋卷，孜孜以求，經史子集，無不博覽強誌；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世界文學，無不博觀而約取，因此學術上頗有建樹。他是改革開放後複旦大學最先派往日本教學的教師。他曾寫信告訴我，他工作順利，傳道、授業、解惑得心應手，凡師生所提的學術疑難問題，均能一一作答，不辱使命，心情愉快。他著作豐富，每有出版，必贈我一冊，並簽上“拔哥指正，培恒贈”。
他出身在一個殷實的家庭，從小追求進步，反對黑暗和腐敗的社會，慷慨好義，樂於助人。16歲時，他在上海中學讀書期間，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組織。1954年在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任中文係總支書記，1955年因胡風案而被貶黜，開除黨籍，調離中文係到圖書館工作。他常對我說，眼睛幹澀發痛，十分難受。我問為何不去醫院治療，他答道因通宵看書，無大礙，原來是用眼疲勞所致。
對朋友，義薄雲天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一位朝鮮族的誌願軍戰士、共產黨員來中文係學習，回家時沒有錢，在黨支部說了此事。培恒時任書記，得知此事後，雖無錢，但設法將自己的西裝賣了，支援了這位經濟上有困難的同誌。1959年，我父親患癌病，我把他從寧波鄉下接來上海醫治，但一時沒有住房，十分焦急。培恒知道後，就把他住的一間小房讓給我父親住，自己卻住到成都路鳳陽路父母家中去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令我感激涕零。那時，他在圖書館工作，必須每天上班，往返於複旦五角場和鳳陽路之間，其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春風風人，急人之困，義薄雲天。真所謂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無聲。而對於幫助過他的人，不論是親人或師友或學生，他都是有恩必報的。他父親逝世後，就披麻戴孝，三月不理發，不看昆曲，以示哀悼。他從日本完成教學任務回來，買了當時很珍稀的電視機、洗衣機、照相機等，全送給恩師和摯友了。
2005年，美國密歇根大學東亞係邀請他去做主題演講，他請學生吳盛青將講稿譯成英文，而後把演講費500美金全給了那位學生。我們有一位同學，他父母住在香港，“文革”後，他去香港定居，每次回滬，培恒兄總要約我們多次相聚，去紅房子吃西餐，或去一家著名的餐館吃河豚魚，錢都是培恒兄破費，我心中總感到萬般慚愧。但是培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的氣質，那種重義輕財，一擲千金的豪情，令我心悅而誠服。
培恒不僅對友人真情實意，對於保姆，也是情誼深厚，如同一家。保姆與他同桌吃飯，不分尊卑，平等相待，共享佳肴。這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民主平等的思想，貫穿在他的日常生活細節之中，十分可貴。
在病中，也不忘我們勞動報酬
上世紀90年代，正是文化大發展時期。培恒兄擔任二十四史分冊明史的白話文翻譯主編，他約我參加白話翻譯工作。我翻譯的是宦官傳，共五卷。在教學之餘，我花了約3個月時間。之後大概過了1年，校樣出來了，他在一天下午打電話給我，要我校對。我知道他忙，便主動提出去他那裏取樣，但他堅持親自送來給我，並約我在紅牆大酒店吃晚飯。恭敬不如從命，當我到達酒店時，他已訂好了菜等我。他還告訴我，他在那家飯店吃飯，是一月總結賬，不必臨時付錢。他對人真心實意由此可見。
二十四史白話文翻譯是一部浩大的工程，過了好多年才出版。後來我也看到了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廣告，稱之為皇皇巨著，是對文化建設的貢獻，因參與其事，心裏也是有點喜悅。可是我一直沒有收到贈書和稿酬。一次見到培恒兄，他告訴我，因出版社機構改編，編輯調動，稿酬一時無人管了，無處落實了。他為此十分焦急，在病中，也不忘我們的勞動報酬，一次打電話給我，要我將身份證號碼告訴他，說稿酬有了希望，將來直接匯到我的名下。可是又過了幾年，一直到培恒兄去世，這筆稿酬一直沒有下文。
《中國文學史》出版，讚譽如潮
天道酬勤。他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勇於創新，努力攀登，不畏艱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和貢獻。他夜以繼日，默默耕耘，得出了文學的發展是與人性的發展為同步的，“將文學中的人性的發展作為貫穿中國文學演進過程的基本線索”，同時也否定了文學作品中內容第一、形式第二的一貫主張，認為內容與形式是兩位一體，融合無間，是不能分離的。這些觀點引發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1996年《中國文學史》出版，讚譽如潮。“這部文學史以‘人性’作經，以形式之美為緯，編織出一幅華麗富贍的中國文學的全景”（語出《文匯報》2012年4月2日，吳盛青《四月驪歌：送別章先生》）。它改變了以往文學史著作對社會政治和階級鬥爭的強調，張揚個性和人性的自由發展，石破天驚，獨步學林，成為文藝思想劃時代的壯舉。他在《日譯〈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序》中說：“從1947年下半年到1977年的30年間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可怕階段。在1948年東北開展了對蕭軍的大規模批判，香港開展了對胡風的集中火力的批判，從那以降，文藝界不斷地開展全國性的批判運動，尤其是1955年的反胡風、1957年的反右，使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和第二個十年的主流方麵的傳統（按：指以個人為本位的人性解放的要求、人道主義的精神和形式上最具創造性）幾無立足之地。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傳統更遭到了進一步的全麵攻擊和清除，而宣揚個人崇拜和專製獨裁的文學則大行其道，所以這30年間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不斷倒退以致走向絕境的時期。”這一段文字雖然是總結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但主旨卻是指人性、人道主義和藝術形式的重要性，個人崇拜和專製獨裁的可怕，所以不厭其煩地加以引述。
他勸我說，人總有這一天
癌症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在與癌症11年鬥爭中，一直堅持著工作，頑強地修訂未完成的《中國文學史》。他在學術研究上所作的探索、創新和突破，需要他付出更艱巨的汗水和勞動。2011年春節前後，我想去探望他，打電話與他聯係，問他病情如何，吃飯香否，腿消腫了否？他回答說不好，胃口不佳，腿依然浮腫，並且說大約還有一年時間。我在話中表現出焦慮與不安，他卻淡淡地勸我說，人總有這一天，您不要來看我了。想不到這竟是我與他的永訣。此前幾個月，我也曾去探望過他一次，他就約我與應必誠兄伉儷共進晚餐，還有談蓓芳教授也在座，培恒兄吃得很少，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食而無味，所謂一人向隅，舉桌不歡，想不到這一次也是我們“最後的晚餐”。
培恒兄兩袖清風，專心致誌，含英咀華，在教育和學術園地上辛勤耕耘，獨辟蹊徑，創新中國文學史研究，質疑獻疑，不京不海（指《獻疑集》、《不京不海集》和《中國文學史新著》等著作）。一年前，當他駕鶴仙逝時，我在沉痛之餘，寫下一首小詩：“章法嚴謹思路新，培栽桃李育精英。恒心永誌傳古典，倉促一生君力行。”謹表緬懷和讚頌而已。好在培恒兄的事業後繼有人，章門弟子，才俊齊集，會在他開創的學術園地上耕耘，開拓進取，欣欣向榮，煥發出耀眼的光彩。他會在天國裏注視著他們。自他去世後，複旦大學舉行了“章培恒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章培恒先生逝世一周年係列紀念活動”，一年之間，舉辦兩次規模隆重的紀念，並且成立章培恒先生紀念室、設立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以誌緬懷，足以證明逝者的光彩，亦可告慰於九泉了。
（本文曾發表在國內的報章上，作者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人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本人受其委托將此文轉發在海外網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