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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先生(後排左二)與複旦老同學在賈植芳先生(中坐者)家合影。後排左三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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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章培恒先生(前排中)與學生合影。前排左三為作者
今年6月7日是章培恒兄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時光荏苒,人生易老,很多記憶會隨著時光的流逝,逐漸淡忘,但我與培恒兄相識相交的往事,情同手足的友誼,卻曆久彌新,不能一日相忘。與他為友,是我一生的幸運和滿足。這些天來,50年來的往事,半個世紀的相濡以沫,點點滴滴,一起浮現在眼前。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培恒天資聰明,又勤奮學習,博覽群書,手不釋卷,孜孜以求,經史子集,無不博覽強誌;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世界文學,無不博觀而約取,因此學術上頗有建樹。他是改革開放後複旦大學最先派往日本教學的教師。他曾寫信告訴我,他工作順利,傳道、授業、解惑得心應手,凡師生所提的學術疑難問題,均能一一作答,不辱使命,心情愉快。他著作豐富,每有出版,必贈我一冊,並簽上“拔哥指正,培恒贈”。
他出身在一個殷實的家庭,從小追求進步,反對黑暗和腐敗的社會,慷慨好義,樂於助人。16歲時,他在上海中學讀書期間,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組織。1954年在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任中文係總支書記,1955年因胡風案而被貶黜,開除黨籍,調離中文係到圖書館工作。他常對我說,眼睛幹澀發痛,十分難受。我問為何不去醫院治療,他答道因通宵看書,無大礙,原來是用眼疲勞所致。
對朋友,義薄雲天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一位朝鮮族的誌願軍戰士、共產黨員來中文係學習,回家時沒有錢,在黨支部說了此事。培恒時任書記,得知此事後,雖無錢,但設法將自己的西裝賣了,支援了這位經濟上有困難的同誌。1959年,我父親患癌病,我把他從寧波鄉下接來上海醫治,但一時沒有住房,十分焦急。培恒知道後,就把他住的一間小房讓給我父親住,自己卻住到成都路鳳陽路父母家中去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令我感激涕零。那時,他在圖書館工作,必須每天上班,往返於複旦五角場和鳳陽路之間,其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春風風人,急人之困,義薄雲天。真所謂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無聲。而對於幫助過他的人,不論是親人或師友或學生,他都是有恩必報的。他父親逝世後,就披麻戴孝,三月不理發,不看昆曲,以示哀悼。他從日本完成教學任務回來,買了當時很珍稀的電視機、洗衣機、照相機等,全送給恩師和摯友了。
2005年,美國密歇根大學東亞係邀請他去做主題演講,他請學生吳盛青將講稿譯成英文,而後把演講費500美金全給了那位學生。我們有一位同學,他父母住在香港,“文革”後,他去香港定居,每次回滬,培恒兄總要約我們多次相聚,去紅房子吃西餐,或去一家著名的餐館吃河豚魚,錢都是培恒兄破費,我心中總感到萬般慚愧。但是培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的氣質,那種重義輕財,一擲千金的豪情,令我心悅而誠服。
培恒不僅對友人真情實意,對於保姆,也是情誼深厚,如同一家。保姆與他同桌吃飯,不分尊卑,平等相待,共享佳肴。這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民主平等的思想,貫穿在他的日常生活細節之中,十分可貴。
在病中,也不忘我們勞動報酬
上世紀90年代,正是文化大發展時期。培恒兄擔任二十四史分冊明史的白話文翻譯主編,他約我參加白話翻譯工作。我翻譯的是宦官傳,共五卷。在教學之餘,我花了約3個月時間。之後大概過了1年,校樣出來了,他在一天下午打電話給我,要我校對。我知道他忙,便主動提出去他那裏取樣,但他堅持親自送來給我,並約我在紅牆大酒店吃晚飯。恭敬不如從命,當我到達酒店時,他已訂好了菜等我。他還告訴我,他在那家飯店吃飯,是一月總結賬,不必臨時付錢。他對人真心實意由此可見。
二十四史白話文翻譯是一部浩大的工程,過了好多年才出版。後來我也看到了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廣告,稱之為皇皇巨著,是對文化建設的貢獻,因參與其事,心裏也是有點喜悅。可是我一直沒有收到贈書和稿酬。一次見到培恒兄,他告訴我,因出版社機構改編,編輯調動,稿酬一時無人管了,無處落實了。他為此十分焦急,在病中,也不忘我們的勞動報酬,一次打電話給我,要我將身份證號碼告訴他,說稿酬有了希望,將來直接匯到我的名下。可是又過了幾年,一直到培恒兄去世,這筆稿酬一直沒有下文。
《中國文學史》出版,讚譽如潮
天道酬勤。他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勇於創新,努力攀登,不畏艱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和貢獻。他夜以繼日,默默耕耘,得出了文學的發展是與人性的發展為同步的,“將文學中的人性的發展作為貫穿中國文學演進過程的基本線索”,同時也否定了文學作品中內容第一、形式第二的一貫主張,認為內容與形式是兩位一體,融合無間,是不能分離的。這些觀點引發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1996年《中國文學史》出版,讚譽如潮。“這部文學史以‘人性’作經,以形式之美為緯,編織出一幅華麗富贍的中國文學的全景”(語出《文匯報》2012年4月2日,吳盛青《四月驪歌:送別章先生》)。它改變了以往文學史著作對社會政治和階級鬥爭的強調,張揚個性和人性的自由發展,石破天驚,獨步學林,成為文藝思想劃時代的壯舉。他在《日譯〈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序》中說:“從1947年下半年到1977年的30年間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可怕階段。在1948年東北開展了對蕭軍的大規模批判,香港開展了對胡風的集中火力的批判,從那以降,文藝界不斷地開展全國性的批判運動,尤其是1955年的反胡風、1957年的反右,使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和第二個十年的主流方麵的傳統(按:指以個人為本位的人性解放的要求、人道主義的精神和形式上最具創造性)幾無立足之地。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傳統更遭到了進一步的全麵攻擊和清除,而宣揚個人崇拜和專製獨裁的文學則大行其道,所以這30年間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不斷倒退以致走向絕境的時期。”這一段文字雖然是總結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但主旨卻是指人性、人道主義和藝術形式的重要性,個人崇拜和專製獨裁的可怕,所以不厭其煩地加以引述。
他勸我說,人總有這一天
癌症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在與癌症11年鬥爭中,一直堅持著工作,頑強地修訂未完成的《中國文學史》。他在學術研究上所作的探索、創新和突破,需要他付出更艱巨的汗水和勞動。2011年春節前後,我想去探望他,打電話與他聯係,問他病情如何,吃飯香否,腿消腫了否?他回答說不好,胃口不佳,腿依然浮腫,並且說大約還有一年時間。我在話中表現出焦慮與不安,他卻淡淡地勸我說,人總有這一天,您不要來看我了。想不到這竟是我與他的永訣。此前幾個月,我也曾去探望過他一次,他就約我與應必誠兄伉儷共進晚餐,還有談蓓芳教授也在座,培恒兄吃得很少,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食而無味,所謂一人向隅,舉桌不歡,想不到這一次也是我們“最後的晚餐”。
培恒兄兩袖清風,專心致誌,含英咀華,在教育和學術園地上辛勤耕耘,獨辟蹊徑,創新中國文學史研究,質疑獻疑,不京不海(指《獻疑集》、《不京不海集》和《中國文學史新著》等著作)。一年前,當他駕鶴仙逝時,我在沉痛之餘,寫下一首小詩:“章法嚴謹思路新,培栽桃李育精英。恒心永誌傳古典,倉促一生君力行。”謹表緬懷和讚頌而已。好在培恒兄的事業後繼有人,章門弟子,才俊齊集,會在他開創的學術園地上耕耘,開拓進取,欣欣向榮,煥發出耀眼的光彩。他會在天國裏注視著他們。自他去世後,複旦大學舉行了“章培恒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章培恒先生逝世一周年係列紀念活動”,一年之間,舉辦兩次規模隆重的紀念,並且成立章培恒先生紀念室、設立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以誌緬懷,足以證明逝者的光彩,亦可告慰於九泉了。
(本文曾發表在國內的報章上,作者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人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本人受其委托將此文轉發在海外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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