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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釋文盲》

(2014-06-22 00:51:54) 下一個
            重讀錢鍾書先生的《釋文盲》,發覺和先生一樣,在舊衣服的口袋裏找到了鈔票一樣的喜悅。錢先生的文章是經得起讀的,我說的是,多年以後再讀會有意外的收獲,他學貫中西,旁征博引,小小一篇文章,每句每字背後都是學問,幽默處處可見,但真到看懂文字後邊的東西才會笑個不止,這笑不是即可,或許是多年以後。魯迅先生的雜文被譽為“匕首”,刀刀見血。錢先生的文章如鑲有寶石的“匕首”,即可鑒賞,又可見血。
   
          先生在文章裏為文盲定了義,它有別於我們日常所說的不識字,現在不認識字的人見少,但先生所定義的文盲卻大有人在,包括所謂的語言學家,中文係教授,文學家等等,真所謂“色盲絕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
   
          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寫於此文,時過今天,依然如一麵鏡子,可以讓某些人對號入座,這是我們的悲,時代之悲。今天我們幾乎什麽都不缺,缺的真是這樣有真正學問的大師。
   
          人們認識錢先生可能隻停留在小說《圍城》,除了《圍城》以外,其他的文章學術性很高,不易理解。筆者在此想提及一篇先生的演講稿,這是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訪問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會上的發言,講稿為《詩可以怨》,已編入《七綴集》。當時錢先生早已是聞名海外的中國國學權威,但麵對日本漢學專家們,他在演講稿內表現地如此謙虛,說麵對漢學寶庫,“自己如既不懂號碼鎖,又沒有開撬工具的窮光棍,瞧著大保險箱,隻好眼睜睜的發愣。”,錢先生的謙虛是對同行,更對的是學問。他在告誡我們當代的做學問者。
 
       附上《釋文盲》全文:
  
       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裏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分內的東西,卻有一種意外的喜悅。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而翻翻哈德門(NicolaiHartmann)的大作《倫理學》,看見一節奇文,略謂有一種人,不知好壞,不辨善惡,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紅皂白,可以說是害著價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當時就覺得這個比喻的巧妙新鮮,想不到今天會引到它。借係統偉大的哲學家(並且是德國人),來做小品隨筆的開篇,當然有點大才小用,好比用高射炮來打金子。不過小題目若不大做,有誰來理會呢?小店、小學校開張,也想法要請當地首長參加典禮,小書出版,也央求大名人題簽,正是同樣的道理。 
   
  價值盲的一種象征是欠缺美德;對於文藝作品,全無欣賞能力。這種病症,我們依照色盲的例子,無妨喚作文盲。在這一點上,蘇東坡完全跟我同意。東坡領貢舉而李方叔考試落第,東坡賦詩相送雲:“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識文章比作不別顏色了。說來也奇,偏是把文學當作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利害。好多文學研究者,對於詩文的美醜高低.竟毫無欣賞和鑒別。但是,我們隻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見多怪。看文學書麵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裏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能力!無錯不成話,非冤家不聚頭,不如此怎會有人生的笑劇? 
   
  文盲這個名稱太好了,我們該向民眾教育家要它過來。因為認識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卻說,世界上還有出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識字更多的人麽?然而有幾位文字語言專家,到看文學作品時,往往不免烏煙瘴氣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語言學家說:“文學批評全是些廢話,隻有—個個字的形義音韻,才有確實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國瞻仰皇後玉胸,隻見汗毛孔,石見皮膚的故事。假如蒼蠅認得字─—我想它是識字的,有《晉書?苻堅載記》為證─—假如蒼蠅認得字,我說,它對文學一定和那位語言學家看法相同。眼孔生得小,視界想來不會遠大,看詩文隻見一個個字,看人物隻見一個個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認,蒼蠅的宇宙觀,極富於詩意:除了勃萊克(Blake)自身以外,所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的胸襟,蒼蠅倒是具有的。它能夠在—堆肉骨頭裏發現了金銀島,從一撮垃圾飛到別一撮垃圾時,領略到歐亞長途航空的愉決。隻要它不認為肉骨之外無樂土,垃圾之外無樂土,武垃圾之外無五洲,我們盡管讓這個小東西嗡嗡的自鳴得意。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隻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為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為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訂。樸學者由霸道是可怕的。聖佩韋(Sainte-Beuve)在《月曜論文新編》第六冊裏說,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順專做文字學的工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隻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一抬舉她,她就想蓋過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 
   
  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來特別起勁。於是產生了印象主義的又喚作自我表現或創造的文學批評。文藝鑒賞當然離不開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現,我們想不明白。若照常識講,印象隻能說是被鑒賞的作品的表現,不能說是鑒賞者自我的表現,隻朗算是作品的給予,不能算是鑒賞者的創造。印象創造派談起文來,那才是真正熱鬧。大約就因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別花花綠綠;此中有無精神分析派所謂補償心結,我也不敢妄斷。他會怒喊,會狂呼,甚至於會一言不發,昏厥過去─—這就是領略到了“無言之美”的境界。他沒有分析─—誰耐煩呢?他沒有判斷─—那太頭巾氣了。“靈感”呀,“純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種種名詞,盡他濫用。濫用大名詞,好像不惜小錢,都表示出作風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陳腐到發臭的比喻,他做篇文章論雪萊,你在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多少雪萊;你隻看過一大段描寫燃燒的火焰,又一大節摹狀呼嘯的西風,更一大堆刻劃飛行自在的雲雀,據說這三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就是雪萊。何以故?風不會吹熄了火,火不至於烤熟了雲雀,隻能算是奇跡罷。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簡直是一首美麗的詩”,你就知道下麵準跟著不甚美麗的詩的散文了。這種文藝鑒賞,稱為“創造的”或“印象主義”的批評,還欠貼切。我們不妨小試點鐵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創造的”改為“捏造的”,取“捏”鼻頭做夢和向壁虛“造”之意。至於“印象派”呢,我們當然還記得四個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為‘摸象派”。你說怎樣?這和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源根本否認在文藝欣賞時,有什麽價值的鑒別。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則都是糟的。文盲是價值盲的一種,在這裏表現得更清楚。有一位時髦貴婦對大畫家威斯婁(Whistler)說:“我不知道什麽是好東西,我隻知道我喜歡什麽東西。”威斯婁鞠躬敬答:“親愛的太太,在這一點上太太所見和野獸相同。”真的,文明人類跟野蠻獸類的區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超自我(Trans-ubjective)的觀點。因此,他能夠把是非真偽跟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醜跟一己的愛憎分開。他並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難分難解,而盡量企圖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實用應付以外,還知道有真理;在教書投稿以外,還知道有學問;在看電影明星照片以外,還知道有美術;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樁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鬆散時變成了諷刺。隻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嗜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為一,變做人麵獸心,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痛恨文學的人,更不必說:眼中有釘,安得不盲。不過,眼睛雖出毛病,鼻子想極敏銳;因為他們常說,厭惡文人的氣息。“與以足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奪其齒”;對於造物的公平,我們隻有無休息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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