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 建黨脫黨反共叛國的政治投機者

作者簡曆

本文作者

 

張家康，文史作者。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在全國報刊上發表諸多文章。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

 

原題

建黨脫黨反共叛國的周佛海

 

作者：張家康

 

                                               

這是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投機善變，蠅營狗苟的政治野心家。他曾參與中共上海發起組，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不過一年的時間，他就脫離中共，並反共反馬克思主義，成為蔣介石的親信，而更令人發指的是，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喪失人格和氣節，叛國投敵，另立偽政府。他就是國人不齒的漢奸賣國賊——周佛海。

 

 

深以將來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

 

青年周佛海對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政治性月刊《東方雜誌》是他時常閱讀的刊物，他對世界和中國政局尤為關注。他雖在湘西山區的沅陵縣立中學讀書，心卻早飛向外麵的世界，甚至萌發拜相入閣的野心。他回憶：“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起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 

 

1918年秋，他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不久，巴黎和會召開，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諸多國際問題，中國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他特別羨慕那些活躍在會議上的外交家，向往著有朝一日，也像他們一樣折衝樽俎，遊說於各國。後來，他在閱讀蘇俄革命史時，又為十月革命的磅礴氣勢所傾倒，更神迷於領袖人物的形象，向往著有朝一日，能成為像列寧、托洛茨基那樣叱吒風雲，底定乾坤的偉人。

 

他在《扶桑笈影溯當年》中，談到這樣一件事：1920年暑假，來上海《時事新報》館拜訪張東蓀。在報館等候時，一位編輯向人介紹他時，稱他為“做文章的”。聽到這句話，他當時便一臉的不高興。他說：“我當時抱負不凡，深以將來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如今卻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當成一個單純的文人，因此感到一種輕視。文人，自然有文人的價值或重要，但是，我當時卻誌不在此。”  

 

他在東京除完成學業外，最大興趣就是閱讀介紹蘇俄革命的書籍和雜誌。他邊讀邊記邊思考，竟然整理成一篇文章。他將文章投寄到上海《救國日報》。稿件投出後，就料定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沒想到很快便發表，並博得一片好評。這不僅是喜悅，更是鞭策、激勵，從此以後，他筆耕不輟，發表了很多文章。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以更迅速的方式在中國傳播，同時也帶動各種報刊的出現，這其中就有《解放與改造》《建設》等。這些雜誌的領軍人物便是介紹和鼓吹社會主義的張東蓀與戴季陶。當時的日本，社會主義也正盛行，不過品牌不一，有基爾特的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也有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他閱讀了各類介紹社會主義的著作，更傾向於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但也不排斥其他社會主義。

 

他年紀不大，卻是《解放與改造》的老作者。主要文章有：《中國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性質》《俄國共產政府成立三周年紀念》《我們為什麽主張共產主義？》《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等。他還翻譯出版和發表了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論文《社會主義勞動組合》《工行社會主義之國家觀》，以及兩本社會主義的小冊子：《社會問題概況》和美國人希爾葵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等。

 

這些文章積極評價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現實，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這就是俄國克倫斯基政府的顛覆，共產黨——原名多數派——得誌的那一天。也就是為20世紀的世界革命，開一個先例的那一天。再說一句：就是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實現的那一天。”

 

針對為被推翻的舊政權鳴冤叫屈，他批駁道：“試問要把一個有一百多年的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推翻，另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強製，是不是能行？等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既倒，社會主義社會新建，基礎未固，反對叢生的時候，沒有強製，是不是能維持？”因此，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缺的。”而中國的出路，則就要“照著共產主義的原理”。

 

他在當時宣傳社會主義的圈子中曉有名氣，《解放與改造》的主編張東蓀就比較欣賞他，而陳獨秀也通過閱讀他的文章，知道有這麽一個熱心幹社會主義的青年。此時，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等通過李大釗，在上海找到陳獨秀，就建立蘇俄似的政黨，達成共識。陳獨秀在網羅建黨人員時，想到了他，並通過張東蓀約見周佛海。他回憶：“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裏二號，去訪仲甫（即陳獨秀，作者注）。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吳庭斯基（通譯維經斯基，作者注）在座。吳庭斯基當時講話的大意是：‘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的革命。’他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這天的談話，除張東蓀不讚成外，陳獨秀、沈雁冰和周佛海都是讚成組織一個類似蘇俄那樣的政黨，至於明確叫“中國共產黨”，那是緊接其後的事情了。在後來的幾次組黨活動中，他都參與其中，隻是由於開學在即，才打點行裝東渡日本，中止了上海發起組的工作。

 

 

1921年夏，他接到上海的來信，讓他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共“一大”。據他說，中共“一大”選他為副委員長，在委員長陳獨秀未到上海期間，由他代理委員長。這是個迷案，因為，在所有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中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得到佐證，那就是在中共“一大”上，他是個活躍分子。

 

同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張國燾說：“日本留學生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躍的青年，那種湖南土氣似乎早已消失殆盡，看來風流瀟灑，倒像是一個老上海。他對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談得頭頭是道，對大會的籌備工作也是積極參加。”在起草黨綱時，包括陳獨秀及各位代表的意見，也都要“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共同審查。” 

 

 

建黨12羅漢

 

找不到職業飯都沒有吃，哪裏能革命

 

回到日本鹿兒島後，周佛海從理想的雲端，跌入現實的塵世。學業的負擔，報考京都帝國大學的準備，已忙得他如牛重負，精疲力竭，哪裏還顧得上與中共的組織聯係。此時，他不僅與中共脫離關係，而且轉變的非常快，開始排斥和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在此之後發表的文章中，已從馬克思主義跳到三民主義，甚至抱定一個信念：隻有三民主義才可以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一年前，他之所以讚成組織共產黨，並成為活躍分子，其中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的野心”。這就是他所說的兩個方麵的原因：“第一，兩年來看的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很多。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覺信仰起來；同時，對於中國當時軍閥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滿，而有為俄國革命所激刺，認為非消滅這些支配階級，建設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國。”“第二，就是個人的政治動機”。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冠冕堂皇，第二個原因倒是內心的真諦。

 

回到日本，他就害怕了。日本警視廳對中國留學生特別防範，他在中國的所有活動，日本警視廳幾乎都記錄在案，當然也就上了黑名單，因此，無形中他總感覺警察凶險的目光在監視著自己。老師和同學也勸告他，不能再進行共產黨的活動，要不然，隨時都有可能被校方開除學籍。他開始學乖了，再也不拋頭露麵，而是整日待在圖書館，連午飯吃的都是帶去的幹糧。他靜下心來，“老老實實用功”，以為將來的出路擔憂，他說：“沒有考進學校，非常憂慮；學校快畢業，卻又非常恐慌。沒有進學校，不能領官費，飯都沒有吃，哪裏能讀書？畢業離開學校了，官費不能再領了；如果找不到職業，飯都沒有吃！哪裏能革命？哪怕你誌氣比天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麽都是空的。誌氣不能充饑，野心不能禦寒！咳，生活，生活，這兩個字，古往今來，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豪傑，誌士仁人！我當時有兩個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學的教授。因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很出風頭。陳仲甫（陳獨秀），李守常（李大釗）也都是那裏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號召，也有相當的虛榮。但是惟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當時北大學閥的門，又關得相當的緊，哪裏能夠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看見很多留日同學，在那裏任編輯，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滿意足了。但是談何容易！商務的編輯，雖然沒有北大教授那樣困難，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就在他犯愁的時候，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的戴季陶給他來了一封信，約他去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每月薪水大洋200元。這可真是喜從天降，原本指望薪水“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滿意足了”，如今不僅薪水高出預期的許多，而且又是個十分體麵的工作，這怎能不讓他為之心動，歸心似箭。

 

他撂了正在準備的畢業論文答辯，立即啟程回國，於5月到了廣州。正當他暗暗慶幸十分圓滿地解決畢業後的職業問題時，又一件喜事找上門來。廣東大學校長鄒魯聘請他兼任教授，月薪240元。歸國後的一帆風順，使他十分感慨，他說：“我由學校一出來，就得到了這樣的地位和工作環境，實在是始料所不及。”  

 

戴季陶、鄒魯是改變他人生命運的關鍵人物，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拔和啟用，他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由校門而入就業門，且是當時很多青年為之羨慕眼饞的工作。戴、鄒二人對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就此而惟命是從，成為他們忠實的追隨者。

 

國民黨“一大”後，國共實行黨內合作，圍繞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鬥爭一直沒有停止。早在1919年，他在《中國階級鬥爭》一文中，就曾否認階級鬥爭在中國的存在和必要。現在更是緊跟戴、鄒兩人，反對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甚至要中共放棄階級鬥爭。他曾這樣對鮑羅廷說：“共產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現在並不需要農民對於地主，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共產黨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以全力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  

 

說的這樣絕對，走的如此遙遠，他真的忘卻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他的很多活動都是違反紀律，違背信仰的非組織行為，中共及時發現了他的錯誤，並伸出援手予以幫助。周恩來多次找他談話，希望嚴守組織紀律，不能再作有損黨的事情，他斷然拒絕了。1924年9月，中共通過決議，將他開除出黨。

鼓吹確定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心理論

 

周佛海被開除出黨後，立即公開站到共產黨的對立麵。1925年4月，他在廣東大學創辦《社會評論周刊》，在談到辦刊目的時，就毫不諱言是“反對共產黨”。他積極呼應剛剛出籠的戴季陶主義，散布馬克思主義不能救中國，宣稱隻有“三民主義”才能是惟一的救國主義，並說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無論是物質的乃至精神的，都不具備條件，因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他不僅在理論上製造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輿論，而且也事實參與了“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分裂活動。“西山會議派”另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他被任命為宣傳部部長，雖“因種種關係，沒有正式就職”，但是，在西山會議派總部卻常見他的身影。

 

他因此而聲名狼藉，當他由日本回國，正躊躇滿誌地來到武昌商業大學履任經濟學教授時，卻受到了左派人士的反對。他說：剛到武昌，“匿名信紛至遝來，約有20餘封，大致都說武昌首義之區，決不容我這個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離開武漢，便以鐵血相見”。這個“鐵血相見”，令他吃驚令他害怕，總算掐著手指過日子，好不容易捱到暑假，便乘機灰頭土臉地溜之大吉，來到上海。

 

他拿著戴季陶的親筆信，找到蔣介石，自此便投入蔣的反共陣營。1928年1月，第一次下野後的蔣介石又東山再起，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直隨侍左右，同進同退的他，被蔣介石指派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還在蔣介石下野時，他便奉其旨意在上海創辦《新生命》月刊。他既是主編又是主要撰稿人，發表了很多文章，這些文章被整理成《三民主義理論的體係》，此書曾三版，銷售40000餘冊，流布之廣，為之甚矣。

 

他把自己裝扮成孫中山的衛道者，三民主義的理論權威，繼續兜售擁蔣反共的理論，站在蔣、汪違背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共反工農運動立場，汙蔑說：“自從武漢黨部和政府，被共產黨劫持之後，黨的中心，突然失墜。直到現在，沒有事實上能夠統一指導全黨的中心。”他認為“國民革命”要繼續下去，首先就要打破民眾運動為共產黨所“把持”的局麵，而在國民黨的當務之急，理論上就是要“確定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心理論”。

 

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並在這個理論基礎上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還說過這樣的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周佛海在攻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時，畢竟還不敢明目張膽，因為，孫中山逝世也就三年，國共反目也就一年。他不去直接攻擊這一理論，而是說：社會主義“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會，又各不相同”，所以，要搞清“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麽？”確實是一個“很不易簡單概況（括）答複的問題”。

 

 

他接著說，“民生主義”就含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內容，所不同的是，馬克思要以階級鬥爭的手段實現，而在中國卻不能采取階級鬥爭的手段，去推翻地主買辦階級的政治統治，去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

 

他說：“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自然是近世民主主義的一種主義，而且是近世民主主義中最進步最完全的一種主義。”它是“主張國內一切平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乃是主張一切人民，在經濟上都是平等的地位”。他說的如此天花亂墜，“權利”“地位”和“平等”確實很有誘惑力，而他恰恰抽掉了最基礎的經濟製度和階級內容，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衝淡中共領導的改變整個經濟製度的土地革命，這才是他所鼓吹的真正用意。

 

他在《三民主義理論的體係》中作了一篇長長的《自序》，其中就毫無隱諱地談到這本小冊子的本意所在，他說：“16年（1927年）1月，奉蔣介石先生之命，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兼政治部主任。時共產黨惲某（指惲代英，筆者注）為政治總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產黨徒。我以為三民主義一課，如果聽共產黨徒講授，難免其曲解和惡意的批判。所以雖身兼數職，事務繁難，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講授三民主義。因此，就草擬了講授大綱。這便是本書的擬稿。”  

 

他說，馬克思主義是“舶來主義”，在時間和空間的問題上，都有著一定的差異性。我們不能“生吞活剝或削足適履的盲從舶來的主義”。他說，任何時代，地方和社會發生的問題，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即便發生的問題一樣，它也有其特殊性，用適用於一個時代、地方和社會的主義，去指導包羅萬象的時代、地方和社會的問題，顯然是不明智的，蘇俄革命的勝利，隻不過說明，“列寧的共產主義，最大限度，也不過適用於俄國。”  

 

他說，在同一時間空間，如果有二種不同的主義，必然的後果是，二種主義互相鬥爭、拚殺，結局是你死我活。所以，“在一定時間，一定地方，隻能拿一種內容一定，性質一定的主義去解決。”如果勉強嚐試兩種主義，那麽，“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兩種主義中的一種，排出別一種，自己去解決要解決的問題。”

 

這“兩種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他惟怕別人不解其苦心，索性直白地說：“在中國這個地方，在現在這個時代，除卻三民主義之外，就不應見異思遷的信仰別種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此路不通”。 

 

他跟隨蔣介石鞍前馬後，為其奉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搖唇鼓舌，製造輿論。蔣介石當然也體諒他忠心可嘉，才把他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政治總教官，提拔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時，他作為蔣的文膽之一，隨軍行動。在後來的中原大戰時，他一直在蔣的身旁，為其出謀劃策，起草文牘。蔣介石對中共領導的紅軍進行三次圍剿時，他因反共有功，被提升為南昌“剿共”行營主任。在國民黨“四大”上，他因是蔣的心腹，且反戈一擊，反共有功，而當選為中央委員。

由低調、和平運動到叛國投敵

 

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中國已進入全麵抗戰的曆史時期。當日軍侵占河北廊坊時，蔣介石便明確指出：“大戰刻已開始，和平絕望。”蔣介石還發表談話，提出今後的對日方針：“為捍衛國家奮鬥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為蔣介石親信的周佛海卻持悲觀失敗的態度。他說：“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頭腦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幸成功的道理。”依他的邏輯，明知不能為而為之，定是居心叵測，“共產黨、桂係及一切失意分子”“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麵戰爭。”  

 

當然，中日一當開戰，必定是弱國對強國的戰爭。他恰恰在這一點上，盡量誇大敵人的強勢和我們的弱勢，忽視了決定戰爭勝負的多方麵的綜合原因，以至說中國勝利的希望是“空中樓閣”，是“鏡花水月的幻想。”他知道自己是微乎其微的少數，便開始和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經常聚談，“研究如何在適當的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複和平的關係”。相對全麵抗戰的“高調”，他們相當自得地將這個小團體稱之為“低調俱樂部”。

 

他雖是蔣介石侍從室第二室副主任，竟背地裏為所謂“和平運動”興風作浪。他無視日本扶植“滿洲國”的鐵的事實，無視日本對華北及長江下遊地區的狂妄野心，無視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新形勢，片麵建言單方麵與日本交涉，並為此擬訂種種方案。蔣介石審視全國的形勢，沒有實施他的方案。

 

他自被中共開除出黨後，就發誓與中共為敵。抗戰興起後，反目成仇的國共兩黨又走到一起，這令他十分惶恐，他說：“中俄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了，蔣先生容共的談話發表了”，這些他“所不願意的現象，繼續不斷發生了。”麵對全民抗戰的形勢，他無可奈何，隻得在口頭上過過嘴癮，攻擊共產黨是“唯恐天下不亂”，是“以抗日為倒蔣的工具”，企圖求得蔣介石的支持。正是在這一點上，蔣介石沒有聽從他的意見，這使他非常失望。

     

蔣介石曾讓周佛海主動與汪精衛接觸，這使他與汪精衛的來往，有了十分難得的機會。在交談中，他們的思想是那麽的投契，意見是那麽的統一。他們都主張在對日關係上，中國隻能與日本為友，不能為敵。在國共關係上，反對停止“剿共”而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汪精衛利用身兼國防最高會議和國防參議會主席的機會，竭力推行所謂“和平運動”，“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周佛海積極投身其中，成為“和平運動”的中堅人物。

 

 

1938年1月，他在汪精衛的支持下，與陶希聖、梅思平、羅君強等成立“文藝研究會”，其宗旨仍不離對內反共，對日主和。在指望陶德曼調停中日戰事的幻想落空後，他由低調、主和走入了更加危險的地步，秘密與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策劃，以建立一個暗中與日本聯絡的機關。他甚至與汪精衛背著蔣介石派高宗武去日本，謀求“和平、妥協”。蔣介石知道這件事後，十分惱怒，並且命令停止付給其每月8000元的經費。蔣介石不給經費，周佛海便從主管的宣傳經費中撥付，可見他對“和平運動”的死心塌地。

 

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也開始微妙的變化，由“和平運動”的態度分野，他終由擁蔣變為反蔣。當高宗武從日本帶回“希望汪先生出馬”的信息，一向與蔣介石爭權奪利的汪精衛為之動心，而周佛海更是鐵了心，要將“和平運動”進行到底。他積極鼓勵汪精衛對日本的信息作出回應。汪精衛這才派梅思平去香港與日本交涉。汪精衛是個領袖欲很強的人，而梅思平輾轉香港、上海，與日本談判的成果就是，日本同意由汪精衛出麵聯合雲南、四川及廣東將領，撇開蔣介石，另立一“政府”，以實現中日“和平” 

 

1938年11月3日，日本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這個聲明中有承認“滿洲國”、承認日本在華駐軍、承認“內蒙地區作為防共的特殊區域”等滅亡中國的條件，而這些正是作為汪精衛另立“政府”的前提，汪精衛雖急欲當領袖，但麵對如此苛刻野蠻的條件，也開始猶豫不決了。深諳汪精衛處事風格的周佛海，非但沒有勸阻，反而采取以退為進的激將辦法，據《周佛海日記》，他料定汪精衛“雖有反複，結果必仍如原定計劃也。”他與梅思平商量，“以冷淡出之，聽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見。”

 

汪精衛果然不出所料，答應日方的條件，“決定照此複電。”在汪精衛叛國的歧路上，汪精衛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周佛海的外在的條件，確實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確確實實地不辱“和平運動”的“參謀長”的角色。

 

汪精衛經周佛海的勸說，同意出逃重慶，另立傀儡政權。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為名，乘機離開重慶，他也自知這將是條背負叛國投敵之名的不歸之路，在日記也稱是“冒險一行”，是“政治生命斷絕之時”，“默念前途茫茫，國運、己運，均難逆料是吉是凶也。”19日下午，他偕汪精衛夫婦等由昆明飛抵越南河內，自此成為叛國投敵的漢奸賣國賊。他的這種罪惡的選擇，也不為其妻所接受，一再予以勸告。可他卻一意孤行，堅持一條道走到黑，並致信其妻說：“我意既決，我心甚安，望勿為一時毀譽所刺激。”   

 

他在汪偽傀儡政府中任過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是汪精衛的股肱之臣，犯下許多不可繞怒的罪行。抗戰勝利，他理所當然地被逮捕。1946年11月，他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的罪名，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後又減刑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9日，病逝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總算結束其罪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