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斷想

命運斷想

黃宗英／文

　　我，黃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國十四年農曆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北京，屬牛。母親懷我產期未到，忽陣痛，趕忙遣人去請產婆。產婆未到，我就已經生出來了。家人都說我是急性子。母親很開心，她頭胎二胎生的都是兒子，就盼生個女兒，女兒就來了。我有兩個姐姐，是前娘生的。母親（陳聰）是續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裏，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窩裏玩耍。
　　五歲時，我到京都第一蒙養園（幼兒園）去，進園時，須口試。試罷，我聽一老師說：“我要這個小斜眼兒。”那時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邊了，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虧得薑老師要我。而小我一歲的大弟弟宗洛，就沒老師要。因考試時，老師問他：“你在家跟誰玩？”宗洛答：“跟小妹玩。”問：“小妹是你什麽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師對家人說：“這孩子連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歲時，父親黃曾銘（字述西）從北京西城電話局調青島電話局，任總工程師，全家遷居青島。我非常喜歡青島，喜歡在海邊沙灘玩沙子，堆沙坑，蓋房子，蚌殼做鍋、碗、瓢、勺，與宗洛過家家玩，我當主婦伺候他。
　　我們家住青島龍口路2號。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兩層樓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裏院小片空地上種了花生、芝麻。我父母從來慣著孩子。母親是世襲中醫世家。孩子病了，她會開小藥方抓藥，分量都寫的是古字。母親西式小學畢業，閑來教我們誦讀唐詩、宋詞、《千字文》，還教我們孟子曰。父親則領著我們爬牆上樹跳溝。他說：“孩子小時不淘氣，大了沒出息。”
　　我八歲時，父親給我買了輛四個軲轆的自行車，是後軲轆旁有兩個保險小軲轆，待我能騎上去走了，就摘掉一個小軲轆。青島是丘陵地，我在江蘇路第一小學讀書，就從坡上騎車去上學，隻有大狗吉利跟著我送我到學校。
　　我九歲時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隨父母回祖籍浙江溫州府瑞安縣奔喪。這一年冬天，我父親也死了，他是生傷寒病死的。父親病時，沒住醫院，是請日本醫生來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細細的煮粥。父親吃下去不久就腹瀉，瀉個不停……我被老張媽從被窩裏喊醒，去到父親房裏，老張媽叫我跪下。我隻見父親被人架著站起套絲綿（套絲綿是為了在棺材裏骨頭不散），我叫了聲“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頭。母親大哭起來，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從青島中學叫回家，父親已穿好壽衣了，是中式的短襖長褲，而他從來是穿西裝的。我和大弟被老張媽叫去，學著用錫箔紙折銀元寶。小弟宗漢則開心地繞著來奔喪的客人們的汽車、黃包車，敲著小鑼戲耍。當天，也搭起了竹棚，設了靈堂。我們的四叔從瑞安來奔喪，他長得特像我父親，小弟見到他忙大叫：“爸爸從木頭匣子裏跑出來了！”母親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親的死，家道陡落，從月入360元大洋到無分文收入。無奈隻好投靠親友，舉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樹德小學上學，上四年級時我曾代表學校參加全市小學生演講比賽，講題是“廢鐵救國”，勸慰大家捐出廢鐵製造槍彈，打擊侵略者。我是端著鏽鐵鍋、鐵鏟、鏽釘子上台的，穿著從張家花園張二小姐處借來的藍色蓬袖短上衣。我獲得全市比賽第四名，獎品是一橫的匾額，上書“舌粲群英”，我把它獻給了學校。
　　我的斜眼兒是怎樣治好的呢？原來在北京，父母帶我去看了全國最有名的中醫孔伯華。孔大夫說：“不用開刀。每天廚子買菜時，切一片薄牛肉片，貼在眼左側。孩子覺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著眨著就正過來了。”果然，到我十三四歲時，就再也看不出是個斜眼兒的醜丫頭了。由於我愛織毛線，又會做鞋，看起來頗賢淑，就相繼有富裕人家來說媒了。說媒的條件都是允上學、允出國留學、允照顧母親弟弟。我和母親都覺得要被人買了似的，何況我還小，就哪家也沒答應。
　　我在學校裏功課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術四則題講“雞兔同籠”時，我的名次才落下來。放學回家，我半個鍾頭把作業做完，就臨成親王大字帖，臨靈飛經小字帖，還在家裏的舊英文打字機上練習盲打，想著可以去當秘書也想當護士。開灤礦務局招考培訓護士，不收學費，還發津貼。娘不讓我去報名，說當護士太苦。
　　待我長到十六歲時，大姐已經在金城銀行工作，當簿記；二姐在齊魯醫院工作，搞社會調查。她倆都有錢補貼家用，母親也靠賣首飾支撐。每次我陪母親去興業銀行開保險箱時，我眼看箱中的首飾漸漸見底，隻有一條金項鏈、一些碎珠子了。母親頂真地告訴我，待她死時，一定要在她嘴裏塞兩三粒珠子，到了陰間，閻王爺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為人，不投身豬和狗了（我沒做到）。
　　正此時，大哥宗江從上海來函，說參加了新組成的上海職業劇團，劇團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來，總有用得著的地方。我特興奮，娘也高興，就回信說去。
　　大姐為我找了個舊皮箱，並送給我一件新的貓皮短大衣，說：“這件我沒穿過，隻適合teenage girl穿，送給你正好。”還給了我20元錢。母親也湊了20元給我，怕我到了上海一時不能就業，吃不上飯。如此這般，我出門謀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當時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間裏是在灶間的樓上，房間很小，我搭了個地鋪在小鐵床前，就已經挨著書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著我的鋪蓋了。
　　上海職業劇團是黃佐臨、吳仞之、姚克三位戲劇界巨頭主辦的。第二天，大哥就帶我去劇團後台見頭頭。我一進後台，就聽見有人說：“啊，好高的個兒。”“綠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戲。”我見了領導，他們卻很欣賞地看著我：“你先跟著吳仞之導演，看他有什麽活兒先幹什麽活兒吧。”吳仞之說：“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記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戲回家。我問他：“什麽叫道具？”哥說：“你不是看過話劇劇本嗎？”我說：“看過《秋瑾》《家》《莎士比亞》，沒寫道具。”哥說：“哎，道具就是大幕拉開來後，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員身上的鋼筆、別針、耳環叫小道具。”我又問：“被服叫什麽道具？”哥答：“……你明天聽仞之的，他叫你怎麽登，你就怎麽登。”我又問：“那效果呢？我怎麽能登觀眾是笑是哭呢？”哥說：“哎，效果是指製作成聲響的用具，如打雷是搖鐵皮，下雨是用笸籮搖黃豆，槍聲是摔炮仗，虧得你說來就來了，要是等公開招考，說不定考都考不上，有兩千人報名呢！”我慶幸自己不用考試就進了劇團。
　　第二天，我跟著吳仞之邊走邊登記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買了兩個新本子，還買了一盞簡易台燈。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記本謄寫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腳上床，我在燈下開夜車。
　　第三天，會計把我叫去，發給我16元月薪。我不愁餓肚了。
　　領導很滿意我的登記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樓上右側包廂（燈光廂）看戲。黃導叫我做實習生特別要看女演員的戲，每場都要看，熟悉台詞、位置，以備代戲。
　　那時，劇團正在卡爾登劇場上演曹禺的《蛻變》。石揮演梁專員，宗江演況西堂，這是一出愛國戲。梁專員的台詞常常被觀眾的掌聲哄起。當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台下也跟著喊起來。我激動地落起淚來。我來自淪陷的華北，很久沒聽見口號聲了。戲閉幕時，我腫著眼睛去後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紅紅的眼睛問：“怎麽啦？”我囁嚅地說：“戲好。”
　　兄妹倆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慶幸自己是在進步的團體。
　　雙十節的時候，卡爾登劇場的門口掛起：“慶祝《蛻變》演出雙滿月紀念”的牌子。劇團發給每人一個月的獎金。我也有。我說：“我才來半個多月，也還沒上戲。”頭頭說是“同喜”。我趕去郵局，給母親寄了10元，僅顯示我已賺錢了，有飯吃了。
　　這時候，劇團演員嚴俊和梅村要結婚，請假一星期。黃佐臨讓我代梅村的戲，飾演偽組織（小的兒）。我並不怵台。小時候，在青島電話局的舞台上，我曾演過秋瑾的小姑子王淑華。是跳著繩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兒，還讓我手裏拿著香煙，我哪兒會抽煙啊？糟糕，導演沒排我哪句話上場，直到有人慌慌張張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燈怎麽這麽亮啊，我什麽也看不見，也聽不見台上人說什麽。我隻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還上場，要撒潑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著往外拉，我的繡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繡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戲台下鼓起掌來。總算演下來了，我誰也不敢看。忽然黃導來到我身邊，對我說：“明天還你上。”呀，認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飯早已涼了，我囫圇吞下，我興奮得睡不著覺。第三天上台，我看見腳光了，還看見第一排加座上坐著黃導、吳導、周劍雲、李健吾……後來大哥告訴我，是黃導請他們來，說劇團來了個新演員，扮相好，北京話特棒，嗓門特亮。我的職業演員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不久，上職劇團分成兩撥人。一撥跟著石揮另組劇團，另一組就跟著黃宗江。宗江見自己的老同學郭元同（藝名異方）也跟了石揮，很不開心。元同是團裏的樂隊指揮兼演員。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說了宗江的心思，並對他說：“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們劇團照樣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說：“我沒有追求英子，我的心裏隻有你。”我愣住了，沒接這茬。後來元同就來到我們劇團。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間的二房東，把整幢房子賣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處找房子。一聽說我們是演戲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給我們，直到我們找到西愛鹹斯路和平村1號，才租到一間前客堂，一間樓頂的雙亭子間。此時，丁力、孫道臨、衛禹平都先後來到我們劇團。丁力、李德倫、郭元同和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五個人，每人出兩元錢，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鋼琴，放在前客堂。琴上還放著元同和德倫抄在譜紙上的樂譜。他倆靠抄譜賺些零用錢，有時還去歌舞廳奏樂賺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軍暫時取勝。上海孤島租界也被日軍占領。一天黃導說：“大家都到排練廳去吧，（我們那時在蘭心大劇院演出，前台三樓排練廳很大）有事和大家說說。”團裏所有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都來到排練廳。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隻見大低音提琴的影子照在黃導的腳邊。黃導說：“我們不給日本鬼子賣命。”全體怵然。他又說：“劇團決定解散，發一個月工資，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麽奔前程，黃導走過來，輕輕對我說：“你們兄妹和石揮就先住我家吧。”於是石揮和我兄妹就搬進衛樂園1號黃寓的樓下。我住飯廳，靠北牆，有一張小鐵床；石揮、宗江睡客廳，行軍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鬥米包食宿。黃導和夫人金韻芝（藝名丹尼）居住二樓。丹尼也是名演員。黃導夫婦都是歐美留學回來，是我國戲劇界學術最高的專家。他們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係教育青年藝人。
　　石揮每天抱著他的吉他彈，宗江在翻譯，我則大看其書。二樓有大書房，我把《莎士比亞全集》再看一遍，還看亞裏斯多德、伯來西特……
　　日本占領上海租界後，政客川喜多控製了上海電影界，建立了上海聯合電影廠。幸虧金星電影公司經理周劍雲賣了個交情，沒把我們二十多人的名單往上送。那時我們劇團的頭麵人物，剛被周劍雲網羅不久，簽了長期合同。記得合同上還有五年內不許結婚條款。當時，讓我飾演一名被強盜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燈節時出來看燈，被強盜看中。要拍一個長長的美少女特寫。
　　我在蘭蘭大姐的介紹下，把一顆小虎牙換掉了。全片隻兩個女演員，另一個是強盜婆，由端木蘭心飾演。戲還沒拍，上海就淪陷了。
　　我們在黃導家，平平靜靜地住了些日子。黃導吳導覺著川喜多無意控製話劇界，就又悄悄排起戲來，給我排了獨幕戲《儂發癡》，說的是一位猶豫不決的考慮博士向少女求婚，問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問題，把少女氣得假裝發癡把博士趕走，迎來帥氣的青年的擁抱。少女發癡時，要唱遊龍戲鳳，唱京韻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圍巾捉住博士。總之，這戲就像京劇中的《十八扯》《紡棉花》，演員發揮得淋漓盡致。台下觀眾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調為意，我大過戲癮，內行也以我耍得開為讚。
　　彼時，石揮、張伐、韓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組織了一個“八大頭牌”劇團，臨時雇用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戲。如《風雪夜歸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觀摩了，很佩服。不過，我們兩個劇團的上座都不怎麽好，因為夜裏交通管製。這時，上海大亨黃金榮的兒子黃偉喜歡上話劇，串聯兩個劇團合作，組成榮偉劇團，規模宏大，角色整齊，日夜兩場，演出轟動，掀起話劇運動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兒》《魂歸離恨天》等青春劇而大紅大紫。由於我長大了，又演了青春劇，我的私生活也變得複雜了。演《上海屋簷下》時，舞台上搭起二層樓的橫剖麵。我演舞女。幕啟時，我睡在前樓的床上。別的人在樓下演戲，我竟真的睡著了，直到舞台監督用長竹竿把我捅醒才趕忙裝作打了個大哈欠，起床演戲……
　　這時，著名的電影導演馬徐維邦來找宗江，邀請他去香港拍攝《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覺得他應該離開上海了，就和地下黨員戴雲談，戴雲為他接好關係，並給了路費。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離開了上海，輾轉千裏，去到大後方重慶，並沒去香港。
　　宗江走後，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間，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飯後，天已經黑了，李德倫下樓來找我說：“元同不知怎麽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樓去看他。隻見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讓他喝點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腦門，很燙，不腹瀉，不像是吃壞了。我決定去找我們的粉絲夏其昌醫生。我到了夏家，夏醫生取過診藥箱，開汽車來到和平村，為郭查了體，說：“不要緊，心律不齊，不能動，我留下幾片藥吧。”夏其昌下樓時對我說：“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內膜炎。”我聽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樓見元同還熟睡著。等到八點後，我上街買了一隻高腳痰盂、一支體溫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後我又上樓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樓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裏，把腳盆洗幹淨。夏醫生又來了，給郭聽了聽心髒說：“好一點兒。”又給他打了一針，說，“不要讓他動，明天我會再來。”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幫他量體溫，幫他洗臉擦身，給他讀《希克梅特詩選》，哄著他。夏醫生每天來，並每天打一針針劑。郭漸漸複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經醫生允許，能走路，能下樓上廁所了。他對我說：“真對不起你，讓你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麽多天，抱歉。”我說：“那沒什麽，如果我病倒了，你也會這麽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親從北京來看病後的元同。丁力說：“婆婆來相兒媳婦了。”我沒反駁。郭伯母來後，我陪她逛了大上海。臨走時，她送我一隻玉鐲。以後，元同告訴我，那是他家祖傳的寶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辭。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請假回北京結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鬆，有一個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張羅辦喜事。為辦得光彩，決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國飯店禮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聲，隻和元同一起估計邀請的賀客名單，有六桌人哩。
　　伯母贈一座三合院給我們做新房。院子裏有一棵無核的棗樹，已經結棗了。第三天，元同去城裏辦事，我也隨去，去租白紗禮服，並買些皺紋紙、亮光紙、剪紙、窗簾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鐵門，門上有個匾額寫著伯大尼。我不知什麽意思，問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後，我通讀《新舊約全書》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親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掃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貼了龍鳳呈祥的剪紙，又把花紙製成紙環，串起來，吊在屋頂上。我見房內有縫紉機，又踏了貼玻璃的白紗布窗簾和厚的細格布窗簾。我要把幾年來沒敢擁抱元同的思念，統統給他，擁抱個夠。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進城了。我們發現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禮堂租好，請帖已發出，想延遲婚禮已不可能。屆時，就勉強扶他走完紅地毯，說完“我願意”，就送他回石駙馬大街他舅舅的醫所，躺在為病人查體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媽家寫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個不停，體溫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為他禱告不停。我大聲說：“送醫院，必須送醫院！”終於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醫院。送醫院後的第三天，元同的母親和弟弟就不大來醫院了，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著。第八天的夜裏，元同鬧了一天後很平靜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織毛線手套撐著，隻聽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聲比一聲長，妹妹急得跑去找醫生。我隻聽到元同的喉嚨裏“咯”的一聲，就什麽聲音也沒有了，待醫生護士進來，才發現元同已經停止了呼吸，打強心針、做心髒按壓……什麽都來不及了。他死了。我隻說：“他被痰卡住了。”沒人理我。醫生用床單罩住了他的臉……當我們推著他的屍體往太平間走時，我覺得通道特別特別地長。我說：“他會冷的。”沒人理我。元同連前帶後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歲成了寡婦。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現了，壽衣和棺材出現了。化妝師也出現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隻瞞了我一人。
　　我這單身新娘在郭家過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極好。郭伯母曾勸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獻給上帝。我說：“我從小接受自由平等博愛的教育，我沒法讓自己相信上帝的兒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風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揀鬆塔，秦媽來叫我：“上海來人啦！”我回家去，見是戴雲和林葆齡，我引他們來到新房裏坐著說話。他們說：於伶、吳仞之、吳琛和李伯龍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劇團需要我回去，說我的前途還很遠大，不能把自己幽閉在山溝裏，於是我向郭伯母說了。她知道我決意離開，也就不再勸我，並讓元同弟趕快下山，給我買來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時髦的式樣，送我穿了上路。臨走，伯母帶我去見宋神父，宋神父惋惜地說：“你一定要走毀滅的道路嗎。”我告別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我住在柯剛和柯姐的亭子間裏。一天她倆都不在家，來了一個人，讓我給柯剛傳個小紙條。柯剛回來看過紙條，點燃火柴把紙條燒了，就開始收拾行李，說母親病了，她要回鄉，隻帶簡單衣物，就匆匆走了。
　　柯剛走後，劇團的頭頭李伯龍叫我住到他家去，漸漸地我覺得住在頭頭家總不是個事，就讓好友朱修勤給我租了間房，與我同住，並讓她小妹每天來給我們買菜、飯、洗衣、收拾房間（付工資）。姐妹倆有時把我反鎖在屋裏讀書，修勤囑咐我，工資多了花不完，可買圈圈金戒指，需要花錢時，還可以到銀行換現錢。
　　我又複演看家戲《甜姐兒》。上座奇好，演了下不來，共演了一百多場。劇中Mr.劉問甜姐兒：“你愛吃什麽糖？”本來劇本上回答：“我愛吃巧克力糖。”ABC糖果公司的銷售經理和劇團接洽，說回答我愛吃甜甜蜜蜜糖。他們除付現金外，還每日給劇團兩大包甜甜蜜蜜糖新產品。從此每天兩包糖，我一人一包，另一包劇團大家分，我從一包中取了幾塊給前台工作人員。其實甜甜蜜蜜糖就是牛軋核桃糖，很好吃的，還外加我個人每周得一盒巧克力。
　　劇團賺錢了，給我送來一包50斤的麵粉、兩包20斤的大米、幾斤油票，還給我一筆錢，讓我寄給母親。
　　以演《家》中鳴鳳著稱的英子病了，是當時無藥可治好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橋醫院二等病房。我們團裏每人湊了些錢，給她送去片裝火腿、肉鬆、樂口福、醬瓜和腐乳。沒多久，英子錢緊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沒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費用了，醫院就停了藥。去探望她的人趕快翻空口袋，為她交了半個月的費用，於是話劇界就張羅給英子演“秋風戲”（梨園行演藝界的一種自助方式）為她籌款。義演當場劇場最佳位置不售票，而由名演員去到各商家老板、企業經理門上去勸募，有的老板聽說是為英子義演，一百元一張的戲票買十張，一家人連保姆廚子都來看戲。我們演《家》，我飾演英子的角色鳴鳳，當我跪在地上，求大奶奶不要把我嫁給馮樂山時，我哭得把大方手絹可以擰出水來，妝也哭花了。當第三幕我在三少爺窗外，與他告別，慢慢走向湖邊，獨白：“我……去……了。”更泣不成聲。我想，今天我為英子演“秋風戲”，他年誰為我演“秋風戲”呢？我跳下台，湖水漾了上來，我已經哭得站不起來，被人挽往後台，我痛苦，為了英子，也為了自己。
　　我越來越成熟。我身邊的男友多了起來。我的私生活複雜了起來。青春戲越演越膩味，趁我不當主角的檔期，悄悄離開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讀書去了。”我打算去大學旁聽。不久，我就去北京輔仁大學旁聽，選讀三門課：中國文學史、左傳、世界美術史。後來，上海的劇團因虧損而解散了。衛禹平、孫道臨家在北方。他倆來找我說：“劇團解散，我們無所謂，但有人有老婆孩子，如丁力和端木蘭心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就很緊張了，希望你再出來演戲。”於是成立了南北劇社，請燕京大學的同學程述堯任經理，在天津大光明電影院演出《甜姐兒》《魂歸離恨天》《瘋狂世家》三出戲。演就演吧，一時興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堯結婚了。述堯是個好人，可是我倆沒什麽話可說。他總想帶我去參加朋友家的party，可我懶得應酬。他在銀行任職襄理，每到他下班時刻，我就緊張。銀行福利很好，分給他一間大北屋（可隔成三間）、兩間西屋。我就把母親接來，把養病的大哥和大嫂也接來住，把老張媽也找來燒飯。述堯孝悌有加。
　　我們在北京迎來了抗日戰爭勝利。我很高興。忽然間出版了很多報紙，我就買來，用翻過來的白報紙劇本貼剪報消遣。貼過一篇《愛國演員趙丹返渝》。當時我並不認識趙丹，隻不過看過他的影片《馬路天使》《十字街頭》，很欣賞。也還知道他在新疆蹲過五年監獄，他能回到老行當、老朋友身邊，頗為之欣慰。
　　勝利了。中央電影三廠邀請我拍攝影片《追》，是寫官僚資本擠壓民族資本，沈浮導演。我飾演一個買辦資本家的大小姐，與“表哥”謝添演對手戲。《追》公映後，叫好不叫座。接著上海中央電影二廠來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們是從李伯龍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眼睛。”來找我的是陳鯉庭導演。趙丹任男主角。我很高興地答應了。程述堯知我要離家，很不高興。我說：“你的太太是個演員，有自己的事業嘛。”到了中電二廠，廠裏為我在福履理路租了一間前樓。我在劇組裏見到趙丹，覺得他比想象中的要樸實得多。他不修邊幅，上衣常扣錯扣子，腳上的襪子一隻一個顏色，後跟破了，還露出腳後跟來，像個沒人管的大孩子。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在《幸福狂想曲》片中，我飾演一個被惡霸霸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人。趙丹和顧而已飾演為生活所逼，奇思異想賣減肥藥片的攤販。當時中國已拉開反饑餓反內戰的民主第二戰場。賣減肥藥片實是對當局的諷刺一天，惡霸叫我送一個點心盒子給他的朋友，拎在我手裏的點心盒子被小偷搶跑了，警察來追，小偷把點心盒子一扔，盒子破了，露出毒品。警察轉而要逮我。趙丹顧而已掩護了我，因而相識，因而相戀。片尾，是三個沒有出路的人，相偕走向遠方。我們演得很投入，很舒展。隻有男女主角kiss時，我們很矜持，過後也自自然然了。當影片拍完最後一個鏡頭我卸妝時，在鏡中我發現阿丹愣愣地端詳我，表情有些異樣。我對他說：“我們還要合作呢。”
　　1948年，上海戲劇學院校慶紀念大會邀請趙丹和我參加演出。趙丹朗誦《屈原》劇中的《雷電頌》，我則準備化妝彩排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請趙丹為我導演。趙丹又請來他的好友朱今明來布置燈光。我穿上了破爛的衣裳，劇院舍監見了，叱道：“小赤佬，儂哪能進來咯？”被人勸開了。我赤著腳走上台，走在飄著雪花的寒冷的冬夜裏，為避風，走向牆邊，一直哆嗦地讀著《賣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牆上大玻璃窗裏，點著明亮的燈光，映著桌上熱氣騰騰的烤鵝。小女孩又冷又餓，就擦起火柴取暖，一根又一根，直到她把盒中僅餘的火柴全部燃起。她虛弱地坐在地上。燈光轉暗又複明。天亮時，小女孩死在牆邊。當台上大亮後，觀眾熱烈地鼓起掌來。幕落，觀眾依然鼓掌。幕起，我從地上坐起鞠躬，觀眾大鼓掌。我從幕側拉出趙丹，與我一同向觀眾鞠躬。這是一次成功圓滿的演出。
　　當卸妝後我們走出劇院時，虹口的出租車已經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輛出租車，擠了趙丹和我等好幾個人，我隻好坐在趙丹的腿上。每當經過警察廳時，我就得緊緊彎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發現（按規定隻能坐四人），趙丹緊緊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軟了。到了我的住處，我倆都下車來，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我們不應該分開了，你應該是我的妻子。”我摟了他一下，說：“等我回北京離了婚再說。”
　　也是在這年11月裏，趙丹和我都先後參加了昆侖影片公司，簽了長期合同。雖然“昆侖”是個新公司，工資也不高，但它是地下黨領導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堯坦白了我的情感現狀。程述堯堅決不同意離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個早上，給他留了張紙條寫著：“我決意走了，不要找我。讓我們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請轉宗江。”給宗江的信我說：“我決意離開述堯了，留下身邊一些錢，請不要再叫老張媽向述堯要飯菜錢了。我以後會給娘寄錢來。”
　　我是坐輪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結冰，留了許多旅客，又買不到火車票。趙丹來碼頭接我，對我說：“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匯教堂去禱告，禱告你回來。”他瘦了，他真的是愛我。我倆都先後接了新片子。我演《街頭巷尾》，與張伐合演。他演《遙遠的愛》，與秦怡合演。我們手頭開始有錢了。我先在鄭君裏、黃晨夫婦家住幾天，趙丹已在昆侖公司一條小街上“頂”下了一間前客堂，在王為一的隔壁。房租一鬥米一個月，麵積不到20平方米，住址是三角地順德裏36號。趙丹和我到浦石路舊家具商店，買了一張新製的小號雙人床、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又在街頭攤上買了一組藤編的躺椅和茶幾。夠了。前客堂沒有窗，隻有四扇狹長的門，門開了就是弄堂。弄堂裏晾著新刷好的馬桶，曬著一家一家的棉被。上海人有個好習慣，隻要一出太陽，家家都要曬棉被。我倆到東方公司買來床上用品，買來鍋、碗、瓢、勺和一個有12支撚的煤油爐，就如此這般過起日子來。

　　我們和昆侖公司的小兄弟們，在上海廣播電台開播“昆侖星期晚會”，朗誦馬凡陀的詩，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邊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軍節節勝利，天快亮了。
　　我倆和沈浮高依雲、鄭君裏黃晨、王林穀陳白塵等，在昆侖公司經理任宗德家裏，以打麻將掩護寫作《烏鴉與麻雀》，以迎接全國解放。
　　陽翰笙找到趙丹，要他參加中央電影製片廠的《武訓傳》的拍攝，說劇組導演已經去中製了。本子是孫瑜寫了好多年的，基礎很好。中製在拍攝“戡亂”片，拍飛機轟炸解放區的新聞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陽翰笙又說：你去中製，要獅子大開口要高片酬，要把他們的攝影棚全搭起布景，住主要創作人員，讓他們拍不成“戡亂”片。這是個政治任務。趙丹嚴肅地領了任務。
　　某天夜裏有零落的槍聲，我們很興奮。天亮時，知道上海解放了。趙丹和我參加上海解放大遊行，參加上海在公園裏舉辦的勞軍大義賣，參加了新的上海電影家協會選舉活動。
　　昆侖公司找出藏在攝影棚燈光台上的《烏鴉與麻雀》電影劇本，略作增改，重新開拍。《烏鴉與麻雀》榮獲全國影片第一屆比賽一等獎。我和趙丹各獲一枚金獎章。
　　《武訓傳》也重新開拍了。趙丹在電影廠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裝間裏穿回來的破棉襖，在大太陽底下曬過，灑了花露水。趙丹進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愛他進入角色的模樣。他（武訓）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傷痕，因為他要求對方真踢真打。
　　《武訓傳》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評。在為市政協常委放映第一場後，常委們都站起來，向我們演職員久久地鼓掌。
　　沒想到，無論如何沒想到，一天早上讀到《人民日報》上批判反動影片《武訓傳》的消息。“反動”多麽刺激的字眼，怎麽會和我們聯係起來？趙丹在乘電車時乘務員問他：“依嘸沒進去啊？”票務員以為他已進了牢房，可見這個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國掀起了批判《武訓傳》的高潮。孫瑜、趙丹都是批判的重點，我也被批判了。因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訓的故事講出來的。趙丹想不通，不肯檢討，於伶、黃源到我們家裏，規勸趙丹檢討，說趙丹不檢討，運動沒法結束。半年後，他們終於幫著趙丹寫出一份“不深刻的”檢討。趙丹當然沒說，拍《武訓傳》是地下黨交給他的政治任務。
　　趙丹蔫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認為自己的政治生命、業務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麽辦才好。我真擔心他會尋短見或瘋了。
　　趙丹演的《我們夫婦之間》也受到批判，導演的《為孩子們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組織上讓趙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鮮炮火前線，以助他“轉變立場”。他從朝鮮回國後，隻道與浴血苦戰的誌願軍比，自己實在不應該消極，可又不知道怎樣積極。他還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沈浮來請他拍攝《李時珍》。趙丹看完電影劇本說：“這隻是個提綱，沒戲。”沈浮說：“正是它沒戲，咱們就可以有戲了。”沈浮和趙丹給李時珍配了個徒弟、一個賣草藥的，赴黃山拍外景去了。黃山美麗的風景，讓趙丹重新拿起了畫筆。他飾演的李時珍，從十七歲演到七十歲，演得很細膩、流暢。放映後，令人耳目一新。趙丹也恢複了做演員的自信。
　　這時，我們已有了女兒趙橘，並已搬到諾曼第公寓的新樓二層，麵對孫夫人的花園。
　　1958年開始，拍攝國慶十周年獻禮片，趙丹先後拍攝了《聶耳》和《林則徐》，在1959年放映後，被譽為獻禮片的“紅燒頭尾”。
　　上影廠集中了優勢力量，打算拍攝《魯迅傳》，聘請陳白塵編劇，夏衍任顧問；聘北影廠於藍演許廣平、於是之演瞿秋白，還從總政治部請來蘭馬……當然是趙丹演魯迅。上海電影局把從外地請來的演職員，安排在淮海中路150號的一幢樓中，並也給趙丹一間屋。於是趙丹就布置了魯迅的書房。他不回家來住了。他蓄起了小髭，開始用毛筆寫字，進入角色了。
　　《魯迅傳》資料組在全國各地采訪，編輯了好幾冊采訪記錄，細節非常生動。
　　可是，上海市的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凡是不寫建國後十三年的劇組都停拍了，連有重大意義的《魯迅傳》也停了，劇組解散了。趙丹很想不通，又蔫了，飯又吃不下，胃又痛了。在《烈火中永生》中，趙丹飾演許雲峰，於藍飾江姐。體驗生活時，讓他去渣滓洞白公館，他猶豫，說監獄的生活我已經體驗夠了，可還是跟大家一起去了。當他看到江竹筠住的牢房，他落淚了。這部影片，因為趙丹有生活，演得很好。群眾稱：“趙丹是電影皇帝，演什麽像什麽。”
　　文化大革命中，阿丹和我都受到衝擊。他被禁閉在紅旗廠（海燕）時，我在東方紅廠（天馬廠），還能知道點他的訊息。一天，我在“日托牛棚”中，隻見“管牛”的尹進才師傅走進來，對我說：“黃宗英，趙丹去吃‘人民食堂’了，你和小把戲日後有什麽困難找我好啦。”他走後，白穆告訴我，今天一早，趙丹被公安局用吉普車抓走了。又說：“宗英啊，你一生在業務上算很順的了，經不起折騰。今後，你什麽事，都往最壞處想，也就過得去了。你還有三個孩子，湊合著過吧。”白穆“哲學”管了我後半輩子。
　　趙丹被捕後，我和孩子們以及保姆洪娘娘，過著每人每月吃飯不得超過9元的日子。那時，造反派對被批判的牛鬼們的工資和存款全扣了，每月隻發25元生活費。
　　趙丹是罩著一隻眼睛被捕的。頭天我問他：“又挨打了？”他說：“是青話的人打的。他們手套裏有硬東西，專往臉上打，還說‘讓你還演戲！’”他拿給我一張診斷書，是徐匯醫院周醫生開的。“瞳孔破裂，休息二周”，給了眼藥水、藥片，我嚇壞了。
　　趙丹被捕的次日下午，天馬廠的工人師傅通知我回家，隻見紅旗廠的兩位造反派一前一後地押著我往家走，命令我為趙丹收拾被褥、衣服、漱洗用具。上得樓來進入臥室，我忙找出一床大被單鋪在地上，然後找出新棉被、棉襖、棉背心、毛線褲、襪子等。我壓著一條腿，把厚厚的行李卷捆好，仿佛我下鄉八年，就為演好今天這出戲。造反派一人一個屋角站著，我又拿了麵盆、漱口杯、牙膏、手紙等裝在網袋裏。造反派拎鋪蓋網兜噔噔噔下樓了。洪娘娘從門外探頭過來。我說“快扶我坐下，我的腿沒了。”我轉過臉一看，床頭櫃上放著眼藥水和藥片，我大叫一聲：“來不及了。”趙丹眼要瞎了。
　　趙丹被關在監獄裏五年零三個月才放出來。還好，他眼沒有瞎。押他的人訓話後走了。我讓他坐下，我一說話，他又站起來。我說：“阿丹，你回家啦！快好好坐著吧。你看兩個孩子長得有多大啊！阿橘在鄉下，我打電話讓她回家來。”阿丹還是不說話。幸虧他吃飯吃得老香，好像餓極了。
　　夜晚，我和一個一米八三、一個一米八七的兒子橫睡一張大床，給趙丹搭了個鋼絲床，鋪上暖和的被褥，燒了熱水，讓他洗漱完畢睡下。半夜裏，我被他的自言自語驚醒。我喊他：“阿丹，你想說話，就把我叫醒，別自己跟自己說話，怪嚇人的。”他說：“關著我時，就怕自己不會說話，演不成戲，才練著自己跟自己說話。還演戲！這戲癡！

　　趙丹緩過來了，看著比自己高許多的兩個兒子笑了，還誇張地站在小板凳上吻了他倆，可他在家才待了一個禮拜，又被造反派押著去五七幹校強迫勞動。阿丹從幹校休假返家時，曬黑了。他說幹活雖累，可以鍛煉身體。又說：“我和富華在一起，可以悄悄畫畫。”家裏的繪畫顏料早幹裂得擠不出來了，各式精選毛筆也早被造反派拿去刷大字報了。我趕緊去書畫店為他置辦一些書畫用具，好在我的工資已全發了，還補發了扣的工資，我有錢啦。
　　粉碎“四人幫”，我們可盼到頭了，滿心歡喜。我買來三公一母螃蟹給阿丹配酒。一天，一個朋友來說：威海衛路街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說趙丹的女兒趙青是江青的女兒。我趕忙叫小兒子趙勁用照相機去給拍下來，但已被覆蓋了。簡直是無稽之談！幸虧趙丹的原夫人葉露茜在分娩時，趙丹正在攝影棚拍攝《十字街頭》，是好友金山去產院看望了產婦和繈褓中的女兒趙青。但謠言已傳播開了。當大家上街歡呼勝利遊行時，阿丹也拿了麵小旗打算參加遊行隊伍，被一個好心的老工人勸了下來。老工人說：“萬一在人群中，有人說你和江青有關係，打起你來，你可吃不消兜著走。你別往人多的地方去。”冤哉枉也！趙丹苦也！
　　如此這般，阿丹的運動結論久久沒消息，好容易有一天，市委文教辦的一位幹部，拿了一紙趙丹的運動結論來讓他簽字。阿丹一看上寫著：“說了些錯話，辦了些錯事……”趙丹說：“你們是以叛徒罪立案，應全部推翻！什麽錯話錯事啦？我不簽！”幹部說：“已經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你不簽，將來用你時，還是要看檔案的。”趙丹怒道：“誰要看了我的檔案才用我，我還不給他用呢！”
　　阿丹惦記的隻有演戲。他到處求人給他寫電影劇本。當然，他從來也不是什麽劇本都演的，有個劇本《曙光》，來找他演，內容是寫黨肅清AB團的錯誤路線的。趙丹說：“三十年代，我們隻要聽到共產黨這三個字，都要熱血沸騰的，哪能說那時候就錯殺那麽多人呢？”他還是想演魯迅。阿丹求我寫《紅樓夢》，說他在新疆監獄，就把《紅樓夢》的許多章節分好鏡頭了。我說我駕馭不了那麽大的題材。他又讓我給他寫《齊白石》，說小白石騎在牛背上順流而下……我說我給你寫聞一多吧。我參加過民主運動，參加過烈士於子三的追悼會，朗誦了《海燕》。我可以到昆明去采訪……我給你寫一稿吧。
　　還好。北影廠請他去北京，飾演《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來總理。趙丹大喜過望。

　　我陪他去了北京（我作為編劇不坐班），住到北京電影廠招待所的小房間裏。導演讓工人搬來一個大穿衣鏡，為他定製了總理的服裝、道具（包括文房四寶）。第一次試鏡時，給他剃掉半寸鬢角，又裝了兩隻假槽牙，以顯臉寬。第二次試鏡時，導演說總理的人中比趙丹長，就以塑膠製作人中，貼在上唇上，照相還好，就是不能說話了。趙丹說：“表演要形似，還要神似，演起戲來，沒人會對比人中的，別管它了。”直到第五次試妝，試拍周總理辦公批閱文件鏡頭。播放試片中，趙丹嚇得不敢看，縮在椅子裏。待他抬眼看時，愣住了，“好像啊，小兔崽子，你真行啊！”“小兔崽子”是普希金寫出好詩後，稱讚自己的口頭語。趙丹試妝後，走在北影大院裏，人們都驚異地站住了，真像周總理出現了。趙丹對角色充滿自信。
　　一天晚上，我和趙丹瀟灑地閑坐，剝吃著薄殼核桃，以清肺潤咽。廠長汪洋來了，我忙起身為他沏茶。他囁嚅說：“上邊說，你演周總理不適合。大家會覺得是趙丹，不是總理。”
　　阿丹說：“這不是理由。”
　　汪洋隻得說：“要換個新人來演周總理。”
　　阿丹愣住了，站起來。汪洋補充說：“這是中央決定的。”汪洋走了。
　　阿丹痛苦地揍了一下大鏡子。他無法躺下。十一點多了，他又去找汪洋。汪洋隻歎無奈，扶他回招待所。阿丹在床邊坐了一晚上，男人不能像女人痛哭一場，真可憐。天不亮，他就穿起大衣，離開了北影，離開了他的傷心地。
　　我收拾了衣物，結了賬，也離開了北影。找到阿丹，我陪他到文化部，找到黃鎮部長。我對黃鎮說：“黃部長，你派人把趙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著。”
　　趙丹說：“我演了一輩子戲，還從來沒讓人把我換下來過！”
　　黃鎮說：“不就是一個角色嘛，下次再演嘛。”
　　我氣得說：“你不就是個部長嘛，換下來，以後再當嘛！”
　　外屋聽到我們吵起來，推門進來，把我和趙丹勸走。
　　阿丹和我怏怏地離開北京，回到上海家裏。他病倒了，什麽也吃不下，吃一點就幹嘔。我陪他去華東醫院看病，醫囑查胃鏡。因他胃是空的，當時就插管子查胃查後就囑他住院，給他輸液。他要求下午輸液，上午好畫畫消遣。我給他送了畫畫工具。他隨畫隨送醫生、護士和工友。一天，我的好友薛素珍的侄子向他求畫。他畫好後說：“我就不題款了，我死了，你賣畫值錢些。”
　　我責怪他：“別死啊死的，不吉利。”
　　他說：“我說的是實話。”
　　一天傍晚我去醫院，阿丹說：“你怎麽才來啊，急死我啦！”
　　我問：“怎麽啦？化驗報告出來啦？”
　　他說：“今天是你生日，我給你畫了張畫。”
　　我一激靈，他從來不管我生日不生日。我有不祥之感。他給我畫了一張大壽桃。
　　他一天天消瘦，吃不下去什麽，一天他又幹嘔，大便呈黑色，體溫升高。上海電影局決定送趙丹去北京治療。因那時，隻有北京腫瘤醫院有CT機，讓張萬年同誌陪我們去。於是讓我的大兒子阿佐背著爸爸到了機場，又背爸爸上了飛機，到了北京，已經有小汽車等著，把我們接到了北京醫院412室。北京醫院是中央空調，阿丹進病房就喊冷。病房不能調空調，隻得喊來木匠，用木板把空調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幾口熱水，蓋好棉被讓他睡下。阿佐為他搓手，我為他搓腳，冰涼冰涼，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我已經冒汗了。
　　其實，我們一行已經在6月28日來過北京了，住在虎坊橋北緯飯店，然後到北京腫瘤醫院做CT檢查。那時候，上海還沒有CT機。29日阿丹從CT機上下來，醫生笑著握住阿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沒事。你可以安心療養了。”阿丹很高興。晚飯時，他還吃了兩片溜魚片，小半碗蓴菜湯，他很久沒吃正餐了。
　　30日回到上海。7月2日，上海電影局局長袁文殊找我去告訴我：“趙丹生的是胰腺癌，腫瘤生在胰腺的中部，不易發現，發現時已長到8厘米，已擴散，是晚期，很嚴重。”
　　我說：“為什麽在北京不告訴我？”
　　袁說：“總要商量商量。”
　　我又問：“沒辦法醫療了嗎？”
　　袁說：“除非手術打開肚子直接照光。”
　　我說：“他現在還能撐著畫畫。腹部開刀後，隻能躺在床上等死。沒有質量的生命，我們不要，先撐撐看吧。他現在情緒不錯。謝謝組織操心，真是謝謝。”
　　袁說：“我認識阿丹比你早十年，應該的。”
　　趙丹以為自己的病沒有危險。他請求上午不輸液，好畫畫，還到醫院大花園去寫生。
　　到了7月15日，他早上醒來就幹嘔，便呈黑色，有熱度，人痛苦不堪。上海電影局緊急決定：還派萬年同誌陪同送北京診治。我趕快去銀行提取現金兩萬元，是運動中的扣款儲蓄，又取了些換洗和防寒衣褲，匆匆上路。
　　孩子們都知道爸爸活著的日子不長了，都陸續來北京陪爸爸。
　　長女趙青在北京歌舞劇團。趙矛住在北京電影學院同學的家裏。周民說到北京來組稿。趙橘說地裏沒活幹回家來歇歇。阿佐是注定要陪爸爸的。小兒子趙勁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已值暑假，於是平時沒工夫管孩子的爸爸這回可補回來了。孩子們按鍾點排好次序，來看守服侍爸爸。我在《紅旗》雜誌招待所裏，租了兩張床，給男孩子輪換住。病房裏有一張小床，是橘子和我的專利。橘子買來一隻小熊打鼓的玩具。每當阿丹輸液完畢，小熊就嗶嗶啪啪打起鼓來。病房裏笑聲不斷，不像有垂危的病人。
　　阿丹日益衰弱。醫生在病房門口貼了張“謝絕探望”的紙條。到9月下旬，床位醫生對我說：“朋友們想看阿丹，就讓他們來看吧。”我知道這不是好兆頭，就去買來幾冊新出版的《趙丹角色創造》，放在病房窗台上，打電話給熟悉的朋友說可以來看阿丹了。有的朋友來時，阿丹睡著了，也就淒然地取一本書，依依離去。
　　一日，我坐在病房靠背藤椅上，對孩子們說：“以後，誰來了也別讓人家和爸爸握手。外邊細菌多，人身體弱……”義子周民說：“如果華主席來了呢？”正說著護士進屋來說：“華主席來看趙丹同誌了。”說時遲，那時快，主席已走進來伸出兩隻大手和趙丹握了起來，並勉勵說：“既來之，則安之。要好好養病，心情要開朗。”
　　這下可熱鬧了。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和他們的秘書子女，都先後來探望。病房裏擺滿鮮花和花籃。鄧穎超同誌住在三樓病房，送來自己種的梔子花，並勸慰我要想開些。過後，中央電影局局長陳荒煤來看望趙丹，問他有什麽要求。趙丹說：“有些話想和喬木談。”荒煤說：“我來聯係。”
　　於是，阿丹每日和我說要和喬木說什麽，我簡記了下來。他斷斷續續出口成章，連南通腔也沒了。
　　某日下午，胡喬木和賀敬之來到病房。我對他們說：“《人民日報》文藝版專欄討論電影問題。阿丹有話要說。他很弱，由我代說，有不對的，他來補充改正。”喬木說：“有什麽說什麽，我洗耳恭聽。”
　　我說：“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黨對文藝的領導問題。對具體的文藝創作，黨究竟怎樣來領導，黨領導國民經濟的製訂，領導工業、農業製度的製訂和貫徹執行，但黨不會領導怎樣種田、怎樣做板凳、怎麽裁褲子、怎麽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麽寫文章、演員怎麽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幫’管文藝管得最具體，連身上一塊補丁、一根腰帶都要管，管得八億人隻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麵給我們以教訓嗎？”喬木聽後，說：“很難得，趙丹在重病期間還思考問題，不簡單。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我笑說：“還有第二個問題呢！給領導者以欣賞藝術的自由。”他們也笑了。
　　“我是說電影和話劇的審查排演問題。咱們別‘麻稈打狼兩頭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該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點頭也不敢搖頭，生怕表錯了態。其他領導也瞄著第一領導，簡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誇成鮮花，上台來握手，隻說辛苦了，不敢說好也不敢說孬。建議取消審排。領導來看戲，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無所謂，有意見，形成文字由文件表達，這樣雙方都解放了，都訴諸理性了。一個戲，豈止十月懷胎，有時是若幹年的積累而成，一搖頭就否了，豈不遺憾。”
　　喬木和賀敬之都沒表態。
　　我固執地說：“第三個問題，是要重視北京電影廠‘創作大師室’的成立和發展。北影成立了‘謝鐵驪創作室’‘成蔭創作室’‘崔嵬創作室’。創作室配備了固定的攝影、錄音、美工、剪輯、編劇，以求創作默契，是值得重視的探索。沒有默契便沒有藝術嘛。我的話完了。”
　　喬木說：“不簡單，整理成文字吧。”他們走了。我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文藝版的老友袁鷹同誌。袁鷹把我早已整理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取走了。
　　和喬木說完話後，趙丹像辦成一件大事，鬆弛了下來，呼呼睡去。
　　夜裏，他把我叫醒，清晰地說：“我不開追悼會。”嚇我一跳，我忙說：“不開，不開。”丹又說：“我不要哀樂，要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我說：“我記住了。”他又說：“一個人活著或死了都不要給人以悲痛，要給人以美以真……我祝願天下都樂。”“我都記住了，你放心吧。才三點多，你再踏踏實實歇歇吧。”
　　10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趙丹的《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趙丹到閻王殿逛了一趟。他全身冰涼，沒有一絲生的氣息。醫生搶救無效。楊護士長為趙丹導尿，尿撒出來了，人也緩過來了。我和孩子們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擺弄一隻停泊的船。我跟他說：“文章發表了，許多朋友打電話來，都說你寫得好。他的眼珠動了一下，這是他最後的欣慰。
　　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時10分，趙丹在睡夢中逝世。
　　也是10月10日，上午黃苗子、鬱風來到北京醫院，給趙丹送來中國美術家協會的會員證。
　　我忙張羅著阿丹喪事事宜。有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宗英你別緊張。”我說：“我還有什麽值得緊張的呢。”他說：“上頭有人說話了，說‘有個演員臨死還放個屁’，這句話要傳達到縣團級，要組織批判，你要挺住，要堅強。”我思索著說：“謝謝你告訴我，我驕傲，趙丹是死在火線上。”
　　10月23日，中國美術展覽館將舉行“趙丹遺作畫展”。北京有那麽多張報紙，隻有一張報發了一條拇指大的消息，其他報都沒動靜。開幕那天早上八點多鍾，我在館前忙著紮彩球，我的老友袁文殊、陳荒煤、丁嶠等來了。他們說：“真抱歉，部裏九點鍾要開個重要的會，不能請假。我們不能來剪彩了。”
　　我緩緩答道：“我明白，我和曹孟浪（一位上了年紀的小公務員）剪彩。”
　　我給在國家旅行社工作的劉小妹打了個電話：“小妹啊，我在你阿丹叔叔的展覽會會場，十分冷清。請你拉兩車外國人來衝衝喜。”
　　劉小妹說：“我給你拉四車來。”
　　我穿上一件鮮豔的紅背心，我為趙丹的第二次藝術生命——書畫喝彩。展覽會第一天有一千人，是路過，驚喜地發現才進來參觀的。夏衍（時未複職）拄著拐杖來了。他仔仔細細地看過，對我說：“以前我以為阿丹隻是畫畫冊頁和小條幅，至今一看，方知他丈五丈六的大畫也拿得起，基本功紮實，可喜可賀……可惜！”
　　一傳十，十傳百，第二天兩千人，第三天三千人第六天六千人，是展覽館曆屆展覽參觀的最高人數。
　　美展圓滿結束後，我和孩子抱著趙丹的骨灰回到上海。我已經為骨灰盒織了一件鮮豔的彩虹花的披巾。我們回到家，一打開房門，我傻了！屋裏打扮得像靈堂，是我的好友薛素珍為我重新精心地布置過了。阿丹放大的照相鏡框上纏了黑紗，大床架子上也纏了黑紗，把原來屋子裏一切帶紅色的物件統統撤了。
　　上海的冬天，本來屋子裏就冷，如今更像個冰窖。我忙對從鄉下叫來看家的張惠珍阿姨說：“打個電話叫洪娘娘過來。兩人一塊打開樟木箱，拿出狗皮褥子，放在大圓沙發上。有絳紅的細格布料，讓我踏（縫製）出一套新窗簾，再縫幾隻花布方椅墊，放在長沙發上，又去買個放在桌上的大圓金魚缸，買幾條雜色的金魚，讓它們活潑地遊……總不能死了一個人，一家子都蔫了。趙先生有靈回來也不放心。”
　　我挺著活了下來，直到如今。
　　有人問：你一生中最難演的角色是哪個？
　　答：難為趙丹妻。
　　又問：趙丹演的最精彩的戲，是哪一出？
　　答：是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