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紅十：北大往事

北大往事

© 高紅十／文

創作班畢業照，前排右一為作者

　　入學通知書

　　1972年春天，我在插隊的陝北接到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明明記得那份通知書是北京大學發出的，一記三十幾年。近日整理舊物才更正記憶的錯誤。
　　那是一張巴掌大的薄紙片，上印“陝西省高等院校學生入學通知書”。通知抬頭是“延長縣革委會轉黑家堡公社高紅十同誌”，下寫“批準你入北京大學（院）文學專業學習。請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前，憑本通知到校報到”。頒發機關的大紅公章是“延安地區革委會高等院校招生辦公室”，時間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五日。後邊還用黑體小字寫清注意事項：帶黨團組織關係、糧油關係，自備生活用品，報到時交脫帽正麵一寸照片三張等。
　　一張入學通知存儲了豐富的時代信息。首先“革委會”這一產生於文革的機構隨著動亂結束不複存在；年頭更早的“人民公社”隨著農村第一波土地權屬變更消失了，跟著消失的還有“三級所有”配套的另兩級“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延安地區早改名延安市，早年延安縣改為延安市又寶塔區；還有“糧油關係”，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成了文物。不是有專門收集全國各地各類票證的“蟲兒”嗎！
　　若沒有巴掌大紙片上的黑字——嚴格講是沉澱後的藍黑墨水筆跡，當時還有另一種顏色鮮豔的純藍墨水——誰又記得住講得清真實發生？
　　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同時，也接到父母從五七幹校寫來的信。來信讓我千萬千萬別學中文，那是個戰戰兢兢的專業。舅舅不知怎麽誤入歧途（在北方某市文聯任職），夠他後半輩子改造……那時我正在井邊拆洗被褥，粉紅桃花，雪白梨花從信紙滑落，一瓣一瓣飄到青石砌就的井台上。我突發奇想：那花瓣會覺得井台涼麽？
　　我的履曆有了白紙黑字的一行：工農兵學員。

　　開門辦學

　　那幾年的北京大學是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的戰場，要想擇理清晰其中脈絡、關節、大時代與個人政治、心理、情感走向，決非這篇小文能夠包容。打住。
　　隻記得運動頻繁，每人身處之中無法逃離。區別在於自覺、不自覺，整人或是挨整；挨整的人之前整過別人，整人的人或許明天一早就變成挨整對象。
　　“開門辦學”乃時代一特有名詞——到了北京郊區洪水峪村，沒見過山的蘇北同學見山生情詩興大發。暖融融的地爐子、結冰的山泉、凜冽的山風、驚醒睡夢馱煤出山毛驢脖子上的鈴鐺，還有粗獷的山歌……同學們張大“文學的眼睛”，創作靈感像花骨朵徐徐綻開。
　　插過隊的我幹活不是難事，同老鄉拉話不是難事，為老鄉演出更不是難事是樂事。一台節目中，我演穿紅襖15歲小妹妹，又演50歲梳纂的老大娘。某次演出我鞋沒穿對，一個跟鬥跌在台中央，險些跌成半身不遂。我很鎮定，爬起來，強咽下淚水，任“爸爸”演員拍去身上浮土，繼續走台，繼續唱。以至於看戲的鄉親們久久弄不懂那個跟鬥該摔嘛還是不該。該吧，沒必要那麽重，多疼啊！不該吧，人家閨女起來沒事也不慌台；該幹嘛幹嘛。真不知那跟鬥劇情裏有還是沒有，趕明兒我問問那閨女去……

　　反回潮

　　洪水峪小分隊回到學校，趕上“反回潮”。
　　洪水峪開門辦學小分隊提出“文學的眼睛”是錯的，資產階級的；同學寫的素材歪曲了貧下中農形象；謝冕老師“大氅飄飄”的詩句更不知反映的哪家情調……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會接二連三。謝老師給我的作文評語：“充滿無產階級人情美”也成了宣揚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證據。批判文章直做到六所文科高校教育革命總結，直上到《北京日報》頭版。
　　我懵了，大大地懵了！
　　文革出身的我對“四大”並不奇怪，可那都是批判別人，讓別人做檢查。想不到有一天會輪到我自己，批得我不容辯解，暈頭轉向。
　　我想到下鄉插隊時的撈河柴。聽人講某次發洪水，激流中柴草沫子裏有一顆人頭，一顆活著正在呼救的人頭。沒人下水救助。洪水太險惡了，誰下去誰完蛋！三個浪頭兩個彎，人頭沒了。河中心水退時能看見一塊大石頭，人頭到了石頭處，沒了。
　　我覺得自己就像那顆人頭。
　　我一遍遍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試圖用上邊的道理驅除心頭的陰霾。我幫助另一位比我壓力大得多的同學分析錯誤原因，直說得口幹舌燥，半點不自信。……或許咱們插隊時間還短，還沒有脫胎換骨地改造，所以一遇風吹草動就站錯立場……他聽著，望著我，不點頭也不搖頭。
　　獨自一人時，我仰望星空。喧鬧了一天的操場靜了，黑夜的撫摸使我鬆，釋放、馳騁神思。我覺得校園的星空質量很差，像一麵擦不淨的毛玻璃，沒有激動人心的光彩，也沒有神話和傳說，一板一眼，一動不動萎縮在樓與樓的縫隙中。
　　陝北小山村的星空絕對一流。星網密布，星光璀璨，那光能點燃睫毛。農村看星星多半在曬糧的場上，躺在莊稼秸稈上、堆垛上。太陽味嗆鼻子，糜穀香味嗆鼻子，連那星光也有了馨香。
　　大學一年級後，文學專業分成創作、評論兩個班。我選擇了創作班。
　　分班前的那個暑假我和同班同學陶正、張祥茂、於卓共同創作了長詩《理想之歌》。發表時署名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七二級工農兵學員。

　　讀書

　　如果說上大學我不想讀書，那是錯的。
　　如果說我好好讀書了，也不真實。
　　北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也幾乎到了無書可讀的地步。號稱藏書百萬全國第二大的北大圖書館，要想解禁《邊疆曉歌》、《青春之歌》、《父與子》等書，需經工農兵審定。除了三起三落的政治運動，六上六下的開門辦學，真正讀書的時間又有多少？上課，就是教給學生如何做一名清掃工，揮動手中的掃帚，把古代文學史中除《紅樓夢》以外掃走；把現代文學史中除魯迅以外掃走；把當代文學史中除了毛主席詩詞和樣板戲以外掃走，掃進一個不知有多麽大的曆史垃圾箱。
　　有一些書是私下裏讀的。
　　前蘇聯小說《州委書記》、《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後一本書是我母親從同事處借來的。我邊讀書邊嗑瓜子，每頁書角都留下一枚黑色指紋。害得母親還書時，用橡皮一頁頁擦，擦了半天。班長曾組織人私下裏討論，像白公館討論紅岩村的消息。這事本身就夠諷刺——最好讀書的年紀在最好讀書的大學，最好是不讀書。

　　我喜歡上體育課

　　春天秋天打排球。1米55的我居然混進中文係隊，居然贏了外係好幾場球。
　　冬天滑冰，未名湖成了最佳冰場。每天晚上，各係各專業輪流打掃冰場，大掃帚掃去冰刀劃起的冰碴，水管子滋一層清水。第二天冰麵如鏡光滑，棒極了！
　　夏天遊泳。北大的新遊泳池我和同學參加修建，還有那座立著毛主席像的新圖書館。我們鏟土、篩沙、搬磚頭，站在樓梯上傳送書籍……新遊泳池落成比賽我參加了，4×50接力第一棒。當別人撅著屁股抬手準備跳水時，我大喊：老師，我要下水！全場嘩然，可不都得下水，誰不讓高紅十下水？原來第一棒的我不會在跳台上跳水，要先下到水裏去。老師允許我先下水。等別人跟著發令槍躍入水裏時，我才瞪著池壁出發。那次中文係得了第八名——還可以吧——總共隻有八個隊參加。
　　我是係學生會文娛委員。凡演出歌詠比賽，我不僅參加，而且張羅。
　　批林批孔的小表演唱，我演一孫女。“爺爺”拿著腳本找我時，我看了看，問他：怎麽？想占我便宜，當爺爺？他說不敢，他說下回寫一個劇本我當奶奶，他當孫子。
　　可惜沒有下回。

　　上課

　　上大學我印象最深是公共理論課：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印象深的原因是不喜歡。哲學費了不少腦力，成績平平，到底沒記住一個觀點。黨史無外乎十次路線鬥爭，沒上大學已經知道。
　　記得黨史課是五個文科係在階梯教室上的大課，每每我坐第一排。老師開講我就開睡，在老師眼皮底下睡。不怪我困，一上學就獻了200毫升血。下課鈴響我也醒了，揉揉眼睛到外邊活動，回來上課接著睡。老師好有涵養，忍了忍，沒發作。
　　某日上課我坐到中間座位。那天我精神好沒有睡。在我身後兩排坐著一位蘇北同學，他上課有脫鞋——不是脫帽——習慣。不知怎麽搞的，脫下的鞋子被踹滾，一直滾到我的腳邊。他小聲清晰地喊到：我的孩（鞋）子——老師麵對黑板，沒發現他喊。我忍著笑，用兩根指頭捏住“孩子”，大動作甩回去。恰好這時老師轉身，看清楚我“主演”的後半場戲。他老人家仇恨滿胸膛，怒火高萬丈。又是你！他大喊，比他講課聲音好聽多了：原先你睡覺，我以為是新生不習慣上課原諒你，沒有批評。看來你是成心搗亂課堂，無組織無紀律！
　　唰——五個係幾百學生的眼光追光樣聚集到老師手指處——竟然找不到目標。我正悠閑地整理書包帶，臉不變色心還跳。
　　下課，一女生問我：老師說的是你吧？
　　是。
　　你怎麽跟沒事人似的？
　　你說我該怎麽辦？我的表情誠懇又誠實。
　　畢業時我又見到那位老師，是一次與外賓座談中間休息。老師走向我，向我道歉。他不道歉還好，一道歉沒勁透了。本來誰也沒有錯。我站在臨湖軒一棵高大的白皮鬆旁，樹身呈豹皮樣花紋，極富裝飾美。綠蔥蔥的樹梢伸向藍天，高得叫人眼暈的藍天。

　　選擇

　　1973年分到文學專業創作班，我果真跑了不少地方。
　　西安、臨潼、華清池、捉蔣亭……
　　延安、安塞、甘泉……我回插隊的李家灣村看老鄉，老鄉驚訝更喜歡。他們用大棗紅薯喂得我盤腿坐不住炕。
　　甘肅天水，金黃的柿子掛在葉子落盡的樹梢。漂亮的蘋果很便宜。
　　四川，廣元、儀壟、南充、綿陽、成都、重慶……正逢橘樹結果的時候，正逢野菊花田邊地畔綻放的時候，正逢太陽像月亮月亮找不到的時候，船過三峽正逢沒修葛洲壩的時候。
　　京郊農村。三百米地下的京西煤礦。
　　……
　　我的心漲得很大，小的器皿盛不下，小的風景盛不下，隻有在大大的地上寬寬的天下跳動，它才舒其展暢其快得其所。
　　未名湖邊三個寒暑，我該畢業了，我是鐵打的校園中一名流水的兵一杯兵的流水，這水這兵將流向何方？
　　據說我分配的單位不錯，某市級機關。我心不悅，不願過灰桌灰椅旁的灰色人生。校園裏連個像樣的星空也沒有，留下做甚圖甚？
　　一個多聲部多音色
　　的交響漸漸漲起呼喚著我誘惑著我；並未全打碎的17年教育積澱；時代的價值觀；同齡先進分子的感召；未冷的青春熱血A型性格作祟；特別不想被按部就班地安排。讓自己試著選擇一次，成麽？成麽？
　　諸般合力促使我遞交了畢業後回延安務農的申請。
　　黃土地那邊馬上有了回聲。
　　一切不過是大氣候下的小氣候，孫悟空在如來佛手心撒了泡尿。不少人一輩子沒撒過這泡尿，一輩子沒做過任何個體的選擇。相比之下，我是大不幸中的小幸，溢出常規的走向使我有了人生長旅中某個獨特的區間。
　　人，不該活得獨特點麽？

　　送行

　　層層送行。
　　我收到許多大同小異的本子，本子扉頁寫大同小異的話，話語表達大同小異的心情。二十年後本子沒用完。我很想給送本人看看，看他們會為二十年前的話臉紅或茫然麽？
　　校方送我一把鐵鍁，鍁把上綁一大朵喜興的紅綢花。鍁頭直，沒開刃，進土不利。鍁把粗，不好握。下鄉後修水利平梯田半個冬天就報廢了。
　　校方還送我一把鐮刀，刃口長長刃口彎，割麥割穀割玉米都很好使。隻是把子短，割山地糜穀還行，割川地要大貓腰。
　　某話劇院的女士送我一副墊肩，上印紅字“任重道遠”。下鄉後我用它擔水擔糞，老轉到胸前像個圍嘴。隻好當個道具收起來。
　　某位棟梁心極重的男士送我幾句話：曆史的篩選是嚴格的，是純鋼，是殘渣，不要在實踐中接受考驗！鎮得我夠嗆！
　　外班女生送我一雙高腰軍鞋。外班11名女生合送我一個喝水杯子、一塊擦汗手帕。一個日本女留學生送我一方大手帕和日本北方四島其中一個島的畫片。同班一女生幫我補了一係列的破衣爛襖。
　　學校革委黨委送行。送行的飯由校黨委書記陪著吃，陪得我直不好意思吃，不似如今的我最不怵的除了說，就是吃。桌中有一盤碩大的魚，什麽味我一點不記得了。

　　走向高原
　　黃陵山翠，
　　洛河川美，
　　陽關大道通陝北。

　　青苗苗毯，
　　菜花花氈，
　　汽車飛過了金鎖關。
　　……
　　——摘自我的信天遊體《回延安》詩

　　坐飛機走。第一次坐飛機，興奮之餘又有點慌。登機手續順利辦妥，飛機正點起飛，一下子把我帶到太陽下邊雲海上邊。飛機在太原稍事休息，又升上高空。
　　黃土高原來了，高原正展懷托舉和接納。秋末冬初的黃土地好黃，怎麽幾年綠化竟未留半點痕跡？飛機降落了。蒼涼嚴峻的高原風聚攏過來，掠了我一眼，又毫不在意跌跌撞撞遠去了。
　　那天，我24歲。人生第二個本命年。

　　兩位先生的兩件小事

　　上大學，陳貽焮先生是我的老師。嚴格講陳老師和我和其他幾個同學編在同一學馬列毛澤東思想小組。小組做的是遠比上課重要的學習馬列毛主席著作和隨時發表的最高指示以及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
　　1974年底創作班下到京西門頭溝煤礦。照例的學習搬進井下煤礦工人休息的小屋。小屋很黑，我們和工人師傅裝束一樣，深藍色勞動布工作服、腰紮皮帶為了掛礦燈，頭頂黑糊糊藤條編的安全帽。那天輪到陳先生念學習文件，文件是礦工自編或者為礦工編的，除了馬列毛澤東思想，還多了礦工生活背景，便有了不多見的一個詞“煤矸石”，“矸”字念gan，陳先生隨口念成了“千”。一位同學很快說，不認得，可以問問工人師傅麽，一問皆知的事偏不問，可見放不下知識分子臭架子。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指的就是這個。
　　小屋黑，看不清陳先生表情，隻聽他諾諾連聲。陳先生教古典文學，飽讀熟知的百萬幹首唐詩裏可能確無那個“矸”字，那煤中無用的石頭又怎能上得了華美絢麗的唐詩？！
　　幾百米深的礦井裏陳先生和我們幹一樣的活兒，在低矮的巷道裏往溜子上攉煤，用胳膊夾運木頭，師傅讓他夾細些輕些的木頭，問他多大年紀？
　　四十九。在場者不屬最年長也屬年齡偏大。
　　同學小聲說，好幾年了，陳先生老說他四十九，都好幾年了。
　　除了可笑，當時我沒有多想……
　　得知陳先生去世消息時，想起此典，多少理解了當時陳先生的心情。49歲，一個不願接受不願承認的年紀。“好幾年四十九”，是啊，四十——哪怕是九，還離青壯年那屜熱包子不太遠，聞得著味兒，感覺得到撲臉熱蒸汽兒。一旦破五十，還有多少值得高興和驕傲的日月？何況在看不到出路的文革，何況在黑暗的礦工小屋裏連個“矸”字也念不好，陳先生心中的沮喪可想而知又無法裁量。
　　文革結束後，陳先生歸隊，成了受人尊敬、教碩帶博的陳教授，帶出了幾位研究唐詩的高足和出版了數本學問紮實的著作。
　　陳先生去世時究竟多大？我沒問也不想得知，但願他永遠49歲。
　　2006年10月4日，北大中文係林庚先生去世。據說先生走那日問家人，快過中秋了吧？家人說還有兩天。先生當晚睡下沒再起來，鋪著床前將圓未圓滿的月之光華走了。如同他去世的年齡，97歲，差3歲不滿百，已是北大中文係離世的最高齡者，可謂白喜事，善終。
　　有人說，林先生的長壽原因之一是從未離開燕園，雙腳總接著北京大學那一脈綿厚的地氣。先生給他的高足袁行霈教授的書序中有這樣的句子，“行霈時叩我柴扉”，此類古典絕句已成絕響。
　　此後先生的學養也注入這一脈地氣，使之愈加綿長厚實，滋養無數後生晚輩。先生的“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一聽便知是詩心加學識的結果。
　　我和先生上學時有一小的交往。記得某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講要“總結經驗”一類話題。文章引用一段最高指示，大意是說，“以往的實踐我們比較缺少經驗，栽了一些斤鬥，注意總結，後來才有了進步”。
　　記憶中林庚先生並不長編在我的學習小組，可那日的討論先生又確實在場。討論中，小組一位學員很有體會地說，毛主席這段話我是這樣理解的，毛主席說“我們栽了一些斤鬥”，為什麽說“斤鬥”呢？意思是用秤一斤一斤稱，用鬥一鬥鬥量……
　　眾愕然。
　　林先生追問一句：出處是哪裏？
　　那位學員笑笑說，我自己琢磨的。
　　眾嘩然。
　　十分感慨林先生頑強到近乎頑固的專業本能，以為當下是一個學術研討場合，會在學習與辯論中獲取新知，增長學識，脫口問出“出處是哪裏”這句很“不識相”，很“迂腐”的問題。
　　當時會場的表情是愕然加嘩然，林先生心中的表情不得而知；是反省自己問得唐突、不合時宜？是明知學生的無知卻無法將知識傳授給學生？還是感慨時間就這麽荒拋在無聊的討論上，卻無法做自己的“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
　　離開學校後筆者與林先生再無交往，聽說的都是他好，越來越好的消息。
　　好就好。
　　好在“出處是哪裏”的日子不太久長，希望今後也由絕句變成絕響。

　　本文選自《那個年頭，那些事：1966～1976》，薑龍飛／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