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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均口述:我與外甥女孫維世

(2020-04-12 08:59:57) 下一個

  任均,馮友蘭的妻妹,孫維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蘭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孫維世為何被養父周恩來親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時間她經曆了怎樣的煎熬?在監獄裏又是怎樣被非人折磨?蘇聯期間,有婦之夫林彪又是怎樣苦苦追求孫維世的?與孫維世無話不談的同齡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許更有發言權。任均晚年在口述回憶錄《我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寫)一書中,罕見披露孫維世不為人知的往事。 

任均和維世(左)在少年時代

孫維世是我二姐任銳的女兒,我的外甥女。她父親是孫炳文。從幼年時候第一次見麵,到“文革”開始後最後一次見麵,我叫過她的小名“小蘭”,也叫過她的學名“維世”——這都是她的名字,她卻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雖然我長她一輩,卻隻比她大一歲,我們倆是從小一起玩兒的最要好的朋友。
 
1. 我和維世一起逃學,一塊兒跪著挨訓
 
維世小時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還是在我父親外出做事的住宅,維世都來住過。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們都大我許多。她們跟我玩兒,都是哄著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夥伴兒一塊兒好玩兒。而且姐姐們常不在家,我覺得悶。維世生性活潑好動,她一來,我就特別高興。兩個小女孩兒,一會兒悄悄地商量這商量那,一會兒就撒了歡兒地瘋跑瘋玩兒。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時候,我也隨父親住在那裏。我雖然是維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維世的哥哥寧世(孫泱)、濟世還小幾歲。因為寧世最調皮搗蛋,自然就成了這群小孩子的頭兒。於是,我、維世、濟世,就都跟著寧世跑這兒跑那兒地玩兒。那時我五姐在北京上學,也住在那兒,她身體不好,喜歡安靜,最受不了寧世的淘氣。二姐後來告訴我,那會兒,我五姐有病時,隻要一聽到寧世的腳步聲,心裏就難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寧世有多淘了。誰也沒想到,寧世後來能變得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做過朱德同誌的秘書,當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一次,孩子頭兒寧世帶領我們偷偷溜出去,到街上買東西吃,被我父親發現了。我父親——維世他們的外公——生氣了,厲聲說:“你們在街上亂花錢亂吃東西,一點兒規矩都沒有!這還了得!都給我跪下!”於是,我這個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寧世、濟世、維世一起,在屋外走廊裏跪成一排。父親罵孩子最愛說“狗東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們一起成為跪在那裏的“狗東西”,聽我父親教訓,誰也不敢動。

維世1930年代在開封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在陝西做事,帶我在西安住過。姐姐們都不在,也沒有別的小孩兒,我隻好自己想辦法玩兒。大人們都睡午覺了,我就拿根棍兒挑著個什麽東西,前院後院地跑來跑去,玩兒出一身汗。但還是悶得慌,就老想維世,想讓她來跟我一起玩兒。我整天跟母親喊:“沒人跟我玩兒!沒人跟我玩兒!”母親隻能笑,拿我沒辦法。想著想著,有一天,維世真來了。那天,我看見從門裏走進來的人群中,有一個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蘭!我太高興了——又有人跟我玩兒了!
 
1930年代在開封鐵塔下。右一任銳,右二任均,左一孫維世
 
在西安的時候,有段時間,父親請了位教師,來家裏教我和維世讀書。開始,我們還覺得新鮮,沒兩天,就坐不住了。我們倆不想念書,想出去玩兒,就悄悄商量逃學的辦法,怎麽能不讓大人們找到——那時我們常悄悄商量事情。我們不懂得走出院子去,隻是在前院後院找地方躲藏。找來找去,找到一處席棚,下邊有個破洞,裏麵可能是個臨時廚房。我們倆特高興,就往那洞裏鑽。鑽進去,倆人並排,頭朝裏呆著不動。聽見大人使勁兒喊我們,我們就捂著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這下兒誰都找不到我們了。可是沒一會兒,就聽見跟了我父親一輩子的隨從田興仁喊起來:“看見了,看見了,在這兒呢!”原來,我們倆的四條小腿、四隻小腳,都在席洞子外麵露著呢。田興仁哈哈笑著,抓著我們倆的腳,把我們拽了出來。父親的這位隨從田興仁,一直跟隨父親。我母親在新蔡縣給他娶了媳婦,我管他媳婦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後來田興仁死了,田嫂改嫁給我大表兄的兒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興仁把我和維世拽出來後,送到老師那兒。沒辦法,我倆隻好坐下,接著念書。
 
2. 我倆化名姐妹去上海學表演,江青也來講過課
 
維世的父親孫炳文犧牲後,我和維世都曾在開封上小學。我父親那時在開封萬壽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遠一拐彎,就是龍亭、潘楊湖,我們常去。我在開封省立第二小學時,維世在另一個學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們倆睡在一張床上。維世從小就喜歡學藝術明星的動作,一高興,就叫我說:“六姨,你看。”然後對著鏡子擺姿勢,比劃來比劃去的,學得可好了。兩個小女孩兒,一個管另一個叫“六姨”,想來有趣。從小我就管維世叫“小蘭”,可是維世隻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們倆學人家明星,把圍巾圍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來蹦去地玩兒。每天晚上都特別開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裏我醒來,覺得冷,發現身上沒蓋著被子。扭頭一看,維世沒了。床上隻剩了我一個人,被子也沒了。我就喊:“小蘭,小蘭,你在哪兒呢?”喊了半天沒應答。我爬起來找,才發現,原來她睡在地上了。她裹著被子,從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沒摔醒,還睡得很香。長大以後,我每說起小時候這件事情,維世都哈哈大笑,說:“六姨你再給我講講。”
 
到念中學的時候,我們倆不在一地兒念書了。我還在開封,維世卻由我三姐夫馮友蘭資助,進了北京的貝滿女中。我也有一段時間到北京念書,和維世一塊兒在北京。那時我三姐家有塊紅地毯,維世特別喜歡,一去就讓我跟她一塊兒,光著腳在上麵跳舞。她還學著指揮唱歌,我們一起唱:“雲兒飄,星兒耀耀,海早息了風潮……”維世那時看電影看得多,喜歡表演。我其實也挺喜歡文藝的,但接觸多的隻是戲曲。後來我又回到開封,進了一所教會學校靜宜女中。
 
1934年底,二姐任銳帶著我和維世一起去了上海,我們倆住在一個亭子間裏。本來,二姐是想把我們送進學校繼續讀書,可是我們倆想學表演藝術,二姐就找地下黨的人幫忙,帶我們見了一個人,把我們倆介紹到天一影片公司東方話劇社學習。天一公司在徐家匯,二姐帶我們找到那兒,我倆的吃、住、學,就都在那公司裏了。安頓好後不久,我們就找不到二姐了,隻能等她隔些天來看我們一趟。後來才知道,她那時做著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正趕上有一個人叛變,二姐就搬家了,搬來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兒,我們不知道,隻能等她來找我們,不能我們去找她。

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照片。左起任銳、孫維世、任均
 
在東方話劇社,我和維世假裝是姐妹倆,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維世叫李琳。那時天一公司有個吳麗珠,她的小女兒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個小小的銅製圓墨盒。那墨盒我有兩個,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麵刻著我的名字。我和維世來學習的這個班,由吳麗珠負責,一共就十幾個學生。但是請來了當時的著名導演萬籟天給我們上課,講表演等。那時,不少新文藝工作者到那裏去,我和維世見到好多人,有崔嵬、王瑩、左明等。江青那時候叫藍萍,也來給我們講過課。她來時,手裏拿著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隻手托著下巴照的,送給我們每人一張,正麵都有她自己的簽名“藍萍”。左明也給我和維世送了照片,上麵各寫著送給李露、李琳。學習期間,天一公司還組織我們觀看了王瑩、顧而已、葉露茜、藍萍等演的話劇《欽差大臣》,藍萍在裏麵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1930年代,維世與舒繡文(右)在上海
 
課程完了後,因為天一公司的電影在南洋有些影響,吳麗珠就想帶我們去南洋發展。但二姐不同意,我們就沒去。1935年秋,我隨二姐回了開封,繼續上學,後來又去北京上學,同時學點兒鋼琴和京劇。維世進了上海的聯華公司,演了電影,成了初露頭角的明星。
 
3. 維世讓我考魯藝,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歡江青
 
再見維世,就是在延安了。父親送我剛到延安時,我們住在統戰部招待所。二姐和維世都在馬列學院。記得有人領著父親和我去馬列學院找她們,半路上,老遠見到了正要來看我們的二姐和維世。我們高興極了,擁抱在一起,一塊兒回到我和父親住的地方。當時我剛到延安,需要趕快安排。那時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軍政大學。大家接受了維世的建議,讓我不進抗大,而是直接考魯迅藝術學院。我便去了。魯藝考試的老師是姚士曉,他讓我讀了一段兒丁玲的詞,還讀了一段《順民》的台詞,並且帶表演,就錄取我進了戲劇係。父親離開延安後,我就住到魯藝去了。
 
維世和我二姐當時在延安的馬列學院母女同學。那段時間,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維世就見麵。平時,我沒事兒的話,一有空兒也去她們那裏。那時魯藝離馬列學院就三四裏地,一會兒就走到。就像小時候一樣,我跟維世什麽都聊。她常給我說些外麵不知道的事,各種各樣的。她不喜歡江青,也跟我聊。那會兒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對她挺客氣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約她,她都不去。因為來延安前在上海時,維世還小,我二姐就不讓維世和藍萍來往,怕維世學壞。她們知道江青的事兒太多了,覺得那人品質不好。所以,江青後來才非要置維世於死地。再加上一個葉群。如果在蘇聯林彪不追維世,恐怕也沒有葉群害維世的事情了。維世找對象,總是想找一個能在一起共同搞事業的,有共同語言的,不願意找一個政治首長,讓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時,就有一個領導找我二姐,想娶維世。二姐說,孩子還小呢。維世知道了,當然也不願意。林彪在蘇聯追維世追得厲害,但維世就是不願意嫁給首長。林彪臨回國時還說要等她,回來以後跟葉群結婚了,但心裏沒忘記維世。結果葉群吃維世的醋,吃得厲害,所以也要讓維世死。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魯藝做女生生活指導員,大家都不喜歡她,後來她就到馬列學院去了。那時常有人背後議論她30年代那些緋聞。我進魯藝的時候,已經是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做指導員了。我聽二姐講,江青在馬列學院也不招人喜歡,有時大家在窯洞裏聊得正高興,江青進來了,大家就都不說話了。江青站了會兒,見沒人理她,悻悻地說:“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轉身,出去了。我覺得挺可笑的。王一達跟田方、甘學偉、張平、張承宗他們一起在魯藝實驗劇團時,劇團曾準備排練俄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達等幾個人參加排練,劇團請江青來演女主角卡傑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塊兒對了好幾次詞兒,江青也認真領會了劇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說,毛主席不讓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沒了,這戲就擱置了。一達他們就開玩笑地“敲竹杠”,讓江青請大家吃了頓飯。在延安時,大家都說江青腳趾頭是六趾,但誰也沒見過。不過她穿鞋絕不露腳指頭。連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滿滿的,再用紅繩子裝飾起來,不露腳趾頭,還挺好看。
 
我最早接觸江青,就是跟維世一起在上海學習那次。到延安後,江青老看我們的戲。不過跟她也隻是認識而已,沒什麽來往。她那時挺熱情,有時在路上碰見,就招呼說:“任均,有時間到楊家嶺來玩兒嘛!”因為平時沒什麽接觸,心裏也並不喜歡她,所以我也就沒去過。
 
維世在馬列學院也演戲,我還去看過。我到後台去找她,看見在劇中演丈夫的同誌開玩笑說維世:“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兒!”我那時雖然喜歡演戲,但我知道我的個頭、形象等等條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適合演戲。可那時沒人,隻要你一哼哼調子,人家就覺得你會。後來我就服從組織分配,畢業後到了魯藝平劇團演戲。其實我哪裏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戲劇功夫。我隻是到延安前票過一出半戲,學過點兒。以前家裏有留聲機,有些京劇唱片,我手搖著給留聲機上弦,聽過一些,唱腔都是從那裏學的。在延安時,觀眾真給鼓掌歡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維世不一樣,她不光是條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經演過電影了。在延安,維世演過一個戲裏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後來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
 
4. 我跟維世一塊兒解饞,她的來信我保存了七十年
 
1939年,是延安很艱苦的時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維世都還年輕,饞得厲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維世費了好大勁兒,求人搞到了一點兒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們倆特別興奮,因為那點兒大米太珍貴了。我們一起給她媽媽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沒見到大米了,聞到大米粥的香味,我們倆都忍不住想嚐一嚐,就一人嚐了一小勺。嚐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嚐。我們就又一人一勺。然後,我們說“最後一勺”,便細細品嚐,竟停不下來。一會兒,我們發現,一碗粥隻剩半碗了。我們互相看看,笑了起來,趕緊給二姐端過去。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時間不長,二姐和維世就都離開延安了。二姐從延安去重慶大後方工作時,我和維世一塊兒去送。戰爭年代,每次分別,都不知道何時再見。我們流著淚送二姐上了汽車。二姐說:“別哭了,我不久就會回來的。”目送二姐遠去後,維世跟我約好,下周日她去我那裏再聚。
 
沒想到,第二天維世也走了。維世走的時候我不知道,她媽媽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個周末我沒出門,隻等維世來聚,可是沒有等到。那時也沒電話什麽的,不知道她為什麽沒來,隻以為她是有事情絆住了。又過幾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從新疆托人帶來的信,非常奇怪。打開一看,才知道她已經離開延安了。

1939年維世去蘇聯飛停新疆時寫給我的信
 
二姐離開了,維世突然間也走了,我心裏空空蕩蕩,非常難過。我便把這封信仔細收了起來,就像珍藏友情,珍藏親情。我自己也沒想到,維世匆忙之中寫的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多年:

親愛的六姨: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媽媽走的第二天早上就這樣匆促的離開了你,這個原訂的來看你的星期日之約也不能趕到,我想你一定在那裏焦急地等待著我!六姨,分別了,工作是由組織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暫時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話,我一定不會忘記給你寫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萬不要難過。送別媽媽時,我們倆的眼淚都是不該流的,我願望你是又快樂又健康。見麵並不是困難的事,我們應該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學習!

還賬零用後,錢還有多,這五塊錢帶給你用!媽媽處我已有信及電報給她,她的通信處:

“重慶,機房街70號,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你有工夫多寫信給她!不盡,匆祝

努力與康健!

友梅

後來維世告訴我,那天,周恩來副主席要去蘇聯治療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臨時她也想去,周說那要請示毛主席批準。維世當時就跑去請示毛主席,主席簽字同意了。維世就上了飛機。飛經新疆落地時,她抓緊時間給我寫了這封信,信裏還夾帶了五元錢。
 
維世的原名就叫“孫維世”,也叫過“任友梅”,在蘇聯時叫“孫克英”。她沒叫過“孫光英”。
 
維世去蘇聯了,我在延安,一下子遠隔萬裏,不通音信,讓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門,在路上遇到原魯藝同學田民。他說:“任均,我帶來了周副主席給你的信!”我知道他愛開玩笑,不信,說:“周副主席給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一封信遞給我,說:“你不信?拿去看!”我接過來一看,信封是墨筆直寫三行:“煩轉 / 任均同誌啟 / 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親筆字。我忘了對田民說句“謝謝”,急忙拆信。周恩來副主席的信是:

任鈞同誌:

穎超同誌走前本想和你一談任銳同誌在渝及維世在蘇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願。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戲,讚佩不已!

你有什麽東西或信要帶給任銳及維世的,我可給你轉去。維世在蘇常談到你。星期日有暇,請來中央局玩玩。此致

敬禮!

周恩來
四月廿二
 
從周副主席的信裏能看出來,二姐和維世都挺好的,我心裏很安慰,很高興。但沒聽鄧大姐談情況,錯過一個能知道二姐和維世詳細情形的機會,我又很惋惜。記得我第一次見鄧大姐,是去馬列學院看二姐的時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著,遇見一個和藹的女同誌,比二姐矮點兒。二姐站下,跟她有說有笑,然後給我介紹說,這是周副主席的愛人鄧穎超同誌。 

1940年4月22日周恩來副主席給我的信
 
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後,我曾叫我的魯藝同班同學王思真陪我去趟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兒,她不去。沒人陪我,我也就沒去。但我常想,維世在異國他鄉,現在什麽樣子了呢?周副主席這封信,我保存了下來,後來國家博物館收了複製件。2016年9月,我把原件捐給了喬兒溝的魯藝紀念館。那時候,喬兒溝那裏開始建設規模很大的延安文藝紀念館了。
 
二姐調回延安工作後,我常去楊家嶺找她。一次去楊家嶺,我路過任弼時同誌的窯洞時,正碰見任弼時同誌走出來。他問我:“任均同誌,你去哪兒呀?”我站下,說:“我去我姐姐那兒。”任弼時同誌也站住,熱情地跟我說起話來,很關心地問長問短。說話間聊到維世,他問我:“維世在蘇聯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嗎?”我說:“我沒有。”他說:“我給你!我有好幾張呢。你等等。”他轉身回窯洞裏去,我在外麵等他。過一會兒,他拿了一張維世的照片出來,說:“這是維世給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張維世在蘇聯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興極了,看來看去,一個勁兒地謝謝任弼時同誌。
 
維世在蘇聯與瞿秋白同誌的女兒瞿獨伊(左)合影
 
 那時候,二姐也給過我一張維世的照片。那是維世在蘇聯時跟林彪夫人張梅的合影,是她從蘇聯寄給母親的。張梅同誌是陝北人,很漂亮,人稱“陝北一枝花”。她在陝北嫁了林彪,陪著去蘇聯養傷。維世在照片背麵寫:“媽媽:這是林彪同誌的老婆。她年紀也不大,會唱陝北歌’……你媽媽打你對你哥哥說……’哈哈!”看著這照片,讀著維世嘻嘻哈哈寫的字,一個歡蹦亂跳的維世就好像來到了我眼前。

維世送給母親的她與張梅(左)在蘇聯的合影
 
沒想到的是,維世在蘇聯一呆就是六七年,經曆了蘇德戰爭,也千辛萬苦的。那段時間,她學習戲劇,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體係教育,這為她後來從事戲劇導演工作奠定了基礎。後來維世回國,從東北到了北京。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她回到延安,在當時的中央管弦樂團,跟金紫光一起導演了一個歌劇《藍花花》。那時我已到了晉綏邊區。1948年的一天,我碰見瞿秋白同誌的夫人楊之華,她告訴我,前段時間維世和我二姐都在柳林的三交鎮參加搞土改。二姐身體有病,維世就陪著她離開了。真可惜,我沒見到她們,不知道她們上哪兒去了。

1940年初,孫維世在莫斯科與周恩來、任弼時等合影。前排左起孫維世、鄧穎超、任弼時、蔡暢。後排左起周恩來、陳琮英、張梅

1946年冬孫維世自蘇聯回國後從東北去延安,路過北平時在雍和宮前遇羊群留影
 
維世的摯友、林伯渠同誌的女兒林利,留下了一封1947年底維世寫給她的信。維世在信中說:“我現在在三交,你翻開地圖一看,就可以找到這黃河邊上的小地方,這裏算是晉綏的烏克蘭……我就在三交一分隊工作。”她說:“差不多每星期我都回去看媽媽,她離我隻有五裏路。”二姐那時真是和維世在一起,在柳林。我離她們有幾百裏地,不知道她們在那兒。維世那時候心情很好,高高興興,她在信裏對林利說:“星期日的清晨,我穿過山上的小路,過著河上的獨木橋,愉快的向家裏走著。如果你在這裏,那該多麽好,我們一塊並肩像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一樣走著……”

維世在1940年代

1940年代維世與馬海德同誌的夫人蘇菲(左)合影
 
1949年,在天津天和醫院的病房裏,我又看到二姐和維世了。而這次見麵,我們誰也高興不起來了。因為二姐病得很重。維世從來非常孝順母親,現在,她又是跪在母親的麵前,喂水喂飯,端屎端尿,又是來回找大夫,叫護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維世都哭得死去活來。我們一起陪著二姐的棺材,從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萬安公墓。
 
我和一達那時帶著孩子住在北京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維世跟組織上說,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組織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莊了,住我們隔壁的房間。大家都知道維世的母親剛剛去世,報紙上也登了,來看她的人特別多,我和一達就幫忙接待。周恩來夫妻倆也來過。一見維世,鄧穎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著女兒喬喬在旁邊,看到周恩來也很難過。大家在維世那房間裏坐了很長時間,維世一直哭,他們老兩口就一直勸慰。
 
一天,王明、孟慶樹夫婦也來看維世,不巧維世不在,就到我們房間裏來坐。他們問我二姐去世的情況,和維世的情況,聊了一會兒,留了地址,讓我們有時間去他們家玩兒。王明夫婦在延安時認識我們,也知道我們跟維世是親戚。那時我看,王明是個和善的男人,孟慶樹是個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時曾經流傳王明以前追孟慶樹的故事。
 
5. 維世感情專一,保了金山
 
後來我和一達到天津工作,維世則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歡的工作——導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鄧穎超媽媽家去。她管鄧大姐叫“小超媽媽”。我們每次從天津來北京,一定會去跟她聚會。開始在東單三條,後來她和金山住在鐵獅子胡同三號,跟歐陽予倩、曹禺、沙可夫等人一塊兒住在那個深宅大院裏。再過些年後他們搬到了南河沿青藝宿舍,現在貴賓樓飯店的地方,那麵紅牆的後頭。
 
那時,維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過我們幾次。金山跟著維世叫我“六姨”,六姨長六姨短地叫。多年後,“文革”結束以後,維世已死,金山還是叫我“六姨”。一達好和他開玩笑,老是跟他笑說:“你別忘了我是你的長輩,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開玩笑,兩個人一見麵老是嘻嘻哈哈的,後來都成老頭兒了,還總是沒個正形兒。我們在天津時,維世每次去開會或辦事,都一定去家裏看我。有次她從蘇聯回來,先到了天津,給我帶來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類,可把我高興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兒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後來我在保加利亞生的小兒子卡林,會走路後在那裏穿的一件紫紅絲絨小大衣,誰都說好看,就是維世從蘇聯買來送到天津給明明的,我給帶到保加利亞去了。

1950年代在天安門。左起孫維世、任均、王一達。

1950年代在北京中山公園。左起王一達、任均、孫維世、金山
 
每想起維世有一次專程到天津來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難過。那是金山在朝鮮犯錯誤以後。維世跟金山結婚,連周總理都不同意,鄧大姐也不高興。但是維世覺得跟金山說得來,劇本、演員、舞台、表演,有說不完的話,有共同事業。她還是不願意嫁給當官兒的。金山是老地下黨員,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藝術上才華橫溢。但他天性風流,去朝鮮慰問誌願軍時,居然跟朝鮮女孩搞上了。我們一直聽說那是金日成的女秘書,說金日成一怒之下把那女孩子處理了。但後來,原青年藝術劇院黨委書記的兒子讓維世的女兒小蘭轉告我,金山和金日成女秘書的說法是坊間傳聞。他說,實際上,1952年金山在朝鮮是和金鬥奉的秘書安孝香發生了關係。金鬥奉那時候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祖國統一陣線中央委員會議議長。後來1958年被開除出黨,1961年在下放地平安南道順安合作農場病故。希望將來能從金山的檔案裏弄明白。
 
金山被送回國來,麵臨著嚴重的懲治。維世壓力很大,沒人交流,就自己一個人跑到天津來找我說話。那時我正忙,左的路線下,整天得開會,忙著批評和自我批評,弄得人束手束腳的。我們住在天津“靜園”,末代皇帝溥儀住過的房子。維世那次來,在那兒住了一個晚上。說話間,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興興的樣子,就問她,你是不是心裏有什麽事兒?她就跟我說金山在朝鮮犯錯誤的事,我很吃驚,說那怎麽辦?維世說想跟金山離婚,還說總理氣得說應該槍斃金山。我問她你們要是離了婚,金山怎麽辦?他願意嗎?維世說,我要是跟他離婚,他就得死,他不願意跟我離婚。維世那天情緒很低,告訴我說,人家開會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後麵聽,還叫她表態,弄得她非常難受。從小到大,維世總是那種開朗和倔強的樣子,我沒有見她這樣發過愁。此刻,我麵前的維世真可憐。

孫維世
 
那天我們聊到半夜。我看她難過的樣子,卻無能為力,隻能盡量地寬慰她,溫暖她,跟她說別太難過了,金山以後應該再不敢了,還是幫助他改正錯誤吧。第二天早上,維世從我家走,情緒仍然低落,但在她那麽傷心苦惱的情況下,我竟然沒有請假,沒送她到火車站。我隻把她送到了靜園門口,看著她自己慢慢地步行遠去了。這麽多年來,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維世那時心裏很苦,特意從北京跑來找我傾訴,我怎麽就不能再多給她一絲溫暖,把她送到火車站呢?我怎麽就能站在家門口,看著她孤獨無助地遠去呢?對此,我後悔了幾十年。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維世那踽踽遠去的背影,還是後悔莫及,淚流滿麵。我心疼維世!

1956年在北京和平賓館。左為維世摟著我的大女兒喬喬;中間是我摟著維世的女兒小蘭;右邊是王一達摟著我們的小女兒津津;我們的大兒子延風坐在高處。這是金山給照的
 
維世要是跟金山離婚,金山真就後果難說了。維世最後還是決定不離婚,這等於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維世走後,我們再見麵,是在北京了。那時我和一達常回北京,開會、學習什麽的,所以常看維世的節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狽著時,我們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緊張的樣子。他會做一手好菜,那次給我們燉了一鍋紅燒肉,還告訴我們用酒燉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這邊端的時候,那一大鍋紅燒肉,“啪”地一下兒掉地上,全不能吃了。弄得維世也很尷尬,歎了口氣,還安慰金山。後來我們出國工作,回國休假時,住在北京和平賓館。金山和維世抱著他們的養女小蘭——跟維世的小名一樣,好幾次來和平賓館看我們,一起吃飯。我們回國工作後,在廣安門那邊住過一個四合院,後來又搬過兩次家,維世都來。我們時常見麵,你來我往。維世怕我們回到北京過冬寒冷,就把她的一床淺藍色布麵羽絨被抱來給了我。我用二十多年後,給二兒子明明當褥子用了。明明又用了二十多年後,捐給了樊建川以一己之力創辦的建川博物館。樊建川先生來看我們時說,那個羽絨被,將來要展出在他辦的文革博物館裏。
 
那些年,維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幾個大戲,都很成功。每次見麵,我們都很為她高興。雖然在日常生活裏,金山對維世很好,維世對金山很專一,但維世心裏的苦,無法對人說。我們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對維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終非常同情。社會上後來有多種無聊傳說,說維世這個那個的,甚至還有憑謠傳寫書掙錢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本書,從說我二姐是任弼時的妹妹開始瞎編,一路往下編,說維世、江青和我們魯藝老師徐以新同誌三角戀,說在延安大家都喜歡江青,說鄧穎超“計上心來”收養維世,說維世是在鄧大姐的反對下去的蘇聯,說鄧主持維世和金山婚禮,還說維世跟毛澤東同乘火車去蘇聯如何如何。另有想象力強的,寫得繪聲繪色的。其實,我們知道的是,維世沒跟毛澤東一起坐火車。那之前,維世先去了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代表大會,然後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國駐蘇大使館裏住了很長時間,等著毛訪蘇時做翻譯工作。毛上火車時,維世早已經在蘇聯了。據我知道,毛澤東根本不喜歡維世。“文革”前,一位聽到毛談維世的朋友跟我說過,毛主席不喜歡孫維世,太開朗活潑了。可是,人死了,想怎麽編就怎麽編。我和維世30年代在上海學戲劇時,一天,劇社一位男演員讓我跟他出去取東西,我小聲問維世:“你說我能去嗎?”維世說:“別去!”她比我小,但比我還謹慎,是一個有把握的人。維世隻是因為漂亮,死後就被人編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為了嘩眾取寵,往長輩周總理那兒編的。

孫維世與鄧穎超、周總理的合影
 
那些說法兒都是想象的、虛構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維世。我了解的維世,性格非常開朗,脾氣又很倔強,對待工作忘我投入,對待長輩孝順關懷,對待婚姻理想主義,對待感情專注如一。

金山和孫維世
 
6. 三姐說:“維世真是個孝順的孩子!”
 
維世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
 
當年維世從蘇聯回來,1946年底在北京和母親相聚。在晉西北搞土改時,她和媽媽相距隻有五裏地,每周都愉快地去看媽媽,她說那是“回家”。她知道她媽媽把他們兄弟姐妹帶大,受了很多艱難困苦,太不容易了。寧世和維世陪母親住進天津的醫院後,兄妹倆一起伺候了一段時間。後來寧世因為工作需要,就離開醫院去東北了。剩下維世一人留在醫院,跑前跑後,喂水喂藥,端屎端尿,服侍母親。我和三姐從北京趕去醫院時,看到她給媽媽喂飯,都是雙膝跪在地上,湊在病床跟前,輕聲細語地跟媽媽說話。我想,這兩年來,她眼看著母親越來越虛弱,自己卻沒有回天之力,心中一定非常難過。三姐看著維世疲累的樣子,很心疼,感慨地對我說:“維世真是個孝順的孩子!”

1930年代,孫維世與母親任銳在延安。這是她送給孫濟世的照片。她在照片上寫道:  給我親愛的二哥    蘭妹

194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左起任均、王喬喬(懷抱)、任載坤、王延風、孫維世
 
維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別好,非常敬愛外祖父。小時候我們倆一起念書時,就是我父親——她的外祖父帶著我們,關愛我們,訓斥我們,教育我們。我們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爺”,管外祖母叫“姥娘”。維世常對我說:“我的姥爺可不是一般的姥爺。”這裏麵有她對姥爺的崇敬,有她因姥爺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對姥爺的拳拳孝心。姥爺來北京開會時,維世也一起參加。她總去看望姥爺,還跪著給姥爺洗腳。我這兒留有一封約50年前她從北京寫給外祖父的信:

親愛的老(姥)爺:

接到你的信,心裏很高興!老爺匯來的錢,無法兌換成德國的馬克,所以還是給您老人家寄回,請老爺就用這筆錢把皮大衣改一改,千萬不要忽視冬季的保暖!老爺要買的藥,我一定設法去買,請您老人家放心!

老(姥)娘身體好嗎?請您告訴老娘,我們看見老爺身體健康,精神很好,我們心裏很感謝她!要她老人隨時注意老爺的身體,注意老爺和我訂的愛國公約,並督促老爺的實行!我從國外回來時,老爺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顧老爺,我們心裏也放心多了!

親愛的老爺,您可要注意身體!您老人家的身體好,我們大家都高興。我們希望下屆會議時,你和老娘再到北京來!有工夫給我寫信。敬祝您老人家

健康!問老娘好!

蘭  上

一月十四日

 

維世與外祖父任芝銘1950年代在北京合影
 
那之後,維世從國外回來,約我一起去鄭州,帶著她給外祖父買的藥,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親,可是當時不好請假,沒去成。維世就自己一個人,專程坐火車去鄭州,看了她的姥爺,給姥爺帶了很多滋補品、衣物,還給她的後繼姥娘送了一對金耳環。我父親後來給我的信裏說,維世去看他,跟他談了很多,說說笑笑的,給他帶去了很多快樂和欣慰。“文革”中,維世跟我最後見麵的時候,世道已經大亂。她跟我說起外祖父,憂心忡忡,擔心老人也會受到衝擊。我心裏也很不放心,但還是寬慰自己,也寬慰維世,說:“那麽老的老人,他們不至於下手整他吧?”
 
左起孫維世、任芝銘、任均
 
維世對養父母周恩來、鄧穎超也很孝順。兩位長輩覺得她懂事兒,所以喜歡她,連她的妹妹,也關懷照顧起來。周總理和鄧大姐之所以這樣,最主要的,是因為維世是孫炳文、任銳的孩子。他們覺得,撫育故人遺孤,是一種責任。這是過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現象,從“趙氏孤兒”那會兒就開始了。周恩來撫育維世,朱老總培養孫泱(寧世),包括黃誌烜撫養粵生(新世)、幫助濟世,其實都是一個字,忠孝節義的“義”。他們三個人,是孫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孫炳文的孩子。鄧演達、房師亮、馮友蘭他們幫助我二姐和孩子們,同樣是因為這個“義”。我父親一生,也是把撫恤辛亥烈士後代視為責任的。現在的文化中快沒有這些了,沒什麽人理解了,所以才能產生出一些齷齪的想象。不管最後維世和寧世是怎樣的結局,我作為家人,永遠感謝周恩來、朱德那些年對二姐的孩子的撫育之恩。
 
7. 維世“文革”三次溜到我家,她讓我燒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十幾年忙碌過去,家人團聚,親友往來,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間,“文革”驟至。誰都不會想到,維世的生命旅程,即將終結。
 
我清楚地記得我和維世的最後三次見麵。地點都是在北京我的家裏,時間都是在“文革”開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麽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我們聊了很多當時“文革”的形勢,還有江青過去的事情。
 
那段時間,我的兩個小兒子學校沒事兒,愛在家裏玩剪紙,自己把一些畫兒和毛主席的照片設計成剪紙圖案,再剪出來,弄得挺好的。維世在我那兒聊天,偶爾看到了那些剪紙,可喜歡了。她很高興她的小弟弟們有這樣小小的創造性,樂嗬嗬地欣賞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黃昏時分,維世偷偷來找我,進門說她已經被軟禁了,天天有人監視她,她是秘密地溜出來的。一坐下,她就告訴我,哥哥死了。
 
孫泱死了?我大驚。她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她很難過。我們談孫泱,談他的家人孩子,都覺得他那樣樂觀的人,不可能自殺。我們想起來小時候寧世帶著我們一起淘氣,難過極了。然後我們一起還是說江青。她問我:“六姨你還保存著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嗎?”我說:“就是在東方話劇社,她一塊兒送給咱們一人一張的那個?簽著‘藍萍’的?還在呀。”維世說:“就是那個。六姨,你趕快燒了吧。要不萬一查出來,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鬧不好有殺身之禍呢。現在她們一手遮天,說什麽是什麽,咱們不能讓她們抓著把柄。”我理解她的話,也相信她的話——盡管我還以為毛主席會管著江青,不讓江青胡來的。維世走後,我就把江青那張照片燒掉了。我知道維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過的人傾訴。聊一聊,心情會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維世敲開了我的家門。她帶著帽子,帽簷壓得很低,大圍巾在脖子上圍得很高。我的孩子們平時都叫她“蘭姐”,這次,她隻是對問候她的表弟妹點頭笑笑而已,就進到我屋裏。掩上門,她把帽子掀開一點兒讓我看。我大吃一驚:她的頭發已經被剃光了。給女人剃光頭,是“文革”初期一種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樣子,我心疼極了。維世是個多漂亮的人呀!怎麽能被弄成這個樣子?維世告訴我:“六姨,金山已經被抓起來了。”我說:“啊?那你可千萬當心。你就一個人怎麽辦呀?他們會不會抓你?”她說:“六姨放心,我沒事兒!”我說:“江青可別不放過你。還有那個葉群。”她說:“她們不會把我怎麽樣。她江青能抓我什麽呀?我沒有任何把柄讓她抓!”維世憤憤地說:“他們讓我說總理的情況,想從我這兒搞總理。總理(的事兒)我有什麽可說的?我能說什麽?我又不會胡編亂咬!我看不出總理有問題!”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沒有能被人家整的問題。維世說:“搞總理,就是想把主席身邊的人都打倒,她們好為所欲為!”我說:“她們是想‘清君側’。”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清君側”,不知道是“殺功臣”。我和維世還議論說,江青在毛主席身邊這麽多年了,毛主席應該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於太壞了吧?
 
維世與鄧穎超、周恩來在莫斯科合影
 
維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戲劇故事中的亂臣賊子,對一哄而起的“文革”,憂心忡忡;對維世的處境,提心吊膽——那時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讓我心緒稍安,而且我覺得,有周總理、鄧大姐在,維世起碼能有生命安全。臨告別時,維世說:“六姨你也小心,咱們家的人都得小心。現在鬥的鬥抓的抓,能說話的人不多了,我總會有機會再溜到六姨這兒來的。”

1949年維世送給我的她與鄧穎超同誌的合影。她在照片背麵寫:  親愛的我的六姨   蘭敬贈 19 Ⅴ 49
 
可是,那以後,她再也沒來過我家。因為周總理、鄧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為孫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鳴不平,分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發出了申訴信。沒想到,孫泱、金山的事兒沒人理,維世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最後見麵那次,我看著她美麗而又自強的麵容,聽著她憤憤而又自信的話語,對她的前程也有些許樂觀。我沒有去設想殘酷的明天,更沒有去想象悲慘的結局。我想,維世聰明,她一定能溜出來,能悄悄地再來找我。我們倆從小就一塊兒溜出過學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來的。
 
誰料,今生今世,我們再沒見麵!
 
8.鄧大姐說:咱們祖孫三代,也不是一家人啊!
 
“文革”開始時,維世的養女小蘭十三歲,無人照料,孤苦伶仃。維世對小蘭視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給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她生前最後的歲月裏,一定非常思念和擔心女兒。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堅強樂觀,快人快語。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舉目無親的長江岸,她活了下來,也成長起來。今天,維世的這個孩子在經曆了千辛萬苦之後,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國來,都要來看我,摟著我親熱地叫“六姨婆”。她一直深愛著她的養母,願意跟我談她的媽媽孫維世,談了許多。
 
孩子告訴我,維世是好母親,對她就跟親生一樣,走哪兒都把她帶在身邊,嗬護關愛。一次在西華廳吃飯,孩子淘氣得不行,總理拍了桌子,批評維世:“你把孩子慣壞了,這樣不行!”那時維世已經開始在大慶油田體驗生活,打算把家安到大慶,便在1965年初,把孩子也帶了去。不料一年多後“文革”爆發,她和金山被叫回北京,孩子就獨自留在了大慶。

維世和女兒小蘭
 
金山被抓後,維世叫孩子回到北京,曾帶著孩子四處打聽金山下落。那時孫泱已經被殺,維世往上寫信申訴。結果,隻有戚本禹,把他收到的申訴信退回維世單位,被抄成大字報貼牆上,批判說維世要為孫泱翻案,成了她又一罪狀,使批鬥升級。維世每天去單位,掃院子、掃廁所、在食堂洗碗,並被批鬥,經常挨打,還有各種專案組找她外調。一次有人來外調一位肖將軍的情況,維世說肖是好同誌,一些人就打她,揪著她頭發,往牆上狠撞她的頭。
 
維世在被捕前告訴孩子,她不是親生母親。她把孩子生母在上海的地址留下,讓孩子以後能找到生母。維世還告訴孩子,養父金山當年在朝鮮犯錯誤,給她造成了很深的感情傷害,非常痛苦,她是在那個時候,領養了女兒。女兒問媽媽,你怎麽能忍受金山這樣的錯誤呢?維世說:一個女人隻能嫁一次,金山是我自己的選擇,我頂著幾乎所有人的反對,和他結了婚,我不能回頭,隻能原諒他,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
 
維世對孩子說,媽媽是革命的老黨員,沒有任何問題,是中央出了壞人。看他們一次次來抄家拿走的東西,能看出整人的目的。你記住,發生任何事情,媽媽都不會自殺的,也絕不會出賣任何人。如果媽媽也被抓起來,你留在大慶會安全一些。你要學會保護自己,別再寫日記了,以前寫的,回去趕快燒掉。孩子問,咱們為什麽不去找爺爺奶奶?孩子從小就管周總理、鄧穎超叫“爺爺、奶奶”。維世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不能讓爺爺奶奶為難,別給他們添麻煩。
 
過了四年,林彪事件後,聽說一些人得到了平反,孩子回北京給鄧穎超寫了一封短信。春節後的一天,鄧穎超同誌的秘書趙煒把孩子接進了西華廳。鄧大姐很耐心地聽孩子談自己的情況,和對許多事情的不理解,包括說江青怎麽能跑到人民大學去喊說孫泱是藍衣社特務?小蘭告訴鄧穎超,是媽媽囑咐她,形勢不好不要找爺爺奶奶,所以她過了好幾年,才和爺爺奶奶聯係的。鄧大姐動感情地說:“小蘭啊,咱們祖孫三代,也不是一家人啊!”這是當時“樣板戲”裏的一句流行台詞。孩子哭著說,媽媽告訴我了。
 
那天晚上,周總理告訴孩子說:“你媽媽已經不在了。”他說,當時他們要審查她,說她是蘇修特務。我說她是烈士的後代,是清白的,你們要查就查嘛。沒想到68年10月14號,你媽媽死了。下麵報告說,醫院診斷是珠?膜下腔出血,我不相信,要求屍檢,回報說已經火化了。總理聽到的匯報是,維世在監獄裏頭痛大叫,監獄就把她送到了安定醫院,死在了那裏。維世死時,沒有任何家人得到告知。青年藝術劇院有的同誌的記憶是,維世的屍體被白布裹著,監獄給送回了青年藝術劇院,撂在大門口兒,讓單位自行處理。還聽說是,青藝接到通知,讓單位財務去交火化費,單位裏一個造反派去驗明正身,回來後跟一些同事說,孫維世的屍體是渾身青紫的。
 
鄧穎超同誌和孫維世的女兒小蘭
 
孩子告訴鄧穎超,媽媽被抓走前受了很多罪。說到外調肖將軍的人毆打維世時,鄧大姐說,肖追求過你媽媽。那是解放後,維世出國給軍事代表團做翻譯回來後,跟鄧穎超訴說的。鄧大姐聽維世講了後,親自給肖將軍打電話,讓他不要白日作夢,說,你有太太和孩子,不許再找維世!鄧大姐說,你媽媽多好啊,被打成那樣,還堅持不說肖的壞話。鄧穎超還講了林彪對維世的追求,講了她和總理不同意維世嫁給金山,維世不聽,結果感情生活很痛苦。
 
9. 殺死維世的凶手,我想寬恕你們……但你們是誰?
 
江青他們那時整維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總理。但是維世直到被害死,也沒有屈服。我了解維世的脾氣,她倔強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決不低頭,也不會亂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極了她的父親孫炳文。一定是這樣的。維世被捕後,直接被關進了北京德勝門外的監獄,死在了那裏。
 
後來聽說,是江青派一個跟孫維世同單位的人,搞了份假材料,做成孫維世是特務的文件,送到周總理那兒。過後總理批捕了維世。維世死後,鄧穎超曾跟維世的妹妹孫新世談過這件事。她對新世說:“當時想,放在裏麵也許比在外麵更安全。而且你們(指江青她們)說是特務,抓了起來,你們得給個交待。”誰都沒想到,這麽陰險,直接給害死了。鄧穎超和周總理曾索取孫維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為反革命處理了——大概就是當垃圾扔了吧。
 
我想,鄧穎超同誌說的“你們得給個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麵的規則。總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養女等。這說明他這次批捕的對象,是他自己的人。這樣的話,政治上的對手就必須對他有個交待,不能任意處置。這裏麵按說是有平衡有製約的。沒想到江青她們胡來,不按規則出牌,使總理失算,沒保住維世。現在有文章懷疑說總理為了政治計算,想讓維世死,這也太不著邊際了。毛主席才有那種高瞻遠矚的智慧。
 
“文革”初期,維世的哥哥寧世——就是孫泱——也來過,談話都是圍繞“文化大革命”,想不通毛主席為什麽會這麽幹。寧世也在外婆家住過。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個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又樂觀積極的人。他早年留日,頗有才華,很受人尊敬喜愛。在延安時,他曾多次到魯藝來看我,結果我的幾個女同學都喜歡上他了。“文革”開始時,寧世在中國人民大學當副校長,受衝擊很厲害。不久後,人家說他自殺了。聽說他死了,我心如刀割!我絕不相信他會自殺,一定是被人殺了。他和妹妹維世一樣,沒有留下骨灰——被處理了。我想,革命烈士的後代,怎麽會遭如此劫難?對此,我無法釋懷。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時,他那幾個幼時淘氣可愛的孩子,度過了很長一段艱辛的日子。
 
短短的一陣昏天黑地、疾風驟雨,寧世、維世兄妹倆,就都沒了!我回憶起從小和他們兄妹在一起玩耍,到延安後時常相聚,建國後更經常往來,怎麽說沒就沒了呢?想著這些親情、友情,我悲從中來,但是又不能有絲毫流露。那時,我們單位給我貼的大字報都跟我們這個大家庭有關係:“請看任均的社會關係:日本特務孫泱、蘇修特務孫維世、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連地上都鋪著。真是歲月荒唐呀。
 
“文革”中鄧小平同誌複出時,有了給維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達,還有新世、金山,四個人曾一起到一個地方去看“中央文革專案組”認定孫維世是“現行反革命”的結論。結論總共隻有短短幾行字,維世的“罪行”隻有一條,就是她“在50年代曾給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過青年藝術劇院的戲票”。維世和李莎,還有林伯渠同誌的女兒林利,在蘇聯相識相熟,是一起從蘇聯回國的。50年代,林利曾住在李立三家裏,維世隻要有戲票,就送給她和李莎。後來,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維世的問題,就拿十多年前的這件小事,給維世作出了“現行反革命”的結論。
 
看到這個如此簡單的結論,我心裏很驚訝。老話兒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江青她們,卻連借口都不用找,隨便就說人家是“反革命”了,隨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讓抄寫,是一達還是金山來著,組織我們每人背幾句,把給維世的結論背了下來。然後,以這個結論為根據,由新世以妹妹的名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給姐姐孫維世平反。
 
鄧小平主政期間,批準了給維世平反的事。但是還沒辦,他就被“四人幫”和造反派們鼓噪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給整下台了。“文革”結束後,才正式開了給維世平反的會。
 
我珍藏著幾張維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維世的音容笑貌,總在眼前。寧世死的日子,維世死的日子,我都記下來了,永遠不想忘掉。寧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維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維世死了五年以後,家屬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沒有任何家人見到過維世的遺體。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左起孫濟世(1917-2008)、孫維世(1921-1968)、孫泱(1915-1967)、孫新世。本來還有孫名世,卻早已犧牲了。一場文革,孫泱和孫維世又沒了。前排孩子是孫維世的女兒小蘭
 
隻是,到現在也不知道,維世和寧世到底是怎麽死的。參與殺害他們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寬恕。因為,唯有被寬恕了,他們才能免下地獄。其實,他們可以用真相換取寬恕。站直了,告訴人真相,讓以後的人都知道真相,他們才可能有真誠的懺悔,他們就馬上能得到寬恕。一定的。但現在的情況是,殺人的凶手,我想寬恕你們,不詛咒你們,但你們是誰?我想寬恕的,是誰?
 
2017年12月,曾經在江青那裏做護士工作的周淑英同誌,對我的次子克明說,幾十年來她很希望能見到孫維世的親屬,但一直沒見到,“今天見到你,我一定要把我聽到的江青說的話,告訴你。讓孫維世的親屬知道江青做的事,是我幾十年的心願。”
 
周淑英說,1968年初春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江青怒氣衝衝地對周總理喊:“總理,外邊有條狗!”周淑英知道江青養著一條狗叫小黃,有時候抱著那狗參加政治局會議,但那天並沒見江青帶小黃到大會堂來,所以很奇怪,不知道她在生什麽氣。一會兒,周淑英聽見江青嚷嚷:“成元功是條狗!孫維世是條狼!”原來她是在罵人。過些天的一個晚上,在臥室衛生間裏,周淑英聽見江青惡狠狠地念叨:“孫維世這個人絕對不能放,一定得把她關死在裏麵!”
 
近年聽說維世那時在監獄裏是“關死對象”,從周淑英同誌告知的情況看,傳聞是真實的,而且是江青的主張。所以,殺害維世的第一凶手,是不可寬恕的江青。那個戚本禹,臨死還說江青迫害孫維世是“莫須有的事”,說孫維世在蘇聯加入過克格勃,文革中是被批鬥而自殺的,並說孫泱曾跟蔣經國“混在一起”,參加複興社,說孫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烈士等等,都是撒謊,是為當年迫害假造理由。一般人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戚本禹卻撒謊到死。
 
孫新世說,1950年維世和金山結婚那天晚上,在東單三條青年藝術劇院維世宿舍裏,人們散後,已經深夜。新房裏沒走的客人,隻剩下她和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納五個人。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外屋書桌邊和維世、金山聊天兒,新世和李敏、李納在臥室裏玩兒。李敏、李納笑著往新人的被窩裏撒花生和大棗。新世奇怪,問她們:“這還怎麽睡覺啊?”她們笑說:“你不懂吧?這是陝北的風俗,棗是早生,花生是男孩女孩都生。”那時候大家關係融洽。沒想到,十幾年以後,維世竟被江青害死了。
 
2012年,國家話劇院為紀念維世,出版了一本書叫《唯有赤子心》,全麵介紹了維世的藝術成就,評價她是“共和國戲劇事業當之無愧的奠基者”,是“一座光芒四射、永遠引導中國戲劇人前赴後繼、不斷前行的藝海航標”。看到這樣的評價,我心裏非常感動,很想拉著維世的手,告訴她,鼓勵她。在國家話劇院舉行的孫維世紀念會上,我書麵發言說:“她的卓越的藝術才華、創造能力剛剛能夠發揮,就遇上極左年代,一年比一年左。那時我也在文藝單位,知道搞藝術越來越難……由於對她沒有客觀公正的曆史評價,維世多年來被流言蜚語汙染,本來的真實麵目被淹沒。這個會議開始公正地評價維世,客觀地研究維世,真實地還原維世。這使我很感動。”
 
話劇界對維世的懷念,確實讓人十分感動。維世遇難十年後,在中央戲劇學院的會上,說起孫維世,於藍、張平、熊塞聲、姚向黎、劉燕瑾、田成仁、石維堅等同誌發言時都哭了。青藝的老化妝師常大年曾說,孫維世可是太好了,今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人了。石維堅說:“沒有孫維世,沒有我今天。孫維世一個招呼說,跟我走,天涯海角不論什麽地方,我都跟著走。隻要有她在,我們願意跟著走。我跟宋戈家裏都掛著她的像。對她的一種尊敬,一種思念,一輩子不會忘的這麽個人。”遊本昌說孫維世:“對她可以百分之百的信任,把一輩子交給她,相信她會給我們一個培養計劃。因此,在藝術上完全信任,交給她,聽她的。我甘心跟著這樣的導演一輩子。”
 
維世是有很高藝術追求的戲劇導演,她如果能聽到這些話,該有多寬慰呀!

 

試印裝的《我這一百年》封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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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freemanli01 回複 悄悄話 林肯說,不要跟狗打架,被狗咬一口,即使把狗殺了,也無濟於事。
美國法庭上,隻要證明某個人有精神病,就可以活得豁免。
耶穌說,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幾種說法,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都是對的。隻是層麵不同。
從根本上說,還是相信耶穌說的,這些人哪怕是混到國家主席,也都還是無明的眾生、迷途的羔羊。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雖然看上去好像很明白自己在幹什麽)。
freemanli01 回複 悄悄話 現在有文章懷疑說總理為了政治計算,想讓維世死,這也太不著邊際了。毛主席才有那種高瞻遠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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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在唯一的合理的解釋和做法是,知道任何人都是習慣的奴隸,包括毛澤東,他的習慣是權鬥,陰謀。就像酒鬼喜歡喝酒、小偷喜歡偷東西一樣,都是自己習慣的奴隸。並非都是理性的、可以自控的人。看他習慣性要偷東西的時候,就看好自己的口袋,習慣性搞陰謀的時候,就躲遠點。
其實那個李誌綏能活那麽長、並且安然脫身,大概和他能把服務對象當成會無預兆發瘋的病人看,是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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