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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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複員回到北京時，是帶著傷回來的。複員前在炊事班，有一次蒸包子，籠屜巨大，得幾個人抬到大鐵鍋上。到了鍋前，我雙手抬著籠屜，背身蹬上灶台，往後挪，一腳踩進沸水翻滾的大鐵鍋裏。當時是冬天，穿著大頭皮鞋，開始還說“沒事沒事”，不一會，刺啦刺啦地疼，站不住了。左腳腳踝處燙出一個十厘米高、約五厘米寬的燙傷，很嚴重。直到回北京，還是一瘸一拐的。
這是1978年3月下旬，離高考還有四個月。
1.
我回來就是為考大學。從1966年全國取消高考，大學就癱瘓了。幾年後開始小規模招生，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辦法，實際上是正治標準第一，不管文化水平，說不上是正規的大學教育。1977年恢複了高考，舉國震動。從理論上講，這是給了全國所有青年一個平等的機會。1978年是第二次全國統考，熱度直線上升。但部隊特殊，仍不能自由報名，所以我要求複員回家。
隻有四個月時間，怎麽複習？大興的媽媽於川阿姨把我介紹到師大附中，跟高考班一塊聽課。當時大興在那兒上高中。聽了幾次，收獲不大。回到母校126中，老師們讓我上這裏的高考複習班。別看126中名不見經傳，高考班的老師可都是一流的。我一下就抓住了重點。
6月初，家裏來了個陌生青年小孟，自報家門是我媽媽的朋友李亦雲的兒子。他說：中央戲劇學院本月底考試，有戲劇文學係，不考數學。他是69屆初中畢業去了內蒙，根本不會數學，所以想考中戲戲文係。他媽媽說我們家書多，讓他來借書。我們家書雖多，跟文藝沾邊的可沒有。小孟悻悻而返。
我卻感了興趣。數學是我的最弱項，也怕考試。另外，聽說有的人考試會怯場，比如一進考場手就抖，連筆都拿不住，最後隻好棄考。我可以先參加一下中戲的考試，考驗考驗自己，獲取一些經驗。最後，文藝界對我來說完全陌生，湊個熱鬧也挺好玩兒的。於是我去報了名。
中戲考試分初試和複試兩個階段。我沒有複習，因為完全不知道應該複習什麽。到了初試那天，進去就考，沒什麽負擔，基本都是一些語文、政治和戲劇常識，其中有一道專業題是10分，問：你讀過哪些莎士比亞的劇本？請試述其中一個的劇情概要。我絞盡腦汁想了半天，想出一個劇名《皆大歡喜》，至於劇情，一無所知。現在看，這不是白給的一道題嗎？但沒文化，沒辦法，白白丟了10分。
考完就不管它了，繼續複習全國高考的科目。有一天和張樸到國子監首都圖書館去複習，二人都是懶漢，閑聊天為主，張樸忽然說：“哎？今天是中戲公布初試結果的日子吧？”“哦！可不是嘛！”“還不看看去？”“肯定沒戲。”
中戲在棉花胡同，很近。我倆騎車去的。初試合格的考生的名字都用準考證號碼代替，寫在大字報紙上，在校門對麵的牆上貼了好幾張，一共400多人。我們倆分別看，忽聽張樸叫起來：“曉陽，這不是你嘛！”我循聲望去，眼睛都模糊了，果然是我。
在這幾張榜的旁邊，是一位落選考生寫的真正的大字報，抨擊學院考試舞弊的，說通過初試的400人全是走後門。我心裏暗笑：至少我就不是走後門的，讓我去走我也不知道後門在哪兒？
這次考試是十幾年來中戲戲文係第一次招生，全國設6個考試點，共4000多人參加。考題那麽簡單，還刷掉了十分之九，可見當時考生水平之低。
初試僥幸通過，我上心了，可離複試隻有兩天，怎麽準備？實在摸不到頭腦。
文學所的勞洪叔叔說：不知道莎士比亞，怎麽能上戲劇學院呢？現補也來不及了，我給你講幾個莎劇的故事吧。我說：複試肯定不會再考這種題了。勞洪叔叔不是研究戲劇的，不清楚這裏的門道，束手無策。
我媽媽的朋友徐濱阿姨知道了，說太巧了，我們樓裏住著一位劇協的領導，前年地震時兩家地震棚挨著，熟悉了，可以問問他。
於是徐濱阿姨帶我去了肖家。肖叔叔是延安魯藝出身，高高胖胖的，很和藹。他夫人曹阿姨也在文藝口工作，以前是太嶽軍區文工團的，說我父親看過他們演出，對我很親熱。肖叔叔說：戲劇學院的考試情況我不了解呀……你呀，就好好讀毛的《講話》。我向他借參考書，他走進書房好一會才出來，借我一本蘇聯的《加裏寧論文藝》。
回到徐濱阿姨家，她女兒和平說：加裏寧論文藝？這有什麽用！和平是她們家族子女中的學霸，什麽都懂。聽了她的話，那本書我就放在她家沒拿。
後來複試時，文藝理論一門，共5道大題（論述題），每題20分，其中3道題出自《講話》，我都不會答。如果當初老老實實聽肖叔叔的話，把《講話》看幾遍，那就是小菜一碟。我這才明白：他雖不了解中戲的考試，卻非常了解當時整個文藝界的大形勢，隻要沾文藝，都得圍著《講話》轉。幾年後我參加工作，因為在文聯係統，知道了不少事，也才聽說：劇協與中戲一向有矛盾，中戲在行政上也不歸劇協領導，所以劇協的人不知道中戲考試的情況，是順理成章的事。那天肖叔叔對我說的，都是實在話，並不是敷衍。至於《加裏寧論文藝》，在那餘悸猶存的環境裏，是安全性最高的，他不敢把“封資修”的書籍借給一個青年，而且看了封資修也幫不上這種奇葩考試。
我就這樣絕望地參加了複試。
考寫作那天，是在鼓樓上的樓洞子裏，兩頭通透，穿堂風呼呼而過。作文題目《旅途上》。我正凝神構思，左後方傳來吭吭唧唧的聲音，扭頭一看，是一個戴眼鏡的小男孩發出的，他在試卷上寫了標題，用的碳素墨水，標題下畫了很多黑道子，手攥鋼筆，蹙眉思考，嘴裏不自覺發出聲音。我幾次怒視他，想引起他注意，別再發聲，可毫無作用。但由此記住了這張麵孔。
我和十慶（右）
後來我上了人民大學，基礎外語學日語。我們這個日語班由幾個係的同學合成，第一節課結束，我站起來一看，就看見了這張麵孔：戴眼鏡、清秀、頭發又密又幹又硬。我走過去說：“你考過戲劇學院吧？”“是啊是啊！”他叫十慶，我把鼓樓樓洞子裏的事講說一遍，十慶大笑。我們倆“一見鍾情”，立刻就玩兒到一塊了。
口試是在中戲的教學樓，一個一個叫進去問。等候的考生，全部集中在樓門內的門洞裏，門洞兩邊摞著體操墊，人們有坐有站。我是年齡最小的，穿一件當兵的綠襯衣、的確良褲子、“片兒懶”，土氣稚嫩。其他人，大部分都裝扮入時、顧影自憐、顧盼自雄，一看就跟文藝界沾邊兒。雖互不相識，但交談熱烈，內容則為我聞所未聞，什麽趙丹如何、金山如何、謝芳怎麽了、白楊怎麽了……說起來就像他們家三叔或二姨。有一位梳著大分頭的男子，得有30歲了，叼著煙鬥，說他是某某劇團的編劇，人問寫過什麽？他自豪地回答：“《雞鳴山下》。”聲音低沉渾厚，在門洞中嗡嗡作響。
最能侃的姓米，不到三十歲，一米九幾的細高杆兒，坐在體操墊上。他說：“寫作考試裏出了一篇奇文，是咱們這裏歲數最小的人寫的，寫北京一女的，嫁給香港人，飛機一落地，直接就給送妓院去了……旅途上！”實在驚人！幾乎不可想象。當時，那個地方在所有大陸人的腦袋裏，還是遙遠而神秘的另一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地獄或天堂，誰又能想象那裏發生的事情、並把它寫進堂堂藝術院校考試的作文裏呢？
後來十慶告訴我，那篇作文就是他寫的，不及格。
短短的等候口試期間，我們聽眾隻是聽，就已將素昧平生的米先生的個人履曆，了解得一清二楚：家是科學院的，住中關村科學院宿舍，聽來像是幹部子弟。他說，杜潤生在中科院幹校時放豬，每天手捧紅寶書，孜孜不倦地學習。群眾起了疑惑，奪過紅寶書一看，紅塑料書皮裏包的是《金瓶梅》。米先生自小熱愛體育，是北京田徑隊的專業跳高運動員，後來腿摔斷了，複員在工廠裏當工人。他的最愛是《約翰·克裏斯朵夫》，談起此書，情不能禁，在體操墊子上手舞足蹈地講述了其中一個片段，簡直像電影一樣精彩……
幾個月後，我在人民大學的操場上上體育課時，忽然看到了高挑的米先生，他成了人大的一名體育老師。敢情這麽有才的人也沒考上中戲啊！我又走過去，對他說：“米老師，您也考過戲劇學院吧？”他可不像十慶那麽隨和，聽聞此言，脖子一擰，再也不理我了。
口試的情況就不要說了，我胡說八道了一通。幾個老師都很善良，沒打我。
最終從400多考生中錄取了40多名，又是一個十分之一。我、十慶、宋毅都落榜了，我們仨考上了人民大學。米老師成了人大體育教員。
於川阿姨說：“考戲劇學院幹嘛？那不是正經學校。人民大學多好！”
2.
進入7月，天氣炎熱。我拿起複習材料就渾身無力、眼皮打架，真他媽無聊！騎上自行車奔王府井，在書店裏一泡一兩個鍾頭。市場上的商品多起來了，社會經過長期動蕩，似乎在慢慢療傷、慢慢恢複元氣。王府井南口那個存在了二十年的報刊亭，仍隻有孤零零幾種騙人的報刊，貧乏單調，我唯一買過的，是《人民畫報》。它的北邊、東單二條口上，巨型公共廁所人流不斷，連解大手都不容易找到坑兒，暑熱一蒸，臊氣衝天。但是市民的穿著有了變化，花裙子不時閃現，燙頭的女性也有了，六十年代華君武的一幅諷刺漫畫曾把這叫“卷毛獅子狗”。
即使是麵臨決定命運的高考，我也必須去遊泳。本身愛好就少，社會上又幾乎沒有“娛樂”這個詞，再不紮個猛子撲騰撲騰，非瘋嘍！到手一張內部電影票？跨越千山萬水也要去。路過電影院，頭都不抬一下，因為如果看到新片廣告，肯定是大爛片，恨不得把導演給斃了。與張樸去國子監首都圖書館，名義上是複習，其實質更類似春遊，坐在草地上，中心議題是侃大山，他知道的事多，我聽不夠。
有親友來家慰問我，千叮嚀萬囑咐：要勞逸結合，不能太用功了，某某家的某某某，因為長時間伏案，得了胸什麽炎，某某家的某某某，患上嚴重失眠症……我從他們的談論中，才意識到高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分量有多重，幾乎是決定生死的人生一戰。再看我，稀裏咣當，晃來晃去，該吃吃該喝喝，到點兒就睡，該起不起，對那些得胸什麽炎的人徒生崇敬，可就是著急不起來。
我媽媽心裏急，表麵上一句話不說，等我考上大學，她才開言：哎呀，那時候看你呀，一會兒遊泳去啦，一會兒又幹什麽去啦，晚上挺晚才回來……我心想這哪兒像要考大學呀？
我中學的班主任楊老太太，是語文教師，她不教高考複習班，但關心我，有一次我們寫押題作文，她專門把我寫的拿來看了。後來在校園裏碰到我，說：“你怎麽當兵當傻了？寫的那作文，那叫什麽呀！越寫越退步。”我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我就是愚蠢軍隊裏的一個。”其實我心裏忽悠一下子，對楊老師的話十分重視。
我們複員大兵的檔案在東城區複轉軍人辦公室，每星期組織一次學習，這中間不斷分配工作。國家是劫後重生，各方麵都需要人，所以這批人分配的都是機關和事業單位，這在以前是很少見的（一般都是工廠）。我已說明要考大學，暫不參加分配。有一天負責人問我，現在《中國青年報》有兩個名額，你去不去？我說不去。他很驚訝，說：“這還不去？大學畢了業不也就是去這種單位嗎？……告訴你啊，這是最後一批事業單位，以後就全是工廠了。”意思說，考不上大學就得當工人了。
他的話有道理。但我心裏權衡了一下，還是想上學。既然好不容易來了機會，就必須抓住它，不然將來會後悔。如果考不上，那是自己的問題，也就認命了。
高考在7月20日開始，連考三天。
我的考場在北小街的一所中學（164中）。進了考場，我一點兒也不慌。我從小一直都是這樣，其實我功課學得並不紮實，而且偏科，但逢到考試，卻比平時聰明，平時不會做的題，考試時會，不考試了，又不會了。
上一年的高考，語文是寫作文《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所以一年來，大家都拚命練習命題作文。今年語文試卷打開一看，沒有作文，百分之四十是語文基礎知識，百分之六十叫“縮寫文章”，就是給你一篇文章，讓你縮寫成多少字。好多人一下就懵了，因為不在複習範圍內，不知該怎麽辦。對我來說這卻簡單了，找重點唄。寫作文帶有創造性，有時寫得好，有時寫不好，不穩定。縮寫你隻要把重點都找到，保證滿分。找重點還不容易？
結果大家都說今年的語文最難，考分普遍偏低。
我語文考了93分，數學28分。真實反映了我的學習狀況。
過分數線的考生要體檢。在醫院裏排著大長隊，都是年輕人，個個喜氣洋洋。排我前麵的兩個小夥子互相認識，一直在聊天。“你語文多少分？”“61。”“不錯啊！我才46。”“咱們這裏有一個人考了93分，北京市最高分。”“不可能！我聽說的最高的是78分。今年語文太難了……”
（1978年高考結束後，在蘇州胡同101號院內，儲兵攝）
高考結束，有一天我到蘇州胡同找中學同學儲兵玩兒，他已在去年上了郵電學院。他正擺弄相機，讓我站在他家單元門口，給我照了張相。洗出來一看，我比四個月前瘦了許多，很疲憊的樣子。我才知道：雖說這四個月沒下苦功，但心理壓力還是很大的，精神處於緊張狀態，像病了一場，不知不覺衣帶漸寬。
在人民大學同屆生中，我算歲數小的。同學中有煤礦工、裝卸工、修鋼筆的、澡堂子的、裁縫、農民、公社書記、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工廠副廠長、還有剛從監獄出來的。年齡最小的16歲，最大的超過30。我們班的學生支書28歲，已有四個孩子。
這樣複雜的學生成分，在全世界的大學裏也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國家長期處於不正常狀態後，出現的奇觀。
所有人的命運，都被這次高考改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