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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蘇聯人都痛罵索爾仁尼琴 (ZT)

(2019-05-16 07:44:24) 下一個

       索爾仁尼琴,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他原本是數學高材生,如果按照預想,也許會在象牙塔中窮其一生鑽研數學。可是,命運的捉弄使他曆盡苦難,促使他從對數字的思考轉為對人生和國家的思考,並最終像一座照亮黑暗的燈塔一樣屹立於世界文學之巔。

  1941年,他大學畢業,隨即應征入伍,前往反法西斯前線對德作戰。懷著保家衛國的信念,他作戰時非常勇敢,兩次獲得英雄勳章,很快被提升為炮兵連長,並被授予大尉軍銜。

  1945年3月,二戰即將結束,索爾仁尼琴就要和出生入死的戰友們榮歸故裏的前夕,災難突然降臨。幾個身著便裝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人員趕到東普魯士前線,在戰場上將他逮捕,原因是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使用了“那個蓄著八字胡的人、主人、老板”等字詞,克格勃認為那是在諷刺斯大林。國家英雄轉瞬變為罪犯。

  索爾仁尼琴被押解回國,並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8年勞改。在勞改營,他經受了酷刑、苦役等各種磨難。1953年,他勞改刑滿,隨即又被判處流放哈薩克斯坦,直到1956年才解除流放。

  11年的苦難摧殘著他的身體,也磨練著他的意誌,同時迫使他重新審視他曾經引以為傲並且誓死保衛的國家。

  1957年,就像他突如其來獲罪入獄一樣,他又被突然宣布“無犯罪事實”,恢複名譽。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戲弄,使他意識到,在極權體製之下,每個人其實都是水中的浮草,一會兒被浪花托出水麵,一會兒又被激流旋入水下,命運完全不由自己掌握。他不能不憤怒地罵一句:“這個鬼祖國!”

索爾仁尼琴在Kazakh的勞改營。

  1962年被稱為蘇聯的“大陽春時代”,言論、文學、出版等出現前所未有的自由、寬鬆和繁榮。那年,經赫魯曉夫親自批準,索爾仁尼琴的中篇處女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這是蘇聯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作品,人們第一次見識了那個人間地獄的殘酷麵目。小說刊出後立刻在國內外引起轟動。

  其後,索爾仁尼琴接連發表揭露社會陰暗麵的作品,在民眾中迅速樹立起良心作家的形象。

  然而,春天是短暫的,冰霜重又覆蓋大地。因為,體製依然,浮草的命運依然。

  1964年,赫魯曉夫被罷免,勃列日涅夫上台,當局立即查封了《新世界》雜誌,並對索爾仁尼琴展開圍剿。以前那些對索爾仁尼琴的作品極盡讚美之詞的評論家們,轉而用最惡毒最肮髒的語言進行批判謾罵。他的作品從此一律被禁止刊印出版。

  1965年,他的描寫政治犯特別收容所的長篇小說《第一圈》剛一完稿,立即遭到抄家,稿件被沒收銷毀。無奈和憤怒之下,以後他將所有著作都偷運出國在西歐出版。

  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倔強的索爾仁尼琴不畏風險,向代表們散發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檢查製度”。對此,索爾仁尼琴唯一的公開的支持者、女作家利季婭給他發去電報:“您用自己的聲音讓失語的人們開口說話。我不知道還有比您更加受到人們翹首期盼、不可缺少的作家。凡言論未死之地,前途必定有救。您的著作折磨靈魂,也治療靈魂。您使俄羅斯文學重新恢複了雷霆萬鈞的威力。”然而,大會召開後,卻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索爾仁尼琴是“蘇聯作家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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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和描寫蘇聯社會現狀的長篇小說《癌症樓》在西歐出版。蘇聯當局惱羞成怒,於次年將他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

  國際社會對蘇聯當局的做法的回應是:眾多知名人士發表評論和演說表示抗議,瑞典皇家學院於1970年“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這位“具有巨人般意誌和力量的奇人”。

  索爾仁尼琴獲得世界文學界最高榮譽,並沒有使在極權重壓下已經變得麻木的民眾感到一絲驕傲,沒有慶祝,沒有歡呼,甚至在官方的引導之下,表現出極大的憤怒。《消息報》刊文《一場卑劣的遊戲:評授予索爾仁尼琴諾貝爾獎》,宣稱這是冷戰性質的政治挑釁。於是,令人瞠目的一幕在蘇聯上演:各界紛紛口誅筆伐,強烈譴責瑞典皇家學院將諾貝爾獎授予蘇聯作家。

  索爾仁尼琴受到警告和威脅,不得不放棄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可是,意誌如鐵的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放棄手中的筆。

  1971年,重現整個20世紀俄國和蘇聯曆史的鴻篇巨製《紅輪》第一卷《1914年8月》在西德和法國同時出版。這是世界文學史上篇幅最為宏大、卷帙最為浩繁的小說。

  1973年12月,揭露斯大林時代監獄和勞動營真相、被讚譽為“使人從千萬個棺材中複活的作品”的《古拉格群島》第一卷在法國巴黎出版。索爾仁尼琴把自己在勞動營裏親眼目睹的那些受盡折磨終於死去的難友,一個個栩栩如生地寫入書中。該書堪稱書中之王,它的出版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次“偉大的事件”,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售出3000多萬冊。

  蘇聯當局終於坐不住了,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對索爾仁尼琴進行批判攻擊,報紙雜誌、電台電視以至大街小巷,到處都充滿了對索爾仁尼琴的指責和謾罵。

  1974年2月12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索爾仁尼琴的蘇聯國籍,當天就以叛國罪將索爾仁尼琴逮捕,並於第二天將他驅逐出境。

  他的好友利季婭在日記中憤怒地寫到:有知識的畜生罵,沒有知識的畜生也罵!送給畜生們一位天才,而他們卻用自己的尺寸去衡量。……在他麵前連沙皇都要卑躬屈膝。眼看他馬上就要像晚霞的影子那樣消失——而他們還對他吹毛求疵。他和我們的區別就像普希金不同於那個時代的凡人:天才和勇氣。……這位命運偉丈夫能推動世界曆史!……幾乎所有人都攻擊他,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還存在不存在?是不是全都死絕了?

  被驅逐出境後,索爾仁尼琴先後前往西德和瑞士,最後在美國定居。

  1994年,這位“上一代作家中最後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才應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邀請,重新踏上祖國的土地。他受到了國王般的歡迎。在闊別20年之後,祖國人民才認識到他的巨大價值。

  2008年8月3日,“一生中苦於不能高聲講出真話。我的一生都在於衝破阻攔而能夠向公眾公開講出真話”的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與世長辭,享年89歲。俄羅斯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以索爾仁尼琴的話結束本文:我們不要忘記,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夠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與虛假交織在一起。在它們之間有著最親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結合。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經把暴力當作他的方式來歡呼的人就必然無情地把虛假選作他的原則。暴力在出生時就公開行動,甚至驕傲地行動著。但一旦它變得強大,得到了牢固的確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圍的空氣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貶成一團謊言的濃霧又用甜言蜜語將這些謊言包裹起來的話,它就不能夠繼續存在。它並非總是公開使喉嚨窒息,也並不是必然使喉嚨窒息,更為經常的是,它隻要求其臣民發誓忠於虛假,隻要求其臣民在虛假上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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