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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不知道傅雷。
愛好文學的人，大都讀過傅雷翻譯的《約翰 克利斯朵夫》，這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至今都是世界文學頂峰上的頂峰。還有傅雷翻譯的伏爾泰、巴爾紮克。
喜歡美術的人，大都讀過傅雷寫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這部完稿於一九三四年有關美術的著作，在大學裏，被列為美術本科、碩士、博士生的必讀書籍。
研究音樂的人，大都讀過傅雷寫的《獨一無二的莫紮特》、《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關於對這兩位大師的論述，難有人企及。還有傅雷關於肖邦、關於古典音樂的一係列論著。
如果文學、美術、音樂都沒能讓我們了解傅雷，那我們不論是為人子、為人女，還是為人父、為人母，都有必要細讀《傅雷家書》，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也是一部充滿著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如果我們根本就不打算讀，那也不妨花上一包煙錢，一支口紅錢，給我們的家人、後人買一本。不是每一個人的書都值得細讀，傅雷的值得。不是每一個人的書都值得家傳，傅雷的值得。
說這麽多，大家記住了傅雷，但這不是我寫下這些文字的目的。
是的，此刻我說的是另外一個人，要記住的也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與剛才前麵說的一切都有關係，這個人已經被我們忘記很久很久了，被我們很多很多人忘記了。
這個人就是朱梅馥。
說出她的名字，不少人都會覺得陌生。她就是傅雷的妻子，傅聰、傅敏的母親。
著名大學者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先生說：“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裏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裏裏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敏評價媽媽就來得更直截，“她是無名英雄，沒有媽媽，就沒有傅雷。”
台曆又翻過了新的一頁。2015年大年初二，是陽曆二月二十日，看見嶄新的一天，我猛然想起了一個人，今天是這個人的102歲誕辰。這個人就是朱梅馥，一個平凡的女人，一個安靜的女人。一個我們怎麽也不能忘記的女人。
朱梅馥於1913年2月20日，出生上海南匯縣城，在上海教會學校讀完初中和高中，仟仟長指能夠把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彈奏得行雲流水。19歲時在上海與從法國歸來的表哥傅雷結為伉儷，直至1966年9月3日，在他們的住所，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雙雙含冤自縊身亡。
這篇懷念的文章，本應是寫給傅雷的。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20出頭的我，對知識處於如饑似渴的年齡。傅雷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不論是他翻譯的作品，還是他關於音樂、美術、文學方麵寫的散文、評論，我都收藏並細讀，尤其是眾人皆知的那本《傅雷家書》，在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每一次閱讀，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獲。傅雷對人類所有藝術的感知和獨到的見解，使我對他的才華無比的敬仰。尤其是因不堪紅衛兵三天四夜的批鬥、毆打、淩辱，他和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寧為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的自縊的壯舉，如一塊磐石，多年來一直堵壓在我心頭。對傅雷的崇敬，直到今天，隻要是逛書店，一看見傅雷的作品或有關寫傅雷的書籍，我都會輕輕地撫摸、翻閱，即使不買，心裏也感覺到釋然和親切。
但是本該寫給傅雷的這篇文章，我卻寫給了朱梅馥。
記得第一次到上海，我就去尋找朱梅馥和丈夫的故居。當我站在上海江蘇路他們的舊居門前時，平時不太引起注意的朱梅馥，卻從我的印象裏漸漸清晰起來，總覺得眼前這棟舊式的小樓裏，當年進進出出，上上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作為才女和賢妻良母的朱梅馥，不論是哪本書，哪篇文章，在傅家三男子的故事裏，她總是若影若現，如畫幅上的底色，如音樂裏的伴奏，永遠都是傅雷故事的配角。也許我們都錯了，我們習慣於讚美傲立於山巔的青鬆，卻忘記了潤育和撐起鬆樹的厚實的山體；我們習慣於撿拾海灘上的貝殼珍珠，卻忘記了沙灘和大海；我們習慣於讚美春天的花朵，卻忘記了潤生百花競開的陽光雨露。朱梅馥就是傅雷三父子腳下的山體，背後的海灘，春天的陽光雨露。
知道了上海這棟小樓裏曾發生的故事後，每次想起那個可怕的夜晚，心裏都隱隱作痛。想象中，我無數次地去還原當時的現場，當時的情景。當黑暗籠罩整個上海，作為妻子的朱梅馥是怎樣陪在丈夫身旁？怎樣鋪平紙張，看著丈夫留下遺書？怎樣將53.5元作為他們死後的火葬費裝入一個小信封？作為傳統文人的傅雷，通曉古今，多年來陶醉在藝術裏，陶醉在人類一切的善裏和美裏，長時間地暢飲著藝術和善的醇酒，在眼前的動蕩和邪惡的劫波中，傅雷清醒地知道，剛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他腳下的路，隻有一條，那就是如嵇康、文天祥般慷慨赴義、凜然成仁。但傅雷要完成人生最後這艱難的一躍，需要的是前行的勇氣和力量，而這種勇氣和力量，隻有信仰和愛才能給予。黑夜中，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來自血液裏的欣賞和來自骨子裏的愛跟隨在丈夫的身後，安靜地陪伴著丈夫寫遺書，在那幾頁遺書的文字裏，看不到他們對這個世界半點的不滿和抱怨，有的隻是平靜地交代死後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費的供給、親戚寄在家的東西被抄走應付的賠償。甚至，還沒忘記在樓板上放上棉絮和床單，以免自縊後，他們的身體倒地時發出聲響，驚擾了樓下的其它人。後來，有人寫文章說，朱梅馥夫婦，幹淨了一生，最後的死，幹淨得更讓全世界震驚。什麽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高貴，什麽是中國傳統女性的優雅，那就是傅雷的離去，那就是朱梅馥一生的安靜和最後的跟隨。從這個角度來看，傅雷的選擇，傅雷的棄我們而去，是走向完美，走向理想，走向人生的盛宴，是完成他崇尚的文格與人格的完美統一。這樣的統一，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更顯光澤，會讓後人更加讚賞和敬仰。在朱梅馥的陪伴下，丈夫踏著“廣陵散”的節奏，在 “安魂曲”的旋律裏，完成了他不得不選擇的一躍，躍進理想的天國，精神的天國。就在傅雷走後兩個小時，朱梅馥也自縊身亡。
上海最黑暗的那個夜晚，傅雷走了，英雄辭世，孤立無援的朱梅馥在丈夫走後的這兩個小時裏，她是怎樣度過來的，她望著身體漸漸變涼的丈夫，她在想些什麽，她都做了些什麽，她是怎樣撕開床單，結成絞索？她將頭伸進絞索的勇氣和力量是哪裏來的？她離開這個世界，最後看見的是什麽？最後聽見的是什麽？但願她看見的是那盆紅紅的月季花，但願她聽見的是舒緩的小夜曲。丈夫前行，有妻子作伴，而作為妻子的朱梅馥呢？隻有殘燈作伴，瘦影相隨。朱梅馥既是人妻，可她更是人母，她還有兩個優秀的兒子，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倫敦。一個母親，要做出舍下兒子，獨步黃泉，與這個世界決絕的選擇，這要內心經曆怎樣的煎熬，這要多大的勇氣，這要多大的力量！可是朱梅馥就是丟下了一個兒子，又丟下了一個兒子，她孤獨、勇敢地隨丈夫去成仁赴義。
“士可殺，不可辱”。 是這個民族的忠烈之士自古以來的自勉和人們對他們的褒獎之辭，多指那些俠肝義膽的英雄男兒。朱梅馥這個隻想種花、聽音樂、畫畫、做家庭主婦的“活菩薩”的善良女人，何以由她來承受一個時代的不幸，民族的苦難。因此將這句話贈予給朱梅馥，已屬名副其實，名至實歸。朱梅馥如一朵蓮花，出淤泥，破汙水，盛開在上海的夏夜裏，綻放在時間的長河裏。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從此，一家四口，陰陽兩界，家破人亡。朱梅馥一家的遭遇，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一個縮影。就在他們居住的同一條街上，年僅30歲的天才女鋼琴家顧聖嬰不堪侮辱，也含冤離世。遠在北京的詩人陳夢家，在同一個晚上，用的還是絞索，了結了他55歲的人生。在朱梅馥夫婦自縊現場，摘下他們遺體的民警左安民說，在他管轄的這片地段，500多戶人家，有200多戶被抄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一個文化人的自縊，自縊的是一個人，殘害的是一個家庭；一群文化人的自縊，自縊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自縊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
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成了曆史。這段曆史，是存放在國家檔案裏的一張苦臉，而朱梅馥就是這張苦臉皺褶裏的一滴清淚。
這樣情懷的女子，現在還有嗎？值得讓這樣情懷的女子去愛的男子，現在還有嗎？
她本平凡、安靜，就像她的名字一樣。我食言寫傅雷的文章，卻先寫了朱梅馥，就是因為在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國，沒有多少人知道她了，她更沒能像當年上海灘如楊絳、張愛玲、林徽因那樣，至今還被人們不斷地提念。滾滾黃浦江，朱梅馥就像一滴清雨滴入，被一江的黃水黃沙湮沒，然而清雨必是從高空飛落，就是埋入黃沙，她也是帶著晶瑩透剔而去。
朱梅馥賢惠美麗有才華，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她不隻通曉英語，文筆流利優美，是知性的民國女子。她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傅雷的很多書稿都是他一筆一畫地謄抄下來，筆跡端正娟秀一絲不苟。她在傅雷工作之餘，坐在鋼琴上，一首肖邦、莫紮特的鋼琴曲從她的指尖流出，會使整個小樓彌漫在雅致、溫馨、恬靜的氛圍裏。傅雷遇到創作不暢的時候，朱梅馥成了他傾述的對象，成了理清文思的土壤和創作靈感的源泉。在寫給傅聰的一封家書中，傅雷這樣說“我經常和你媽媽談天說地，對人生、政治、藝術、各種問題發表各種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個小小的頭緒來。單就這一點來說，你媽媽對我確是大有幫助”。
上海灘這個知性的旗袍女子，朱梅馥，她隻想做個家庭主婦，相夫教子。丈夫喜歡喝咖啡，朱梅馥就為他泡咖啡，丈夫喜歡鮮花，朱梅馥就在院子裏種上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滿是花香，一些高朋好友如著名藝術家劉海粟、黃賓虹，著名作家施蟄存、柯靈、樓適夷、錢鍾書、楊絳等圍坐在此賞花品茗。每到此時，朱梅馥總是退隱到後麵去，繼續做她的家庭主婦，或是收拾房間，或是照看孩子，或是在傅聰出國後，朱梅馥就靠給兒子寫家書，來傾述母子之情，排遣思念之情。在《傅雷家書》裏，就收錄了幾十封朱梅馥這個時期寫給傅聰的家書。
朱梅馥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寬廣，她還有一大特點，凡事盡力以丈夫的喜好為喜好，因為愛一個男人，就是尊重他的內心。傅雷在法國留學的四年裏，法國女郎瑪德琳與傅雷相識相愛，如膠似漆，到了傅雷要和朱梅馥退婚的地步。退婚信寫好後，傅雷沒勇氣寄出，就托當時在法國的著名畫家劉海粟寄，劉海粟比傅雷大十多歲，看出了傅雷和瑪德琳之間的文化差異等問題，就將退婚信扣押沒有寄往上海。後來傅雷回國後，就和朱梅馥在上海完婚。婚後，傅雷又一次遇上了類似的事。但朱梅馥總是顧全大局，在給兒子傅聰的信中，朱梅馥這麽說：“婚後因為他脾氣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終是難免的，不過我們的感情還是那麽融洽，那麽牢固。我雖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對他無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幫助，這是我覺得可以驕傲的，可以安慰的。”
傅雷的好友周朝楨說“像梅馥這樣的人，我一生從未見過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話講，她是阿彌陀佛，活菩薩。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聽音樂、看書畫、讀英文小說都起勁，但性格卻完全是舊社會那種一點沒文化的賢妻良母式的典型。”
朱梅馥和丈夫，一個才華橫溢，風骨傲然，一個知書識禮，溫柔善良。他們的心中裝滿溫良恭儉讓，裝滿知識、真理、寬容和善良。他們沉浸在翻譯、閱讀、寫作裏，沉浸在音樂、美術、文學裏。他們隻想去感知和傳播真善、真美、真藝術。今之視昔，朱梅馥夫婦，在老上海，是濁世的一對人中之鶴，他們不為同流而活，他們隻為拔高而生，他們幹淨地走過上海的老街，優雅、直立地身影，給後世一種非凡之美的印象。他們把人的高貴和卓然留給了上海。
時間是最好的老師，它會讓人看清善惡，明辨是非，它會教人遺棄什麽，記住什麽。從朱梅馥的一生，讓我們看到，女性天賦謙恭、溫順的被動品質，這種品質賦予她們以巨大和深沉的寧靜，這種寧靜，可以把狂暴野性馴化成精致的溫柔，這種溫柔，在必要的節點上，會轉化出強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純美，更具有高潔，更具有寬厚，更具有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和犧牲精神，就像朱梅馥喜歡的那句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傅雷夫婦的故事，使我現在每到上海，不會急著去浦東領略東方明珠的神采，也不急著去南京路尋找十裏洋場的舊跡，而是一定要去江蘇路284弄5號院。隻要一說起上海，我就會想起朱梅馥和傅雷。隻要來到了她們居住過的這弄舊式建築前，才感覺是我到了上海。
偌大的一個上海，曾放不下傅雷的一張書桌，也曾放不下朱梅馥的一張灶台，一盆月季花。
著名學者施蟄存在《紀念傅雷》的文章中這麽說。“朱梅馥的能同歸於盡，這卻是我想象不到的”。
然而，“想象不到的”事發生了，比起那些想象得到的事來，朱梅馥就更加了不起，更加偉大。
是的，朱梅馥的一切，讓很多人都沒有想到，從發生一直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她的高貴和優雅，一點也未曾遠去。我還相信，再過上半個世紀，人們還會想起她。朱梅馥和丈夫自縊而去的那棟小樓裏的人性之光，愛情之光，正義之光，還將照亮上海一百年。
中華民族，朱梅馥是集這個民族女性美德的一個典範。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女性美，在朱梅馥這裏畫上了一個長長的休止符，一個重重的驚歎號！朱梅馥與傅雷的愛情故事，是繼梁祝、白蛇傳、天仙配、孟薑女之後的中國第五大愛情悲劇故事，第五大民間傳說！
朱梅馥是上海一百年的痛，永遠的痛！
（作者 李銀昭 四川經濟日報社社長 總編輯）
得多殘忍的心態，才會不顧在世的孩子們，而自殺？
竟然那麽多人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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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冷酷的心才說的出這種話。
現在的中國， 哪好意思自稱為五千年文明的中國。 文化在哪兒， 文明在哪兒？
所以十年文革的結果是早已經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朱梅馥夫婦自縊現場，摘下他們遺體的民警左安民說，在他管轄的這片地段，500多戶人家，有200多戶被抄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一個文化人的自縊，自縊的是一個人，殘害的是一個家庭；一群文化人的自縊，自縊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自縊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 誰是劊子手？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的始作蛹者的相片還高高懸掛。還被很多人吹捧。很多人還在意淫那個荒唐、黑暗、血腥的歲月。
然而讀來又是那麽令人心疼。。。
魔鬼毀滅了中國社會真正的精英，留下的是一個物欲橫流，無恥流氓的無望民族。。。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
堅持計劃生育，減少中國人口，提高國人素質，做到善良正直，變straight smart(諸多眼光短淺的小聰明）為bright（智慧）。。
竟然那麽多人喜歡？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活著，具有基本的生命價值。作為名人，一身武功、滿腦袋智慧，更要有所擔當有所貢獻，決不能一走了之。簡而言之，他們的“事跡”，既不值得提倡，也不應該推薦給小孩學習。
看到這句，淚奔。
那四大悲劇，是民間傳說；而朱與傅，卻是真真正正發生在我們的年代。
人生的道路很長，但是最關鍵的就是那麽幾步。49年那一刻，沒有選對道路，最後的悲劇其實無可挽回。隻不過是現實中的玉碎或如郭沫若般的瓦全而已。
作為老百姓，我們應該世世代代記住愚昧的教訓！
非常感謝提供的傅雷夫婦遇難前後的細節。這些讓人痛恨的愚民們對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化人動粗，他們根本想不到他們在做多大的孽。以為，中國的那些沒有經過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啟蒙的愚民們，隻要條件成熟，他們隨時可以充當專製、獨裁的打手。在外國侵略者麵前，他們是一條蟲，可是在弱不禁風的學者的麵前，他們又是一個凶神惡煞的暴徒。雖然半個世紀過去了，但是相當數量中國人的民族性在這方麵沒有得到多少改良。這是最讓人擔心的事情。
為了徹底侮辱中國翻譯文學一代宗師傅雷的人格，批鬥傅雷先生的大會特意安排在居民弄堂裏舉行，上海文協派人去指示弄堂造反派強扭傅雷先生跪在他家樓下的大門外，裝模作樣地宣布了罪狀之後就由革命群眾排隊輪流過去搧他的耳光，然後大家圍著跪在地上的傅先生吐痰，很快頭髮上臉上的革命濃痰就順著傅先生的臉頰滴淌了下來，傅先生咬緊牙關一語不發，這種侮辱一直持續到了亮燈時份，這個時候躲在暗處的上海文聯的人指示弄堂造反派宣布今天暫時告一段落，明天繼續批鬥，事後推測：傅雷先生回到家中洗了澡，和梅馥夫人一起吃了點剩飯，然後就請夫人先上床休息，他找出了朋友的一支請他修理的阿米加手表，坐在燈下開始修理，可能梅馥夫人一覺醒來，發現書房燈光仍然亮著，就起身準備催他休息，發現人已不在房中，書桌上放著那支修好了的手表，下麵壓了一張紙，上麵寫著：＂XX的手錶已經修好，記住交還給他，我走了＂。夫人感到不祥，等她在洗澡間找到了傅先生的時候，人已經上吊死了，梅馥夫人出來到書桌旁拿起筆，在＂我走了＂三個字的＂我＂字旁邊加了一個引入號，然後加上了一個＂們＂字，成了＂我們走了＂，就這樣夫妻二人雙雙自縊而去，用寧死不屈的高貴行為給那個時代留下了百年洗刷不掉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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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人們對他們的慘痛自殺的一種無可如何的遮掩，他們是受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