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二代”們的春秋 （ZT）

 

文/章劍鋒

 

電話接通那一刻，劉偉欽的聲音滿溢著曖昧。噓寒問暖之餘，他忽然歎息一聲，對電話那端的林豆豆說道，“太遠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覺得我是你親人，給你打電話我就想流眼淚。你保重吧！”

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41年前，在遼寧省文聯從事美術創作的英俊小生劉偉欽，由於某種機緣成為副統帥林彪之女林豆豆選“駙馬”的對象之一，最終又因為林豆豆對他的沒有感覺而落選。這使他得以逃過後來那場舉世震驚的滅頂之災，倘若真以乘龍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說不準他也有可能與林彪、葉群等人一道在那個曆史性的時刻倉惶出奔，落一個死無葬身之地。

可是既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們能生存下來，已經很幸運了”。躲過了大劫，風浪依舊，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失事，劉偉欽也被收審，背就背在他那時候又成了林彪集團“四大金剛”之一的李作鵬的女婿——無緣於林豆豆之後，劉偉欽又被轉介給了李的女兒。

那時局麵，可謂空前緊張。據“四大金剛”成員吳法憲之子吳新潮說，他所見的材料顯示，因九一三而受審查的人計在10萬以上之數。可以說，和林彪沾親帶故的邊邊角角都被卷裹了進去，又何況核心主體的“四大金剛”的子女們呢？

命運之手瞬息的翻轉，這些孩子應聲落地。就這樣，本有可能在領袖的號召下成長為接班人的一拔高幹子弟，在他們風華正茂的年紀就早早終結了在主流圈子裏的角色扮演，消解於權力架構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間。如今這些人均已進入垂暮之年，滄桑往複，他們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轉換和確認。

“我們就是政治上的失敗者，應該怎麽樣麵對失敗？不要煩惱，要認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麵對現實。”坐在人聲嘈雜的酒店大堂裏，吳新潮盡量把聲音壓低，生怕被人聽去似的，不時拿眼睛看看周遭，“我們退出曆史舞台，又回到原點。本來我們父輩就是老百姓，轉了一圈兒還是老百姓，我們要高高興興地過日子，認認真真地當好老百姓。” 

一

 

雲端搖落，這些人需要在社會的土壤中重新生根發芽。正所謂魚有魚道、蝦有蝦道，當潮湧平複，他們卻不曾隨著浪頭覆沒，活得都還算不賴，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充分享受到了作為老百姓的快樂和幸福”。

劉偉欽夫婦如今稱得上家資不菲了。他們同於1979年結束長達8年的審查下放生活，轉業回到沈陽。劉被安置在沈河區文化館，他太太李大征則到了沈河區第四門診部，都是擱在最底層。從前的貴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個個兒，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劉偉欽父母接濟。像他們這樣的人，在體製內是沒有任何前程的，迫於生計，1980年劉偉欽停薪留職，擺攤兒賣起了對聯。

“黃吳李邱這幾個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長，我是個畫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寫我畫我賣，逢年過節，我推車上街，一開始賣幾十塊幾百塊錢。”劉偉欽說，“我嶽父對我說‘愈挫愈奮’，起碼得生存呐，我們一直很堅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爭取。”

做小買賣當時尚屬低賤營生，從事這行當的大多是刑滿釋放犯人或無業遊民，不為人看重。一開始，李大征有點兒抹不開麵子，沒好意思跟著劉偉欽出去拋頭露麵，隻有到外地趕大集，出了沈陽地界誰也不認識了，她才放得開手腳一塊幫襯生意。以後私營經濟蔚然風起，他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發展為全國的賣對聯大戶，不幾年就賺了個盆滿缽滿。90年代初，中國的萬元戶尚屬稀有，他們在沈陽已經買了別墅。李作鵬彼時已重獲自由，有錢了，他們就把老人接到沈陽住，讓他也高興高興。

劉偉欽的宅子所在，是沈陽早期的富人區之一，趙本山的別墅即與他家毗鄰。別墅太大，老兩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區裏麵積相對小一些的自有單元房，把別墅租出去，當起了房東。灰頭土臉幾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稱心如意，寬敞亮潔的廳堂裏，劉偉欽要麽光腳著襪在地上走來走去，鋪開攤子盡情倒騰他的書畫藝術，要麽就陷在條椅裏“兒子、兒子”地把老貓咪招呼到膝頭逗弄。豔陽高照的天氣，李大征則躲在房裏看她的小說。日子過得別提有多舒坦了。

說起來倒是得益於逆境的成全。被曆史的篩子篩出來的這些人，好像身上蘊貯著某些野蠻生長的力道，被摜下來的過程中，這些能量同時得到激發。

“為什麽小草能從石頭底下鑽出來？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沒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壓之下想方設法找個空兒往外擠。”李大征說。當年父母遭難，一家人星散，在301醫院上班的她被打發去了山西小山溝裏的野戰醫院，際遇陡變，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確，“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結束，特別是改革開放大幕拉開，整個國家的氣象為之煥然一新，環境逐漸發生改觀，這是這一批人從頭再來並最終得以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契機。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買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塊錢工資”，“四大金剛”之一黃永勝的長子黃春光說。1976年，他轉業到地方，先後在幾個國營工廠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場經濟讓他如魚得水，很快就在社會裏混開了，“應該是給了我一個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社會環境，我在‘海’裏遊得還可以吧，雖然不是冠軍，但也不是最後嘛。”

黃春光把自己1976年進入社會後的全部曆程概括為短短四個字，即“適者生存”。轉業到工廠，不想叫人指著脊梁骨說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級學生”，從ABC學起，一天跟一個工位，把整條流水線跟下來，了解產品生產過程。從生產、技術、新品研發、銷售一直到計劃生育工作，在廠裏他都管過，在這麽一整套實操中，打下一個紮實底子，也加強著他的決心，“你要知道在這個環境裏麵你怎麽樣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沒有能力，在這個夾縫裏很難生存。”

這位蒼髯老者氣定神閑地點上一根煙，談吐慢條斯理。比之於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幾分養尊處優的雍容況味，衣著光鮮，修長的手指略翹作蘭花狀，小指上蓄有一段長指甲。這儀態隱有些許公子哥兒的派頭。但從他的臉上很難看到什麽表情，言辭平淡，沒有一丁點兒戲劇性的激蕩，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種經風曆雨之後轉而看淡了風雨的情態。

1983年，為安置在青島的父親養老送終後，他尋求調回北京，按黃春光的意願，當然首先是希望能進入體製內發展的，但那個體製不再可能給他機會，包括他同學鄧樸方等人創辦的康華公司等企業都不敢接納他，眼看走投無路，最後是一個軍地合辦的貿易公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了他一條縫隙，才讓他在北京立了足。這種處境極易對人形成一種本能上的驅動。

“從下海以後，我想的就是怎麽能適應商場，怎麽能生存下來，我不要最後變成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我有同學就是這樣的，慘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啊，養孩子都不行。”

他們身上所背負的包袱，也隻有在這個階段才得漸漸卸除。能不能為企業賺錢，這是商業社會取舍一個人的最基本和最現實的標準，從另一方麵也就分散了人們對於政治的注意力。這些人的轉折如此順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腦袋想著發財的一個市場經濟裏，他們也是愛幹嘛幹嘛，天地變得前所未有的廣闊。

在賺錢這個問題上，黃春光表現顯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貿易公司，倒買倒賣，憑借著父輩和同學輩的人際網絡，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別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來，他出馬十天就搞定；別人上機關辦事得送禮請托，他去了，機關裏的同學朋友還要給他煙抽，“多數都給予一種同情，願意給我一些幫助”。好風憑借力，最多的時候他名下有四台車子，同學請客吃飯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廳，生意場上雖然也挨過坑受過騙，但一年掙個百十來萬不在話下。

“我算不上中國最早的一批富翁，隻是有房有車。有一次我問柳傳誌，你的公司做到現在和90年代最大的區別是什麽？他說那時候請人吃飯，看完菜名首先要看價格，現在是隻看菜名不看價格”，比照這個標準，黃春光很謙虛，“我那時候隻能做到請人吃飯時要看菜名還要看價格，我不能說我很成功。”

黃、劉等人現在都已經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國外培養，自己則留在家裏養老，過他們那“有產階級”的生活，處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坐觀世事。曆史事實的呈曲線走勢，總能從個人身上找見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來，這是翻來覆去且經久不變的一種循環，而在其間進行著上與下交替的人們，都會有自己的書寫和呈現，榮辱得失，在他們那裏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親當時還在位，可能301院長是我的了，衛生部長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資源，認識更多官兒，拿著一大堆白條去翻江倒海掙錢了。我也就失去這個，還能失去什麽？這些東西我一點兒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對本刊記者說，神情顯得淡定。脫離原有軌轍，他們夫婦進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劉偉欽成天粗服亂頭，穿得像個收破爛的，絲毫沒有富翁模樣，李大征的麵顏沾染著苦澀滌蕩過後的憂鬱，亦找不到富婆風姿。顛來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還了他們身在億兆庶民中間的本來麵目，“全國人民都是老百姓，我憑什麽就不能當老百姓啊？我憑什麽非要是高幹子弟啊？”

隻是自從父親劃入另冊，當子女的名譽也被打上了標記，在某類戲謔語境中，他們被視為“黑二代”個體，在社會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詬病。他們中看得開的，不忘順帶著自嘲——“屎在那兒是不臭的，結果挑起來反而很臭”。看不大開的，忍不住也要計較上幾句。

“那些貪官的後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們去調查，1955年授銜的這些將軍們的子女，有幾個在利用改革開放去腐敗的？我不能說沒有，但絕不多，就是因為他們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教育影響，家裏頭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跟工農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黃春光坐直身子，不無激動，“我們可不認為我們是‘黑二代’啊，我認為我是共產黨的基石，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 

二 

“四大金剛”的孩子，原來都在軍隊係統就職，然而913事變猝發，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們春風不再得意，一齊被扔進了階下囚序列。

“8年的審查，正是幹事的年紀，什麽事情也不能做，損失了所有的時間和機會”，吳新潮說，“當然是鬱悶了，但有什麽辦法？關著就關著吧，後來也習慣了，人的需求是不斷改變的，有時候需要自由，沒有自由的時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吳新潮是沈陽飛機製造廠的軍代表，當空軍司令的父親被“停職反省”之後，懵然不知事發的他亦以待罪之身關入地下室。隔離之初，不免高幹子弟的桀驁不馴，不老實，仗恃著將來還有北京的林伯伯、葉媽媽為他撐腰而鬧騰。當有關方麵向他傳達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團罪行，文件上羅列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當口，吳新潮簡直就像迎頭澆下一盆冷水，嚇了個半死，“操，那種感覺，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沒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見天日，有段時間吳新潮的雙目失明了。就是那種環境裏，他還為未來作打算，覺得以後出去就當個農民吧。未料這個想法在他沒出去時提前得到滿足，審查折騰一陣，他被發落到陝西省一個偏僻農場種菜喂豬幹農活。與家人斷了聯係，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實在難受了就跑到野地裏放豬，一個人呆上一天。但他還沒有絕望，抱著“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心態度日。時處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間，回想起來，他也曾揣著一根電線，隨時準備自盡，但從來也沒有付諸實踐，他一邊將此自我打趣為“活著沒信心，死吧又沒決心”，一邊把眼淚都笑了出來。當年的諸般辛酸，在今天說起來倒成了可以讓他這當事人捧腹的開懷樂事。

與同時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剛”的子女還挺頑強，竟沒有一例尋短見的事情發生，這稱得上是奇跡。

“文革那時候，你倒下來他倒下去的那種動蕩我都看在眼裏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覺得很驚奇，雖然會悲哀，但沒衝擊到我內心，說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說。她是李家長女，家快散的時候，他們母親把幾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誡不管發生什麽事情，誰都不許自殺，“活著都說不清楚，死了更說不清楚”。帶著這叮囑，李大征與當時在軍事博物館工作的劉偉欽一先一後被打發到山西。李大征落腳在野戰醫院，劉偉欽和吳新潮一樣，在農場裏養豬種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溝裏的醫院，哄傳開她要去，大字報瞬間貼滿，宣稱堅決不許李作鵬的女兒與他們為伍，但這是總後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達之前，大字報又都被稀裏嘩啦撕扯幹淨了。在那裏她任勞任怨埋頭做事，幹哪樣工作都不落後於人，也不調皮也不搗亂，很快就被基層群眾和幹部接納了，憑著一手醫療技術，救死扶傷，越到後來越吃香，轉業時連醫院都不想放人，這讓李大征頗覺豪邁。

“擱那兒就擱那兒了，你還能把我開除出地球去啊？我憑技術吃飯，我能幹的活兒你不能幹，那沒辦法，這是不講階級的。就是倒黴一輩子，你都得給我分配到醫院裏頭，起碼你不能讓我掃大街掏鍋爐，你還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處境，比她要悲催一點，當上李家女婿還沒一年光景，這秀才就淪為有罪之人，從高階上摔下來，沒少被人算計。在農場裏養豬，豬不產仔，人家責難他沒盡到責任，說他是插在大糞上的一朵花，連讓豬交配那點事兒都不懂；後來豬養死了，人家又責難他在搞階級報複，“那時候北京在批判我嶽母，農場這邊就批我，說我一個磚頭打死六隻雞，我哪有那本領啊？誣陷你，罵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鵬在世的時候，對於子女心有歉疚，覺得對不起他們。但子女們也裝作若無其事，即使在外頭麵對千人指萬人罵，他們對於自己的父母還是相當維護的。憶及那段艱難曆程，李大征聲音哽咽，“我自己從來跟人這樣說，我是李作鵬的女兒，他當副總長，享受榮華富貴的時候，我跟著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黴的時候我跟著他倒黴，我一點兒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鵬上法場，我都願意陪著他走，因為我是他女兒，沒辦法。”

已是入夜時分，微弱的燈光下，依稀可見李大征那雙黯淡的眼睛裏淚光瑩瑩，劉偉欽則默然無語地呆在她對麵的椅子上，像個老實的聽眾，夜色從陽台鑽進來，包抄了大半個屋子，燈光不能勻稱照亮客廳全部區域，這個一臉皺褶的老頭實際上是坐在了一片陰影中。那段歲月，令他們的人生或多或少發生著缺損。黃吳李邱的孩子，因為立場與界限問題而離了婚的不無人在。李大征雖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東西。

反革命團夥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棄、天天被提溜著罵的情形，不鮮見。有特別要好的閨密，在父親失勢時翻臉就不認人，做得非常過分，這讓李大征此生無法釋懷，“原來你到我家我去你家，無話不說，剛出事的時候非常緊張，咣唧，就不是那麽回事兒了，跟我劃清界限，特別是頭幾年，天天罵你。特別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這樣，真受不了”。時過境遷，再到北京，這些人想請她吃飯，以便重修舊好，她一概不搭理。“過去我對人特別信任，和朋友無話不說，現在不是那樣了，這也是那樣一種歲月給我們留下的陰影。”

仿佛雨中飄萍，在那個特定年代，他們每個人也都失去了對於自身命運的操控權。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橫豎聽任不可預知的拿捏。隔離後，黃春光便是如此。在裏麵24小時看守著，吃了倒頭睡，醒了還是吃，再沒其他事情，他也就心無掛礙地那麽養著，結果看守瞧著奇怪，忍不住問，“人家到這兒來都是吃不下睡不著，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麽一點兒沒負擔呢”？他答說，“我沒做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麽負擔？我最多負擔就是我父親是黃永勝，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間隻不過是個父子關係。”

早在父親被審查之前，黃春光不知道後麵究竟會出什麽事情，心裏老有一種沒著沒落的感覺，及至隔離起來，除了照常吃喝拉撒，還有煙抽有報看工資照發，這倒讓他踏實不少，“把我放學習班裏，不是放在監獄裏，就覺得懸著的心落地了。我說來了我就睡覺吧。”

審查與勞改之後，這些人紛紛被安排轉業，離開軍隊。此時他們想要有所抗爭。以吳新潮為例，他本來是要轉業到湖北一個農場繼續當農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裏，沒有收入來源，還到處找關係想留在北京，幾番活動，得到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批示，才落實了政策。與他一樣，包括林豆豆、黃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團子弟先後亦都通過胡耀邦、趙紫陽等當時中央領導的幫助得到安頓。胡耀邦的家，那時位於富強胡同，不管是誰，推門就可以進，上訪信遞上，不幾天就有批示，僅吳新潮為了自己和妹妹的問題，就反複找了胡耀邦數次，次次有回應。

至此，這批人的命運才有了實質落定以及重啟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們對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仍懷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吳新潮曾對胡德平說，“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永遠記住你父親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這點樸素的感情。”

落架的鳳凰並非不如雞，黃吳李邱人雖下台，由於中央領導關照，生活、醫療等方麵依舊享有特別待遇。吳法憲被安置在濟南，住的是獨門獨院，和別的高級幹部別無兩樣。吳法憲說自己是“臭名遠揚”，聲名在外，社會上尊他敬他禮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難領略到老百姓的善良與寬容。到他過世，自發上門吊唁的人把花圈擺滿門口，社會車輛去了七百多輛，弄得家裏人都感到意外，“他們走後，看車的管我們要兩千多塊錢看車費，我說不對啊，家裏有幾台車子我們有數的。”說及此事，吳新潮和他太太又樂嗬嗬地笑了起來。

淪落識人心，炎涼侵加，對於人情冷暖他們也便格外敏感。患難過後，一切歸於寂靜。今年，一位同處沈陽的遠房表親得知李大征他們也在當地生活，幾經輾轉找到他們，相見甚歡。40年懸隔，情誼猶在。這讓李大征從中看到了人與人之間不曾丟失的一種純粹牽係，她感歎，父親在台上的時候，這些人沒能跟著沾光，倒黴的時候，也跟著一塊兒倒黴，卻沒有一個埋怨的，都是很樸實的人。 

三 

“四大金剛”是捆綁在林彪集團這同一根曆史繩索上的，在今天，他們的子女之間關係依然密切，在社會上走動，“黃吳李邱”是習慣性的排序，都是曆經風霜的，他們管自己叫“難兄難弟”，這些人現時的往來，內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們現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聯。”

在這個群落中，核心人物當然是林豆豆，她依舊像個公主。聚會的時候，“還是林大姐坐在中間，她是我們老領導的女兒，我們對她非常尊重，”吳新潮說，“我們四野子弟當年雖然被批成那樣，但說起林彪，他還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廣州去，四野的老領導們圍著她坐一大圈兒，在位領導親自出麵接待。一個是政治需要，一個是曆史感情，後者比前者來得更長久。”

林豆豆也頗有一番遭遇。913事發，舉報有功的她終究逃脫不了身為林彪子女的現實，被撂到鄭州汽車廠，人們像躲麻風病人一樣，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邊兒，廠長也不敢找她，就一個婦女主任經常往她家跑，關照一點，沒人管她，很孤獨。”當時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工作的劉家駒說。80年代他曾嚐試《林彪傳》的寫作，到鄭州呆了幾個月，與林豆豆相處過，“她住的房子，我看過，陰冷，廁所都沒有，很糟糕。她在鄭州不上街的，單位給她設個辦公桌，她幾乎沒有在那上麵坐過一個小時，就是一種封閉的狀態。”

“你是一朵並不孤獨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驗”，“多年來，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劉偉欽去鄭州賣對聯時與林豆豆重逢，那時她病臥醫院，劉偉欽用一台老式相機給她拍了一張照片。40來歲的林豆豆，宛如嫻靜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視鏡頭，盡管麵有風塵，但是沒有一絲憂傷與慌忙。多年後劉偉欽將這幅照片放大裝裱，並陸續寫下上麵引述的題識文字。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當時的狀態。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劉家駒帶她到社會上開闊眼界，去百貨商店買東西，那時早不是計劃經濟，她問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貨員像看外星人一樣拿眼睛瞪著她。生活也很成問題，劉家駒帶她到家裏玩兒，“她去做菜，把胡蘿卜切成幾截就完了。那時候她已經沒有帥府千金大家閨秀那種味道，很平庸了。”

後來落實工作，林豆豆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組織上給她一個正處級待遇。在單位裏，她也自由，高興去就去不高興就不去。劉家駒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兒在那裏上班，辦公室裏看熱鬧的人太多，讓人受不了，領導的意思，叫她幹脆就別去辦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經退休，多年以來，盡管與外界社會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聯係，但還是有諸多的不便橫亙在她與社會之間，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連劉偉欽這樣幾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當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會麵，幾乎都安排在酒店裏。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響去搞商業，她都拒絕。”劉偉欽稱林豆豆為“立衡妹”，以兄長居之，“她現在無所求，生活很簡樸。我問過她需不需要錢，有什麽困難。老沒有，老好。”

林豆豆獨身一人，沒有後代。2008年，年屆64歲，在北京，劉偉欽對她說，“40年風風雨雨過去了，我們都老了”。簡單的一句慨歎，綰結著一生的波折，林豆豆聞之，淚濕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淚的，我就看到這一次。”

在林的內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觸的。劉偉欽曾將自己於1967年創作的一幅名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木刻版畫送到北京請林豆豆題款，一見紅旗招展領袖頭像，林豆豆頗有不快，但沒有駁他麵子，最後還是在上麵題了“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後，劉偉欽也識趣，避免再提過去的事情，“她不願意說過去的事兒，喚起過去的回憶對她沒什麽好處。”

陷落在漩渦中的深淺程度不一，每個人對於那段曆史表現出來的心態亦有所不同，不過總的來說，時移事易，情緒上會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後代們之間，基於某種共識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籌交錯把酒言歡的場景不難見到，氛圍熱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這圈子裏走動的一份子。2009年國慶，二代們聚會，席間林豆豆就主動執杯向李訥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著過去那些東西不放，要跳出個人的恩怨情仇。父輩們鬥來鬥去，是當時曆史條件下各種綜合因素的反應，既有個人恩怨也不完全是個人恩怨。那一頁已經徹底翻過去了。”吳新潮說，“父輩之間的爭鬥，我總覺得體現在我們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後人，劉源和毛家後人，我們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經不存在了，不管怎麽鬥，我們畢竟是在共產黨這一個戰壕裏嘛。”

在這一點上，他們有著驚人的向心力，對於群體身份與父輩榮光的認同，必要時不難讓他們把個人的身世沉浮擱在一邊，為著與生俱來的共同血脈沿承而紛紛靠攏，其表現可謂一顆紅心猶熱。黃春光就試圖身體力行這樣做，兩年前開國將軍後代合唱團建立，他努力爭取成為其中一員，而右派人士想邀請他參加活動，他簡直睬也不睬，口吻顯得無比決絕，“我可以反對黨的一些方針和政策，但你讓我反對和推翻這個黨，我是不會去的。這樣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輩，否定了這個事業，所以我就是不會去參加這種反黨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雲蒼狗，世事興替，戲台上早已落幕，他們卻搞得還很有那麽一點忠義節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發40周年，這幫難兄難弟專程飛到溫都爾汗三叉戟墜落現場掃墓追思，在那個讓他們倒黴了40多年的地點，對著一堆石頭壘起來的墳墓，大家不免心緒起伏。

“覺得很悲涼，對共和國有那麽大貢獻的元帥客死異鄉不能魂歸故裏，而且並不是年年時時有人去憑吊，真是，”黃春光說。他們這些孩子，多半在東北出生，後來又在林彪指揮的軍旅中隨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兩廣地區，“我們從小都是唱著《林總的命令往下傳》的歌一路走過來的。我們對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當時說我們代表我們父輩來看他們，告訴林彪的在天之靈，我們沒有忘記他，我們還在懷念他。”

早年罹禍，給每個人身上留下一道經久不能撫平的折痕，難免時時舔舐。祭拜之外，這些子女先後為他們的父親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憶錄或傳記。對於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情，輿論上的反應是見仁見智，在他們來說這是出於一片孝道，是為了留存曆史記憶，而在一些不以其為然的人來看，他們的行為似乎一本維護自我的光輝形象意圖，在為老子翻案。遷臣逐客、功過是非，雖如雲煙，卻又餘溫未消。當此狀況，他們中有人試圖澄清自己的行為，“塵封已久的是曆史，而不是政治。我們現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們不想翻這個案，我們隻是想把最原始的東西呈現給大家，不造謠不造假，這是一種曆史的複原。”

每個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曆史，所得到的成像會互有不同，但那一段曆程給這些二代內心帶來的振蕩與猛省無從掩蓋。在這些待人接物表現得精明與防備的二代身上，事實上也不失設身處地由己及人的自覺反觀，對待現實社會中的事物，他們已經變得十分實際和真實，“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個問號，我不會一根筋地聽誰的話了”。這是當一切早年的狂熱、天真、愚昧在堅硬現實麵前逐一粉碎後，為期40多年深深觸及靈魂的一種重構的完成。

“當年搞階級鬥爭成分論，我也是紅衛兵，也很衝動，也把紅和黑看得很重。這麽些年過來，真正去看那些階級敵人，其實都是人呐。當年是很幼稚的，人類之間的關係是無法簡單界定的。”吳新潮兩肘支在膝前，麵容凝重，話語中透出飽經世事的深沉，“我們父輩跟著毛主席鬧文革，這些事都是不對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們所經曆的一切，希望在別人身上不要再重現。”